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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覺新是《家》中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形象之一，人們對這一形象已有許多認識。許多人認為是其自身性格和身為“長房長孫”的家庭地位導致了他的人生悲劇。筆者則認為：高覺新人生悲劇的產生固然有其自身性格的原因，但是將“長房長孫”的家庭地位作為其人生悲劇的原因不準確；準確地說，高覺新并不是因為自己是“長房長孫”，而是因為他是本房“長子”，在祖父與父母面前，他必須要“孝”，父母死后，他必須承擔起“長兄如父”的責任而走向自己的人生悲劇。他的心路歷程反映了五四時期家庭倫理關系的變化和處于新舊思想交替時期人們的精神特征。

雖然對整個大家庭來說，高覺新的身份確實是“長房長孫”，但就高覺新這一房而言，高覺新的身份是“長子”，必須要承擔起“長兄如父”的責任，這才是真正決定他處世態度與行為方式的最重要原因。

“責任”是一種無形的枷鎖，正是這種責任感的驅使，使得高覺新不得不與封建家長敷衍、妥協。高覺新自幼生活在一個封建大家庭，受到過充分的封建倫理道德的教育，封建道德意識在他的思想意識中是非常深刻的。“孝道”要求子女無條件地順從父母的意愿，為了實現父母的意愿，哪怕是自己吃再多的苦，受再大的委屈都是理所當然的。“長兄如父”的封建倫理觀念則是中國文化中“孝道”觀念的延伸，也是評價一個人的重要道德尺度之一。

高覺新的父母早亡，繼母周氏軟弱無能，又不是高覺新父親的原配夫人，而覺民、覺慧與淑華年齡還小，在整個高家都沒有充分的發言權。這樣身為“長子”的高覺新就不得不自覺地承擔起“長兄如父”的重擔。于是“許多有形和無形的箭便開始向他射來。”[1]開始時“他憤怒，他奮斗，他以為他的行為是正當的。然而奮斗的結果只給他招來了更多的煩惱和更多的敵人。”[2]他的斗爭毫無結果，反而會把他拖得更加疲憊。于是他選擇敷衍家人，“他犧牲了一部分時間去討她們歡心，只是為了想過幾天安靜的生活。”[3]他茍且度日，把曾經的夢想拋棄，直到有了孩子，他才看到了希望，看到了自己的未來。可無法回避的是，他還要在那個大家族內周旋。“許多有形的和無形的箭便開始向他射來，他躲開了一些，但也有一些射到了他的身上。”[4]為了盡量地減少與封建長輩們的沖突，于是他采取了“作揖主義”和“無抵抗主義”。可見，這并非他的初衷，而是他在復雜的家族斗爭中所做出的無奈之舉。如果沒有高覺新承擔起“長兄如父”的責任與義務，封建勢力的明槍暗箭就會射到母親與弟妹的身上。“他活著只是為了挑起肩上的擔子；他活著只是為了維持父親遺留下的這個家庭。”可見，即使高覺新不是高家的“長房長孫”，而是其他房的“長子”、“長兄”的話，為了繼母和弟妹，他也不得不與封建長輩們妥協退讓。正如小說中覺新所說：“我愿意做一個犧牲者。”“為了媽我就是犧牲一切，就是把我的前程完全犧牲，我也甘愿。只要使弟妹們長大，好好做人，替爸媽爭口氣，我一生的志愿也就實現了……”[5]

近代中國，伴隨著我國現代化進程的推進，以儒學為典范的中國文化在西方文化沖擊下深陷危機。五四新文化運動就是這個思想文化轉型時代的顛覆宗法禮教的一場倫理革命，陳獨秀、易白沙、魯迅等新文化運動健將紛紛對封建禮教“吃人”本性做出了深刻的批判和揭露。作為制度化儒學之骨干的禮教，其以三綱之說為核心的宗法封建性倫理規范，受到西方現代性思想觀念的全面挑戰，而喪失了其倫理正當性。新文化運動對孔教的批判，鋒芒直指其宗法主義家庭倫理道德。

而中國古典社會立基于宗法家族制度，儒教家庭倫理是一種以孝悌為軸心的等級化人倫秩序。這種以父權為中心的依附性家庭倫理，以血緣關系的溫情羅網束縛人的個性和自由，它表征著古代宗法社會之“人的依賴關系”的倫理異化。馬克思將現代化歸結為由“人的依賴性”而“人的獨立性”轉型過程，并且將現代人概括為獨立的個人、利己的市民和法人化的公民。追求個人的充分發展是人類的最終目的，沒有自由獨立的人格就沒有社會的進步。現代生活以個人獨立主義為原則，這包括個人人格獨立、經濟上個人財產獨立和政治上個人精神獨立等內容。而儒教孝悌之說，則與個人獨立主義相違，故孔子之道不合于現代生活。正如所指出的，東方文化之短，在于不尊重個性，視個人僅為集體中不完全之部分，而個人之價值全為集體所吞沒。高覺新就是這樣一個被“人的依賴關系”的倫理異化的犧牲品。高覺新的思想行為常常呈現出一幅矛盾的思想圖景：他既是受過五四新思想影響，并真誠擁護新道德的新青年，同時，他又自覺地信奉并實踐著人倫本位的、以“忠孝”為價值準則的傳統君子道德。他的矛盾痛苦的心路歷程反映了五四我國家庭倫理道德轉型時期的無數青年的精神特征。

為什么說高覺新的人生悲劇不是由于其身為“長房長孫”的家庭地位造成的呢？筆者將從主觀和客觀兩個方面進行分析：

一、主觀方面

首先，在高覺新的內心深處，他對黑暗腐朽的大家庭是深惡痛絕的，而不是熱愛擁護的。高覺新對其罪惡有著深刻而清醒的認識。高家外表上詩禮傳家，但實則相互傾軋、荒淫無恥：高老太爺蠻橫、六十多歲卻娶了一位滿臉脂粉的姨太太，還生了一個小兒子；高克定典當妻子的首飾在外花天酒地；馮樂山等人就更是披著羊皮的狼了。這些反動的封建統治者只會用那封建禮教來要求別人，壓制一切新的事物，甚至不惜以犧牲青年為代價：梅、瑞玨、鳴鳳、婉兒等青年女性的不幸遭遇，無不是封建制度以及禮教、迷信迫害的結果。小說中許多地方寫到了高覺新對他們非常深切的同情和悲憤，并為自己不能夠保護他們而深深自責。在這個封建大家庭中，高覺新“有一個新的發現，他看見了這個紳士家庭的另一個面目。在和平的，愛的表面下，他看見了仇恨和斗爭，而且他自己也就成了人們攻擊的目標。”[6]

其次，高覺新在思想上并不守舊，與高家的封建勢力有著本質的區別。他受到過新思想和先進文化的熏陶，并對這些新思想和先進文化始終懷著一種真誠的熱愛與向往，他還憧憬著自己能夠到德國留學深造。他默許弟妹去新式學堂上學、參加各種活動，并如饑似渴地閱讀《新青年》等進步刊物。小說中的這些生活細節為我們呈現了一個渴望新生活的覺新形象。同時覺新是一個善良的人，對梅、瑞玨、弟妹，覺新都是深愛的，甚至對于家仆，他也是充滿同情的。再次，高覺新在行為上固然有時對弟妹尤其是覺慧的某些激烈的反抗行為進行了一些勸阻，但與高家其他封建勢力的破壞與阻礙有著本質的不同。高覺新勸阻弟妹的最主要的心理動機是為了保護他們，而不是真心地想要維護什么大家庭的和諧與鞏固（當然這是其行為帶來的客觀結果）。最后，高覺新是整個小說中封建制度與封建禮教最大的受害者，他的苦難可以說比其他任何人要深刻而持久：事業的選擇是由封建家長所決定的；與梅的悲劇是由封建家長之間在牌桌上微小的矛盾所造成的；妻子瑞玨的死是由封建家長“血光之災”的迷信愚昧所造成的。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高覺新不可能有真心希望舊家庭能夠持續長久的心理動機，他應該比任何人更盼望封建勢力的垮臺。在高覺新的身上表現的是新舊社會交替嬗變中的復雜性、曲折性與艱巨性。他承受著太重的舊文化束縛，時刻處于新舊文化的沖擊之中，其自我思想是極其矛盾和痛苦的。到瑞玨因難產死去，他才真正明白了奪去他妻子的是吃人的禮教和愚昧的迷信。后來他選擇支持覺慧出走，離開這個把人的個性活活磨滅的地方，去追求真正的幸福。這表明高覺新在思想上對封建大家庭深惡痛絕，甚至我們可以認為出走的覺慧尋找的無疑也是覺新自己那份失去的幸福。當然這種心理非常微妙，正因為其微妙所以很容易被讀者忽視。

二、客觀方面

第一，高家處于即將崩潰的邊沿，家庭內部的各個勢力互相傾軋，除了高克明外，沒有任何人真心希望大家庭能夠維持下去。在高老太爺在世的時候，這種爭斗還能夠得到一定程度的壓抑與緩和，高老太爺死去以后，由老三高克明擔任家長，但此時的家長已不是彼時的家長。盡管高克明竭盡所能，也不能夠再像他父親那樣做一個真正的封建家長。這種局面出現的根本原因是即使是在腐朽沒落的封建大家庭內部已經沒有多少人真心地希望舊家庭的延續。因此，從客觀的外部環境來看，高覺新雖然身為“長房長孫”，但是作為封建大家庭繼承人身份得以實現的可能性也已經喪失。

第二，在整個大家庭中，已經出現了封建家庭的叛逆者如高覺民、高覺慧。他們是受到五四新思想和西方先進文化影響的新青年，他們的反抗對整個封建大家庭產生了巨大的沖擊作用。從他們違背祖父意愿上新式學校，到他們積極參加各種進步活動，再到他們抗婚直至覺慧離家出走等，其反抗的態度越來越堅決，反抗的力量也越來越強大，甚至他們還在舊家庭中培養和發展了新的青年——淑英。由于封建大家庭中叛逆者的出現，使得封建大家庭的瓦解更加迅速，其滅亡也是不遠的事情了。

第三，雖然對于整個大家庭而言，高覺新確實是“長房長孫”，但是他作為封建大家庭未來繼承人的使命并沒有得到實現。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高老太爺死后，整個高家新的家長是高克明而不是高覺新。由此，我們可以認識到在整個高家中，除了最高統治者高老太爺外，高克明的家長繼承權明顯高于高覺新，他只不過是高家家長繼承人的候選人之一，對維系整個大家庭的責任并不是最重要的。另一個方面，在高克明病危期間，整個高家已經陷入了四分五裂的局面，高克明一死，那些長輩很快實現了分家的夙愿。可見，高覺新這位“家長”最多不過是當一回高家的分家主持人和見證人而已，對整個大家庭的維系沒有什么實質上的作用。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認識到：從主觀意愿來看，高覺新對黑暗腐朽的封建大家庭的罪惡有清楚的認識，是它的受害者，他對它是厭惡的，也希望它早日滅亡（即使對它有些留戀，這也是人之常情，但這僅僅是高覺新對舊家庭情感的次要方面）；在客觀方面，封建大家庭已經陷入了內外兩重勢力的破壞與攻擊之中，其崩潰瓦解的結局也是必然的。可見，高覺新既沒有希望封建大家庭繼續下去的主觀愿望，也沒有維護封建大家庭的客觀條件，認為“長房長孫”的家庭地位是他人生悲劇的主要原因過于牽強。也就是說，雖然“長房長孫”是高覺新的身份之一，但并不是他奉行“作揖主義”和“無抵抗主義”的最主要原因。

【參考文獻】

[1]鄧英華，于寒．中國現代文學史[M]．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

[2]林志浩.中國現代文學史[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