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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地鄉村治安狀況調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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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地鄉村治安狀況調研

一、問卷調查與深度訪談

(一)甲村訪談錄

甲村,地處大別山余脈,海拔相對較高,分為上村和下村,上村住在山上,下村住在山腳。由于交通閉塞,受山形地勢的影響,可耕地少,人口流失嚴重,屬于浠水縣比較貧窮的山村。我們調查了甲村村民對本村治安、低保、上訪等方面問題的看法。上村的一些村民認為,田地不夠,沒收入來源,孤寡老人生活有困難。說是有低保,但因為名額有限,很多困難戶都沒有拿到低保名額,村干部也很為難;老百姓沒什么大事,一般不會去上訪;治安方面,農村老百姓只是偶爾以打麻將的方式打發時間。該村的黨員干部認為,治安與前幾年相比,有很大的改善。當然,偷雞摸狗的事肯定避免不了。主要的問題是田地荒廢比較嚴重,農村多是老年人、小孩、婦女,田地沒人種。村民告狀上訪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比如說,戶口遷移問題、村集體財產處理問題、計劃生育問題。有的村民不了解國家政策法律,“有些人是瞎告”。治安方面,賭博沒聽過,偶爾有人斗斗地主,那純粹是娛樂。下村村民認為,低保好像沒什么問題,“我們不太關心,沒有人在乎那(低保)幾個錢”。后經調查發現,該村“賭博經濟”發達,由于該村位置偏僻,地處兩縣交界處,轄區管理存在漏洞,大量來自城鎮的閑散人員和農村的“邊緣化群體”來該村組織賭博,帶動了該村“服務業”的發展(村民從中收取餐飲費,房屋出租費)。這成為該村村民一部分收入的重要來源。這種情形同另一個調查地羅田農村的情形極其相似,“賭博經濟”非常繁榮。我們對賭博問題作了問卷調查。可以看出,將近百分之九十的村民認為賭博活動對農村治安有影響,持反對態度。在調查中發現農民對“開賭場”的現象反響強烈。但由于經濟發展的滯后,農村基礎文化設施建設落后,公安機關由于多種原因,打擊力度不夠;同時,農民出于消遣的需要,也為賭博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娛樂活動在不知不覺中變成違法犯罪。一個奇怪的現象是,越是貧窮的地區,“賭博經濟”越發達。

(二)乙村訪談錄

乙村,地處丘陵,交通便利,經濟發展較快,但治安狀況不容樂觀。我們對乙村存在的“村霸”、“塆霸”、流氓地痞現象進行了調查,乙村村民認為,黑惡勢力并不敢公開鬧事,通常處于潛伏狀態。聚眾賭博現象嚴重,閑散人員組織賭博,放馬債(高利貸)。一旦涉及到自身的利益時,他們就會“抖狠”,比如說,在村里的公共工程建設中,不允許外地人參與招標、脅迫村干部強行承包荒山。家庭關系矛盾多,一個常見原因是,丈夫在外務工賺錢,老婆在家賭博,輸得一塌糊涂。職能部門失職,打擊力度不夠,組織賭博的人在派出所“有人”通風報信。有的組賭人員在政府有“關系”,一旦被抓,交點罰款就能解決問題。我們對農村黑惡勢力的利益觸及范圍問題作了問卷調查。上表反應了湖北農村黑惡勢力的利益涉及多個方面,嚴重影響了社會經濟秩序。我們詢問一些村民,村干部為何不管或者不向上級部門反映,村民認為:“他們(組賭人員)都是有后臺的人,村干部只是平頭百姓,又不是什么很大的官,只能睜只眼閉只眼,沒必要去得罪這些''''狠人''''”在乙村,我們詢問村里有沒有因選舉、低保、上訪等問題引起的治安問題,,村民回復說,“有的村干部選舉作弊。低保倒是能到位,一般人不太在乎這微乎其微的‘低保’,當然,也存在憑關系吃‘低保’的不合理現象”。另外,村里遺留債務問題較嚴重。發生過因醫患糾紛而上訪的情況,但由于難以分清責任,后來也不了了之;“老百姓一般不會因為小事上訪”。經調查發現,該地區大多數“鄉村混混”出自該村及周邊地區,雖然沒有嚴明的組織,但基本上形成了一個“利益壟斷集團”,以“灰色勢力”的形式存在,即表面上以合法的經營為自己謀取經濟利益,暗中勾結基層腐敗官員,以經濟利益籠絡基層公安機關某些工作人員,“大事不犯,小事不斷”。在村民看來,黑惡勢力活動猖獗,以暴力手段獲取壟斷利益,其利益范圍觸及工程建設、資源開發、土地買賣等方面。我們對公安機關維護地區治安工作的民眾評價問題作了問卷調查。調查統計表明,基層派出所的工作有待改進,村民對公安機關所做的工作認同度有待提升。在訪談中,筆者發現基層民警在執法過程中有一個共性問題,那就是基層執法以罰款為主要手段,例如賭博問題,涉賭人員大多是交了錢即可走人,這一做法使農村老百姓認為民警執法只是為了經濟利益,并不是為了維護地方治安。

(三)丙村訪談錄

丙村,該村地處平原,地勢平坦開闊,土壤肥沃,是浠水縣的糧食主產區。水陸交通便利,黃沙資源豐富,鄉鎮企業較多,經濟發展較快,農民生活富裕。該村正在建設工業園區。有的村民認為,工業園是建起來了,可是并沒有給他們帶來什么好處。大片的田地被政府征用,建成了工業園。有的村民抱怨:“像我們這種五六十歲的人,不能外出打工,只能留在家里種田,現在田地都沒了,什么都做不了。”另外,政府征地補貼在分配上不能令村民滿意。有村民對補貼算了筆帳:“這次政府征地的補償標準是每畝3萬塊,村里每畝留下3千塊,說是給農民辦理失地保險,我們每畝實得2.7萬元,我們家4口人,分到了10萬,看似分到了很多,但由于為了響應政府的新農村建設政策,村里借這次機會,將我們小隊集中安置,按統一標準建了新房,每戶收取12.8萬元(不包括裝修費),這樣算下來,我們倒貼好幾萬。工業園開工建設3年了,可失地保險至今還沒有辦下來,我們成了無地的農民,以后的日子真不知道怎么過。”村民提出,工業園的建設需要大批勞動力,村民以后可以進廠上班。然而,據村民反映,工業園開工建設以來,從未在本地招用勞動力,工程建設都是由外地人完成,理由是本地人工程建設資質不夠。經調查,該鎮工業園屬于縣政府招商引資項目,項目占地18000畝,規劃6年建成,園區內將建成兩個大型陶瓷企業和礦石原料配送中心,由于該鎮地處平原,地勢平坦,耕地較多,該工業園區占用大片優質耕地,征地涉及4個村10個小組,將近2500人的耕地,包括該鎮原來的“雙低”油菜種植示范基地(如今只剩下一座農業示范基地的宣傳欄)。村民認為陶瓷工業有污染,該地臨近浠水河和長江,工業園的建成必然給該地環境造成嚴重后果。該鎮處于大河下游,黃沙資源豐富,由于黃沙開采權管理不完善,引起較多糾紛(出現械斗、尋釁滋事)。我們對農民解決糾紛的主要方式作了問卷調查。調查中發現,村干部在農村社會中是一個很“特殊”的群體。一方面要積極完成上級分配的任務,另一方面又要籠絡經濟條件好或者“高門大戶”、兄弟眾多的農村精英群體甚至那些“狠人”,對部分老百姓還得苦口婆心的好言相勸,以確保自己在村委中的地位。調查中很多農民反映村干部欺軟(老實農民)怕硬(“地頭蛇”)。一位村支書道出了他們的心聲:“他們(流氓地痞)在村里搞事,我們也煩,畢竟我也是個黨員,只要他們(流氓地痞)不把事情搞大,村干部沒必要得罪他們,況且有時候村里有些事也需要他們幫忙。”通過統計數據不難發現普通百姓對村干部的感情是很復雜的,一方面他們對村干部的“不作為”強烈不滿:但另一方面他們也需要村干部出面來維護自己的利益。

(四)丁村訪談錄

丁村,地處偏遠地區,丘陵地形,資源分布不均,發展程度也有較大區別,環境惡化。關于該村治安狀況,村民認為大問題沒有,主要是賭博嚴重,基層派出所工作不到位,有的民警還充當保護傘。有的村干部帶頭組織賭博。富裕的村子,那么少數幾個人控制了村里的選舉,窮的村子,村干部沒人愿意干。有些村干部憑借自己在村里的“地位”,搞第二產業,如推銷保險,根本沒把村里的工作放在心上。在調查中,了解到一些村干部的工資待遇狀況,每個村每年的干部工資都是不等的,而且是按年發,一年也就五千左右,有時還會拖欠,干部沒有工作積極性。由于農村基層干部的工資是由地方財政負責,不是固定透明的,待遇低很容易挫傷工作積極性。在經濟發展較快的農村地區,“村干部”職務是“香餑餑”,在經濟落后地區,出現“村干部”職務無人競選的局面。在赴丁村的路上,我們注意到田地開墾較好,于是詢問了該村農業補貼是否到位的問題。村民認為:“國家補貼倒是有,但我們不清楚國家具體的補貼政策,存折上有多少(國家農業補貼直接匯到農民的銀行賬戶上),我們拿多少。雖說有補貼,除了我們這些能動的老頭子,沒有多少人愿意種田,劃不來(不劃算)。村里的一些基本信息都不公開,村干部也懶得解釋”。可見,村務信息公開的落實是一個關鍵的環節。丁村的突出問題是環境污染。村民們反映,河里的水像牛奶一樣,都是上面石料廠的問題,“以前河里的水挑起來就可以喝,現在周邊的人吃水都成問題。村里和石料廠有合同,村干部也沒辦法,向上邊(政府、環保局)反映、上邊不解決。上邊檢查的時候,石料廠花幾個錢就能擺平。環境污染伴隨工業化、城市化而來的問題,現在已經侵害到原本偏僻但安寧的山間農村。我們調查了村民對政府解決環境污染問題方式結果不滿意的表達方式。在調查中我們還發現幾個關于上訪的現象:其一,各級干部不惜一切代價嚴防上訪。某村村民進京上訪,在京遭地方政府人員扣留,縣政府去市里“取”人,村里去縣里“取”人,后來村里被鎮政府罰款1、4萬元(從村里的財政補貼資金里扣除),理由是該村有人上訪。其二,對上訪行為態度漠然。筆者以信訪人員的身份找某鎮政府信訪接待人員時,該政府工作人員態度消極,不理不睬。當問及當地村民所反映的問題時,工作人員以“不清楚”、“不知道”來回應。筆者要求查看可以對村民公開的材料時,(土地審批手續、招商引資計劃書等),工作人員以“你們無權利看”予以拒絕。政府工作人員對農民利益訴求表現出的冷漠,是農民上訪的重要因素。

二、綜合分析

1、農村“黑惡勢力”。“黑惡勢力”染指基層政權或與某些村干部勾結,公開控制農村公共工程建設、資源開發、土地買賣等項目,從中獲取經濟利益。

2、征地補償的公正分配。縣鄉兩級政府的誤區,是以行政命令征用農村土地,農村耕地減少,進一步加劇農村政權空心化,政府為獲得政績以及實際利益,不顧國家大局,以犧牲農業為代價換取工業的發展。

3、“低保”分配監管不力。“低保”分配從制度上應由審計、財政、民政三個部門監管,實際上只有民政一個部門在管理、分配不合理,以致出現“開轎車的吃低保”的現象。“民不患寡而患不均”,農民不能從中央政策中得到公平實惠,加劇了對基層政府的不滿。當然,由于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各地村民對“低保”分配問題的看法也各不相同。

4、環境污染嚴重。地區產業升級,大量“三高”產業向中部農村地區轉移,農村環境污染嚴重,生存空間與生活質量被侵害。

5、基層民主制度不健全。村務信息不公開,老百姓對國家農業政策缺乏了解(如農業補貼項目、補助數額),容易引起農民對基層政府或村級組織的誤解。筆者在調查中發現有些地區農村低保的分配并不存在徇私的問題,但由于名額有限,部分困難家庭沒有拿到“低保”,怨言較大;村務信息的不公開也可能導致農村基層干部的腐敗,老百姓很難從國家的惠農政策中受益。

6、賭博問題嚴重。由賭博引發的惡性治安事件較多,也影響家庭和睦、鄰里關系。由于村干部支配農村公共資源的權力減弱,出現村干部“不作為”的情況,對村里的聚眾賭博、債務糾紛引起的刑事案件知情不報;村民由于法制觀念不強,加上聚賭能帶來經濟收益,因而有意隱瞞;同時,由于基層派出所警力有限,民警認識不到位,主動工作意識不強,對于賭博行為缺乏監管。因此,由賭博而引發的治安問題顯得特別突出。

通過調查,我們發現,由于村級組織行政化傾向嚴重,村級組織(村“兩委”)在農民權益維護中不能發揮應有作用。由于當代農民的權利意識勃興,以刑事治安懲處的方式和缺乏人情味的官僚制行政手段去應對農民的利益訴求,反而會使矛盾潛伏化,甚至長期抑而不發,可一旦矛盾觸發,極易形成沖擊社會正常秩序的力量,引發社會動蕩。從調查中我們發現影響農村治安穩定的因素不少,但最重要的問題是村級組織癱瘓,農民對基層政府不信任,環境惡化。在這個巨變的年代,鄉村已不再是一個封閉的環境,它與外部環境的互動成為常態。這個格局挑戰了既有的農村秩序的模式,從而帶來了新的問題。由此,社會管理工作必須以動態的、與時俱進的思想認識農村問題,公安機關作為國家政權管理部門,尤其是深入到鄉村的派出所,正面臨著如何認識和管理農村治安新形勢的重要任務。

作者:王益周炳張彩紅孫瑩單位:湖北警官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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