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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開放三十年來，鄉村工業的崛起對中國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本文回顧了鄉村工業發展的運行軌跡，分析了鄉村工業對農村經濟乃至對國民經濟發展的貢獻，總結了鄉村工業三十年發展經驗，以期對進一步促進鄉村工業的發展提供有益啟示。

關鍵詞：鄉村工業；改革開放；歷史經驗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鄉村工業的迅猛發展，不僅為國民經濟的增長做出了巨大貢獻，而且徹底改變了中國工業化的歷史進程和發展模式，使中國走上一條獨特的國家主導的城市工業化與農民興起的鄉村工業化雙翼騰飛的道路。本文回顧了鄉村工業發展的運行軌跡，分析了鄉村工業對農村經濟及國民經濟發展的巨大貢獻，總結了鄉村工業三十年發展的主要經驗。

一、鄉村工業三十年發展歷程回顧

(一)改革開放初期鄉村工業起步階段(1978—1984年)

這一階段，鄉村工業在組織形式上仍延續計劃經濟時期的社隊企業，但發展的要素條件與政策環境都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首先，從要素條件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大大地提高了生產勞動的效率，這種誘致性制度變遷促進了農業產值快速增長，從而促進了農業剩余的積累和勞動力優勢的發揮。其次，從政策環境看，以政府為主體的強制性制度變遷，使鄉村工業生存的“夾縫”有所拓寬。一方面，國家對農產品收購價格實施了多次調整，增加了農民剩余資金的積累；另一方面，國家放寬了對農村非農產業的限制，并在信貸和稅收方面對新開辦的社隊企業給予一定的優惠。各種有利因素的綜合作用使全國社隊企業在這一期間以年均15.2％的速度快速發展，其產值由385億元增加到1035億元，占全國工業產值的比重由9.1％上升到14.7％。

(二)鄉村工業迅速崛起爭治理整頓階段(19M-1992年)

這一階段，鄉村工業發展的物質基礎和外部條件有了更大的變化。農村改革的深入使農業效率大幅度提高、農民個體收入水平及儲蓄規模迅速上升，并因此具備了一定的投資能力。尤其是體制的撤銷，給農民自主創業提供了日益寬松的制度環境。鄉村工業組織形式的突出變化是農民個體及個體基礎上的私營企業有了快速發展。同時，國家政策鼓勵鄉村企業跨行業、跨地區內引外聯，拓寬了鄉村工業的發展經營空間。體制改革的深化和政策的不斷調整，使鄉村工業在1984—1988年間呈現出“異軍突起”發展態勢。企業數量由606.5萬個迅速增加到1888.2萬個，年均增加69.6％；企業總產值由1709.9億元增加到6495.7億元，年均增加44.9％。盡管后來由于“雙緊”的宏觀調控政策使這種強勁的發展勢頭明顯放慢，但從總體上看，這一期間鄉村工業仍保持了平均每年34.4％的遞增速度。

(三)鄉村工業飛躍和結構調整階段(1992—2001年)

這一階段，黨的十四大確立了經濟體制改革的新目標，確認鄉鎮企業是“中國農民的又一個偉大創造”。這不僅標志著中國的改革開放推進到了新的階段，而且為鄉村工業的再次飛躍提供了條件。在這一階段，鄉村工業組織形式變化的特征是現代企業制度的構建取得了突破性進展。隨著企業規模的不斷擴張，以“溫州模式”為典型的家庭或家族企業逐步向股份合作制自然演進，而以“蘇南模式”為典型的鄉鎮企業也走上了改制之路。在此期間，國家針對鄉村工業發展中出現的各類問題提出了明確的指導性意見。制度變遷與政策引導進一步帶動了鄉村工業的飛躍。在1992至1997年間，鄉村企業增長的許多指標，如上繳稅收、利潤總額、出口創匯、總產值和工業總產值等，年增長率均在50％以上。

(四)鄉村工業平穩發展階段(2001—2008年)

這一階段，隨著科學發展觀和新型工業化思路的提出，尤其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鄉村工業拓展了發展空間。鄉村工業的發展表現出一些新的特征：從世界市場看，中國加入WTO以后，鄉村工業在更大范圍和更深程度積極參與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從產業布局看，通過自然演進和政府引導等不同途徑，為城市大工業配套和與農產品深加工銜接的產業集群基本形成，到2007年底，全國鄉村企業各類產業園區和產業集聚區達5600余個；從企業組織規模與實力看，一些耗能高、污染大、效率低的鄉村小企業在競爭中被淘汰，涌現一大批按照現代企業制度規范運營的大中型鄉村企業。到2008年8月，全國鄉村規模以上工業企業達23.8萬家，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占鄉鎮工業增加值的比重達74.2％。這些企業整體素質好、創新能力強，其中相當一部分為國家級或省級名牌產品，它們對鄉村工業的發展起到了支撐和帶動作用。

二、鄉村工業三十年發展對國民經濟的歷史貢獻

(一)經濟增長的許多數量指標表明，鄉村工業已成為整個國民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

從鄉村工業與國民經濟增長的關系看，在1978年至2006年間，鄉村企業增加值占全國GDP的比重由5.7％提高到27.5％。其中，鄉村企業的工業增加值占全社會工業增加值的比重由10％提高到44.8％。從鄉村工業與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關系看，1978年至2006年間，鄉村工業的從業人員由2827萬增加到14680萬，鄉村工業第二產業從業人員占全社會第二產業就業人員的比重由28.4％提高到50.8％。這些指標反映改革開放以來鄉村工業的整體平均情況。到2007年底，全國鄉村企業的增加值突破68000億元，年增長率達14.1％，產銷率達95％以上，從業人員總數突破1.5億。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近30％，工業增加值的45％，出口的40％均來自鄉村企業。事實表明，鄉村工業已成為國民經濟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經濟結構趨向改善的狀況表明，鄉村工業為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做出了重大貢獻

改革開放以來，鄉村工業的迅猛發展不僅改變了農村長期形成的以種植業為主，尤其是“以糧為綱”的單一產業結構，延長了農產品深加工的產業鏈條，推動了農業產業化和農村經濟的全面發展，而且使整個國民經濟長期形成的畸形產業結構得到了矯正。20世紀50年代，在特殊的歷史條件和國際背景下，中國選擇了重工業優先發展的工業化戰略。這種向資金和技術密集型的重工業傾斜的發展戰略，在促進我國工業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導致輕工業產品的嚴重短缺，吃、穿、用等基本消費品供給不得不長期實行“票證經濟”。為此，不得不在改革之后，盡快彌補輕工業滯后的斷層。以發展輕工業為主的鄉村工業便成為這一任務的主要承擔者。鄉村工業的發展有效地矯正了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國民經濟產業結構向重工業傾斜的扭曲，使產業結構更符合中國自身的資源稟賦優勢，而且使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巨大落差得到有效緩沖。(三)社會發展的各項綜合指標表明，鄉村工業對提高城鄉居民生活質量，促進和諧社會的建設具有不可估量的意義

鄉村工業的發展不僅使輕工業產品市場實現了從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的轉變，增加了城鎮居民的實際收入，而且農村勞動力大量轉移到鄉村企業就業，也增加了農民的工資性貨幣收入及股金分紅、承包和租賃所得，成為農民致富的主要途徑。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農村成功地實現了農民生活從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的歷史性跨越，農民年人均純收入從134元增加到4140多元，貧困人口從2.5億減少到1479萬。鄉村工業已成為支持農民收入增長主要因素。同時，鄉村工業的發展為農業現代化奠定了物質基礎，促進了農村社會各個領域全面的文明進步。一方面，鄉村工業發展為反哺農業積累了大量資金，增加了農業投入和農業技術設備，改善了農業生產條件，推進了農業產業化和現代化進程。另一方面，鄉村工業發展將工業文明注入農村，促進了農村科學、文化、教育和社會保障等各項公共福利事業的全面發展。大量的人力資本投入造就了一大批農民企業家和新型農民，進而為破除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創造了有利條件。

三、鄉村工業三十年發展的經驗與啟示

(一)經濟主體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是經濟發展永不衰竭的動力源泉，也是鄉村工業崛起和持續發展的“秘密武器”

鄉村工業三十年的崛起和迅猛發展，驗證了經濟學的一個最基本的原理，即每個人作為“經濟人”以最小的代價追求自身經濟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能夠推動整個社會健康發展，經濟主體的自由選擇所帶來的個人思想和活力的解放，是創造輝煌燦爛物質文明的根源所在。中國計劃經濟時期最大的弊端就是通過城鄉戶籍壁壘、農產品統購統銷和組織體系等一系列強制性的制度安排，將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隔離在工業化進程之外，抑制了這個最廣大的民眾群體的積極性和創造力。框架下的集體耕作制失敗的教訓在于，它既剝奪了農民個體退出農業的自由，又限制了他們流入非農產業的權利，使他們在惟一的經濟組織中為了利益最大化只能選擇最大限度的偷懶，由此造成資源配置效率和生產效率的低下。始于1978年的農村改革最大的成功之處在于它使廣大農民從的桎梏下擺脫出來，獲得了從事生產和經營的自主權，大大地解放了農民從事各種非農經濟活動的自由，激發了農民被長期壓抑的進取心和創造力。正是這種進取心和創造力，使農民在利益最大化目標的驅動下，克服重重艱難險阻，不等國家投資，不靠銀行貸款，靠自有資金的積累，靠勤勞的雙手和智慧，在計劃經濟的縫隙中開辟出一片生存空間。也正是這種進取心和創造力，使農民在求溫飽奔小康的目標吸引下，不斷地突破和創新，不僅創造了鄉村工業數量增長的奇跡，而且為國民經濟的結構優化及整個社會的和諧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事實告訴人們，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是整個中華民族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這一事業的成功與否有賴于大多數國民的積極參與，而鄉村工業化恰是使包括數億農民在內的大多數國民參與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因此，保護農民個體的產權主體地位，以此保護數億農民主動參與鄉村工業化的積極性，是推動鄉村工業乃至整個農村經濟的發展，進而推進中國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的必然選擇。

(二)國家政策的鼓勵與限制，是推動或約束鄉村工業發展的制度環境

中國鄉村工業發展的歷程，有力地印證了政府政策與經濟效率的關聯性。從鄉村工業發展階梯式的周期性波動看，每一個周期的上升與平緩的變動都與國家政策的傾斜變化保持著高度的一致性，鄉村工業發展過程中的每一次飛躍或停頓都直接取決于國家政策所賦予的空間。從國家政策行為的推動作用看，第一階段的起步，得益于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的舉措和對農村包產到戶的肯定；第二階段的崛起，得益于一系列放寬搞活的政策及制度的解體和城市體制改革的開始；第三階段的飛躍，得益于黨的十四大確立的新的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第四個階段的穩步發展，得益于科學發展和新型工業化思路的提出，尤其加入WTO后與世界市場經濟體制的全方位接軌。從國家政策的限制作用看，鄉村工業在1983年的增幅下降，與改革之初人們對社隊企業的認識不統一，進而導致國家政策的搖擺，甚至有些地區對鄉村企業采用簡單的關停直接相關；1989—1991年間鄉村工業的三年徘徊，與國家在治理整頓的形勢下減少了對鄉村工業的優惠政策密切相關；1999—2001年間鄉村企業低迷爬坡的局面，與國內外市場競爭激烈的情況下，國家的金融、信貸政策支持不足相關。可見，加大國家政策支持和引導力度，對鄉村工業長期持續發展至關重要。

(三)思想觀念的解放，是鄉村工業保持旺盛生機與活力的先決條件

人類社會的文明發展進程告訴我們，在社會發展的因果關系網中，人的思想與其它的動因相比是更為本源性的。因為盡管制度變遷至關重要，但制度變革的主體是人；盡管技術創新堪稱關鍵，但技術創新的主體也是人；對有限資源合理利用的主體是人；對傳統文化實施更新的主體還是人。社會是由人或人的群體組成的，社會發展實際上是人的選擇行為所造成的結果。尤其是在一定社會中能夠代表大多數社會成員利益，并且能夠把握和順應時展潮流的社會精英，其選擇行為對于這個社會的制度變革、科技創新和資源利用等都具有極其重大的影響。回顧鄉村工業發展的進程可發現，無論發起鄉村改革的農民，還是制定或改變政策的官員，他們的行為都是受不斷更新的思想和觀念來支配的，思想解放是一切理性選擇的邏輯起點和歷史起點。從國家大政方針的制定來看，如果沒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就不會有“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轉移；如果沒有對計劃經濟的痛苦反思，就不會有以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為目標的改革；如果沒有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利弊”之爭，就不會有全方位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共識。從農村改革和鄉村工業發展的進程看，如果沒有農民在極度貧困生存狀況下的觀念覺醒，也就不會有波瀾壯闊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如果沒有對狹隘封閉的傳統小農意識的突破，就不會有一大批具有現代市場經濟觀念的農民企業家的成長；如果沒有對全面小康目標的熱切盼望，就不會有數億農民自發興起的鄉村工業化的偉大實踐。正因為如此，繼續倡導思想解放和培育創新意識，是推進鄉村工業乃至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根本所在。

回顧中國鄉村工業輝煌的發展歷程，評說其在中國復興中的巨大貢獻，總結其成功經驗，這些都不意味著對鄉村工業當前和未來發展所面臨的矛盾與問題的忽略。由于鄉村企業規模較小、布局相對分散、組織管理落后，導致規模經濟和集聚效應較差；由于產業層次較低，工藝水平落后，導致資源合理利用程度不高甚至浪費現象嚴重，并造成大規模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由于產業梯度沒有形成，導致地區之間發展水平差距較大；由于投融資體制改革的相對滯后，鄉村企業的長遠發展還要受到比較嚴重的制度性制約，等等，這些問題都有待于在發展中逐步加以解決。總之，中國鄉村工業只有根據自身資源稟賦優勢的變化，加大人力資本投資，不斷進行技術和制度創新，逐步融入到新型的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的格局中，才能繼續在發展中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做出更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