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域商人價值觀調查及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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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王立華作者單位：義烏工商學院
文化水平限制了義烏商人的思維領域。通過對450名義烏商人的走訪調查發現，義烏商人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初中及以下學歷者達到76%，高中學歷者達到19.5%，受過高等教育的僅占4.5%。在對人生價值觀的調查問卷中，81%的人回答是“沒有考慮過”，10%的人認為“這個問題不重要”。只有9%的人考慮過這個問題。受文化水平的限制，人生價值的問題并沒有在義烏商人頭腦中形成顯性的認識。我們并不能因此得出，義烏商人沒有社會價值觀念或者說他們社會價值觀淡漠的結論。事實上，義烏商人的社會價值觀念表現得較為復雜。
1義烏商人有著較強的社會責任意識。在生意場中，他們非常注重信譽并且能夠做到義利兼顧，體現了商人較強的社會責任感和服務意識；在繳納政府各項稅收的過程中，他們也從不拖欠和逃避，這些都表現出商人階層良好的職業道德素質和信守承諾的行業作風；在面對真正需要幫助的群體，義烏商人能夠慷慨伸出援助之手。在汶川地震的捐助中，義烏商人表現的尤為積極，在父母的帶動下，很多小孩子捐出全部的零用錢。或許，在義烏商人的心目中，納稅和重信譽都是分內的事情，捐助也許只是出于人的善良本性。然而，這些無不體現出義烏商人的社會責任意識。
2然而，大多數義烏商人并沒有形成清晰的社會價值觀念。如果說社會責任意識出于人的良知和感性，那么社會價值觀念則是理性提煉的結果。總體看來，義烏商人的價值觀念還是處于家庭溫飽型的個人價值觀的范疇，對于人生的社會意義并沒有更多的思考。所以，面對賺來的豐厚資產，他們又常表現出迷茫和困惑，不知道這些錢應該如何消費才更有意義。當問及對身后財產的處理問題，有94.5%的人選擇留給子女；有0.6%的人選擇裸捐；4.9%的人選擇一部分捐獻給社會，一部分留給子女。正是因為大多數義烏商人仍然局限于實現自我價值的圈子，所以，有些商人帶著支票去賭博場所；有些人大量購買奢侈品進行非理性的消費；有些人不停地投資賺錢，卻不知道忙碌為哪般。只有讓商人群體給自己一個合理的社會定位，才能使他們生活得有意義，在奮斗中更加充滿活力。
義烏商人價值觀的現狀分析
義烏商人在社會價值觀上的表現似乎很矛盾，一方面表現出誠信經營和樂善好施的社會責任意識；另一方面則表現出以自我價值實現為中心，沒有明確的社會價值觀念，致使其對財富的非理性消費以及人生價值的困惑。產生這種狀況的原因在于：
1義烏商人的農民出身和較低的文化程度限制了他們的視野。四十歲以上的義烏商人，基本都是初中或者高中以下學歷者。文化水平限制了他們的思維領域。除了考慮物質生活以外，對精神生活以及人生意義缺乏更多的思考。在他們看來，這種問題無關溫飽，沒有太大的意義。
2義烏財政稅收比較富足以及社會中欺詐現象普遍，是商人們缺乏社會捐助的外在原因。義烏市政府的財政收入每年都高達五十幾個億，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公益事業的資金并不缺乏。所以，政府也不會對商人提出社會捐助的要求。另外，在調查中發現，義烏商人在商海實踐中已經形成了較強的防范意識。受訪中92%的人表示，對有確實有困難的人會伸出援助之手；但同時也表示，社會當中騙子太多，難辨真偽，絕不助長不勞而獲的行為。也就是說，如果沒有權威部門的倡導和呼吁，義烏商人不會輕易進行社會捐助活動。
3信仰和制度上的差異也是義烏商人缺乏社會捐獻的原因。與信仰基督教和新教的人比，佛教徒對社會捐助相比較弱。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指出，天主教認為，懺悔、慈善是人獲得救贖的手段；而新教主張，“加爾文宗的上帝不是要求他的信徒做出個別的善舉，而是一輩子的善舉，并要結成一個完整的體系。”新教還認為，對金錢的過度消費是一種罪，為了得到救贖，富人要把財富捐給他人和社會。如此說來，對新教和基督教的信仰，是西方富人樂于社會捐贈的一個原因。另外，西方國家的遺產稅比較高，子女要想得到父輩的遺產要交很多的稅收。富人把財產捐給社會設立慈善基金后，其子女會從基金會中拿錢比較容易。這也是富人熱衷社會慈善和“裸捐”的重要原因。而義烏土著居民信仰佛教，佛教也主張施舍和善待弱者，但在人們的觀念中，似乎對寺廟的捐助更能表現自己向善的決心和渴望獲得佛祖保佑的虔誠態度。義烏商人對寺廟的捐助是比較積極的，各村子的功德碑記載著個人和家庭為建筑寺廟的捐助情況，少則幾千多則幾萬甚至更多。可見，義烏商人敬神思想勝過敬人的思想。另外，我們國家并沒有遺產稅的制度，從制度層面沒有對人們捐贈財產以外在壓力。
4市場經濟的引入，顛覆了過去人們對經商賺錢的鄙視態度。賺錢多少成了衡量一個人能力大小的標準，這就是市場經濟對中國人思想觀念的沖擊。中國古代商人的地位低下，形成了士、農、工、商的等級秩序。古代商人是受社會歧視的，商人牟利行為遭到社會的否定。為了擺脫賺錢發財的負疚感以及贏得社會的認可，商人發財后會捐獻巨資于各種公益、慈善事業。改革開放前，商業也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的東西遭到遏制。而如今的商人致富是一種榮耀，是個人能力和智慧的體現。義烏商人的社會地位極大提高，并受到人們的尊重和欽佩。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商人不必要通過捐助和慈善來獲得社會地位，自然沒有古代商人的捐助動力。人們對經商致富思想觀念的轉變，也是造成商人階層缺少社會捐助積極性的重要原因。
積極引導義烏商人形成正確的社會價值觀
針對義烏商人社會價值觀的現狀，義烏市政府應該了解他們的情況，并對他們進行積極地引導。中國商業史學會會長胡平曾提出，“重視商業倫理研究，建立商業精神支柱。現在是社會轉換期，價值觀念要加以引導。必須反對單純賺錢，反對非法經營營利和道德關系一定要處理好。”提高商人的社會價值意識，并不是我們一定要效仿西方富人的“裸捐”行為。而是要通過多方的努力，幫助商人明確人生的社會意義，樹立正確的社會價值觀念。從而使他們在奮斗中不至于迷失方向，在消費過程中把非理性消費減少到最低限度。對此，義烏市政府應著手做好以下工作：
1通過義烏市商會、協會和派的工作，把社會價值理念滲透到商人群體中去。商會、協會是聯系商人與政府工作的橋梁。義烏現有登記注冊的經濟類協會100余家，其中行業協會約70家、本地注冊商會11家、異地商會20多家。政府要充分利用這些組織，通過聘請高校學者、商界精英、以及勞動模范到商會、行會中做報告，倡導商人階層樹立奉獻社會的人生價值觀和正確的財富觀。要讓商人明白，財富并不能帶給人尊嚴和榮譽，只有為社會和需要幫助的人做奉獻才能贏得人們的尊重。同樣，派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視，義烏商人中加入中國民主建國會的比較多。義烏民主建國會支部要對其黨員尤其是商人，進行社會責任意識教育，可以通過發起“獻愛心，求和諧”或者“幫貧助困”的牽手活動，提高本黨派在義烏的社會影響力和知名度。通過類似活動的開展，使商人投身到社會服務中來。
2政府通過表彰等形式弘揚和鼓勵商人參與社會慈善事業。義烏市政府雖然財政富足，不需要商人的捐款捐助。但是“勤耕好學、剛正勇為、誠信包容”的義烏精神需要傳承，中華民族團結友善、互幫互助和和諧共贏的精神需要傳承。馬克斯.韋伯提出的一個重要觀點是，文化對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可以反過來講，經濟發展更需要文化的支撐。所以義烏經濟的發展呼吁更加符合人性的文化。這種文化就是弘揚互助、友善與和諧的社會道德風尚。鼓勵商人熱衷于社會慈善事業，政府對從事捐助活動或者實施社會救助的商人，給予減免稅收和精神上的表彰，使得良好的社會風氣得以延續。
3倡導健康的社會消費觀。義烏商人經濟上比較富裕，對金錢的消費上自然千差萬別。社會要倡導一種理性消費、有意義的消費觀念。被稱為“中國首善”的江蘇黃埔再生資源利用有限公司的董事長陳光標曾經說過：“一個人活在世上能影響更多的人幸福和快樂，我認為這是有意義、有價值的人生。俗話說，吃飯是為了營養，喝水是為了止渴，如果錢留下來，我們應該回饋給社會那些需要用的人，有了財富不會使用，我認為是一種負擔。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種恥辱。”網絡中流行這樣一些話“如果你有多余的錢，不要去包養情人，去領養幾個鄉下孩子；如果你有多余的錢，去幫助一下困難中的老人”。這些話發人深省，我們可以對義烏商人講：“如果你有多余的錢，請不要去賭博，去贊助幾個貧困孩子讀書；如果你有多余的錢，不要買太多的奢侈品，為社會公益事業出一份力”。幫助別人是快樂的，同時自己的生活才更加有意義。當商人們體會到這種快樂的時候，人性中非理性的東西得到了蕩滌，人再次回歸純真和善良。
4義烏市政府可以通過各種方式，組織商人群體到落后地區考察，引導和鼓勵他們為落后地區的發展做點事情。中華民族是一個崇尚和諧的民族，從古至今，無論是社會還是家庭都主張“和為貴”。如今國際市場不景氣，義烏經濟的發展要瞄準國內市場，尤其是落后地區的市場。義烏商人可以通過對落后地區投資或利用當地的勞動力市場，促進落后地區經濟發展。這不僅有助于帶動當地經濟的發展，而且有利于為義烏開拓國內市場。中國有句古話“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義烏經濟發展起來之后，只有帶動周邊或落后地區經濟的發展，這樣才能形成良性的經濟互動，否則義烏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就會受到影響。一個城市和國家的發展離不開文化的傳承。中華民族是一個重倫理、講道義的國家，中國一直奉行“己利利人，己達達人”的傳統思想。在自己取得成功之后，始終不忘記那些落后弱小的發展中國家，并給予其極大的幫助，這樣才使自己的路越走越寬。而與之相對的，則是美國、日本的赤字和歐洲債務危機。2012年，達沃斯論壇的主題是“重塑資本主義”，有人提出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責任問題。實踐證明，資本主義國家只從自己的利益出發，而最終會走向窮途末路。國家是這樣，一個地區或城市的發展同樣是這個道理。義烏商人群體只有增強社會責任感，幫助、關心貧困人口生存狀況，自身才能獲得更好地發展。這不僅僅是一個道義上的問題，還是一個社會問題，更是一個經濟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