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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信息發達“步伐”的加快，快節奏的競爭生活讓人們感到很大的生活壓力。娛樂生活越來越被人們所追求，所謂娛樂包括健身，比如爬山，散步，旅游等等。這只是我們生活中比較真實的一面，而另一面則是報紙，雜志，電視，網絡為我們帶來的大量的娛樂新聞。也是通過對別人的隱私生活使自己得到愉悅。這就聯系到娛樂記者。細細想來，面對娛樂圈的多彩世界，娛樂新聞記者要如何去報道呢？

對于記者職業道德失范的原因分析：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特別是在傳播引入市場因素之后，不規范的市場秩序和社會上的不正之風對傳播產生了強大的沖擊力，加之媒介或記者自身放松要求，隨波逐流，頻頻出現喪失職業精神和違反職業道德的現象：

第一，經濟利益的驅使。眼下以經濟效益為中心，以財富崇拜為興奮點的社會大環境，對一些記者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凡事以經濟效益為上，一心撲在錢眼里。此外，由于采訪工作是一項高強度、快節奏的重腦力勞動，讓很多人覺得記者是吃青春飯，只有年輕人才頂得住，得趁年輕“揾多點”。因此出現了部分記者只求眼前實際利益，放松了對自己素質和職業的嚴格要求。

第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忽略。一些媒體的領導認為只要記者不在政治原則問題上犯錯，其他的問題無關大局。于是對收受禮物、紅包、紀念品等往往睜只眼閉只眼，放松了對屬下新聞記者的政治思想工作和職業道德教育。有的單位，一年到頭難得開一次業務例會，政治學習例會就更少之又少。

第三，缺乏有效監督機制。有的媒體主管部門對記者操守的管理存在盲點，監督不嚴、監管不力，獎懲機制未夠完善，一旦記者出現了事故也只能聽之任之。

對于娛樂記者來說，一部分人在工作之中難免會受到以上三點的干擾。

進一步的說有的不注重個人隱私，有的肆意篡改，有的扭曲事實，有的收受錢財做粉飾工作，有的夸大其詞，有的形象丑陋，不尊重對方，有的偏離職業性質，以記者之名號賺取或者騙取錢財，做炒作者。這些人喪失的是個人道德的培養，個人素質的提高。

一些編輯每天面對鋪天蓋地而來的娛樂新聞，常常陷于兩難的境地，刊登呢？不知是不是故意炒作，有些新聞甚至已經突破了道德底線；不刊登呢？又怕漏掉了確有其事的爆炸性新聞，不能抓住讀者的眼球。

我國的傳播業正在經歷一個艱難的時刻，建國以來我們沒有市場經濟條件下運作的經驗，更沒有娛樂報道的經歷。沒有本行業的職業意識，沒有自律的自覺，除了簡單模仿外，一切都在摸索中。報道明星，何種情形下的事實可以報道，何種事實不宜報道，何種事實適于粗線條報道而不宜細致入微，如何把握評論的分寸，區分適度幽默和侮辱的界限，照片和圖畫如何既具有新聞價值，又要防止低俗或侵權，如何區分“滿足公眾正當合理信息要求”和“迎合低級趣味”，如何在娛樂新聞的報道中掌握好公眾人物的隱私界限……

在這樣的情況下，實際工作中，我們只能用“心”去做娛樂新聞。

一、規范的心

娛樂新聞的主要功能是為人們提供一種茶余飯后的談資和消遣，似乎與其他新聞有些不同。那么，娛樂新聞是否例外于新聞職業規范？遍翻新聞理論著作，娛樂新聞和娛樂記者并沒有單獨定義的內容，娛樂記者只是因為報道對象與娛樂界有關得此稱謂，他們的權利和義務與其他新聞記者沒有兩樣。報道編輯娛樂新聞，同樣受到新聞職業道德和職業規范的約束。所以，編輯不能因為自己是娛樂版的編輯，便可以在業務上放松對自己的要求，相反，更要用“心”去學習新聞職業道德和職業規范。只是在報道方式上，可以適當地活潑些，適當地有些幽默，但是不能發展到侮辱人格和侵犯隱私。

二、客觀的心

新聞報道的客觀性原則，包括事實與價值判斷分開，全面、準確與公正。所謂公正，是指編輯要謹慎評估新聞事件的所有重要事實，做平衡、完整的版面規劃，不偏袒任何一方。10多年前，孫旭培教授在研究我國報道方法演變的基礎上，結合國外的報道經驗提出了新聞報道的平衡的概念，提出：“平衡就是在突出報道一種主要因素時，還要顧及其他因素，特別是相反的因素；在突出報道一種主要意見時，還有注意點出其他意見，特別是相反的意見。……平衡手法所追求的目標，是更準確地反映事物及其內外聯系，是表現令人更加信服的傾向性，是寓傾向性于全面、客觀、公正之中。”

運用到具體的新聞事件報道中，就要求編輯全方位的報道各方，尤其是對立方的觀點和意見，公正分配版面份額，客觀陳述事態的發展。編輯過程中盡可能地摒棄個人好惡和觀點，保持中立的觀察者的角度編輯新聞事實和對立雙方的觀點，甚至應當為新聞事件所涉及的雙方（或多方）提供平等利用版面發表意見的機會。新聞失去公正，媒體就會失去人心！

比如去年5月鬧出的在新京報社發生的竇唯燒汽車事件，之前，已經有一系列不利于竇唯的新聞事件出現，比如4月5日該報曾有文章《丁武奉勸竇唯去看心理醫生》，其中幾個小標題分別是：昔日愛巢人去樓空，竇唯偶爾回來棲身；竇唯自我封閉，很少跟搖滾圈接觸；高原生活困窘，竇唯只給500元生活費；丁武夫婦奉勸竇唯，希望他去看心理醫生。4月7日該報發表評論《竇唯罵出心聲，我們只聽見娛樂》，4月26日，《新京報》發表文章《對竇唯，你不能想當然》，5月10日該報再發文章《竇唯否認罵李亞鵬虛偽》。這些報道和文章，對竇唯與兩任妻子、王菲的現任丈夫李亞鵬、搖滾歌手丁武之間的感情、利益糾葛進行了細致煽情的描寫，甚至說了那么多的尖刻和侮辱人格的話。這樣的新聞，無論是記者還是編輯，都失去了一顆“客觀的心”，我們都沒有采用，只是在發生了竇唯燒汽車事件之后，作為新聞鏈接出現，讓讀者明白事情的前因后果，竇唯燒汽車的新聞，也并不單單報道竇唯如何言行粗魯，如何打砸報社，如何點燃汽車，而是從竇唯的角度、網友的反映、媒體的反映等多角度編輯反映這一則新聞事實，讓讀者能夠更加客觀地評價竇唯的行為。

三、人文的心

要體現人文關懷精神，貫穿人文理念。娛樂新聞的主要報道對象是公眾人物。由于公眾人物的言行舉止與公共利益息息相關，明星作為一個受關注的對象，他的行為已經不是個人行為，而可能會產生較大的社會影響。所以，明星的行為無論多么隱私，在涉及公民的知情權時應該退讓。但這并不意味著“公眾人物”沒有隱私權，“公眾人物”的私生活都可以肆意報道。比如媒體對王菲生孩子的“貼身關注”，客觀上讓一個六甲在身的孕婦寢食不寧、分娩地難定，這樣的知情權消蝕了媒體應該有的道義和人文關懷，也誤解和辱沒了受眾的合理興趣。

娛樂新聞作為新聞的一種樣式，迎合了受眾在不斷滿足物質需要之后的娛樂消遣需求，也符合我國文化娛樂事業的發展走向。但是，娛樂不是去新聞化，娛樂媒體應該秉承新聞的真實、客觀、公正的原則，在追求新聞效益的時候，還要兼顧社會效益，做有操守、負責任的媒體。娛樂新聞業者也要加強自身素質建設，恪守傳播原則和規律，尊重他人，尊重自己的職業道德。

2006年度“中國最具價值主持人”排行榜，李詠以品牌價值5億元蟬聯冠軍，然而一段時間以來，包括李詠在內的一些著名娛樂節目主持人由于自身的負面新聞的影響，仿佛一下子由電視娛樂節目主持人，轉變成了娛樂事件的制造者。早前李詠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也曾坦言自己“已經觸到了央視的娛樂底線”。美國文化傳播學者波茲曼撰寫的《娛樂至死》一書認為，電視決定我們如何認識世界。一個民族的主流價值觀應是積極進取、明榮知恥的，否則這個民族必然走向衰敗。①電視起著十分重要的精神引領和文化導向作用，正因如此，對于電視娛樂節目主持人應該有所限制。

2006年10月29日落幕的第六屆中國金鷹電視藝術節頒獎典禮上，中國電視娛樂節目主持人“李詠”再一次成為了媒體關注的焦點人物，走向了備受爭議的風口浪尖。觀眾對他嚼著口香糖帶著墨鏡上臺領獎的舉動很不滿，尤其是他隨意調侃孕婦蔣勤勤的舉動，更是犯了“眾怒”。當晚許多網民就在網上對此展開了批評。而一篇題為《李詠，你的“娛樂”底線在哪里》的博客文章更是在各論壇轉貼，作者在博客中寫道：“正所謂‘露多大臉、現多大眼’，李詠沒忘了在金鷹獎頒獎典禮的舞臺上張揚自己，但是他的這次張揚卻讓人感覺到十分惡心。”

央視作為一個承擔著重大社會責任的媒體，它的娛樂底線究竟是什么？這個問題也許不能用一句話來做簡單的概括，但是可以通過以下幾個方面來進行探討。

1.媒體性質決定了主持人的娛樂尺度

作為黨和政府的“喉舌”，中央電視臺一向宣稱以社會效益第一為自己的追求目標。

這里我們還是援引李詠自己的話。

中國新聞周刊：你是否受到央視的某種限制？

李詠：任何電視臺的主持人都會受到限制，國家電視臺更是突出。

.中國新聞周刊：你是否覺得央視的娛樂尺度不夠寬？

李詠：主持人是一個要充分展現個性的位置。作為央視主持人，個性張揚的程度以及分寸的把握，是需要拿捏的。

中國新聞周刊:這個分寸在哪里？

李詠：通俗不庸俗，風流不下流。

在社會效益第一的中央電視臺，首先必須認識到自媒體的性質，它是政治性媒體，所以其節目也必須體現出權威性與公信力，實行“精英、精品、精簡”的策略。②在這樣的媒體環境中，其娛樂節目本身趨向于益智類的(幸運52、開心辭典)或是表演性質的(非常6+1、歡樂中國行)，而非單純的搞笑節目。央視本身性質決定其娛樂節目主持人必須受到限制，把握娛樂尺度，要能體現出國家電視臺的風范，要能引領社會主流價值取向，用李詠的話說就是要通俗不庸俗，要以奉獻出精美的節目為目標。

2.主持人的素質與職業道德決定了娛樂底線

優秀的娛樂節目主持人不能人云亦云，不可過分程序化，應該彰顯出自己的個性，反應要靈敏，對一般的事物最好能有出乎意料的見解，然而這種個性的張揚必須在一定的框架之內，切不可嘩眾取寵，或是將自己出人意料的見解建立在嘉賓或觀眾的痛苦之上。“毒舌”事件中李詠貌似個性的麻辣點評，不僅傷害了參賽選手，也讓絕大多數的觀眾難以忍受。

優秀的娛樂節目要讓觀眾在捧腹之后還能有回味的東西，這就要求娛樂節目要有精神內涵，主持人應該有一定的深度。而且主持人作為傳播主體在出席公眾場合時也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能輕浮，李詠在金鷹節一句喜歡“年輕漂亮”演員的玩笑話就慘遭惡評，被觀眾認為沒有內涵。幽默是需要智慧的，嘩眾取寵會適得其反。能讓人笑還不是關鍵，問題是要用在地方，要有親和力，最好有深度，反映的東西也要積極。

然而，李詠作為央視名嘴在2005年7月19日與朱軍、崔永元等主持人一起嚴肅地開會討論“綜藝、娛樂節目的低俗化傾向”問題，并向全國同行發出了倡議。倡議稱，主持人要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樹立正確的審美觀，增強社會責任感。此外，倡議還要求主持人要展示健康形象，主持節目要大方得體、用語純潔規范，杜絕低俗、媚俗、頹廢、宿命、無聊的內容，拒絕粗話臟話、庸俗調侃、打情罵俏、奇裝異服、怪異造型。會上還頒布了《廣播電視綜藝、娛樂節目播音主持自律公約》。這里我們來看看有代表性的兩條（2）：

第九條：行為要得體，活潑而不輕浮。舉止要正派，親和而不失禮儀。避免粗俗和媚俗，反對矯揉造作。

第十四條：感情要真摯，避免煽情、挑逗。

從這些條款中我們可以看出央視需要的是行為得體，不輕浮、高品位的娛樂節目主持人，然而李詠在金鷹節上的表現似乎與條款有些出入，行為有些出位。

3.道德約束與輿論監督決定了娛樂底線

中國素來被稱作“禮儀之邦”，自古以來就有重視社會公德的優良傳統。在人際交往過程中，古代哲人歷來主張“仁者必敬人”(《荀子·臣道》)、“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離婁下》)。從生存交往視野中來看娛樂節目主持人，他們也必須真誠地面對嘉賓、選手和受眾，而這種真誠首先應該表現為尊重。如果主持真的能夠做到心中有人，尊重他人，其實也就是對自己的尊重，對節目的尊重。

如果說道德的約束是否能夠起到效果，主要取決于主持人個體，是其內因的話，那么強大的輿論影響，這種外因的作用就迫使主持人不得不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遵循娛樂的限度。特別是互聯網的普及使觀眾能夠及時地反饋自己的意見，更大程度上實現了對于主持人的監督。

優秀的娛樂節目主持人應該是能夠引領社會主流價值取向的，既張揚個性又不失親和力，既睿智幽默又富有內涵深度，能夠充分認識到自己所處媒體的游戲規則，清醒地明了自己的娛樂底線。

注釋

（1）徐鑄成.新聞藝術[M].北京：知識出版社，1985年版.

（2）鐘子揚：《電視熒屏亟待凈化》，《新聞記者》200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