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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8年1月1日起我國開始征收環境保護稅，本文通過對貴州省九個中心城市環保稅的估算及年均AQI綜合指數的統計，構建了線性回歸模型和環保稅曲線模型。在此基礎上研究并分析了環境保護稅征收對貴州空氣質量AQI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在達到污染最優水平之前，環保稅增加與空氣排污量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在達到污染最優水平之后，環保稅增加與空氣排污量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即環保稅的征收與排污量之間存在“倒U”曲線效應。

關鍵詞：環境保護稅；AQI空氣指數；“倒U”模型

0引言

2019年復旦大學闞海東團隊對全球652個城市空氣污染情況展開調研，研究結論顯示大氣污染與居民的總死亡率、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和呼吸系統疾病死亡率呈顯著正相關關系。2018年全球環境績效指數（EPI）顯示，我國的空氣質量在180個國家中排名倒數第4，空氣污染情況仍然嚴峻。在此背景下，2018年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稅法》開始施行，標志著中國有了首個以環境保護為目標的稅種。該法案的出臺，宣布我國有15年征收歷史的“排污費”正式退出歷史舞臺。相較于“排污費”，環境保護稅對于空氣污染是否更具抑制作用？當前各地實行的環保稅率是否合適？能否為各地生態文明建設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回答上述問題對于完善環境保護稅的構建體系、實現排污費向環境稅的平穩轉移，繼而持續推進我國生態文明建設有著重要意義。

1文獻綜述與制度背景

國外對環境稅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Pigou（1920），他指出需根據污染所造成的危害程度對排污者征稅。事實上大部分學者都認為環保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企業排污，具有一定程度的綠色紅利作用（BjornerandJensen，2002；Satmpini，2001；MillerandVela，2013）。但GerlaghandLise（2005）對環保稅的紅利作用表示質疑，Lin和Li（2011）認為，環保稅中的碳稅顯著抑制了芬蘭CO2的排放，但是對其他區域的影響并不顯著。在《環境保護稅法》出臺之后，我國很多學者從理論出發，肯定了費改稅的積極意義。郭宇（2017）等從環保稅出臺的背景入手，對爭議與不足進行比較，從理論上肯定了環保稅實行后的美好前景；龍鳳（2018）指出環境財稅制度是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促進發展方式轉變具有長效作用。李虹（2017）等構建宏觀經濟模型，模擬研究環境稅收政策對節能減排的影響，整體來看其征收將使得整個經濟結構朝清潔化方向發展。但也有學者在引入曲線模型后發現當前環保稅的征收標準難以實現減排治污的目標（薛剛，2020）。或許受到研究方法影響，也或許因為征收時間長度限制，在環保稅是否能為我國企業和生態環境帶來“綠色紅利”方面并沒有得到一致結論。2016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將生態基礎較好、資源環境承載能力較強的貴州省作為首批生態文明試驗區，并于2017年印發《國家生態文明試驗區（貴州）實施方案》。該方案提出，要以建設“多彩貴州公園省”為總體目標，建成西部地區綠色發展示范區、生態脫貧攻堅示范區、生態文明法治建設示范區等。因此，本文將以貴州省的9個中心城市空氣污染及環保稅征收情況作為研究對象，探索環保稅對于企業節能減排，尤其是對城市空氣污染的影響。

2理論推導及研究假設

按照庇古的觀點，導致市場資源配置失效的原因是經濟當事人的私人成本與其所承擔的社會成本不一致。因此，糾正外部性的方案是政府通過征稅或者補貼來矯正經濟當事人的私人成本。只要政府采取措施使得私人成本和私人利益與相應的社會成本和社會利益相等，則資源配置就可達到帕累托最優。因此在實踐中，污染者會權衡保持污染水平所支付的稅收和減少污染所花費的成本，如果減少或控制污染所花費的成本大于所繳納的環保稅，則企業會選擇繼續排污，繳納環保稅；反之，則企業會選擇主動節能減排，以獲得稅收收益；當二者相等時，達到污染最優水平。因此，環保稅征收稅率的大小，對其是否能有效抑制企業排污起著關鍵作用。根據最優稅率原則，本文提出如下兩個假設：H1：在達到污染最優水平之前，環保稅增加與排污量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H2：在達到污染最優水平之后，環保稅增加與排污量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

3研究設計

3．1實證模型設定。本文參考薛剛、明海蓉等人的研究方法，首先建立線性回歸模型，分析環保稅收對空氣情況的影響，再通過建立曲線模型，檢測環保稅變動與空氣質量AQI之間是否存在先增后減，或先減后增的效應（AQI越高，代表污染排放量越大），以驗證本文的兩個假設。3．1．1線性回歸模型本文主要研究貴州省9個中心城市的環保稅是否可以有效抑制城市空氣污染，因此建立如下面板模型：Yit＝αi＋β1Xit＋β2Controlit＋μit式中，下標i＝1，2……9，分別代表貴州省的九個中心城市，t＝2015，2016，2017三年的樣本期間。Yit表示貴州省i市在t年度的空氣質量綜合指數，該指數可以有效反應大氣污染程度；Xit表示貴州省i市在t年度的環保稅估算收入；Controlit代表控制變量，主要有人均GDP、人口密度、產業比重，β2為其系數，μit為誤差項。3．1．2曲線模型根據庇古理論，企業會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以及社會成本和收益之間進行權衡。即當環保稅過低時，企業會選擇繼續排污，只要沒有越過污染最優臨界值，即便排污速度減緩，但整體來看仍與環保稅呈現正相關關系；但是當環保稅超過臨界值時，排污量可能隨著環保稅的增加而減少，此時空氣污染的綜合指數AQI也將下降。為了驗證此假設，本文在線性回歸模型的基礎上，建立曲線模型：Yit＝αi＋β1Xit＋β2X2it＋β3Controlit＋μit在此模型中，若Xit2的系數β2為負，則說明環保稅收與空氣質量AQI之間存在“倒U”曲線關系。

3．2變量定義和數據說明v3．2．1被解釋變量。對于大氣污染來說，環保稅的計稅依據為每一排放口或沒有排放口的應稅大氣污染物中按照污染當量計算的前三項污染物，而空氣質量指數AQI綜合描述了空氣清潔或污染程度。AQI越高，說明污染程度越大，廢氣排放量越高；AQI越低，說明空氣清潔程度好，廢氣排放量小。因此，本文將AQI作為被解釋變量，研究其與環保稅征收之間的關系。通過查閱貴州省環境質量年報，貴州省九個中心城市2015－2017年AQI年平均綜合指數如表1所示。3．2．2解釋變量。本文研究的是貴州省環保稅的征收對空氣污染的影響，因此解釋變量為環境保護稅。該稅種于2018年開始征收，受時間影響實際稅收數據暫時缺失，因此本文根據《環境保護稅法》相關規定，以及貴州省九個中心城市廢氣排放量的實際數據，來對環保稅進行估算。由《環境保護稅法》可知，國家規定應稅大氣污染物的稅率，具體適用標準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綜合考慮當地情況，在環保稅法稅目稅額表規定的幅度內予以調整。貴州省大氣污染物環境保護稅適用稅額為每污染當量2．4元，是國家規定的最低標準的2倍。根據《環境保護稅法》，應稅大氣污染物的污染當量數應當以該污染物的排放量除以該污染物的污染當量值計算，并對每一排放口或者沒有排放口的應稅大氣污染物，按照污染當量數從大到小排序，對前三項污染物征收環保稅。因此，本文根據貴州省生態環境廳《環境質量數據中心》的報告，在相關工作人員幫助下獲取了貴州省2015－2017年九個中心城市污染當量排在前三項的工業廢氣污染物，按2．4的現行稅率標準，估算得出大氣污染物的環保稅稅收收入，如表2所示。3．2．3控制變量。本文借鑒薛剛（2020）、李旭紅（2015）、盧洪友等（2018）的研究方法，將人均GDP、人口密度和產業結構等可能會影響空氣污染排放量的因素作為控制變量。其中，人均GDP為城市GDP與城市戶籍人口的比值，該指標可用來衡量地方經濟水平；人口密度為該城市年末戶籍人口與當地土地面積的比值；產業結構用該地區第二產業與城市GDP的比值計算。

4實證結果和分析

表3為環境保護稅與空氣質量指數AQI的回歸結果。由第（1）列可知，環保稅對空氣質量指數AQI的回歸系數為0．507，在10％的置信水平上顯著為正，即在大氣污染物排放模型中，估算環境保護稅每增加1％，AQI將增加0．51％。這說明從貴州省內情況來看，目前的環境保護稅稅率對大氣污染并沒有起到明顯有效的抑制作用。為了驗證本文假設，引入Xit2曲線模型，得到第（2）列回歸結果。其顯示，空氣污染曲線模型中環境保護稅二次項系數為－0．564，在1％的置信水平上顯著為負，說明環保稅與空氣指數AQI的關系符合“倒U”曲線模型。通過計算，曲線對稱軸X2itXit2的值為19．47，這說明當空氣污染的環保稅征收小于19．47時，AQI將隨環保稅的增加而增加，此時環保稅并沒有對大氣污染起到遏制作用；而當空氣污染的環保稅征收大于19．47時，AQI將隨著環保稅的增加而下降，空氣質量將得到顯著改善。至此，本文的假設H1和H2得到驗證。在當前貴州省對空氣污染環保稅的征收標準下，空氣污染的環保稅收區間為0．0470－5．8133，均處于“倒U”模型的左邊，這說明當前貴州省環保稅的征收標準難以有效抑制空氣污染，環保稅率還有待進一步優化和調整。

5結論

本文通過對貴州省九個中心城市環保稅的估算及AQI綜合指數的統計，在構建線性回歸模型和曲線模型基礎上，研究并分析了環境保護稅的征收對貴州空氣質量AQI的影響。實證研究結論顯示：在達到污染最優水平之前，環保稅增加與空氣排污量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在達到污染最優水平之后，環保稅增加與空氣排污量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即環保稅的征收與排污量之間存在“倒U”曲線效應。目前貴州省的環保稅估算結果顯示其稅收水平位于對稱軸X2itXit2的左邊，說明當前貴州省環保稅的征收標準對于有效抑制空氣污染來說比較有限，環保稅率還有待進一步優化和調整。

作者:凌邦如 單位:王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