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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孝觀念產生于父系氏族社會，西周時“孝”開始被確立為宗法道德規范的核心。隨著儒家的闡發與倡導，孝道的內涵不斷豐富，對其后二千余年的中國社會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孝道具有某種永恒的價值，也有其消極落后的一面。除去孝道傳統中的糟粕，更好地繼承其中的精華進而重塑當代的新孝道，對今天我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孝道；兩重性；繼承與發展

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而無論在其主流思想——儒、釋、道的哪一思想體系中，孝都是一個重要范疇。尤其是儒家，不僅十三經中處處皆有談及孝的義理，而且它還是儒家倫理的基礎和核心。兩千多年來，“孝”不僅影響著中國歷朝歷代人們的思想，同時也成為支配人們行動的準則和評判人們德行的標準，成為統治階級的“御用工具”。對孝道探本溯源，剔除其中的糟粕，可以肅清封建主義殘余對現實生活的消極影響；汲取其中的精華，與時俱進的對傳統孝道進行創造性的繼承與發展，則有助于當前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一、孝道的產生及演變

孝的觀念源遠流長，甲骨文中就出現了“孝”字。而“孝”的造字經歷了從圖、符號到文字的過程，是一個會意字。《說文》的解釋是：“善事父母者，從老省、從子、子承老也。”該書的作者許慎以“孝”的小篆字形為依據，認為“孝”字是由“老”字省去右下角的形體，和“子”字組合而成的一個會意字。我國最早解釋詞義的專著《爾雅釋訓》，也將“孝”解釋為：“善事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因此，“孝”字的注釋義應該是子女對父母的善行和美德。一般認為，中國人的孝觀念產生于父系氏族社會。康學偉博士在《先秦孝道研究》一書中指出：“孝觀念的形成當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基于血緣關系而產生的親親之情，二是個體婚制的建立。而這兩個條件的成熟，當在原始社會晚期，即父系氏族公社時期。”而且“這時的孝觀念只是一種敬親愛親的感情，并未超出自然之性，尚不具有階級性”。正如《詩經·小雅·蓼莪》所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蓄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可見，懂得善事父母、報答父母是人類與生俱來的良知本性。這種親情回報的純樸情感，也是人類最基本的孝意識。

西周時，“孝”開始被確立為宗法道德規范的核心。春秋戰國之際，先秦儒家對孝道作了全面的闡釋和發揮，形成了孝為德之本、“無違”之孝道、以孝事君則忠等思想內涵。至《孝經》(約成書于戰國末期)，由“事親”推及到“忠君”、“順時”、“立身”、“法先”等，泛孝化傾向十分明顯；對“孝”的地位及其作用的肯定也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孝經》還提出“五等之孝”和“以孝治天下”，將“孝”進一步等級化、政治化、制度化。自西漢時起，經董仲舒改造后的孝道被賦予了二重性。“孝”既包含著先秦諸子敬老養老等人類美好情操的“孝”，又包含著被統治階級改造為“忠君尊王”御用品的“孝”。產生這一變化的主要原因是封建社會中央集權日益強化，國家從本質上說就是擴大了的皇帝家庭。為了維護封建專制統治，歷代帝王一方面極力倡導孝道、孝行，把后輩對長輩的孝道義務片面化、絕對化；另一方面又運用刑罰手段推行孝道，將儒家“孝”的倫理思想滲透于刑律之中并嚴厲制裁“不孝”行為(從南北朝時期的北齊開始，“不孝”正式被列為“十惡不赦”大罪之列)。傳統孝道的濃厚親情就此湮沒于封建統治的綱常法規之中。到了宋明時期，儒家的孝悌觀有了進一步發展。張載對孟子推己及人的孝悌觀念作了更深層次的引申，提出“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煢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二程對“仁”與“孝”的關系也提出了新見解，認為仁是本，孝是用，不能混為一談；人不僅要有孝悌觀念，而且要有孝的行動。

辛亥革命后，孝道經歷了一個由被批判到重建的變革過程。“五四”時期，以《二十四孝圖》為代表的傳統孝道，受到了陳獨秀、胡適、吳虞、魯迅等激進反傳統人士的猛烈批判。從歷史的觀點看，引起知識分子激烈批判孝道的直接原因是受民國初年帝制運動和孔教運動的反向刺激。此外，“德先生”和“賽先生”以及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登陸，客觀上也激發了這一運動。學者們以批判孝道的殘酷性、保守性、虛偽性為突破口，對整個儒家傳統進行了全面抨擊。如認為孝道是家族本位主義的體現，已經變異為一種吃人的禮教，愚孝行為有悖人道等等。進入20世紀30年代，學者們又開始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反思，力圖為重建國民信心、振興中華民族提供一份傳統的依據。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現代新儒家應運而生。其目標是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一方面回應“五四”時期對儒家傳統的全面批判，另一方面適應時代要求挖掘出儒家傳統中具有永恒價值的部分，并按現代的學術標準對儒學體系進行了重建。現代新儒家十分注重對“孝”的研究，其思想發展大體上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20世紀20年代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一階段比較重視孝道之意義，代表人物是梁漱溟、馬一浮、馮友蘭、賀麟；第二階段(50年代至70年代末)，這一時期對孝道觀闡發弘揚貢獻較大者為徐復觀、唐君毅；第三階段(70年代末至今)，杜維明等對孝道精神作出了重要的詮釋闡發。

二、孝道的兩重性

孝道具有某種永恒的價值，具體表現為：第一，奉養。即孝之物質性贍養。由于“中國和西方的家庭養育模式不同，西方是接力模式，中國是反饋模式。接力模式重視父母養育子女，到成人為止；老人的贍養靠社會和自身，不靠子女。反饋模式既重視養育子女，又重視子女對父母的敬養和回報”。從物質上供養父母即贍養父母，是孝敬父母的最低要求，也是孝道的物質基礎。第二，誠敬。孝在中國歷史上并不只是一個倫理的范疇，而且是一個文化范疇。同時，孝也不只是物質性贍養老人的問題，老人晚年幸福與否還要看他們在精神上是否得到滿足。因此，孝道的精髓在于提倡對父母首先要有誠敬之情。誠敬是比奉養更高的一種倫理尺度和道德要求，基于誠敬之心的養親才是合乎人倫孝道的。正如孟子所說“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孟子·萬章上》)。第三，立身。《孝經·開宗明義》說：“立身行道，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這就是說，做子女的要修身立德、建功立業以光宗耀祖，給父母和家族帶來好名聲，這樣才算達到孝的高標準；而終日無所事事，一生碌碌無為，則被視為對父母的不孝。這一思想體現出儒家積極人世的價值觀，能激勵人們積極進取、自強不息。第四，諫諍。“諫者，證也，以直言正人之非也。諍者，爭也，以善言止人之惡也。諫諍者，匡證也。”因此，“父有諍子，則身不陷于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諍于父”(《孝經·諫諍》)。“事父母幾諫。”(《論語·里仁》)“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荀子·子道》)也就是說，在父母有不義的時候，不僅不能順從，而且應諫諍父母以使其改正不義。這反映出孝道以正義為準繩的民主性、平等性之內涵。第五，祭祀。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論語·為政》)《孝經·紀孝行》也指出：“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后能事親。”由此看來，為人子女者在父母喪亡后能否盡禮致哀，就是孝與非孝的分水嶺。而且，不管是對父母的祭祀還是對先祖的祭祀，都應該做到誠敬，以“報本返祖”的心態去對待。因此，祭祀既是孝道的重要內容，又具有道德教化的功能。

誠然，我們在肯定孝道積極一面的同時，也要看到其消極的一面，主要表現在：第一，統治階級將“事君”納入“孝”的規范，宣揚“以孝治天下”的思想，使孝成為封建專制統治的精神基礎和基本道德力量，具有一定的愚民性。第二，傳統孝道基本上是對上不對下，宣揚長輩的統對權威，極大地壓抑和剝奪了子輩的個性自由和獨立人格，具有不平等性。第三，統治階級出于統治需要，宣揚盲目的祖先崇拜，將葬祭亡禮推向極端，具有保守性。三、孝道的繼承與發展

在現代社會中如何繼承與發展孝道是一個取得研究和探討的問題。對傳統的孝道，我們應該學會用敏銳的目光去剖析其利弊，棄其糟粕、取其精華。同時，新孝道的建立和發展，應在繼承傳統孝道精華的基礎上，增添適應劃時代社會的經濟環境、政治環境、文化環境和教育環境的新內容。在建設當代社會孝文化的過程中，實現由傳統孝道向現代新孝道的創造性轉化是至為重要的。具體地講，應從以下三個方面來重塑現代的新孝道：

第一，應批判地繼承傳統孝道觀。新的孝道觀不是憑空產生出來的，它首先來自于傳統孝道觀的歷史繼承。當今，我們應當拋棄那種不論對錯“無違于父母”的愚孝。而體現子女晚輩對父母前輩的感恩意識及贍養行動的優秀文化傳統則要發揚，要汲取傳統孝道善良篤厚的精神，大力倡導孝道所形成的中華民族尊敬老人的倫理觀念和老有所養的傳統美德。

第二，營造家庭內部良好的倫理道德氛圍。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如果每一個家庭都能和睦美滿，整個社會就會安定祥和，正如《孟子·離婁上》所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而一個家庭的和好美滿，都必須是建立在充滿親情的基礎之上的。《禮記·效特言》中說：“父子親然后義生，義生然后萬物安。”就是講的這種道理。良好的家庭道德氛圍對當代人新孝道觀的確立是至關重要的。子女們若從小生活在溫馨和諧的家庭氛圍中，全家人團結友愛，那么在他們的個性形成過程中就極易樹立起高度的責任感，具有愛心和同情心，同他人就易友善相處，這自然對孝道觀的形成是有益的。很難想象一個從小缺少缺少家庭溫暖的兒童，長大后能孝敬父母、尊敬老人。

第三，要注意處理好四個原則性的關系。這是構建現代“新孝道”的指導思想。展開來講，其一，“新孝道”應體現義務性。孝敬和贍養父母及老人子女有義務。但養不能是建立在父尊子卑、父主子從的人格不平等關系上的，而應是產生于父慈子孝的平等雙向基礎上的。子女孝敬父母老人不應是因為律條的規定和社會輿論的壓力，而應是出自對父母老人的親情和感恩的自覺行動；子女除了在物質生活上滿足老人的需求外，更要注重“精神贍養”。從另一個角度上說，贍養老人僅僅依靠其子女也是不夠的，社會也應承擔其責任，“老有所養”應該有社會保障。其二，“新孝道”應注重感情性。傳統的舊孝道只是愛與敬并重，但是在以父權為基礎的權威主義下，父母的管束甚為嚴苛，子女對父母雙親往往是敬畏多于親愛。但自進人現代社會以后，權威主義逐漸勢微，父母管束日漸寬松，子女對上親的畏懼漸少，親愛的感情自覺滋生。其三，“新孝道”更應強調自律性。在傳統的中國農業社會，孝道的他律性是很強的。現代社會中，個人獨立自主的傾向很強，他律的孝道雖為子女接受，也難以產生預期的效果。比較明智的辦法，只有代之以自律的孝道教育。在這種教育過程中，父母應該放棄以權威的方式訓練子女盲目的服從和外表的恭敬，改以理喻的方式教導子女理解善待父母及其他人的重要性。其四，“新孝道”還應提倡互益性。這是人格平等的具體兌現。傳統孝道本身有明顯的“重孝輕慈”傾向，從人際互動的觀點看，這種單方面的觀點和做法在傳統社會中有必要，但在現代社會中卻難繼續有效。也就是說，父子良好關系必須是雙向的互動，父母與子女之間在互相關愛、互相尊重、互相幫助、互相理解的關系中互相受益，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