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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信麗媛王麗娟賈寶紅王曉蓉作者單位：天津市農業科學院信息研究所

食品安全與風險的理論分析

從近年來發生食品安全事件看，由于科技發展，工業生產使食品安全產生的問題，與傳統意義上的食品安全具有不同新特征，即科技含量上升、人為不確定因素增多[3]。灌裝、冷凍、防腐等技術在食品領域的廣泛應用為人們提供大量安全的食品，但不法商販造假制假可利用技術手段也越來越多，造成的危害越來越大，潛在風險成為新的規避因素[4]。風險可以界定為一種處理社會自身所導致和引進的危害和不安全的系統方法。德國社會學家貝克在《風險社會》一書中指出：“風險”概念直接與反思現代化相關聯，“反思”成為試圖規避風險的手段[5]。同時，貝克認為風險產生的同時必然引出責任問題，他在描述分析政府在風險社會中的職能弊病時，用到“有組織的不負責任”這一概念，即人們可以向一個又一個主管機構求助，并要求他們負責，而這些機構則會為自己開脫，在這種過程中，是根本無法查明誰該負責的。目前，我國食品安全管理部門涉及到衛生、農業、質監、工商等近10個部門[6]。多頭執法造成責任的相互推諉，以及管理體制相互交錯造成管理職責交叉，使得食品安全監管責任落不到實處，政府監管力度被大大削弱，由此造成政府誠信面臨危機。

研究方法

主要采用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對調研所取得的數據和資料進行整理與分析。針對回收問卷相關數據，應用SPSS13.0統計軟件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選取天津市消費者作為研究對象，采用分層隨機抽樣的方法，根據市內六區的人口數量分配樣本[7]。調研共發放問卷330份，回收有效問卷325份，有效回收率達到99.7％。

調查結果分析

1樣本概況

樣本中女性比例占46.6％，男女比例相當。平均年齡主要集中在31—49歲，占樣本總數的43.2％。受訪者具有大學以上文化程度占樣本總數的74.1％，在職人員的比例為82.7％，已婚受訪者的比例為78.1％。家庭總收入集中在2001—5000元，家庭人口數3人占樣本總體例的45.2％（附表）。

2食品安全知識與意識

對于消費者食品安全知識與意識方面的情況，問卷設計主要是通過消費者對食品認證標識（QS標志、有機食品認證標志等）的知曉程度、對《食品安全法》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了解情況、對日常生活中常見的一些食物之間相克的知識的了解進行調查。以QS標識為例，QS標識即食品市場準入標志，食品出廠銷售之前，必須在最小銷售單元的食品包裝上標注由國家統一制定的食品質量安全生產許可證編號并加印或者加貼食品質量安全市場準入標志“QS”，意味著該食品符合了質量安全的基本要求。調查消費者對QS質量安全、綠色食品、有機食品、無公害食品、HACCP、ISO9000、ISO14000認證標志的知曉程度，結果表明，除多數被調查者只是聽說過上述食品認證標志，具體的認證標準及要求并不清楚。2009年6月1日，《食品安全法》正式實施。該法共10章、104條，對食品安全監管體制、食品安全標準、食品安全風險監測和評估、食品生產經營、食品安全事故處置等各項制度進行了補充和完善[8]。調查結果發現，對于《食品安全法》，有28.7％的消費者根本不知道，65.7％的消費者聽說過，但不太了解更具體的內容，僅有6.58％的消費者對此十分了解。《食品安全法》中還規定，當消費者買到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時，除要求賠償損失外，還可以向生產者或銷售者要求支付價款十倍的賠償金。被調查者中，有37％的人不知道、54％的人聽說過、僅9％的人十分了解這項規定。消費者了解食品安全知識的途徑，主要包括廣播電視，互聯網，報紙和親戚朋友之間的相互交流等幾個方面。其中，利用廣播電視獲得食品安全知識的受訪者達到83.1％，網絡的作用在食品安全知識與信息傳播方面越來越明顯，半數以上（61％）的消費者利用網絡獲得食品安全知識。

3食品安全行為

在考察消費者的食品安全行為之前，先對影響其食品安全行為的主要因素進行綜合分析。

1）影響食品安全行為的主要因素

通過調研發現，平時比較關注食品安全知識和信息的消費者占到總人數的88％，但消費者參與食品安全相關講座或培訓的次數不多，調查顯示，大部分人未參加過食品安全相關知識講座或培訓。消費者對購買食物地點的選擇，77.5％的被訪者經常去大型超市購買食品、51.9％的被訪者經常去農貿市場購買食品、20.7％的被訪者去食品便利店購買食品。消費者購買食物時，判斷食物是否安全的主要依據前三位的指標為生產日期、保質期和品牌知名度。調查消費者購買食品后，有保留購物小票習慣的人占到54.3％。

2）遭遇食品安全問題時采取的措施

當消費者遭遇食品安全問題是會采取什么樣的措施，大部分人直接找商家退換，占到被調查消費者比例的66.4％。自認倒霉的消費者比例占到23.8％，消費者會向有關部門投訴的比例為6.8％，還有消費者會提出民事賠償訴訟的比例為0.9％，只有0.6％的消費者向媒體反映。在與商家交涉要求退換過程中，58.3％的消費者表示會要求支付賠償金，但僅有7.1％的消費者投訴后獲得賠償。在問及為什么沒有去投訴時，71.6％的被調查者回答“投訴太麻煩”、17.6％的被調查者回答“不知道找誰投訴”、6.2％的被調查者回答“不知道通過什么途徑投訴”。

結論與討論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消費者對食品安全的關注度有待進一步加強。在食品安全知識與意識方面，絕大部分消費者對食品安全相關標識都不了解，容易造成消費者購買到假冒偽劣產品[9]。從消費者對《食品安全法》知曉程度看，大部分消費者對它的內容不甚了解，這很容易造成消費者不知道如何保障自己的權利。從消費者獲得食品安全知識的途徑看，電視廣播、網絡的作用越來越明顯，要求媒體報道食品安全信息要及時、客觀、準確。媒體是影響消費者支付意愿的一個重要因素，電視比報紙等媒體更能影響消費者行為的改變[10]。從影響消費者行為的因素看，去正規的場所購買食品和保留購物小票是最為主要的兩個因素。此外，在遭遇食品安全問題時，即購買到問題食品時，近1/3的被調查消費者自認倒霉，只是表示碰到類似情況以后不會再到相同的地方去購買食品，怕麻煩不愿意找商家理論或者去消協投訴，不懂得利用法律或者媒體等武器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出現以上情況的原因，一方面是消費者自身的原因造成的，對食品安全問題不夠關注；另一方面是有關部門對食品安全知識的宣傳力度不夠，消費者不能及時、準確地獲得食品安全信息。同時，維護消費者合法利益的渠道和途徑也不夠方便和暢通。調研結果表明，從消費者的角度來思考食品安全問題，最值得注意的問題是消費者的食品安全意識淡薄，以及由此導致的食物不安全消費行為。解決上述問題的關鍵則在于食品安全的風險防范與危機控制。

對策與建議

食物生產與消費總存在風險，不可能絕對安全。風險社會并非是歷史分期意義上的，更不是指代某個具體社會和國家發展的歷史階段，而是對現代社會在當代呈現出的某些特征的形象描述以及人類風險意識增強而形成的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風險文化[11]。社會風險是社會政策與現代化進程中可以預見、可以控制的現象，應通過可取的預防性行動與制度化措施加以規避。因此，食物生產與消費風險是社會政策與現代化進程中可以預見和可以控制的，應該通過可取的預防性行動與制度化措施加以規避。100多年來，美國等發達國家的食品安全也經歷了由亂到治，從安全事件頻發到基本得到遏制的過程，其中有許多經驗和教訓可資借鑒、為我所用[11]。就食品安全而言，對管理者、生產經營者和消費者的控制和引導可以通過以下四個方面來實現，一是從行政管理方面，要不斷完善食品安全監管體制機制，健全法律法規體系。根據分工負責與統一協調相結合的要求，健全食品安全監管體制，推動各級管理部門建立健全綜合協調機制。二是從食品安全產業組織方面，要提高食品企業誠信水平和從業人員素質。通過開展誠信自律教育和食品安全知識培訓，推進食品安全信用體系建設，引導和約束企業和從業者誠信守法經營。在有條件的企業逐步建立食品可追溯系統。三是從食品安全公共服務方面，要加快完善信息制度。構建全民食品安全知識宣講平臺，加大科普宣教力度，保證消費者能夠及時獲得權威的信息，掌握食品安全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