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質量測度及區域差異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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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化質量是城市化的真實反映與核心價值，文章從經濟發展、人民生活、社會服務、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五部分構建城市化質量評價體系，借助泰爾指數、變異系數、β收斂等方法對2002至2018年省級面板數據進行分析，探究城市化質量的區域差異以及影響因素。結果表明：觀測期內全國與東中西層面城市化質量均得到了顯著的發展，內部差距也不斷降低；全國與東中西層面均存在σ收斂、絕對β收斂、條件β收斂，但在城市化質量影響因素上全國與東中西層面均存在較大差異。
引言
2020年5月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我國城鎮化率已超過60%。但這快速發展的背后仍存在著發展不充分、不平衡、效率低、代價高等問題。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變，必須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如何正確評估城市化發展質量，有的放矢，查漏補缺，優化經濟結構，為增長提供新動能，提升人民生活的幸福感、滿足感，是值得研究的一大問題。城市化與城鎮化是同義語，城市化質量是城市化各要素的發展質量、協調程度和推進效率[1,2]。而城市化質量是衡量一國或地區的綜合實力的一個重要指標。本文擬從經濟發展、人民生活、社會服務、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五部分構建城市化質量評價體系，借助泰爾指數、變異系數、β收斂等方法，輔以MATLAB和STATA軟件，對省級層面的2002至2018年面板數據進行分析，探究城市化質量所存在的區域差異以及影響因素，為城市化質量均衡化、充分化、高效化等提供合理建議。
1研究指標與研究方法
1.1模型構建
1.1.1指標體系構建。指標是評價體系的基礎，遵循科學性、全面性、可操作性、獨立性等原則，兼顧數據的完整性及可獲得性，在參考前人所選用指標的基礎上，本文構建了城市化質量評價體系，包含經濟發展、人民生活、社會服務、基礎設施及生態環境五大類24項指標。經濟發展大類下，包含人均GDP、人均財政收入、單位能耗GDP產出和城市固定資產投資。人民生活大類下，包含人均可支配收入、每百人私家車擁有量、失業率和恩格爾系數。社會服務大類下，包含每萬人公共汽車數、每千人床位數、每萬人衛生人員數、每萬學生教師數、人均圖書館藏書量及每萬人博物館機構數。基礎設施大類下，包含燃氣普及率、人均城市道路面積、互聯網長途光纜、人均公園面積及用水普及率。生態環境大類下，包含建成區排水管道密度、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綠化覆蓋率、污水處理率及林業投資額。為了便于研究，時間跨度選取2002—2018年相關數據，研究對象選定為我國30個省、市、自治區（不含港澳臺及數據缺失較多的西藏地區）面板數據，數據來源為《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城鄉建設統計年鑒》《中國科技統計年鑒》、各省統計年鑒等相關統計數據及國家統計局網站。數據均經過離差標準化處理統一量綱，對于價格等數據進行平減處理，指標權重采用改進熵值法進行賦值，對極少量缺失不可得數據采用插值法補齊。1.1.2泰爾指數與σ收斂。泰爾指數又稱泰爾第一指數，常用于衡量各單元之間的差距。而σ收斂屬于絕對收斂，可以通過研究標準差、變異系數、基尼指數等指標來判斷σ收斂的存在與否[3]。本文采用變異系數的方法計算σ收斂。兩者計算方式分別如下所示：其中為觀測值，為均值，為對應觀測值權重，在此取均相等為1。1.1.3β收斂。β收斂源于新古典經濟理論中的趨同思想[4]，常用于描述經濟變量增長速度與水平之間的負向關系[3]，可分為絕對β收斂和條件β收斂兩種。辛沖沖指出，絕對β收斂研究的是在不考慮各地區發展異質性的情況下，地區水平呈現收斂的趨勢。而條件β收斂則在此基礎上增加了控制變量，認為控制了系列因素以后地區水平也呈現了收斂趨勢。絕對β收斂與條件β收斂通常采用Sala-I-Martin（1996）的方法進行回歸：其中Z為觀測值，Control為一系列控制變量，為對應估計參數。因年份有限，故選取T=1即t+1與t期的比值。參考其他作者文中采用的控制變量，本文選取以下參數作為控制變量：經濟發展水平（以GDP增長率來計量）、產業高級化（以二三產業占比來計量）、科技水平（以專利產出來計量）、財政水平（以財政自給率來計量）、城鄉差距（以城鄉收入比來計量）。
1.2實證分析
將數據導入MATLAB軟件，并編寫相關程序，30個省、市、自治區的城市化質量結果如圖1所示。觀測期內，各地城市化質量均得到了顯著的提升，最高的省份（北京）城市化質量超過了0.6，為最低的兩倍，而最低的省份（貴州）城市化質量僅略高于0.3。進步最快的省份（安徽、浙江）進步數值達到了0.38，進步幅度最小的省份（海南）進步數值也達到了0.2（圖2）。從泰爾指數與變異系數可以發現，兩者變化趨勢一致，并不斷減小，城市化質量指數收斂，說明我國各省份之間城市化水平差距隨時間變化不斷減小。分地區來看，東部省份之間的城市化質量差距最大，中部省份之間城市化質量最為接近，西部省份次之，且東中西三地區城市化水平都隨著時間變化而差距不斷減小（表1）。從表2所示結果可以看出，在所有地區β參數均為負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這表明無論是否考慮其他影響因素，在全國層面及東中西三個地區城市化質量均存在條件β收斂與絕對β收斂，即全國及東中西三個地區均向其穩態水平發展。而從控制變量角度來看，東中西三個地區存在較大的差異性。從產業結構高級化（ind）來看，全國層面以及東部地區系數為正且顯著，這表明產業結構高級化有助于提升全國整體以及東部地區的城市化水平，但不能顯著促進內部的差距的縮小；具體到東部地區，二三產業占比已處于一個較高的水平，繼續提升的空間不大；中部以及西部地區雖然系數為正，但不能顯著提高城市化水平。從經濟發展水平（gdp）來看，與產業結構類似，在全國層面以及東部地區的系數為正且顯著，這表明經濟增長能提升全國整體以及東部地區的城市化水平，但不能縮小內部差距；中西部地區系數為正但不能顯著提高城市化水平。從城鄉差距（inc）來看，僅在全國層面系數為負且顯著，這說明縮小城鄉差距可以提高全國層面的城市化質量但分地區效果不顯著。而從財政水平（fis）來看，僅在東部地區系數為負且顯著，這表明在東部地區提高財政自給率對縮小地區內部城市化質量的差距有積極作用；而在全國以及中西部地區不顯著。而從科技水平（pat）來看，僅在中部地區系數為正且顯著，這表明在中部地區提高創新水平能促進城市化質量的提升，但對于全國層面以及東部、西部地區，系數存在正負且不顯著，效果不明。
2結語
基于2002—2018年30個省市的面板數據，本文采用熵值法計算城市化質量發展水平，并利用泰爾指數、變異系數和β收斂對城市化的發展情況與區域差異進行刻畫，有如下結論：觀測期內，全國以及東中西層面城市化質量均得到了顯著的提升，但發展速度各有不同，且存在著明顯的空間差異性，整體城市化質量呈現出東中西部依次遞減的態勢；泰爾指數與σ收斂不斷下降，全國層面與東中西三個地區區域內部城市化質量差距均不斷縮小；東部地區泰爾指數遠高于中西部地區，東部地區雖整體城市化水平最高，但區域內部差距最大；中部地區內部城市化質量水平差異最小，西部地區次之。對收斂情況進行分析，從絕對β收斂來看，不論是全國層面還是東中西三個地區，系數均顯著為負，說明在不考慮地區之間存在的一系列因素的情況下，全國層面以及東中西三個地區均呈現出向其穩態水平收斂，存在絕對β收斂；而在控制了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城鄉差距、創新水平、財政水平等因素的情況下，全國層面以及東中西三個地區仍滿足呈現出向其穩態水平收斂的現象，存在條件β收斂。從模型的控制變量的系數來看，東中西三個地區的城市化質量水平影響因素存在較大差異，產業結構高級化和經濟發展水平能促進全國層面和東部地區的城市化質量提升，但對于中西部地區，效果卻不顯著；縮小城鄉差距能提升整體城市化質量，具體到東中西地區卻均不顯著；而財政水平僅在東部地區顯著，說明僅在東部地區提高財政自給率能縮小內部差距；科技水平僅在中部地區顯著，僅在中部地區提高創新水平能有助于中部地區的城市化治理的提升。基于以上結論，本文得出以下建議：對于全國層面而言，優化產業結構、促進經濟發展、縮小城鄉差距是三大能有效促進城市化質量提升的方法；對于東部地區而言，繼續提升經濟水平和提高財政自給率是兩大有效的方法；對于中部地區而言，應加大對創新的投入，提高中部地區的創新水平；對于西部地區，幾個控制變量對西部地區的城市化質量均不顯著，這可能與西部地區的城市化與經濟發展水平仍較低有關。所以西部地區應努力繼續加快經濟的提升，追趕中部以及東部地區城市化質量發展水平。
作者:白云 單位:浙江工業大學經濟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