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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環境倫理的理想與生活世界

在某種意義上，倫理學描述了世界“應該”如何運行，而經濟學則解釋了世界“實際”上如何運行。這一對比雖然有片面之嫌，然而的確有深刻的洞見。當然，倫理學與經濟學的關系并非如此簡單對立，立足于“理性經濟人（rational－economicman）”假設的現代主流經濟學，實際上是起源于倫理學的?！袄硇越洕恕弊鳛閷θ酥拘缘募僭O本身就具有倫理學意味：看起來是個人主義與利己主義立場，但承認人們有權最大化自己的切身利益（私利）也是一種現實（誠實）、寬容與善意的道德態度。另一方面，經濟學對倫理學也具有重要價值，“正是由于借助了經濟學所使用的各種方法和應用程序，才使得一些倫理學問題得到了進一步的說明和解釋”［2］73。因此，如果需要解釋社會規模的宏觀行為及其背后隱藏的微觀動機，倫理學不能無視經濟學的理論視野與分析方法。因此，無論是人類中心論基于人類長遠與整體利益的環境道德（功利主義的明智規劃與合理利用），還是非人類中心論建立在對自然存在物的權利與價值基礎上的道德理想（動物權利／解放論，生物／生態中心論等），都只是提出了作為道德理想的“應該（oughtto）”，這些道德理想與生活世界中環境問題的基本事實與內在機制處于某種程度的對立之中。實事求是地說，任何以較大社會規模出現的涉及道德爭議的人類行為，想依靠對人們的道德教育來解決，結果都是很難如人所愿的。例如，澳大利亞哲學家帕斯莫爾就認為，個體的環境倫理選擇對環境問題的解決并沒有太大的作用，“它也許能夠滿足我們的良心或給我們一種道德上的優越感。但是，它對污染問題之解決的有用性是如此之小，以至于可以被視為毫無意義”［3］250。這一評價雖有偏頗之嫌，卻不失深刻地指出一個基本事實：離開了對經濟生活的客觀事實與運行機制的博弈分析，環境倫理很難介入并影響生活世界中的真實環境問題。

生活世界的客觀事實與運行機制對環境問題的產生與解決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即使對環境的負面影響確實存在（基于生活世界的客觀事實與內在機制），也是環境道德教育與宣傳所難以改變的，甚至某種程度的法律與制度亦難差強人意。人們是通過生產生活方式來影響自然的?！叭祟惢顒訉ψ匀唤绲挠绊懭Q于社會勞動的組織方式、它的目的或目標，取決于社會產品的分配和使用方式，取決于人類對自然的態度與知識水準。”［4］8因此，任何局外人看起來很愚蠢的似乎是“集體自殺”或“慢性自殺”的行為，都有真實內在的利益驅動，行為者也是在成本－收益的決策機制下活動的。對于行為者來說，行動的成本或風險由群體共同分擔（分攤到自己的成本微乎其微），行動的收益卻歸于自己，是一個正確而有效的決策。不加分析地以“集體”與“自殺”等措辭對此進行批評，“盡管聽起來如此戲劇性，實際上以此輕描淡寫”，因為“成為殺害的犧牲品的自我不必與殺害的自我同一”［5］250。因此，這些充滿道德義憤的批評難以觸及環境問題的內在癥結。作為生活世界之基本事實的生產生活方式不僅是客觀存在的，而且還具有路徑依賴的重要特征，只有改變生產生活方式及其經濟－技術架構，才能夠改變人們對環境的影響。以筆者家鄉的山林為例，二三十年前為了保護山林水土，政府的教育宣傳與處罰懲戒很有力度，更聘有護林員專職保護。但是，村民們蓋房建屋需要木材，做飯取暖依賴柴火，采伐樹木的行為經常發生。經過二三十年的發展，遷往鎮上居住的村民日益增加，留守村民大多用上了煤氣等替代燃料，根本不再需要揮汗如雨地上山撿拾柴火甚至砍伐樹木。如今山林旺盛生長，野兔山雞狐貍等重新出現，水土流失情況也大有好轉。這一改善的根本原因，在于生活世界的根本性變遷：修建房屋主要依賴于鋼筋水泥等建材，日常生活依賴于電力與煤氣（天然氣）。事實上，絕大多數的人們并未接受過環境倫理教育，現在依然對之非常陌生。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非洲的原始熱帶森林如今面臨相同困境。由于醫療水平的提高與糧食供應（援助）的增長，導致人口數量日益增長；當地人民主要依賴木炭作為燃料，因而砍伐原始森林就地制造木炭。如果不能改變日常生活的燃料來源，無論外部世界如何呼吁對熱帶森林的保護，都很難改變本地生活世界的基本事實與內在機制：對每一個本地家庭來說，生火做飯比保護森林更為重要。就個人必須做出的現實選擇而言，只有安然度過今天才能計劃明天，森林將來是否存在是一個相當遙遠的問題，并不比眼前這一頓飯更為重要。因此，如果沒有替代能源選擇，單純地加強對原始森林的行政保護，只不過是推高了木炭的風險成本與銷售價格，讓鋌而走險的人通過偷伐原木制造木炭賺取更多的利潤。

二、環境價值－利益相關者的博弈關系

以問題與應用導向的環境倫理學必須進入生活世界，因為“應用倫理學的問題，不經任何抽象，就是活生生地擺在我們每個人面前的最緊迫的問題。它不是最一般、最根本的，而是最現實、最緊迫的問題”［6］。這些最現實、最緊迫的問題幾乎都是現實社會生活中的價值選擇、利益沖突與權益保障問題。環境倫理學要體現實踐價值、突破應用困境，就需要切入具體環境問題中的生活世界語境，對環境問題中價值－利益相關者（valuesandinterestsstakeholderrelations）之間的內在關系與動態博弈進行分析與闡明，努力超越環境倫理傳統20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4卷話語的“抽象問題意識、宏大敘事的話語模式與最終奠基的價值理想”［7］，對環境問題中的價值選擇與利益沖突進行實證分析，澄清環境問題中價值－利益相關者的博弈關系。環境問題的生產機制與現代社會的經濟運行結構是一體兩面的，其結構性要素主要有：科學技術與資本的結合、價值的全面重估、消費社會的意識形態與生活實踐。在全球化進程的推動之下，以資本與工業作為現代性的維度，圍繞著產品與服務的生產與消費，現代社會已經形成了世界規模的“生產－消費－廢棄”經濟運行機制，生產與消費的經濟生活鏈條無遠弗屆。在這一運行機制中，企業―市場－消費者關系是最為核心的關系，企業是整個運行機制的發動機，企業不僅生產消費品，而且消費者也大多是企業的雇員。在人們所熟知的環境問題與環境事件中，被批評與抗議、最后被追究道德與法律責任的也主要是企業。這樣，就形成了以企業－市場－消費者關系為核心的相關價值－利益主體及其相互關系，即不僅股權人、經營者與消費者，社區、政府、環境保護主義者等也是價值－利益相關者（value－intereststakeholders）。在環境相關事件的博弈過程中，可以區分出如下三種基本的價值－利益相關者關系。

（一）從環境倫理的道德話語現象與價值對立格局來看，環境道德價值的主張者與環境利益依賴者（被認為是環境惡化的責任者）之間存在簡單的抽象對立這一簡單明了的對立關系，是人們在日常輿論中所知曉的主要環保運動形態。在這種簡單的對立關系中，體現了將“責任的論戰構成為法庭”［5］256的泛道德化思維方式，激起了相當多的爭論、義憤與譴責，塑造了普通公眾心中的環保印象。事實上，在具體環境事件中只有極少情況屬于這種簡單對立，如國際綠色和平組織對濫捕珍稀海洋動物的抗議與阻止，環保人士對某些珍稀動物與原始生態的保護行動等等。這樣的事件實際上距離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世界比較遙遠，并未觸及真正整體生態環境的惡化機制，僅僅作為象征性的環境保護宣傳與規范意義。同時，這種典型的善惡對立的環境倫理話語方式與思維方式，使得人們以極其簡單的思維方式看待環境事件中的善惡關系（goodguya－gainstbadguy），不利于構成對話與交流。這種簡單的善惡對立的思維方式掩蓋了復雜環境問題中的利益－價值關系。

（二）在上述明確的善惡對立的道德話語現象之下，潛藏著一種更加深刻的利益－價值沖突，即經濟價值（生產與生活方式）與非經濟價值（自然的生態與美學價值）的對立與沖突就目前來看，以采伐、獵取與捕殺某些珍稀或者瀕危動植物資源，確實是某些群體的生產生活方式（經濟生活與傳統文化的價值），而其他群體立足于自然的生態或美學價值來阻止這種行為，也對這些生產生活方式與文化價值傳統的持續存在構成了威脅，如美國對太平洋西北海岸原生林與花斑貓頭鷹等瀕危生態與動物的保護，對伐木工人的就業與生活構成了嚴峻挑戰：“為什么生物多樣性有‘好處’，好到足以犧牲就業？”［8］135這一沖突問題是不容忽視的，即生態價值與審美價值的主張者（valueadvocators）能否干涉相關環境問題的經濟價值（生產者與消費者）的依賴者，換言之，哪種價值具有較高效力？裁決的標準是什么？如前文所舉之非洲熱帶原始林的問題。對于全世界來說具有重要生態與美學價值的熱帶原始森林，對本地居民來說是燃料的來源（生存資料）。如果保護某種生態資源，意味著對依賴這種資源為生的群體的生產生活方式和文化傳統的中止，那么誰的要求更為合理呢？事實上，在對具有生態與審美價值的自然事物進行保護的過程中，大多存在著上述對立與沖突，除非能夠妥善協調自然事物的生態和美學價值與依賴這種自然事物為生的人群的經濟文化價值之間的關系，否則多么正義與強烈的價值主張也無力改變另一群體的生產生活與文化傳統?！皬沫h保主義者的角度來看，問題的核心是原生林；從伐木工人的角度來看，問題的核心是就業?！覀儾恍枰獙ふ覑喝恕Ｗo森林將需要廢止一種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在我們不久前的過去是值得尊敬和有價值的。它會引發一系列不可避免的問題?！保?］146－147這也是綠色和平組織艱難對抗日本捕鯨活動的根本原因。

（三）在環境問題中最為廣泛地存在的價值－利益相關者關系是經濟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對立與沖突，即生產者、消費者與環境風險承擔者之間的利益關系在這種關系中，核心問題是現代生產過程不應忽略的環境成本（外部成本）并未進入企業成本核算體系，事實上，產品生產的環境成本被完全外在化了，這樣就形成了一種“私人收益，公共成本”的私人利益－大眾風險的支付矩陣。這一支付矩陣是工業革命以來（甚至人類文明以來）未被明言的對待自然的基本態度：“自然界對經濟來說既是一水龍頭，又是一個污水池”［4］296。在研發、生產與消費者的利益博弈中，消費者希望物美價廉，但不希望接受環境惡化的后果；生產者希望將環境成本外在化以壓縮產品成本，以獲得競爭優勢。雖然雙方都不愿意接受環境惡化的后果，但在這一支付格局中，生產者從環境惡化中獲得更大的收益。以當前人類社會的經濟制度與法律約束情況來看，將環境成本內在化的法律與制度約束還不夠成熟有效，監督難度與處罰成本都很高，必然造成嚴重的經濟負擔（環境成本進入核算，必然影響產品銷售）。因此，“水龍頭成了私人財產；污水池則成了公共之物”［4］296，這種不利于生態環境的局面還將持續一段時期。這種廣泛地存在于日常經濟生活運行機制中的價值－利益關系，隱藏著解決環境問題的內在困難與重要契機?，F代世界的環境問題奠基于現代化的生活方式，沒有人能夠擺脫，因此出現了責任歸因困難的現代困境，“對于它個人的決策幾乎是不可能存在的，這僅僅是因為一個簡單的原因：毒物和污染與工業世界的自然基礎和基本生活過程糾纏在一起”［9］45。在此過程中，責任歸因的因果鏈條漫長而復雜，貫穿于整個開發－生產－消費的全過程，“在這個責任鏈中，沒有哪個環節承擔單獨責任，每個環節都是責任的一部分，而這部分的責任又不得不與這個環節對整個行為所承擔的責任相聯系”［5］73。責任鏈中的責任分配問題與環境問題的復雜因果鏈條相聯系，意味著環境問題的責任歸因成為難以把握的難題，從而形成了所謂“有組織地不負責任”的現代困境。

三、環境問題中的激進主義與現實選擇

以上分析的環境問題的價值－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也就是當前環境困境的社會經濟根源。從上述三種主要的價值－利益相關者關系及其存在的客觀基礎與路徑依賴，可以看出生產生活方式（制度約束與技術架構）如果不發生重大變化，人們的經濟利益關系沒有重大改變，現行生產生活方式對環境的負面影響不會有實質改變，環境保護的前景不容樂觀。以非人類中心論的環境道德理想為旗幟的環境倫理，實際上是屬于德性倫理的思維方式，將環境保護的希望寄托在價值觀念與道德情感的革命性變化之上，高估了道德對人類行為方式的影響，忽視了社會現實與經濟結構的強大制約。

對現實生活中環境保護運動的驅動機制進行分析，可以清楚地勾勒出環境倫理與生活世界中價值－利益相關者關系的內在關聯。學者蕭新煌教授將環境保護運動區分為兩種驅動模式：世界觀模式與污染驅動型。絕大部分環保運動都是污染驅動型，在發展中國家是如此，發達國家早期的環保運動也主要是由污染引起的環保抗議活動；即使現在發達國家經常出現的抗議第三世界工業生產的環境污染，看起來好像是屬于世界觀模式，但其中也有經濟利益的原因（環保標準較低意味著產品的內部成本較小，價格競爭力就相對較強）。環保史上對全世界人民的環保意識具有震撼性啟發作用的環境事件，也基本屬于環境污染方面的案例：三里島、博帕爾、切爾諾貝利等等。在這些案例中，根本問題還是環境正義問題：環境利益與環境負擔在不同群體中的不平等分配。在世界觀模式的環境保護運動中，情況有所不同。價值觀模式的驅動動機主要是追求實現環境道德，大多是非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理想，認為“價值沖突是環境政治的核心”［10］1。這種模式主要致力于保護瀕危物種（如鯨魚）與有重大生態與審美價值的生態區域（如冰川）。但是，價值觀模式的道德立場與實踐目標對發展中國家復雜的環境－社會問題相對隔膜，所倡導的環境道德理想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與環境問題的糾結關系缺乏歷史眼光與現實考量，未能深入把握發展中國家農業生產生活與自然世界更為內在的緊密聯系。在兩種模式之中，我們可以看出第一種模式主要是（與環境惡物與環境善物有關的）利益沖突，第二種模式主要是生態價值與經濟利益的沖突。在寬容地理解上述諸種價值－利益相關者關系之下，應該放棄環境倫理的泛道德化思維方式與環境激進主義的生態烏托邦，努力在不同的價值－利益相關者之間構成有效的協商與對話，而非建構道德法庭以審判他人。激進的生態烏托邦方案看似具有徹底解決環境問題的宏大抱負，但經濟社會自身的內在規律卻被忽視了。經濟發達國家拒絕有約束力的減排方案，基本顧慮就是擔心犧牲了經濟，環境也是無法獲得拯救的。經濟發達國家尚且如此，發展中國家就更加應該對生態烏托邦與環境激進主義保持謹慎的態度，因為生態烏托邦“把所有生態－社會問題歸因于‘大’的這些簡單化解釋，……因為它們遺忘了重要的一點：忽略了導致地球環境風險的復雜的社會經濟過程”［11］。激進的環境保護與生態烏托邦對所有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生活都將是沉重的負擔（不少學者提出了全面的生態經濟制度設計，忽略了經濟生活的內在規律）。對發展中國家而言，當務之急的現實選擇是控制危害性極大的污染排放，確?；镜沫h境安全與環境正義。

實事求是地看待人類社會大規模行為的選擇機制，就不得不承認，在高度組織化、市場化與技術化的現代社會中，人類的價值選擇與行為方式更多地依賴于社會制度框架所提供的行為規則與文化氛圍，個人德性難以對抗作為社會整體結構的利益格局、道德情境與行為傾向。因此，與非人類中心論關系密切的生態烏托邦與環境激進主義的革命性道德理想與價值姿態，對環境倫理與環保運動具有很大的宣傳與輿論價值，但并不能對環境危機的改善起到實質作用。實事求是面對環境問題的社會存在基礎與內在運行機制，以理性與寬容的態度來看待人們現有的生產生活方式，尊重當前依賴這種生活方式的群體的正當權利，以發展、替代與補償的方式緩解特定的人類群體與自然的矛盾，推動科技發展與技術革命（事實已經證明，經濟富裕與科技發達的國家，環境問題也解決得更為令人滿意）。所以，人們有理由以樂觀態度與發展眼光來看待當前的環境問題。

作者：郁樂單位：重慶文理學院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