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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設計

1．理論模型

本研究對于大學生領導力發展水平的評估及其影響的探索采用“領導力發展的社會改變模型”（TheSocialChangeModelofLeadershipDevelopment,簡稱SCM）。該模型由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高等教育研究院開發，是諸多大學生領導力模型中提出較早并極具影響力的一種。SCM特別強調大學生領導力開發的價值維度，并且認為有意識的關注價值應當成為任何領導力開發的核心。＊該模型的基本目標是促進學生的學習和發展，促進積極的社會改變。SCM以“改變”為核心價值，包括自我認知、一致性、承諾、合作、共同目標、以理相爭和公民責任等7種重要價值，這些價值可劃分為個體價值（自我認知、一致性、承諾）、團體價值（合作、共同目標、以理相爭）、社會/社區價值（公民責任）三個維度。

2．研究工具

本研究主要是考察中國大學生的社會參與狀況對領導力發展的相關性及其影響，因此調查問卷主要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為領導力發展評估量表，另一部分為社會參與影響因素量表。領導力發展評估量表采用了基于SCM而開發的“社會責任型領導力量表”。影響因素變量主要由個體因素（性別、生源地、家庭結構、政治面貌）和社會參與（志愿服務、社會實踐、兼職工作）兩個部分組成。鑒于當前國內還沒有“社會責任型領導力量表”的中文版，本研究對英文版量表進行了翻譯。為保證該量表的理念能夠適用于中國大學生，針對不同的中國大學生群體進行了多次試測，多次修正中文翻譯，剔除了量表中的負向題，以提升量表的信度和效度。就本研究的統計數據進行分析來看，量表的信度和效度均達到了較為理想的水平。本研究使用SPSS19.0對量表的信度進行測量，結果顯示該量表及其8個維度的克倫巴赫a值均超過了0.7，表明該量表信度良好，具有較高的內部一致性。

3．研究假設

根據文獻研究的結果，以及當前國內高校所具有的教育資源和教育途徑中社會參與的現狀，本研究做出以下假設：（1）參與社會實踐活動的大學生社會責任型領導力總體水平高于未參與社會實踐活動的大學生；（2）參與社會實踐活動對大學生社會責任型領導力發展具有正向影響；（3）參與志愿服務的大學生社會責任型領導力總體水平高于未參與志愿服務的大學生；（4）參與志愿服務對大學生社會責任型領導力發展具有正向影響；（5）參與兼職工作的大學生社會責任型領導力總體水平高于未參與兼職工作的大學生；（6）參與兼職工作對大學生社會責任型領導力發展具有正向影響。

4．樣本信息

本文的研究對象為高校本科生，共計發放問卷5000份，實際回收3331份，回收率為66.6%。缺失值處理采取整列刪除，剔除含有不合理數據的問卷，有效問卷為3150份，占回收問卷的94.6%。樣本主要來自全國不同地區的20所高校，其中9所為“211”高校，占總樣本量的45.0%。調查所涉及的學校類型廣泛，不僅包括綜合性大學，如復旦大學、同濟大學等，也包括專業類高校，如上海中醫藥大學、上海體育學院等。樣本共涉及12個學科門類。在3150名大學生中，男生占45.3%，女生占54.7%；年齡主要分布在19-22歲，其中19-20歲占46.9%，21-22歲占44.1%，16-18歲占5.2%，23歲以上占3.8%；一年級占30.5%，二年級占31.7%，三年級占27.2％，四年級占10.6%；政治面貌方面，中共黨員占16.1%，共青團員占80.5%，群眾占3.4%；生源地方面，農村生源占44.3%，城鎮生源占55.7%；獨生子女占62.5%，非獨生子女占37.5%。調查顯示，在3150名受訪大學生中，57.4%的大學生在校期間參與過學校組織的暑期社會實踐活動；73.5%的大學生在校期間參與過學校組織的志愿服務；23.1%的大學生在校期間參與過學校行政職能部門的兼職工作。

二、研究結果分析

1．社會參與因素與大學生領導力發展的差異分析

對于研究假設（1），研究結果顯示，參與過學校組織的暑期社會實踐活動的大學生在社會責任型領導力上存在總體差異，差異顯著（P<0.01）。由均值可知，參與過學校組織的暑期社會實踐活動的大學生得分高于未參與過學校組織的暑期社會實踐活動的大學生。對社會責任型領導力的8個維度進一步分析發現，參與過學校組織的暑期社會實踐活動的大學生與未參與過學校組織的暑期社會實踐活動的大學生在8個維度均存在顯著差異（P<0.01）。由均值可知，參與過學校組織的暑期社會實踐活動的大學生得分高于未參與過學校組織的暑期社會實踐活動的大學生。對于研究假設（3），研究結果顯示，參與過學校組織的志愿服務的大學生在社會責任型領導力上存在總體差異，差異顯著（P<0.001）。由均值可知，參與過學校組織的志愿服務的大學生得分高于未參與過學校組織的志愿服務的大學生。對社會責任型領導力的8個維度進一步分析發現，參與過學校組織的志愿服務的大學生與未參與過學校組織的志愿服務的大學生在8個維度均存在顯著差異（P<0.001）。由均值可知，參與過學校組織的志愿服務的大學生得分總體水平高于未參與過學校組織的志愿服務的大學生。對于研究假設（5），研究結果顯示，參與過學校行政職能部門兼職工作的大學生在社會責任型領導力上存在總體差異，差異顯著（P<0.001）。由均值可知，參與過學校行政職能部門兼職工作的大學生得分高于未參與過學校行政職能部門兼職工作的大學生。對社會責任型領導力的8個維度進一步分析發現，參與過學校行政職能部門兼職工作的大學生與未參與過學校行政職能部門兼職工作的大學生在8個維度均存在顯著差異（P<0.01；P<0.001）。由均值可知，參與過學校行政職能部門兼職工作的大學生得分總體水平高于未參與過學校行政職能部門兼職工作的大學生。

2．社會參與因素與大學生領導力發展的影響關系

志愿服務、社會實踐活動和兼職工作的參與情況對大學生社會責任型領導力的累積logistic回歸模型。由表2可知，是否參與志愿服務、社會實踐活動和兼職工作對大學生的社會責任型領導力發展具有顯著影響（p<0.05）。假設（2）參與社會實踐活動對大學生社會責任型領導力發展具有正向影響，得到了證實，參與社會實踐活動對大學生社會責任型領導力發展具有顯著影響（p<0.05）。以未參與社會實踐活動的大學生為參照組，在其他變量相同的情況下，參與社會實踐活動的大學生的社會責任型領導力水平優于未參與社會實踐活動的大學生（系數估計為0.254），參與社會實踐活動的大學生處于社會責任型領導力“高”水平相對處于“中”和“低”水平，以及參與社會實踐活動的大學生處于社會責任型領導力“高”和“中”水平相對于處于“低”水平的發生比，約為未參與社會實踐活動的大學生的1.289倍。假設（4）參與志愿服務對大學生社會責任型領導力發展具有正向影響，得到了證實，參與志愿服務對大學生社會責任型領導力發展具有顯著影響（p<0.05）。以未參與志愿服務大學生為參照組，在其他變量相同的情況下，參與志愿服務的大學生的社會責任型領導力水平優于未參與志愿服務的大學生（系數估計為0.292），參與志愿服務的大學生處于社會責任型領導力“高”水平相對處于“中”和“低”水平，以及參與志愿服務的大學生處于社會責任型領導力“高”和“中”水平相對于處于“低”水平的發生比，約為未參與志愿服務的大學生的1.339倍。假設（6）參與學校兼職工作對大學生社會責任型領導力發展具有正向影響，得到了證實，參與學校兼職工作對大學生社會責任型領導力發展具有顯著影響（p<0.05）。以未參與學校兼職工作的大學生為參照組，在其他變量相同的情況下，參與學校兼職工作的大學生的社會責任型領導力水平優于未參與學校兼職工作的大學生（系數估計為0.342），參與學校兼職工作的大學生處于社會責任型領導力“高”水平相對處于“中”和“低”水平，以及參與學校兼職工作的大學生處于社會責任型領導力“高”和“中”水平相對于處于“低”水平的發生比，約為未參與學校兼職工作的大學生的1.408倍。上述研究結果顯示，社會參與對于中國大學生社會責任型領導力的發展具有顯著影響。在校期間參加志愿服務、社會實踐活動和兼職工作對于中國大學生社會責任型領導力的發展具有正向影響。

三、研究結論與建議

從本研究的結果來看，社會參與對于大學生領導力的發展無疑具有重要積極影響。因此，從指向中國大學生領導力發展的視角來看，大學生暑期社會實踐、志愿服務和社會兼職還有其極為重要的領導力教育的價值，是大學生領導力培養的一個重要平臺和載體。因此，從開展中國大學生領導力教育的實踐維度來看，高校應當倡導和鼓勵大學生參加暑期社會實踐、志愿服務和社會兼職，并為更多的大學生提供參與的機會，促進大學生領導力的發展。

作者：陶思亮 許瑜函 林磊 單位：上海中醫藥大學 中國大學生領導力發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