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倫理學基本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摘要：倫理學的基本問題就是道德觀的根本問題即道與德、義與利、群與己的關系問題，簡單合在一起說就是，倫理學的基本問題就是道德義利群己關系問題。

關鍵詞：倫理學基本問題

中國倫理學在近二十年來取得了長足的發展與進步，其知識形態日趨成熟。對于倫理學來說，它有沒有基本問題？倫理學的基本問題究竟是什么？對這一問題，倫理學界雖然曾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進行過較為集中的討論，但經過十多年的學術發展，我認為，這一問題仍有必要在新的學術背景和知識語境中加以討論，以期獲得新的學術認知。

一

一門學科只所以得以建立，不僅在于其有客觀的研究對象，而且也有其基本問題，如果沒有其基本問題，那么這門學科的合法性和科學性就會受到懷疑。因此，雖然倫理學自其誕生已經有二千多年的歷史，但由于其研究對象——道德的廣延性和復雜性，對倫理學的研究對象和基本問題在歷史上存在著諸多歧異的意見。盡管如此，倫理學還是有其基本問題。

一門學科的基本問題總是與其特定對象相聯系的，因此，在我看來，由于倫理學以道德為研究對象，因此，倫理學基本問題就應該是道德觀的基本問題，是對道德的根本觀點與看法，是人們的實際道德生活要面臨和選擇的根本問題，是以往和當今倫理思想家們爭論最集中的或不可回避、不能不回答的問題。

對倫理學基本問題的探討，有助于幫助人們在道德選擇時從根本上厘清倫理生活中一些根本的倫理價值選擇，有助于分清倫理學說的不同流派和理論類型，有助于彰顯倫理學研究的特點與思考方式，有助于科學倫理學知識體系的建立。

在中國歷史上有豐富的倫理學說，但沒有系統的倫理學，因此，雖然對我們今天所說的倫理學的基本問題有所論及，但卻不是以這樣的問題加以討論的。如朱熹所說“義利之辯乃儒者第一義”在我看來，就是對這一問題的討論，但卻認為是儒學或儒者的首要問題，而不是倫理學的基本問題。但儒家學派在我們今天看來，它主要是一個道德學派。在西方歷史上，對倫理學的基本問題，有一些討論，但仍然有討論的學術空間。

在我看來，倫理學的基本問題就是道德觀的根本問題即道與德、義與利、群與己的關系問題，簡單合在一起說就是，倫理學的基本問題就是道德義利群己關系問題。倫理學的核心對象是道德，道德觀的根本問題就是如何看待道與德、義與利、群與己的價值優先性問題，從而做出價值選擇。這三個問題可以說第一方面是道德觀的形式性問題，是道即規范優先還是德即品德優先，這會影響不同的倫理學家的思考方式，形成規范倫理學與美德倫理學的不同理論類型。而后兩個問題則不僅是倫理學家要思考的道德觀的實質價值問題，也是每一個道德主體在人生道德實踐中必須要面臨和選擇的問題。當然這兩個問題也有層次的不同。道德觀的根本問題，首先是在利益與道德之間進行選擇。或者說道德不是一種本體性存在（當然在歷史上也有絕對主義的道德本體論），它的存在本身就是為了調節利益關系的。因此就使它與利益的關系問題成為第一層次的選擇問題，在此基礎上才會有整體利益與個人利益、整體價值與個體價值的選擇問題。這三個問題從形式和內容的統一上回答了道德觀的根本問題，無論是對人們的倫理思考和道德選擇來說，還是對倫理學的理論類型、學術流派劃分、道德原則確立、科學體系的建立都具有根本性的意義，因此，成為倫理學的基本問題。

二

倫理學是一種道德哲學，其中心或元概念是道德，道德在漢語中本身是個合成詞，它是由“道”與“德”兩個詞合成的，“道”是人之所行的路，在哲學意義上是指“規律”，而在倫理學意義上是指“規則”“規范”。“德”簡單地說是指人的品質與情操。在現代常識語言中，我們混用“倫理”與“道德”這兩個詞，但如從學理上更準確的界定二者的話，我們常常以“倫理”指謂一種客觀的倫理關系和倫理法則，而用“道德”指謂一種主體性道德精神、道德品質。在西方語言中，“道德”與“倫理”兩詞雖然分別來源于拉丁文和希臘文，但兩者意思卻是大致一樣的，都是指謂兩方面的意思，一是指客觀的、社會的“風俗”、“習慣”和主體的、個人的“性格”“品性”。可見，道德是“道”與“德”兩方面的辯證統一。那么，在道德中，究竟是“道”即規范具有先在性和價值優先性還是“德”即美德或品德具有價值優先性，這是倫理學家首先要面對的問題。雖然“道”和“德”的統一構成了完整的道德觀，但這兩個問題畢竟有相對獨立意義。

在西方倫理學界一般認為倫理學的基本問題是如下兩個問題：第一，“我們應該如何行動？”第二，“我們應該成為什么樣的人？”這兩個問題恰恰是基于道德觀中的“道”與“德”的不同。前者就是規范倫理學研究，后者就是美德倫理學研究。隨之形成了這樣兩種不同的倫理學思考和研究的方法范式，進而成為倫理學的不同理論類型。

美德倫理學與規范倫理學的基本區別主要表現在：第一，德性倫理學是“以行為者為中心”而規范倫理學是“以行為為中心”；第二，前者關心的是人“在”的狀態，后者關心的是人“行”的規條；第三，前者強調的問題是“我應該成為何種人”，后者強調的問題是“我應該做什么”；第四，前者采用特定的具有德性的概念（如：好、善、德），后者采用義務的概念（正當、責任）作為基本概念；這樣，基于行為者的德性倫理學，就是從個體的內在特質、動機或個體本身所具有的獨立的和基本的德性品格出發，來對人類行為做出評價（不論是德性的行為，還是義務的行為）。德性倫理學所做出的種種探索，都力在證明道德的根基就是人本身。在德性倫理學那里，道德的根據又重新回到了行為主體。美德倫理學把道德落實于人的內在品質，規范倫理學把道德落實于人的外在行為，它是美德倫理學與規范倫理學的分水嶺。

從歷史的角度看，西方古希臘時期的倫理學主要是以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美德倫理學，而社會秩序的關懷在亞里士多德看來主要是政治學要研究的內容。

自文藝復興之后或從近代以來，正是這種以規則為基礎的倫理學說長期占據主導地位。現代道德哲學家是以回答“什么是正當的行為”這樣的問題開始的。這把他們導向了一個與美德倫理不同的方向。因此，他們進一步發展出的理論是關于義務與正當的，而不是關于美德的：

每個人都應當按照能最大化地滿足其個人利益的規則而行為（倫理利己主義）；我們應當按照那些能最大限度地滿足最大多數人利益的規則而行動（功利主義）；我們的義務就是要按照那些具有普遍性的道德法規則而行動。（康德倫理學）。；所謂的正當就是遵循由理性的、以個人利益為出發點的人們出于相互利益的考慮所同意制定的規則而行動（社會契約論）。

以上這些理論在西方社會中都有廣泛的影響，結果導致了西方道德生活的無序與混亂。一方面，一涉及到現實中的道德問題，就會出現各種不同的意見和紛爭，使人們面對各種道德原則和選擇無所適從。他們可以根據不同的道德理論選擇完全不同的行為方式。而要對其道德選擇進行衡量或評價是十分困難的，因為每個道德理論都有其獨特的、不同于其它道德理論的道德規范或評價觀念。這使得人們可以憑其喜好而任意選擇道德理論。結果導致了社會共同道德信念及社會共同價值觀念的缺乏。

另一方面，不同的道德學說的確還有一個共同點，即它們都是建立在規則基礎之上的。這就意味著這樣一種可能，人們選擇一種行為，不是因為他們愿意這樣做，而是因為他們必須按照規則而行為。如果一個人行使某一行為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因為他不能破壞規則，那么其行為的道德價值也是有限的。此外，評價一個人的道德行為而不需考慮行為主體的愿望和動機，也使其行為的道德價值令人懷疑。

自20世紀50年代起，很多哲學家開始表達他們對現代道德學說所表現出的這些特征的不滿。他們開始重新思考道德的核心問題，提倡美德倫理的復興。他們認為，現代道德哲學已經破產，要拯救這一學科，我們必須回歸亞里士多德的道德思維方式。

當代美德倫理重新反思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對美德的理解，并形成一種大規模的美德倫理復興的運動絕不是偶然的。現代道德哲學把倫理學幾乎變成了純粹外在規范約束的設計。這不僅使倫理學或道德成了一種類似于法律的規則體系，而且也使道德規范本身失去了應有的作用和意義——因為人們無法相信，一套哪怕是再好不過的規范能夠為毫無德性和品格的人接受并踐行。沒有現代人自身的德性品格作為現代倫理運作的內在主體基礎，道德規則又如何得以實施？規則倫理恰恰忽視了對應作為其理論基礎主體基礎的品格的強調。美德倫理的復興幫助我們重新思考倫理學的主題及道德生活的本質，幫助我們理解到由于規則倫理的這些特點和不足，建立在規則基礎之上的道德理論自身已經遠遠不能滿足現代人的道德生活需要。

現代西方倫理學對規范倫理學與美德倫理學的爭論正好體現出“道”與“德”即規范與品德的關系問題是倫理學的基本問題。是倫理學家們不可回避的一個基礎問題，也決定著倫理學家道德思考和道德理論的基本類型。

道德觀或道德理論的這兩類問題應該說在中國先哲那里是清楚的，這可以從他們的道德觀中就可以看出來。如古人一般把“道”理解為宇宙萬物的本體、規律與法則，具有某種客觀性，這種客觀秩序表現為“倫理”關系和倫理原則與規范。而“德”字在《卜辭》中從直從心，心性正直即為“德”。郭沫若考證“德”具有“正心”意蘊，這說明德一開始就有德性、品質的含義。以后，《管子·心術上》提出“德者，得也”，這可以說是從德與道的關系的角度或者說從德的產生形成的角度來解釋德是什么，是“德”的發生學的描述性、關系性定義。“正心”之意蘊才是“德”的本質性定義。后來，管子的這種觀點為朱熹所繼承。“德者，得也，行道而有得于心者也。”“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己之所獨得。”（《四書集注·學而篇》）總之，道具有客觀性、社會性、普遍性、德具有主體性、個體性、特殊性，雖然道與德相互聯系，相互貫通，但卻是有相對獨立意義的問題。中國哲學的長期發展過程中，儒家倫理中的仁與禮的張力、心學與理學的分殊、尊德性與道問學、反求諸己與社會教化之修養方法的不同實際上都是對道與德的價值優先性的不同思考和選擇。在致學或修養之道上的“尊德性”與“道問學”的爭論，實際上是道與德、禮與仁的對立在致學方式與修養之道上的表現。

可見，這一問題在中國思想史上也同樣存在，只不過是沒有被思想家們像現代西方學者那樣明晰的提出來而已。不過在儒家倫理學中似乎是這兩個方面的一個合題，兩者的價值優先性的選擇似乎也是儒家內部不同派別的一種傾向。在孔子的倫理思想中，應該說是并重“仁”與“禮”這兩個中心范疇的。“禮”主要體現為一種外在的制度安排、倫理秩序、倫理原則。孔子關于禮的思想，是對他之前的文化遺產有繼承并在此基礎上有所“損益”而加以發展的。在某種意義上說，這種關于“禮”的思想，如果按現代的學術話語來說的話，就是一種規范倫理學思維，是一種外在倫理秩序的關懷，是對一種道德法則和行為規范的追求，其目的是要人們“非禮勿視，非禮勿言，非禮勿聽，非禮勿動，”解決了“我們應該如何正確的行動”這樣一個規范倫理學的基本問題。而孔子倫理思想的第一范疇“仁”則是一種主體性的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品質，是對人的存在與品質的關注，是美德而主要不是規范，因此才有“仁者”、“仁人志士”之說，而不會有“禮者”之說，這證明，“仁”是一種美德倫理學的范疇，它要解決的問題是“我們應該成為什么樣的人？”這樣一個問題。

在孔子之后，可以說從思孟學派到心學，其道德思考的范式理論類型大概類似于美德倫理學，因為它強調道德的最終根據在于人的主體自覺，先天良知良能，認為人心是道德合理性的最終根據。而從荀子，到董仲舒，到理學，其思維范式和理論類型大概類似于規范倫理學，因為它們強調外在的“禮”對人的行為和社會治理的價值優先性，強調人對律令的遵奉和履行的合理性。

可見，“道”與“德”的問題在中國傳統倫理學中也存在，對其價值優先性的思考也是儒家學者內部不同學派的思考重點，從而形成了他們不同的道德思考方式和理論類型甚至是治理天下的不同路徑，不同的道德修養方法。

三

如果說“道”與“德”的關系問題是倫理學的一種形式化的基本問題，那么，利與義的關系問題則是道德觀中的實質性問題。一般來說，倫理學的基本問題是道德生活中的根本問題，是以往和當今倫理思想家們爭論的最集中的問題和分歧的焦點。道德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的確是在道義與利益之間做一個抉擇，這對于每一個人來說都是一種人生與道德選擇。是要道義還是要利益？是為堅持道義而“不義且富且貴于我如浮云”還是見利忘義、以利害義，難怪如宋儒所說：“義利之辯乃儒者第一義”，也難怪在西方倫理學的長期發展過程中，主要的倫理學流派和爭論不是道義論就是功利論。德國倫理學家包爾生認為：“有兩個問題構成倫理思考的最初出發點，總是把思想家們重新帶回到倫理學的也同樣是這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出自道德判斷的職能：即從道德上區別善惡的根本基礎是什么？第二個問題源自人的意志和活動的本性：即什么是意志和行動的根本目的？第一個問題正象我們的歷史回顧所展現的，引出了兩個理論：目的論和形式論。”[1]羅爾斯也認為：“倫理學的兩個主要概念是正當和善。我相信，一個有道德價值的人的概念是從它們派生的。這樣，一種倫理學理論的結構就大致是由它怎樣定義和聯系這兩個概念來決定的。”[2]而這兩個概念“正當”正是道德義務與道德法則的表達形式，而“善”一般來說總是價值、功效等的代名詞。也就是說在羅爾斯看來，倫理學的基本問題是道義與利益或“正當”與“善”的關系問題。可見，無論是從現實人生的道德選擇來看，還是從倫理學的發展歷史來看，既然道義與利益的關系問題是人的道德觀選擇中不可回避的根本問題，因此也自然就成為以道德為研究對象的倫理學的基本問題。

如何理解倫理學的基本問題是道義與利益的關系問題呢？

首先我們認為，這里的道德、道義就是指道德義務、道德法則或倫理原則，而利益則主要是指人的物質利益。人與人之間的道德關系究竟是一種利益關系？還是建立在道德原則基礎上的應然相待的關系？道德的目的僅僅是對各種利益關系的協調處理呢？還是為了追求一種符合人類價值理想的合理生活？道德是為了更好的生活？還是生活中要追求一種更為高尚的道德？道德是為了快樂和幸福呢？還是快樂和幸福離不開道德？這些問題都是人們的人生實踐和道德思考不能不首先思考的重大問題，而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從根本上都是對道德與利益的關系問題的思考和回答。人與人的利益關系是一種客觀存在的自然現象，人與人的利益關系不能象動物那樣以生存競爭、弱肉強食的自然法則來加以處理，人作為有理性、有道德的社會性動物，要以道德這種應然的精神原則和規范力量對人的利益關系進行調節，以什么樣的原則調節？道德面臨的前提問題是利益優先于道德還是道德優先于利益？我們用“優先”而不用“決定”這個詞是表明道德與利益關系不是一種因果律基礎上的誰決定誰的關系，而是一種價值的“優先”性選擇問題。對此的不同選擇就形成了功利論與道義論兩個基本的倫理學流派。道德與利益何者為先？哪個更根本？對這個問題的不同回答就決定了兩條不同的倫理路線：道義論與功利論。凡認為道德義務與道德法則的價值高于利益、功效價值的就是道義論，其特點是維護了道德自身的至上性、自足性價值；凡認為道德行為的價值總是決定于一種非道德的目的與功效的就是功利論，其特點認為道德只是一種謀取主體幸福或功利的手段，一種行為之所以是道德的，就在于它是實現主體目的與功利的“善”和“好”。

康德在道德本質問題上持一種絕對的道德本體論觀點，即認為道德是純粹為義務而義務，道德是一種自足自洽的事物，是不用別的事物加以規定的，似乎道德就是人的存在和人的生活的全部內容。雖然這種觀點維護了道德生活在人的生活中的至上性、純潔性，但在生活中是不真實的。人的存在的兩重性，決定了人不僅有如道德生活這一類的精神生活，還必須有維持肉體存在的物質性生活，因此，不僅道德是人們的精神追求，而且，物質利益的追求就成為人生的重要內容。因此，如何處理利益與道德的關系問題，就成為每一個人不得不考慮的一個根本的現實問題。因此，正如“意識”這個概念必須借助于與其相關的上位概念“物質”才能定義一樣，“道德”也只有借助于其上位概念“利益”才能得到其規定和體現。因為在我們看來，道德無非是認識調節利益關系的一種價值原則和規范而已。離開了利益關系來談道德，可能會使道德思考變得空泛而缺乏實質的價值內容。

這一問題之所以是倫理學或道德觀的基本問題最終是由人的存在的兩重性所決定的。一方面人是一種肉體感性存在，這決定了人必然有物質需要和物質利益，否則，人就不能生存。但另一方面人又是一個理性的社會性存在，人的存在與生活都是社會性的，人的利益謀求和獲得必須要遵循一定的原則，否則就會導致弱肉強食的自然狀態。由此不僅需要契約、法律等規范原則來調節人的利益關系，而且要用道德、道義這種軟規范來調節人的利益關系。因此，利益成為我們的最終行為根據，就是功利主義，道義成為行為的最終根據，就是道義論，因此，這個問題成為倫理學的基本問題。

將倫理學的基本問題概括為利益與倫理的關系，既是劃分倫理學不同流派的主要依據，也是倫理學家不能不回答的問題，是中外倫理思想史的焦點和各派分歧所在。如神學倫理學、理念論、天理論、善良意志說、義務論均是在二者關系中更加強調倫理的重要性，而快樂主義、幸福主義、功利主義、目的論都是強調利益的重要性。

四

道德觀不僅是要在道義與利益之間做一個選擇，而且人類作為群聚的動物，人的存在是社會性的、關系性的，人的利益謀取也是社會性，因此，在社會生活中必然涉及群己利益關系。如何調節它呢？我們自然可以用經濟、政治制度、法律規范加以調節，但在日常生活中，利益關系的調整卻是要依*道德規范加以調節。在常識的意義上，所謂一個人有道德，就是一事當前先替別人打算，動機和行為有利于他人與群體，起碼不有害于他人與群體。因此，群己關系也是每個人的現實人生中時時刻刻、事事處處都要加以選擇的。這實際上是一個人有無道德的最根本的一個試金石。

對這一問題的不同價值取向，使倫理學家們在歷史上也形成了利己主義與利他主義、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等不同的倫理學說和倫理原則。利己主義、個人主義甚至是自由主義都是強調個人或個體的利益與價值的優先性，而利他主義、社群主義、集體主義等都是強調他人、整體、社會的利益與價值的優先性。如西方歷史上，無論是快樂主義或幸福主義，還是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本主義、近代霍布斯的利己主義，愛爾維修等人的合利利己主義，還是功利主義、實用主義都是具有個體主義取向的倫理學說，在西方歷史上也不乏強調整體與社會價值的學說，如盧棱、黑格爾、馬克思乃至最近興起的社群主義都屬于這一價值取向，但一般認為，在西方思想史上，或者西方社會占主導地位的價值觀是個人主義的。而中國思想雖然也不乏楊朱、告子、莊子、近代啟蒙思潮的個人主義價值取向，但一般認為在中國思想史上甚至是中國社會，整體主義的價值取向是主流。如儒家的思想、墨家的思想等都是主張整體主義價值導向的。

無論是對道德主體的道德選擇，還是對倫理思想家們的道德思考，群己關系都是不同于義利問題的另一個更為切近的道德思考和選擇的問題。這兩者之間雖然有一定的聯系，但又是不完全相同的問題。如功利主義，一般是從人的需要出發，重視人的現實利益并以利益實現的結果和功效來作為道德的最終價值根據的一種倫理學說，似乎從邏輯上就會得出功利主義必然是一種個人主義或利己主義的選擇，但歷史證明這并不盡然。中國的功利主義如墨家的功利主義恰恰是講的“兼相愛，交相利”的利他主義，而韓非子的人性論是一種自然主義的人性論，他把一切人際關系也解釋為利害關系，但他在公私觀上恰恰也是堅持國家主義的整體導向的。又如講的我們是革命的功利主義，雖然也是功利主義，但卻是追求人民大眾的、無產階級的整體利益。我們如果對西方的功利主義做以深入分析的話，也就會理解義利觀的選擇是不同于群己觀的選擇的，這是兩種不同的道德觀的基本問題。西方功利主義的理論出發點是從人的肉體感受性出發的趨樂避苦的人性論，它又認為只有個人的利益是真實的，整體利益不過是無數個個人利益的簡單相加。這似乎表明它們是個人主義的或者是利己主義的，但確實他們又提出了“最大幸福主義”的道德原則，而且這種最大幸福主義的原則，在西方的公共決策中確實也發揮了重要的影響。這種理論的內部矛盾性正好說明這是道德觀的兩個不同的問題。

[1][德]弗里德里希·包爾生著：《倫理學體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7月版第190頁。

[2][美]約翰·羅爾斯著：《正義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2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