法治思維生態文明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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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掌握主要矛盾、推進協同治理的辯證
思維辯證思維是指從內在矛盾的運動、變化及各個方面的相互聯系中觀察、分析、解決問題。它是唯物辯證法在思維中的運用，是一種注重全面性、整體性、系統性看待事物的思維方法。矛盾分析法是辯證法的根本分析方法，也是辯證思維的重要體現。建設生態文明，必須從人與自然之間的根本矛盾入手，深入分析人口、經濟、生態之間的對立統一關系，抓住重點性、關鍵性問題首先解決。從關于生態文明建設的系列論述可以看出，矛盾分析法始終貫穿其中。具體而言:(1)在生態文明建設的戰略方面，強調從空間格局、產業結構、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入手，將生態文明建設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的各方面和全過程;(2)在具體生態問題解決的優先順序方面，將解決損害群眾健康、容易引起群體性事件的問題放到突出位置，著力推進重點流域和區域水污染防治、重點行業和重點區域大氣污染防治、顆粒物污染防治，以及重金屬污染和土壤污染的綜合治理;(3)在生態問題解決方式方面，摒棄過去主要依靠運動式突擊檢查、開罰單等末端治理方式，突出源頭治理、過程治理和綜合治理，通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發展綠色技術提高自然資源的利用效率和資源循環利用率，減少人口和經濟對資源的壓力;(4)在治理措施方面，強化生態文明制度建設，通過建立系統完備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規范化。抓住主要矛盾是關鍵，但是要推進生態文明建設還需要“辨證施治”，全面而非片面地、系統而非零散地、普遍聯系而非孤立地觀察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推進生態環境的協同治理。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和生態文明緊密聯系、互相影響，其中經濟發展和生態保護之間的關系尤其密切，可以說生態環境問題的本質是發展方式、經濟結構、消費模式的問題。眾所周知，資本主義在工業化發展的過程中，走了一條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付出了慘痛的代價，留下了深刻的教訓。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早在浙江的時候，就提出要避免重蹈“先污染后治理”或“邊污染邊治理”的覆轍，實現由“‘環境換取增長’向‘環境優化增長’的轉變，由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兩難’向兩者協調發展的‘雙贏’轉變”，做到經濟建設與生態建設同步推進、產業競爭力與環境競爭力一起提升、物質文明與生態文明協調發展。2013年9月，在哈薩克斯坦納扎爾巴耶夫大學發表的演講中，他又提出:“我們既要綠水青山，也要金山銀山。寧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而且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充分肯定了物質生產力和自然生產力的發展不是二元對立而是辯證統一的，二者既相互制約，又相得益彰、協同共進，要在發展物質生產力的同時推動自然生產力的發展。對于很多領導干部和普通民眾將加強生態文明建設、治理生態環境、提倡綠色低碳生活方式僅僅理解為經濟問題的看法，嚴肅表示:“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同時，強調，生態文明建設必須注意實現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標和治本相結合、漸進和突破相銜接、常態治理和應急減排相協調、整體推進和全面突破相統一，在實踐中實現生態文明建設措施的協調一致、辯證統一。另外，在推進生態環境治理過程中，他要求構建多部門協同治理的聯動機制，否則“如果種樹的只管種樹、治水的只管治水、護田的單純護田，很容易顧此失彼，最終造成生態的系統性破壞”。也即是要求摒棄生態環境治理中的部門本位主義思想，部門利益、地方利益要服從全局和整體利益，多策并舉，多地聯動，在統一謀劃、相互配合中取得協同治理優勢。
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思維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必須具備的思維能力。法治思維也即是符合法治的理念、精神和邏輯的思維，它決定和支配著法治方式。特別重視法治在國家治理中的根本性作用，2006年在給《浙江日報》“之江新語”專欄發表的短論中，他就曾經敏銳地指出，“改革的深化和各種利益關系的不斷調整，對從法律和制度上統籌兼顧各方面利益提出了新的要求”，強調要發揮法律的全局性、先導性、基礎性和決定性作用。十八大以后，對國家的法治建設進行了系列論述，提出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化解矛盾。關于依法治國的相關論述本身就涵蓋生態文明建設的內容，其中涉及生態文明建設的論述更是法治思維的直接體現。他指出:“保護生態環境必須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只有實行最嚴格的制度、最嚴密的法治，才能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可靠保障。”首先，生態文明建設要于法有據，要在法律的指導下進行;其次，生態文明建設要緊緊依靠法治，運用法律約束和規范各社會主體的行為;最后，增強法律制度的執行力，真正發揮法治對生態文明建設的保障功能。的這一論述強化了法治在生態文明建設中的地位，是審視中國生態環境治理現狀做出的科學判斷，是我們黨生態環境治理理念的重要轉變，有利于推進生態環境治理和生態文明建設的規范化。對于生態環境保護和生態文明建設的法律制度建設，論述尤多。他將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有機結合起來，既強調法律法規的構建，也注重法律法規的執行，既注重法治的規制作用，同時又強調生態文明理念宣傳和教育的作用。首先，建立健全法律制度。隨著生態文明的提出，生態環境治理必須由人治型向制度型轉變，發揮制度在治理規范和程序建設、利益表達和利益整合方面的作用。通過構建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為統帥，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為基本，以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以及具體體制機制為主要組成部分的生態法律制度體系，減少治理風險和不確定性，提高治理效能。法律制度體系是動態和發展的，需要隨著實踐的發展及時補充新的法律制度，同時不斷修正和完善已有的法律制度。具體而言，要不斷完善基本法律制度，同時建立健全具體法律制度，包括建立健全資源生態環境管理制度、國土空間開發保護制度、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償制度，以及生態環境保護責任追究制度等。其次，增強法律制度的執行力。要真正發揮制度的作用，必須實現制度的構建和制度執行的有機統一，僅有精良的法律制度沒有有效的執行機制，則制度效能低下，形同虛設。特別看重制度執行的效果，強調“不講責任，不追究責任，再好的制度也會成為紙老虎、稻草人”。在生態文明建設中，他要求改變過去“唯GDP論”、“數字出官”的觀念，把資源消耗、環境損害、生態效益等體現生態文明建設狀況的指標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評價體系和官員考核體系，并置于突出位置，建立體現生態文明要求的目標體系、考核辦法、獎懲機制，使之成為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導向和約束，而對那些“不顧生態環境盲目決策、造成嚴重后果的人，必須追究其責任，而且應該終身追究”。很多領導干部把一個地方的生態環境搞得一塌糊涂，然后拍拍屁股走人，官還照當，不負任何責任。對于這種情況，要求組織部門、綜合經濟部門、統計部門、監察部門等聯合起來加大對領導干部的審查，切實做到有責必究、嚴厲懲戒。最后，重視非正式制度的作用。除了發揮法律法規等正式制度的規制作用外，還要重視生態文化、生態意識等非正式制度的熏陶功能。通過宣傳教育培養公民尊重自然、保護自然、順應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督促公民自覺養成節約意識、環保意識、生態意識，實現由生態認知、生態情感向生態行為的轉變。
三、恪守生態紅線、維護生態安全的底線
思維底線思維是治國理政的重要創造性思維。按照的解釋，就是作決策、辦事情，凡事從壞處準備，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所以，底線思維是一種蘊含憂患意識的思維，是一種積極防御性思維，也是一種戰略性思維。只有確立了底線，我們才能更好地把握做事的尺度、原則和辦法，才能更好地掌握做事的戰略主動權，做到有的放矢、應對自如。生態紅線表示人類的生態足跡與生態承載力之間的一種張力，說明人類在生產、生活和健康等方面不受生態破壞與環境污染等影響的保障程度，它的提出是底線思維的一種表現。通過查閱近幾年《中國環境狀況公報》可知，中國的生態環境惡化趨勢尚未得到根本遏制，生態風險無處不在。面對過去欠賬太多、新舊問題錯綜交織的現狀，懷著強烈的使命感和由問題倒逼而產生的責任擔當，憂心忡忡地指出，“如果不從現在起就把這項工作緊緊抓起來，將來會付出更大的代價”，“在生態環境保護問題上，就是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則就應該受到懲罰”。在這里，表達了兩層意思:其一，生態環境治理時不待我，否則生態赤字持續擴大，治理成本積累性后移，治理難度越來越大;其二，要盡快解決生態環境問題，必須敢于擔當、有所作為，要劃定和恪守生態紅線，否則我們設想的生態文明建設目標難以實現，人口、經濟、社會、資源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難以保證，國家和區域生態安全難以保障。還多次談到耕地紅線問題。耕地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本資源，特別是對于中國這樣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而言，耕地資源的存量增減、質量優劣關系糧食安全、生態安全，關系人民生活和社會穩定，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中國在不到全球7%的耕地上解決了占世界22%人口的吃飯問題，這一方面說明了我們在應對糧食安全方面所做的努力，另一方面也說明了人口給耕地帶來的壓力。根據《2013中國國土資源公報》顯示的數字，中國現有耕地面積20．27億畝，年內凈減8．02萬公頃，未來隨著城市化、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發展，人均耕地少、耕地質量總體不高、耕地后備資源不足將是中國長期要面臨的問題。面對耕地資源危機，特別指出:“要嚴守耕地保護紅線，嚴格保護耕地特別是基本農田，嚴格土地用途管制。”他強調要按照人口資源環境相均衡、經濟社會生態效益相統一的原則，整體謀劃國土空間開發，統籌人口分布、經濟布局、國土利用、生態環境保護，科學布局生產空間、生活空間、生態空間，“給自然留下更多修復空間，給農業留下更多良田，給子孫后代留下天藍、地綠、水凈的美好家園”。同時，要求嚴格實施環境功能區劃，按照優化開發、重點開發、限制開發、禁止開發的主體功能定位，重點保護重要生態功能區、生態環境敏感區、脆弱區的耕地安全。大氣污染是生態環境治理的重點。特別是近年來很多地區持續出現的霧霾天氣，嚴重影響了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和身體健康，成為舉國上下關注的焦點，也引起了國際社會的注意。能否有決心有魄力治理霧霾，還人民以藍天白云、新鮮空氣，考驗著新一屆領導人。面對空氣質量惡化的狀況，提出:首先，建立大氣環境承載力監測預警機制，確定大氣環境承載力紅線，當接近這一紅線時便及時提出警告警示;其次，采取剛性措施確保這一紅線，嚴格考核指標、加強環境執法監管，依法追究相關領導、單位和個人責任。將劃定紅線和恪守紅線有機結合起來，以自我倒逼的形式推進霧霾治理，顯示了對治理大氣污染的堅定意志和堅強決心。值得一提的是，不僅為保護資源和環境劃定目標紅線，而且還為保證目標紅線的實現劃定責任紅線。他強調:把環境污染治理好、把生態環境建設好，為人民創造良好生產生活環境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重要目標和使命，“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沒有別的選擇”。這是黨的領導人第一次明確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執政目標中，一方面顯示了我們黨對生態文明建設的高度重視，另一方面表明我們黨自我警醒、自我督促的強烈責任感。兩條“紅線”顯示了治國理政的底線思維，對于維護國家生態安全、有效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具有決定性意義。
四、結論
關于生態文明建設的若干論述中蘊含的四大思維具有開拓性、創造性、前瞻性，是新時期中央領導集體執政理念、工作思路和領導方法的重要體現。概括而言，呈現以下特點:其一，植根現實。科學的思維總是來自于對實踐的科學認識，同時不斷在實踐中檢驗、修正、鞏固、發展。關于生態文明建設的思考具有明確的問題導向和現實意識，他總是從具體的、老百姓關心的現實問題入手，思考生態文明建設中存在的主要問題、癥結所在，然后提出解決的思路、對策。生態文明建設思想中蘊含的各種思維是以現實為依據理性思考的結果，也反過來指導現實問題的有效解決。其二，把握本質。中國的生態環境問題錯綜復雜，構成的原因和具體表征各有不同，如何透過表象把握本質對執政者是重大考驗。透過蕪雜的現象深刻把握了生態文明建設存在障礙的制度性因素，提出:遵循生態環境治理規律和生態系統自我演化規律，注重生態文明建設的系統性、協同性，讓“透支的資源環境逐步休養生息”;強化制度治理，推進生態環境治理和生態文明建設的規范化;劃定生態紅線，用倒逼機制推動生態環境治理目標的實現。這抓住了主要矛盾和本質問題，有利于從根本上全局性、整體性、系統性地解決生態環境問題、建設生態文明。其三，注重執行。特別強調制度的執行，他曾痛心疾首地指出:“制度執行力、治理能力已經成為影響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充分發揮、黨和國家事業順利發展的重要因素。”在生態文明建設中，要求增加生態元素在經濟社會發展和官員政績考核體系中的權重，強化對領導干部的生態責任追究，并自覺劃定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生態治理責任“紅線”，力求解決生態責任不落實、守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等問題，保障生態文明建設戰略完整、準確地實施，提高生態環境治理和生態文明建設的績效。生態文明建設思想中蘊含的四大思維反映了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領導方法，體現了對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規律、自然資源永續利用規律和生態環保規律的把握和遵循。它凝聚了縱覽全局、把握大局、駕馭復雜問題的智慧，展現了新一屆領導集體治國理政的新思路新方法，對于全面深化改革、推進國家生態環境治理現代化具有指導價值。
作者：劉建偉單位：西安電子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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