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滲透資本主義發展歷程

聶慶平：黃仁宇先生寫的這本《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生活、讀書、新知三聯出版社版）是當前比較受歡迎的一本歷史性讀物。這本書從大歷史觀的角度分析了資本主義近代的形成歷史。全書共八章，內容可歸納為四個部分，分別研究了資本主義概念及早期資本主義形成因素；資本主義思想體系；資本主義在歐洲之外的延伸；結論及研究方法。該書在講述歷史的同時也闡述了作者的分析，所以我覺得這本書既具有學術價值，同時也有一定的思想性，讀起來比較有味道。

對我來講，閱讀全書最受啟迪的感觸有三點：一是資本主義思想體系在資本主義形成過程中的重要性。馬基雅弗利的《君王論》、霍布斯《巨靈》、哈靈頓的《海洋國家》、洛克的《人類悟性論》、《政府論二講》、亞當斯密的《原富》、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及稅收之原理》，都是從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形成了資本主義的思想體系，對于消除君權神授觀念，形成國家體制與經濟體制，建立完善的法律與稅收制度都非常重要。二是三層結構論。黃仁宗先生在書中寫道：“大凡一個國家必定要有一個上層結構（superstructure）和一個下層結構（infrastructure）,當中的聯系，有關宗教信仰、社會習慣和經濟利害統以法律貫穿之。總要做得上下合節，首尾一致。要是當中聯系不應命，政局必不穩定。補救的辦法或改組上層結構，或修正下層結構，再次之則調中層組織，如重訂稅制，頒布新法律。”三是數目字管理。英國資本主義形成的百年歷史雖然復雜，但從最初不能由數目字管理到用數目字管理的趨勢非常明顯，趨向用數目字管理的條件有三條，即：資金廣泛的流通，產業所有人雇用經理和通用的技術上的支持因素，而信任（trust）是三個條件行得通的前提，法律則是信任的保障。

王巍：黃仁宇行武出身，又在30多歲以后留學美國，應該說他的嚴格的歷史學教育相對其他學者來說比較缺欠。特別是基于軍人的經驗，他討論一些歷史問題時比較個人化。由于沒有跟一些歷史學大家亦步亦趨地走，所以他寫的書比較有個性，往往別出心裁。他的書讓我關注的一本是《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一本是《萬歷十五年》，還有作為回憶錄的《黃河青山》。黃仁宇一直提倡所謂大歷史觀，看歷史要看幾百年的演化，而許多正規的歷史學家都是拘泥在細節上。

也許由于他缺乏嚴格的學術氛圍，他往往采用中國學者那種個人體驗考慮問題，所以很多分析都非常情感化。尤其他寫的《萬歷十五年》，把一個幾百年的歷史通過個人理解創造一種當下的氛圍，把每個人物都栩栩如生地闡述出來。包括這本書寫了六七個國家的資本主義發展史，更多的是從一個人的理解來看問題，而不是說從非常生硬的歷史規則去看，像講故事一樣敘述，而且讓每個讀者都感覺很親切。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提到洛克，一般討論資本主義從亞當斯密開始，亞當斯密研究商品價值和市場交換。黃仁宇上溯一百年，他說"經過洛克，資本主義思想已告成熟。"因為洛克主張政府的使命在于保障人民的財產權。以前叫做君權神授，而洛克是把產權直接授予平民。這是資本主義的分界點，政府是保障人民財產的機構，作為公民享受的產權永遠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的這些說法對于我們今天討論我們的市場經濟，我們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都有一定的啟發。我們滿足于在20年的改革之后建立了市場交易的機制，仿佛只要把產品商品化，自然而然這種市場形態形成了。但是背后缺乏一種法理體系，就是說如果所有權不被保障，這個根子不解決，你做的再精巧的機制也沒有一個基本的法律保障。所以說僅僅引進亞當斯密的市場交易還不夠，還要引進洛克的產權意識和法律體系。

黃仁宇：個人體驗加活生生的觀察方法

聶慶平：黃仁宇先生分析資本主義思想體系的形成過程對于我們研究當代經濟學具有啟發。中國面臨著一個變革的時代，在這個過程當中，許多政治及經濟體制改革中面臨的問題需要有系統的理論來回答。事實上資本主義思想體系是經過很多人不斷地在一個一個的基礎上形成的，而現在，我們的經濟學所面臨的問題恰是缺乏連續性的、深刻的系統研究，對熱點問題研究多，對結構問題系統分析少；對現象描述多，對理性的規范分析少。這樣的話，我們遇到很多棘手問題，如國有企業問題、農業問題、金融市場發展問題、投資信譽問題、社會信譽問題，等等，這些問題都沒有從經濟學當中得到一個成體系的答案。就是說對社會主義的經濟問題也應該有一個思想體系。

王巍：經濟學描述表達一個現象是實證性研究，這方面這么多年我們的工作做了很多，但是對價值的判斷是規范性研究,這更多是道德評價的問題。頭幾年大家只注意到亞當斯密的自由競爭，沒注意到亞當斯密另外寫的書研究經濟道德問題，所以最近這一兩年大家對道德問題討論很多。如果僅僅是滿足于描述這個社會，而沒有必要甚至迫切需要地展開對價值的探討，那么我們經濟學的發展將沒有動力，對社會的貢獻是有限的。但另一方面，在沒有基礎資料統計和大體穩定的技術語言平臺上，也可以說是黃仁宇提倡的數目化管理體系下，道德評價或理論演繹將會是云山霧罩的說教，或者說是清談。

聶慶平：如果不這樣做，中國也產生不了規范的市場經濟。三層結構理論的歸納是對資本主義演化過程的歷史性總結。不改組高層結構，資本主義就放棄不了君權神授說，無法執行政教分離，資本主義的國家體制和政府制度就形成不起來。為什么要整頓低層結構呢？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微觀經濟結構改革的內容，資本主義形成過程中將土地合理化，使土地相對集中，相對集中以后才能夠形成所有權租佃關系，地租收入才有比較固定的標準，這樣就能夠形成數目化的關系，如果沒有這個東西就不能形成社會經濟的商業化關系。保證司法的獨立，使法律更現代化，也更融合于現代的商業體制，則是可能實施數目字管理的法律制度保障。所以三層結構的分析方法，是可供經濟學借鑒的歷史分析方法，可用來探討經濟改革與發展問題。

三層結構：中國最缺乏的是一個規范的中間層

王巍：三層結構是個重心，按現在的話就是要解決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溝通，要通過一種語言進行轉換，使得上情下達必須要一種規范化的語言，按照黃仁宇的話講就是數目化的管理。作為一種歷史觀，我個人認為他這種解釋偏于個人感覺，以此推論大歷史乃至各國國情均有武斷之意，還很難說是嚴格的學術研究。但是作為一種觀察歷史的方法論，通俗易懂而且比較簡約，我覺得是很可取的。

我們中國的經濟改革，特別是做企業也是一樣的。大到從國家來說，我們聽到都是中央臺廣播，看到的都是焦點訪談，學習的都是一套文件。理論上，上層建筑這50年來都是統一的。從經濟基礎來說，東西南北按照統制經濟來說，表面上看這么多年來也應該是一致的。但事實上，往往是上面有政策以后下面有各種各樣的對策，之所以有對策就是因為有自己的理解，利用當地語言的技巧轉換含義。所以出現一管就死、一放就亂，大家感覺上好像都是一致的，可是文件從上面發下來到底下就會變樣，而且各種地區反映都是不一樣的。我們所更多依賴的管理手段還是在不斷地因人施教，跟不同的領導或下屬說不同的話，就是因為社會上甚至公司內部沒有一個大家認同的傳遞平臺。我們幾十人的企業和你幾千人的企業完全不能靠一個文件解決問題。而在規范的資本主義成熟市場中一個法律大家都接受了，稅法是怎么個事情，累計稅是怎么個事情，所有人都知道，大家去執行就可以。而中國不是這樣，一個法律往往要幾十個上百個配套文件，而且3年一修訂，5年一大改，不勝其繁。我覺得我們國家在轉型過程中這種技術性工作如果不做，那會歧義百出，積重難返，這是很值得考慮的事情。

我欣賞黃仁宇寫的《萬歷十五年》，他寫到了海瑞，把我們的神話人物歸到他的書中。海瑞是一個道德上的清官，但同時海瑞在規范化這方面實在是昏官。他在判案遇到案件可疑時竟以支持弱方為原則，與其委屈兄不如委屈弟，與其委屈子女不如委屈父母，與其委屈忠厚之人不如委屈刁頑之人。他把所有的爭端都變成道德審判，跟背后真正的經濟秩序沒有關系。資本主義的轉換有一個重要特點，"一個絕對的道德問題，可以蛻變而為相對的技術問題（黃仁宇）。”如果一個社會能把看起來絕對的道德東西，通過幾百年的轉換變成技術上的處理，這對社會轉型是非常重要的。資本主義是個組織過程，這個過程導致的結果之一是數目化管理，很大程度上由于數目制管理把虛偽的不可定量的道德問題變成可以定量的，變成技術問題，原來是質的問題變成量的問題，這是資本主義產生的一種巨大的飛躍，我覺得是非常有啟發的，也是黃仁宇老先生的一個貢獻。

聶慶平：按黃仁宇先生的分析，資本主義形成過程中的三層結構問題，都有促進資產與人力加速交換的作用，于是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如果把資本主義視為一種經濟體制的功能，從政治的角度來看，就是使這種經濟的安排一切都被數目字化了，這就使得我們進入到了數目字管理的階段。在三層結構當中上下兩層的結構改革固然重要，但是中間層次的改革則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在我們已逐步走向市場經濟的時候，形成完整的符合現代商業原則的中間制度迫在眉睫。

這實際上與我們改革現行的行政管理和經濟管理的審批方法相聯系，推行市場的核準制也好、審核制也好、監管制也好，應該說是推進整個社會發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過去我們在這個問題上注意的不夠，現在看到了這個問題，也可能是推進我們下一步發展，甚至十年二十年發展的很重要的問題，所以我們不一定要把改革的問題談的很遠，就談最現實的問題也是很有價值的。

王巍：我想起一個笑話，當一個部長在推動改革時說，現在我們部領導已經下了決心，廣大群眾是支持的，關鍵阻力在中間環節。一個局長回去傳達，我們局領導已經下決心，廣大群眾支持，關鍵在中間環節。于是處長也這么說，科長也這么說。結果最后中間環節是誰呢？已經沒了。我們過去僅僅注意生產力，僅僅注意經濟基礎，這“僅僅”是不夠的，這兩者之間的傳遞忽略了。大家以為，在強大的政府管理下，上行必然下效，上情必然下達，事實上從來歷史上沒有這樣走的，永遠走樣。現在大家不一定要注意上層頭腦如何偉大，下面如何溫順聽話，而是中間環節如何確定，如何構成，這種傳遞是怎么傳遞的，我覺得這恰恰是我們過去多年來不重視的。實際上（改革）到了這個時候，中間環節決定兩頭，這是很重要的。

聶慶平：底層結構涉及到每個民生，涉及到每一個人的生存，涉及到每一個人對財富的追求，涉及到每一個人對權利和榮耀的追求，它有自然的沖動。這樣的沖動是不可壓制，自然會推動商業活動的發展和社會經濟的進步。改革開放以來民營經濟的發展已證明了這一點。但在底層結構發展的過程中，重訂中間層制度規范，建立規范的商業游戲規則，就顯得極為重要。如果中間層違背這種潮流和發展要求就會抑制經濟發展和改革變動的過程，這就是你剛剛談到的那個笑話。在目前這個社會經濟發展階段，中間層的調整會對社會產生極為重要的正效應或負效應，不可忽視它的發展。在改革到某種程度上之后，對于企業的發展，對于建立一個規范的中間層，重塑商業管理規則顯得尤為奇缺。

黃仁宇潛意識里的中國問題

王巍：我看這本書時有一個一直不理解的事情，為什么黃仁宇把這本書叫做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因為這本書當中討論的都是五百年前的問題，他整個寫的是歷史。我想象，也許黃老先生對歷史三層結構的觀察能夠成為一種更為廣泛普遍的觀察方式，能夠投射到二十一世紀去。

另一方面，恰巧我們遇到的，現在所體驗的信息社會，internet這個社會，這個社會當中很重要的特點就是組織的扁平化管理，這樣會使得管理階層減少，這個減少會產生什么效果？是有助于數目管理，還是使得上下層之間聯系這么緊密，這種聯系有一種傳遞作用，同時也是一種緩沖。當一個正確的信息和錯誤的信息傳遞下來的時候，有中間環節形成過濾的過程。但是如果沒有中間階層，如果很扁平化的話任何一個新的想法都可能會即時產生下層的變化，這樣對社會經濟生活會有很大的作用。

我認為對于社會經濟宏觀性的改革甚至微觀性的企業決策來說，我們的宏觀把握能力和微觀決策能力是被嚴重缺乏數目化管理這個大環境所過濾了，所分解了。所以了解這個過程，了解這個約束，我覺得是有助于準確的判斷生存環境、市場空間，包括判斷企業的競爭能力。黃仁宇作為歷史學家寫了很多東西，他觀察的東西，無論是觀察歷史還是觀察現象，他始終堅持一個個人體驗，他沒有那么多專業詞匯，他這種體驗讓你感覺他說這個東西可能沒有真的理論，但是他又給你一種活生生的觀察方法，會指導你，這感覺非常新鮮。

反過來我們現在討論中國的理論，都是書卷氣很重，看起來都是很宏大，但是不親切。黃仁宇是給你一個小工具，你可以拿來就用，我拿著可以看很多東西。我覺得這是真正有學者性格的，這種學者態度值得我們觀察社會和作學問時去借鑒。你細看黃仁宇，他沒有提太多東西，而且很多東西都是錯誤的，包括談的失誤等，但是越是這樣越使得他拉近了和我們的距離，就像一個長者在跟我們諄諄而談，讓你感覺非常親切。

聶慶平：黃老先生把書名叫做《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其實這里沒有談到二十一世紀，我自己認為這里有一個很大的潛意識就是關于中國問題。中國是非常大的一個國家，是全球化過程中還沒有完全進入市場經濟和商業化的國家，這個國家如果能夠進入到全球的市場經濟體系，對世界及整個變革過程會產生什么影響，包括對人類文明產生什么影響，可能都是一個大的課題，但是現在這些問題是無法回答的，可能是在二十一世紀。在這個問題上如果要展開的話，也可能是對二十一世紀中國發展的整體研究，也和中國有關，它最后形成一個什么樣的世界格局，形成一個什么樣的人類文明，形成一個什么樣的生產力的發展方式，包括剛剛談到的社會扁平化的管理，這些理論怎么在這個過程當中體現，目前來講都是一個未知數，但這些又是大家所預感到會發生變革的趨勢，可能會構筑于二十一世紀的一個很重要的內容，所以把這本書的名字叫做《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使它有一個歷史的邏輯聯系，這可能是作者所寄予的希望，想對人類社會和歷史學術研究做出一些貢獻。

商業社會最基本的元素：

讓企業的經驗教訓能夠流通

王巍：這本書對資本主義這個名詞的形成作了一個探討，重新認識現在人們習慣的對資本主義的這種貶義的印象。資本主義就是這么發展過來，以資本形成為中心，然后形成整個過程的一個機制，沒有更多倫理上的涵義。這也提醒讀者，我們過去更多的在于批判，包括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病理學分析，這個時候帶著很多道德上、道義上的譴責，這是歷史原因形成的。今天我們走入市場經濟，有些東西可能要有一個重新的概述，我覺得這是值得注意的，也許我們的意識形態得以澄清對大家接受市場經濟的心理上會有一種輕松（的感覺）。

聶慶平：實質上數目字管理的含義是指社會的商業活動都能夠形成商業化的管理，而這正是在改變中國傳統企業經營哲理當中需要引起重視的一個盲點。中國的企業家往往會說自己的公司是最大的公司，產品是中國最好的產品，但最大最好的標準是什么，卻往往找不到。所以我覺得樹立一種數目化管理的方式，實質上是定量化的管理，包括定量化的考核，定量化的風險控制，定量化的程序管理，對中國企業家來講，應該是重建企業文化的一個核心內容，這樣才能夠形成一個公司長治久安的文化，才會有一個長久的發展戰略。如果沒有一個數量化的管理方法的話，我們的企業管理可能就會流于一種假大空的形式，或者是不具有長久的生命力。

第二個方面，數字管理對人的評價體系問題。現在社會最缺乏的，無論是媒體也好還是監管部門也好，對于社會的評價體系沒有一套標準和一套管理辦法。這樣在社會的發展過程當中，企業的管理就沒有一個相互比較的基礎。包括大家說的上市公司造假賬的問題，這就是歪曲了數目化的管理，所以使得老百姓受到坑蒙拐騙。從這個角度來看，我覺得數目化管理對建立完善的商業體系，建立完善的經營關系，實現企業的經營文化是很重要的。

王巍：數目化管理對企業來說是文化，對社會是信用體系，對于國家是一個成熟的市場指標。如果說企業不能數目化管理，企業的歷史也不能積累，企業的經驗教訓也不能流通，中國的市場經濟也不可能有長治久安的條件。這是一個雖然簡單但卻最基本的元素，中國的事情要從簡單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