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對環境法益進行分類細化的原因分析

上升為法益的生活利益中，包括物質方面的財產利益等;生命財產方面的利益包括健康利益等;相應的環境方面的利益上升為刑法利益層面后，即應出現相應的環境法益。環境法益是刑法中關于環境方面的利益表達和實現，而我們現代社會，由于生活層次的不斷提升，環境方面的利益要求也就不斷變化。如傳統型能源企業在進行生產活動中，會消耗大量的傳統能源，例如煤、石油，一方面由于技術公關會使得在此過程中產生大量的廢氣、廢水、廢料;另一方面可能造成能源開發過度，導致能源危機;再者也可能造成大氣、水體和土壤污染，如果此時我們只將其行為侵犯的客體定性為環境法益，則無法明確使行為人認識到其危害行為具體侵犯的環境法益中的具體類屬。筆者認為應該將環境法益進行細化，從而形成不同類屬的具體法益，其理由如下:

(一)任何事物都是地球生態圈的組成部分

部分功能的毀損有可能導致整體功能的異常。最常見的事例就是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造成的溫室效應，而溫室效應又導致了全球氣候變暖，從而會有海平面上升、病蟲害增加、相應的沿海城市還有被淹沒的可能、南北極生物圈變化，氣候異常又可能給農耕等農作活動帶來損失。因而在鑒定環境法益的時候，不能著眼于整體，而應將目光微觀化，這樣才更有利于微觀的環境法益訴求得到實現，從而保障宏觀的環境法益，即整個生態圈法益的和諧可持續實現。

(二)當大環境受到污染時

其不同組成部分的法律保護途徑和治理方式也就有所不同，這種細化方式能夠為歸責提供理論支持。例如，A地區的污染情況比較復雜，同時在A地區既存在可能造成水污染和大氣污染的不同企業，如果環境法益的客體不明確加以區分的話，就存在判斷可能侵犯的客體不明確的情況。如果將環境法益具體細化為水體法益、大氣法益、土壤法益等具體法益就將為定罪和歸責提供更明確的依據。

摘要

環境法的調整對象是否獨立而有特色，不僅是環境法律部門存在的基礎，也是環境法學與其他法律科學聯系，區分開來的主要方面，更體現了環境法的本質特點和規律。總的來說，它是環境法理論基礎中頗具特色的一部分,關于調整人與自然關系的環境法學理論，則是對環境法的長遠發展、總體發展起指導作用的理論，是將環境道德與環境法制建設結合起來以實現環境法治的理論。

關鍵詞：環境法，調整，人與自然，倫理價值觀

THEADJUSTINGTARGETOFENVIRONMENTPROTECTINGLAW

ABSTRACT

Theadjustingtarget’sindependenceandcharacteristicofEnvironmentprotectinglawarenotonlythefoundationofenvironmentallaw’sexists,butalsothemainaspectcontactedscientificallybetweenenvironmentallawscienceandotherlaws,themainaspectdistinguished,andhasreflectedtheessentialcharacteristicsandrulesoftheenvironmentallawevenmore.Generallyspeaking,ithasmuchacharacteristicpartinthetheoreticalfoundationoftheenvironmentallaw.Theenvironmentallaw’ssciencetheoryinadjustingtherelationbetweenpeopleandnaturalisdedicatedtoenvironmentallong-termandoveralldevelopment,whichplayingaguidingroleoflaw,combiningtheenvironmentalmoralsandenvironmentallegalconstructiontogetherinordertorealizetheenvironmentgovernedbylaw.

摘要: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環境保護的壓力也愈來愈大，《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簡稱《環境法》)也受到了更多的關注。總而言之，與其他法律一樣《環境法》也有自身的立法原則。本文對希望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不僅要具備《環境法》原則的意識，更要將這些原則付諸于實踐，以此來確保可以更加有效的發揮法律原則應有的公平和效率。

關鍵詞:《環境法》;原則;思考

一、《環境法》原則概述

(一)協調發展原則

這是《環境法》中的首要原則，根據常識我們可以得出，放在首要位置的原則必然有其重要意義。在以往的發展過程中，我們非常重視經濟發展的速度，因此在某些方面付出了環境的代價。隨著時間的發展，我們認識到這種做法是不可謀取的，所以《環境法》中的協調發展原則也稱之為環境保護與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相協調原則。

(二)預防為主、防治結合、綜合治理原則

本文作者：杜輝陳德敏作者單位：重慶大學

超越“主—客”的對立與一體：由認識論向實踐論的轉變

1．環境法方法論的多元化與認識論范式之不足

盡管，主流范式認識到了“控制自然觀念才是環境問題最深刻的根源”［11］，由于其囿于尋找自然主體地位的道德支撐，它最終陷入了宏觀敘事的窠臼，忽視了重建現代環境法學方法論應該關注的主體要求、價值要求和技術要求。環境法學應以實踐的需求作為整個研究的起點與基礎，按照科學的、實踐的方法展開，摒棄先驗意識形態作為環境法學研究的預設前提，在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思維的關系中反思、把握環境問題和環境法學發展所蘊含的緊張關系。同時，要消解人與自然之間的緊張關系，發掘人類不可持續發展的根源，就必須“以人為本”，構筑一個“人的哲學”和“人的方法論”。此外，認識論層次上的范式雖然可以發揮人在認識過程中的創造精神和抽象論證能力，把高度復雜的環境事務及其相關理論問題加以抽象化、簡單化、分割化，并在此基礎上簡化出最本質的關系網和問題的病理。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承認，認識論層次上的范式勢必有把本來復雜的環境問題和人的問題，通過簡單的抽象而改變其性質的危險。這種危險會在很大程度上混亂環境問題中復雜的互動關系和作用機理，誤導環境事務處理的方向和措施。

2．實踐論范式之要旨

理論要想有所創新而且能夠有所創新的話，必須切中社會實踐的需要。在環境法學論域內，最大的現實就是環境事務的處理。如果新理論的功效止于對純粹理論的反思，沒有對環境事務的實際解決提供有效的方案，那么這種創新至少是不徹底的。布迪厄曾指出：“在人為地造成社會科學分裂的所有對立中，最根本、也最具破壞性的，乃是客觀主義和主觀主義的對立”，而要超越這種對立，首先必須看到這兩者的共同錯誤———即兩者都與“產生社會世界日常生活經驗的實踐認知方式對立。”［12］因此，環境法范式的變革更應當從認識論范式轉向實踐論范式，以客觀環境問題的解決為目標，加強環境法研究與現實的互動，擺脫在概念、觀念層次上簡單的邏輯推演，僅為形成一種新的理論模式而努力的舊傳統，代之以一種以現實要求為基礎，以實際效用為檢驗標準的新思路。實踐論范式要求以對環境問題發展規律和矛盾的認知、把握為基礎，以法律、政策等社會技術為中介，設計與環境事務相關的社會模式，調整矛盾并控制社會的運行。實踐論范式的目標是“重新思考過往實踐，推動理論的再形成并反饋于實踐，重新思考理論和實踐的過程以期最終強化理論和實踐”［13］。實踐論范式的核心理念應當是承認并堅持環境與人、社會之間具有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互動關系。實踐論范式對認識論范式的超越是一種從實體本位論向以實踐為核心的關系本位論的轉變。它在哲學基礎上強調實體不是第一位的，關系才是在邏輯上基始的；避免使用“主觀—客觀”、“主體—客體”這兩對范疇，而是要確立建立在關系之上的超越兩者之上的“實踐主體間性”。在這里，實踐論范式是“從實踐上揚棄和統一主觀性與客觀等二元對立的”［14］。它有助于消除主客體的對立，重新看到隱藏在現象背后的基本關系。

本文作者：孟岸英作者單位：湖南師范大學

后代環境權益受國際環境法保護毋庸置疑

2000年新任國際環境倫理學主席席拉德－弗蕾切持(K•S•Frechette)認為，每個下一代都從上一代獲得繼續生存和發展的利益，當代人從過去一代人得到的恩惠應該還給未來的人們，也就是說，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間存在“互酬”關系。不同時代的人和同時代的人一樣相互之間有種種義務和責任。［1］近代工業技術發展給環境資源造成的惡劣影響是眾所周知的，“八大公害”和“新八大公害事件”使人類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人們永遠也不會忘記日本原子彈事件，據統計，截至1999年，死于“小男孩”原子彈的人數已上升至二十萬。目前，廣島市依然將相生橋附近的地區列為發射污染區。這是一個當代人破壞環境致使當代人和后代人環境權益嚴重損害的典型事例，人類為此付出了血的代價。把后代環境權益作為國際環境法保護對象遵循了環境公平原則和環境效率原則。至于環境公平，一位國際環境法學家將其內容概括為三方面:“首先……;其次，它主張代際之間尤其是今天的人類與未來的人類之間的公平;最后，……。”［2］因而當代人在合理開發利用環境資源時應努力改善環境資源，為后代留下良好的環境資源，促進其可持續發展。環境效率原則，作為可持續發展時代的一種法律價值，它是指當今人類所創造的物質和接受文明成果與按其社會制度開發利用資源的數量的比率，再乘以環境資源最大承載力與當今人類按其社會制度開發利用環境資源數量的比率。［3］從環境效率原則可以看出，如果當代人的社會生產率不高就會造成環境效率低，那么必定會造成以多消耗資源為代價的資源浪費，剝奪本應屬于后代的環境資源，如此以往人類世世代代又依靠什么繁衍下去呢?反之，考慮后代環境權益保護是符合環境效率原則的，這樣會促使當代人反復思索怎樣才能提高生產率，提高環境效率，以求可持續發展。

從國際環境法角度看保護后代環境權益

(一)明確后代環境權益的保護范圍

以當代人的環境權益為藍本，后代人的環境使用權是可以也應該給予保障的。2002年《約翰內斯堡可持續發展宣言》中承諾“加快步伐進一步滿足獲得清潔飲水、衛生設施、適當的住房、能源、保健、糧食安全和保護生物多樣性等方面的基本要求。”這是對環境權益的最基本要求。環境使用權、環境知情權、環境參與權、環境請求權是理論界比較認同的環境權利。環境權是一項概括性權利，有學者也將此種人格利益和財產利益概括為“環境人格權”和“環境物權”。［4］后代人的環境使用權可以歸納為“環境物權”，其客體是實實在在存在于地球上的自然環境資源，況且是與當代人共有的，當代人還有可能“透支”的“人類共同財產”。而后代的環境知情權、參與權、請求權，可以稱之為“環境人格權”，其客體內容是未知的、抽象的，要當代人來保護自然是不合理的。因此，國際性環境文件應對予以保護的后代環境權益類別加以具體化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