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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化已經成為全球最緊迫的挑戰之一。根據政府間氣候變化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PanelonClimateChange，IPCC）2007年的綜合報告（IPCC，2007），氣候變化應對分為“減緩”（mitigation）和“適應”（adap－tion）兩方面。“減緩”指“旨在減少源投入和單位產出排放的技術變化和替代。雖然一些社會、經濟和技術政策可產生減排，但就氣候變化而言，減緩則意味著實施有關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并增強匯的各項政策”。“適應”指“為降低自然系統和人類系統對實際的或預計的氣候變化影響的脆弱性而提出的倡議和采取的措施”。換句話說，“減緩”需要通過不同手段去降低溫室氣體排放，從而減少未來潛在的負面影響；“適應”需要分析氣候變化帶來的不可避免的生物、自燃和社會轉變的實質后果，制定相應的政策，采取相應的行動（葉祖達，2009）。根據聯合國統計，世界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50％以上，城市碳排放量占全球碳排放總量的75％。由于城市是能量消耗、物質產生的集中地，隨著可持續發展已經從全球理念轉化為地方行動，地方政府應對環境問題經驗豐富，有能力對氣候變化作出回應，城市已成為應對氣候變化的核心（BulkeleyandBetsill，2003）。規劃對城市發展有長期的、結構性的作用，規劃在應對氣候變化中起到重要作用（潘海嘯等，2008；Yip，2009）。

來自英國紐卡斯爾大學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的3位學者西明•達武迪（SiminDavoudi）博士、珍妮•克勞福德（JennyCrawford）教授以及阿比德•馬穆德（AbidMeh－mood）博士共同編撰了論文集《規劃應對氣候變化：空間規劃師的減緩和適應策略》，旨在探討空間規劃如何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適應氣候變化帶來的變化，以及在此過程中空間規劃自身的范式轉變。“空間規劃”在歐洲是一個爭議很大的提法。霍爾（Hall，2002）和希利（Healey，1997）都認為，傳統的以土地利用規劃為主的城市規劃、區域規劃就是空間規劃。論文集中，編者援引英國皇家城鎮規劃協會（RoyalTownPlanningInstitute，RTPI）的提法，指出空間規劃以“關于空間和場所的批判性思考”為基礎，不僅包括關于土地發展使用的法律規章與框架，還包括這些框架實施、改變相關的制度和社會資源。編者將政治、價值觀、管治、法規和制度建設都整合到空間規劃的范疇，認為空間規劃是以場所（土地）為基礎，以問題為導向，以可持續發展為目標，包括從政策、監管以及投資條款等方面對場所（土地）進行預測、評估、談判，最后達成一致意見并成文的過程。編者認為空間規劃是管治的基礎組成部分，是提升有效應對氣候變化以及其他可持續發展的挑戰的關鍵。

第一部分“氣候變化帶來的挑戰：減緩、適應與影響”主要討論了目前城市形態以及空間規劃應對氣候變化的諸多爭議。美國學者霍華德（JeffHoward）強調針對規劃師，氣候變化減緩優先于氣候變化適應；丹麥學者海爾斯（KirstenHalsnaes）、經濟學家勞森（NetheVejeLaursen）以及愛琴海大學的崎三（ThanasisKizos）等學者則認為由于氣候變化的對脆弱地區的影響往往更大，這類地區構建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比減緩更緊迫。城市形態與氣候變化是目前最受關注的領域，緊湊城市、混合利用、高密度開發被眾多學者認為能夠有效減少交通能耗。澳大利亞學者紐曼（PeterNewman）長期關注城市土地利用、空間形態與能源消耗的關系，他認為步行導向和綠色交通導向的發展模式是城市轉型的關鍵。但悉尼大學的皮薩羅（RafaelE．Pizarro）認為盡管蔓延、小汽車主導的城市形態不利于氣候變化的減緩，但在某些地區卻有利于氣候變化適應（如濕熱地區低密度、建筑物蔓延排布在自然景觀中的形態有利于應對高溫和高濕），他建議在不同的氣候地區采取不同的城市形態應對氣候變化。另外，英國學者巴尼斯特（DavidBanister）、阿納布爾（JillianAnable）、格林（NickGreen）和漢德利（JohnHandley）的研究都顯示，城市空間形態對能源消耗的影響不是孤立的，與個人行為模式密切相關。論文集的

第二部分“戰略規劃應對”描述了戰略框架和規劃過程如何從減緩和適應兩方面應對氣候變化。應對氣候變化將導致空間規劃“范式改變”成為這一部分的主要觀點，選編的文章從不同的角度闡釋這一問題：英國學者賽克斯（OlivierSykes）和費舍爾（ThomasFischer）認為“歐洲空間發展展望”（EuropeanSpatialDevelopmentPerspective，ESDP）通過“領土議程”推動社會、經濟以及包括氣候變化在內的環境目標的整合，體現了空間規劃的重要轉變；格里菲斯大學的伯恩（JasonByrne）等學者從“生態民主”的角度描述氣候變化應對對空間規劃的影響；加利福尼亞大學的惠勒（StephenWheeler）認為，相對從前的“愿景塑造”，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偏重目標制定，這將導致規劃過程產生革命性的變化；阿姆斯特丹大學的弗里斯（JochemdeVries）和沃森克（MaartenWolsink）認為氣候變化使空間規劃更多聚焦于風險管理為基礎的政策制定；倫敦巴特利特規劃學院的萊丁（YvonneRydin）認為應對氣候變化使得新技術廣泛應用對規劃師的知識體系提出了挑戰，將推動英國規劃體系的改變；加拿大的羅賓森（PamelaRobinson）認為目前氣候變化應對政策聚焦于新技術應用（她稱之為“第一代溫室氣體減排方法”），空間規劃師應當介入省和地方政府的增長管理政策并做出改變。

第三部分針對前文關于整合減緩和適應策略以及空間規劃的范式的爭議進行更深入的討論，并且對新的政策工具進行了介紹。英國學者威爾遜（ElizabethWilson）、霍爾（JimHall）、吉爾（Susan－nashGill）等介紹了情景分析、可視化和氣候模型以及空間模型在應對氣候變化的空間規劃中的應用。此外，應對氣候變化推動了城市管治的改變。芬蘭學者蘭格拉（RichardLanglais）提出“有遠見的個體”在地方層面政策推動中起到重要作用；倫敦氣候變化應對機構負責人瓊斯（AllanJones）描述了倫敦應對氣候變化的多層次的管治政策；杜倫大學的巴克利（HarrietBulkeley）指出空間規劃不僅僅是一項技術工具，更是一項管理過程，氣候變化對管治結構產生了影響；愛丁堡大學的哈格特（ClaireHaggett）提出應對氣候變化的空間規劃過程需要更加重視公眾參與，發揮公眾的作用。

盡管編者沒有直接指出空間規劃應對氣候變化的范圍、目標和方法，但從所選文章的內容來看，空間規劃應對氣候變化的研究與實踐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①空間規劃編制內容的應對。主要體現在技術層面，包括倡導相對緊湊、混合使用的城市空間形態以減少能源消耗；構建適應氣候變化的城市形態；通過空間規劃促進交通、建筑等領域的新技術的使用；增加風險管理與評估，等等。②空間規劃編制方法的應對。氣候變化擴大了模型、情景分析等手段在空間規劃的應用范圍，使得空間規劃的評估有了新的標準。③空間規劃的管理應用的變化。一方面，政府的管治手段將更加多樣化；另一方面，溝通規劃將發揮更大的作用，公眾參與在氣候變化的背景下有了新的意義；同時，“公平民主”的觀念將滲透空間規劃的方方面面。總的來看本論文集的特點主要在于兩方面。一是所選論文的背景來源廣泛而豐富。案例既包括歐洲、美國、澳大利亞等發達地區，也包括貧窮地區以及小島等氣候變化脆弱地區；作者中既有研究學者，也有政府官員，其背景也包含了城市規劃、生態、環境、公共管理、經濟等多方面。論文集充分反映了應對氣候變化需要多學科的協作，也反映了空間規劃的多學科融合性。論文集的另一個特點是越過了對空間規劃應對氣候變化的“技術”層面的研究與討論，重點偏向相關的空間管治、政策治理、區域協調以及空間規劃工具、方法的革新等方面，與空間規劃發展趨勢相吻合。空間規劃應對氣候變化不僅僅是一項技術工作，相關的技術方法、制度建設、決策機制、實施與評估、政策治理都有待進一步研究（顧朝林等，2010）。論文集的不足之處在于由于內容涉及范圍過廣，導致許多觀點停留在討論的層面，未能進行更深入的探究。特別是“氣候變化將改變空間規劃的范式”的觀點貫穿了論文集，但是呈現片段化的特征。當然，作為一本論文集，這是難以避免的。正如編者在前言中提到，“本書主要的目的是提出氣候變化對空間規劃帶來的主要挑戰，旨在拋磚引玉，希望規劃研究和實踐者進行更多的更深入的討論”。對于空間規劃范式的討論，編者在別的文章中進行了專項討論。

目前，中國城市應對氣候變化的主要方式是建設低碳生態新區（城）。彼得•霍爾認為“中國通過一輪新的生態城市計劃領頭迎接全球氣候變暖的挑戰”。但中國針對城市建成區調整的研究與實踐不足，并且目前的研究與實踐偏重減緩氣候變化的相關技術，空間管治、政府治理、規劃體系等研究與實踐相對較少，氣候變化適應的研究則尚未展開。本書從技術、管理、實施等層面相對全面地展示了國外空間規劃應對氣候變化的理論與實踐進展，對中國的城市規劃管理、政府治理等的研究和實踐都有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