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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經過改革開放30年的發展，我國經濟取得了巨大成就，極大促進了社會各方面的發展，但由于二元經濟結構體制性問題，城鄉差距越來越大。為了克服城鄉差距，我國政府提出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戰略主張，加大對農村資源的開發和利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對農村人力資源的開發與利用。農民走出農村到城市就業，或者從事非農行業，這都是歷史的必然選擇，這也正好隨應二元經濟結構向一元經濟轉變的大趨勢，在此基礎上闡述了農民非農就業必要性，提出了農民市民化應克服認同、身份、素質三大障礙，從教育培訓、戶籍制度、城鎮化三個方面努力來實現。

關鍵詞：農民；非農就業；市民化；城鎮化

美國經濟學家劉易斯把發展中國家經濟劃分兩部分，一部分以現代工業部門為代表，另一部分以傳統農業部門為代表，兩者構成了整個國民經濟的框架，這就是所謂的“二元經濟結構”。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二元經濟結構明顯，原因在于我國長期處在經濟落后的階段，同時地域廣闊，資源稟賦不一樣，再加上國家早期的重工抑農、城鄉戶籍等政策的影響，我國農村和城市呈現不同的面貌。大部分農村還是以傳統的方式發展，而城市完全呈現以現代工業發展為主的形態，由于地域發展的水平不一致，對勞動力供需影響程度也不一樣。城市工業需要大量勞動力，而農村由于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人口的快速增長提供了大量剩余勞動力，因而我國的“民工潮”現象實質上是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問題。當然城市的發展并不能在短時間內全部吸收農村的剩余勞動力，正如“拉美陷阱”典型代表巴西，該國在大力發展城市工業的同時促使大量的農民進入城市，由于城市無法全面吸收這些勞動力導致了城市的穩定、就業、保障、環境等方面出現了很多問題，可見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也要注意吸收和轉化問題。當前在這個特殊時期，如何處理好農民非農就業與農民市民化關系成為了重要論點。

一、農民非農就業的動因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30年的發展，我國城市和農村都取得了巨大的發展，但由于改革的側重點不一樣，城鄉差距愈來愈明顯，廣大農民為了克服家庭的貧困和追求更好的生活，離開了世代耕作的土地到城市里從事非農產業工作。當代農民就業最顯著的特征就是非農化就業取向，除受制度和政策的影響，最深層的還是經濟原因，這里可以從兩個方面分析：

第一方面是農村對農民非農就業的推力

1.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不斷增長和農村耕地面積日益減少所形成的逆向增減矛盾是農民非農就業的根本動力

從長遠看，我國人多地少的矛盾會一直存在，并日趨嚴重，這是形成農業勞動力轉移的客觀基礎。一方面是耕地面積的逐年減少，另一方面是農業勞動力供給的不斷增加，人地矛盾的加劇，呈現出土地資源壓迫人口、農業勞動力大量潛在失業的格局。日益尖銳的人地矛盾產生巨大的推力，迫使農業勞動力向城鎮非農產業轉移，農民非農就業成為了必然。

2.農業的比較效益低形成了農民非農就業的直接驅動力

近幾年，農業特別是種植業比較利益下降，投資成本高，獲得收益低。有的地區農業甚至虧損，農民每年凈收入幾百元，而到發達地區打工每年最低也能收入幾千元，如此巨大的反差，促使農業勞動力不得不在農業之外謀求出路。

3.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是農民非農就業的支撐力

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一方面使更多的農業勞動力從土地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從而可以轉移到非農產業;另一方面，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可以提供更多的農產品，滿足非農產業發展所需要的食物及原材料。

第二方面是城鎮非農產業對農民非農就業的拉力

1.區域間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日益擴大，是拉動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向城鎮非農產業的內在拉力

我國區域間經濟發展不平衡，區域間的城市與農村之間、城市與城市之間、農村與農村之間均存在著明顯的差距，這就形成強勁的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拉力”。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東部和沿海地區靠地理和經濟社會環境的優勢以及前幾年國家的優惠政策，經濟發展很快，社會總產值和人均收入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區。在收入差距拉大的作用下必然會吸引一些農業勞動力跨行業、跨地區轉移。除此之外，還有諸多非經濟差異，如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到各種農民享受不到的社會福利及社會保障等，這種經濟利益和社會利益的差別形成了強大的吸引力。

2.城鎮非農產業就業機會的增多，形成對農民非農就業的產業需求拉動力

改革開放以來，一些大中城市的經濟一直保持著強勁的發展勢頭，客觀上形成了對勞動力尤其是建筑隊伍的大規模需求。另外，隨著經濟的發展，東部地區發展了一大批有活力的鄉鎮企業，這些鄉鎮企業在吸納了當地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同時，也吸納了大量的外來農業剩余勞動力。

3.城鎮生活環境和生活質量對農民的吸引力

城鎮不僅具有優越的生活條件、較高的收入、豐富多彩的文化娛樂設施，而且有更多的接受現代教育和在城市氛圍中鍛煉的機會。農村的農民外出見世面和追求新生活的欲望迎合著這種吸引力。農村中尤其是文化素質相對較高的人口在自我意識的驅使下，除了有改變經濟地位的強烈愿望外，還有提高社會地位的追求。這種強烈的心理動力是農業勞動力流動的主要原因。

二、非農就業農民市民化的障礙

城鎮化是衡量一個國家現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標，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化迅速推進，城鎮化進程的速度達到同期世界城鎮化進程的兩倍。但是，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城鎮化程度仍然十分落后，僅為43%，落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因此，加快城鎮化是當務之急。雖然現實中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向城市非農產業轉移，但其市民化效果并不良好，主要是由于三個方面的障礙：

1.認同的障礙

所謂認同指的是個人對自己在社會生活中角色的肯定性確認，農民市民化本身即是一個身份轉變，重新尋找認同團體的過程。從鄉村社會到城市社會的過渡，農民市民化所面臨的主要困難也在這里。如果不能建立起新的認同團體，這種市民化過程必然帶來相應的身份困擾和認同障礙。在對進城務工農民工那里可以了解到，他們十分羨慕城市人的知識、工作和交往生活，常將自己充滿各種各樣苦惱的生活不自覺地與城里人對比，但在市民化的過程中，他們所關心的主要是靠買房來獲得附帶的城市戶口，或通過農地補償變為城里人，以及期望子女能夠考取大學進而畢業在城里工作，而事實上遺忘了如何在新的生活環境中實現人格平等，要知道人格平等恰恰是城市社會團體意識的基礎。

2.身份的障礙

我國社會結構的原則在過去相當長時間內以身份為標準，城市和鄉村之間、腦力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者之間不平等的關系維系著社會秩序的穩定狀態。有人說，中國社會在此意義上是一個身份社會，這話不無道理。應當說保障這個身份社會存續的力量主要源于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框架和戶口制度的長期存在。有很多學者一直對困擾農民問題的戶籍制度進行反思，并明確提出戶籍制度改革不宜緩行的主張。

3.素質的障礙

現代社會的特征集中表現為它是以工具和知識為主要運行手段的，一個人要想在當前社會生存或者生活的更好，掌握現代生產技術工具和專門化的知識就成為衡量他是否具備社會生存能力的基本指標。而農業社會和鄉村生活所催生的卻是守成的習慣，固化的傳統已經成為集體無意識。顯然從農民進入市民化行列的那一天起，天然的缺陷便制約著他們有機地融入城市生活，在充滿激烈競爭的現代社會里似乎難于擺脫落伍的命運。

三、著眼農民非農就業，促進農民市民化的思考

農民非農就業已經成為一種必然的現象，然而讓農民變成市民還需要更多的努力，主要從三個方面著手：

第一，全面構建農民非農就業的技能培訓體系，強化農村的基礎教育，提高農民素質。

當前農民非農就業的多是以體力勞動為主的崗位，這與現代社會主要依靠知識和現代技能為生存之道相脫節，非農產業越來越需要高技能的人才，農民如果不進行人力資本的投資必然會被社會所淘汰。作為追求最大利益的“經濟人”，農民他們必然在工作中進行了人力資本投資，但由于方方面面限制，他們自身對人力資本投資效果差和動力不足明顯，因此需要國家政府來對農民人力資本進行大力投資，近年來我國強化了農村的基礎教育，許多地方也基本構建了農民非農就業的技能培訓體系，這無疑是件利國利民的好事。

第二，健全農民市民化體系，打破舊的戶籍制度限制，減少非農就業成本，多方位有次序促進農民身份的轉變。

長期以來，我國是以戶籍制度來劃分城市和農村居民身份特征的，正是這種身份的制度限制了城市和農村人力資源快速流動，目前，我國非農就業農民大多數是“離鄉不離土”的，也有一部分是“不離鄉不離土”的，“離鄉又離土”者非常少，這實際上增加了農民非農就業的成本，不利于非農就業的發展，也不利于社會保障的實施和社會穩定，因此我們要改變舊有的戶籍制度，循序漸進促進有條件的農民變市民，減少非農就業的成本，提高效率。

第三，加快我國城鎮化建設，為農民非農就業，實現市民化提供空間支持。

眾所周知，城市是人類現代文明的搖籃，在人類發展歷史上一直起著巨大作用，而作為現代文明的標志——現代化非農產業大多集中在城市，同樣，作為現代文明向農村延伸的紐帶——鄉鎮也以非農產業居多，因此要想使非農就業的農民變成市民就要大力建設城市和鄉鎮，為農民市民化提供空間支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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