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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論文主要從外資企業強勢競爭，國外商品幾乎壟斷中國市場；政府贏弱，與民爭利，缺乏高效經濟管理能力；政局不穩定。戰爭迭起；官僚資本侵吞，官員腐敗；民營企業技術落后，經營不善，自身資金缺乏等進行講述，包括了資本和商品傾銷進一步加劇、政府積極接收日偽企業，迅速擴張國營資本等，具體資料請見：

摘要民國時期，民族工商業在政府政策的保護和鼓勵下出現了迅猛發展的態勢，并一度達到比較繁榮的狀況，但最后都走向了衰敗。探究其中的原因，總結和借鑒經驗，有利于今天更好地發展和繁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關鍵詞民國；民營企業；衰敗；原因

辛亥革命后，民國政府順應歷史潮流制定政策、采取措施，鼓勵和保護民族工商業，使得民營企業在晚清初步發展的基礎上得以延續，并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出現了迅猛發展的態勢。但是，由于政府贏弱、外資入侵以及民營企業自身不利因素等多種原因，民營企業最后又紛紛走向衰敗。探求這些企業命運的變遷軌跡，探究衰敗的原因，對于總結經驗，搞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建設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一、外資企業強勢競爭，國外商品幾乎壟斷中國市場

民國初期，外商在華辦廠大多分布在采礦、冶金、棉紡織、食品等行業。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列強開始瞄準中國市場，資本和商品傾銷進一步加劇。1927年以后，外商在華投資主要分布在金融、貿易、房地產、運輸業、制造業、煤炭業等行業中，基本在各行業中都占有優勢地位。例如1936年中國全部21761公里鐵路中，由外國直接投資修建和借外資修建的占到了91％；中國出口的80％和幾乎全部進口貿易為洋行壟斷；中國的鐵工業除土鐵外，幾乎全部為日本所控制。從市場關系來看，外資企業與中國民族企業之間必然存在著明顯的不平等競爭關系，如日商曾在天津操縱棉市，“付價剔貨，皆隨意行之”。(嚴中平：《中國棉業之發展》，商務印書館1943年版，第151頁)

抗戰勝利后，國民政府為了恢復經濟，籌措內戰的經費。急于獲取美國的援助和投資，與美國簽訂了許多雙邊貿易協定。這些條約為美國資本和商品進入中國、壟斷中國市場提供了重要的保證。憑借這些條約，整個中國市場幾乎被美國獨占，在這樣的形勢沖擊下，民族工業嚴重受創。總之，國外資本和產品大量進入中國，對民族工商業發展形成了巨大的競爭和傾軋。

二、政府贏弱，與民爭利，缺乏高效經濟管理能力

北京政府時期，財政狀況混亂不堪。中央財政“初恃外貲以圖存，繼藉內債以補苴”。(賈士毅：《民國財政史》上冊，商務印書館1917年版，第45頁)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對內外債進行了整理，雖然有所改善，實現了關稅自主，采取了征收統稅、裁撤厘金等措施，但是有些措施并沒有真正貫徹下去，政府財政依然吃緊。1932年為了“剿共”增加軍費，1933年世界經濟危機也波及到了中國，經濟形勢更加嚴峻。由于國民政府缺乏高效的宏觀經濟管理能力，壟斷利益、重官利、重稅收等現象普遍存在。以張謇的大生企業為例，設廠時約定官利是8厘，即便是籌辦工廠擱淺時，也要支付巨額官利，這種官利無異于高利貸。官利以及重稅是民營企業發展的沉重負擔，但總的說來，此時的民族資本處于穩步發展階段。

抗戰結束后，政府積極接收日偽企業，迅速擴張國營資本，同時大力發展制糖、茶葉、紡織、糧食加工等輕工業與民爭利。內戰爆發后，國民政府又對解放區進行經濟封鎖。民營經濟的資本活動空間和銷售市場逐漸被壓縮，國營資本的膨脹和民營企業的萎縮是戰后最為明顯的經濟現象。以河南省為例，戰前全省的民營棉紡廠、面粉廠和榨油廠等有172家，但戰后只有33家，有的廠家生產能力下降到不足原來的1／6。國民政府為籌措內戰軍費，財政赤字居高不下，在增加稅收和發行國債都于事無補的情況下，只好無限制地發行法幣，導致了金融市場紊亂，投機猖獗。民營企業財富急劇縮水。“1946年的后半年中，上海、重慶、昆明、廣州工廠倒閉達1600余家”，(彭明：《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第6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446頁)“到了1947年，據統計，上海、天津、重慶、漢口等20多個城市，工廠商店倒閉者達2.7萬多家。”(史全生：《中華民國經濟史》，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71頁)1948年幣制改革后，民營工商業停工倒閉更趨嚴重。

三、政局不穩定。戰爭迭起

外商在華的投資沒有改變中國貧窮落后的經濟基礎，因為各國為了自己的在華利益，常常進行政治角逐，使中國政府的政治破敗，政治的破敗又進而影響到中國經濟的發展。民國38年歷史里有近半時間處于戰亂之中，先是各資本主義國家操縱下的軍閥混戰，后有日本侵華戰爭，抗戰結束后，又有三年內戰。戰火使生靈涂炭，將民族資本家多年的艱辛創業付之一炬，財產化為烏有，戰后民營企業的產量和生產能力普遍下降。如1924年到1926年間，直系、皖系和奉系軍閥連年混戰，戰禍遍及兩湖、河北、兩廣、四川等地，直接截斷張謇企業主要在江浙一帶的商品銷路。同時各軍閥搜刮軍費，攤糧派款、頻加勒索，給當時的民營企業以重創，中小企業紛紛破產。1937年日本侵華戰爭全面爆發，當時全國合乎《工廠法》規定的企業有3935家，大多分布在蘇、浙、粵、滬、津、寧、漢等地，僅上海一地有達1235家，許多民營企業紛紛向西南遷徙，資產損耗甚重，很多企業直接毀于日寇炮火。而抗戰結束后，內戰風云驟起，國民經濟出現惡性通貨膨脹，民族工商業走到了崩潰的邊緣。

四、官僚資本侵吞，官員腐敗

民國初期，在職官僚紛紛利用政治特權舉辦企業，如北洋官僚徐世昌、黎元洪等以私人名義，經營山東中興煤礦。還有其他大官僚經營的正豐、長城、寶華、烈山等煤礦，他們憑借特權，在運費和稅率上比其他民營煤礦得到許多“優待”，從而攫取了巨額利潤。曹錕克扣軍餉、貪污受賄，搜刮大量財富投資新式工業，在特權的作用下，這些官僚資本得以進一步壟斷市場，吞并實力單薄的民營企業。而到了南京政府時期，官僚資本對民營企業的侵吞更加嚴重，就榮氏企業老總榮德生的女婿回憶。北洋軍閥比較容易對付，可以硬挺軟磨、討價還價，到了國民黨時代就不行了，控制長三角不久，榮宗敬不愿接受全額攤派，就橫遭通緝，無錫家產被封。(傅國涌：《大商人》，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14頁)

從1927年到1949年，以宋子文、孔祥熙為代表的豪門資本力量，包括資源委員會掌握的管營資本力量，處于絕對強勢。而榮氏企業、劉鴻生企業等幾乎所有已具規模的大民營企業都被他們所覬覦。1934年，榮氏申新企業發展面臨困境，向實業部申請援助，結果實業部部長陳公博想乘機侵吞，用三千萬來奪取申新八九千萬元的基業，榮宗敬氣憤難平發出了“民商何罪，申新何辜”的呼號。最后此事由于財政部和實業部出現分歧，孔祥熙不愿陳公博得到申新才算作罷。劉鴻生的煤礦與運輸緊密相關，但是路都在權貴、軍頭手里，要大量行賄才能打通關節。抗戰后期，宋子文曾想吞并劉的華東煤礦，最終因“二陳(陳果夫、陳立夫兄弟)”與宋的矛盾才沒有得逞。官僚資本沒有得手，并不善罷甘休，處處借準批貸款等機會對民營企業進行刁難和阻撓。民國38年里，民營企業一直處于官僚資本和外國資本的雙重傾軋下，在夾縫中艱難地尋求生存和發展。

五、民營企業技術落后，經營不善，自身資金缺乏

首先，民營企業的技術和管理相對落后，產業結構不合理。民國初期，中國民族工業發展極不平衡。主要從事輕工業，特別是紡織工業和面粉工業，重工業發展緩慢。工業結構上也不平衡，例如在棉紡織工業方面，一面是棉花大量出口；另一面棉布卻要大量進口，紡織機械自己不能制造，完全依賴進口。南京政府時期，這種現象有所改善，摻雜著濃厚的家族觀念的管理方式也有改觀，一些民族資本家積極向西方學習技術和管理經驗，并開始尋求建立有現代技術含量的產業，如范旭東的精鹽公司和制堿公司，甚至達到了當時世界的先進水平，但民族工業總體上還處于落后的地位，民族企業的產品無論在價格戰還是質量戰中，都不是外資和官僚資本的對手。

其次，民營企業與外資和官僚資本相比在資金上相對薄弱，即便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列強無暇顧及中國市場的“黃金”發展時期和民國30年代左右“相對穩定發展”期，也都處于劣勢。當時的民營企業幾乎都犯了急于擴張的大忌，倉促兼并小廠，全力擴大經營規模。如著名的“榮宗敬速度”在10年中兼并小廠50多家，這種盲目擴張遠遠超出了自身資本所能承受的能力。在這種情況下。一旦遭遇原材料漲價或者戰亂，就會導致資金不足，陷入高利貸的債務之中。而此時金融機構往往拒絕提供貸款，民國政府不但不扶植，國營企業和官僚資本反而乘機加以吞并，致使民族工商業危機畢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