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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轉型期中國社會發展的風險

(一)轉型期中國社會發展的風險表現

轉型是指處于某種發展狀態下的事物逐漸過渡到另外一種發展狀態的轉換過程。“社會轉型”這個詞語被社會學家用來表述社會發展方式以及結構發生向上提升、進步發展的轉化。“社會轉型”有著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社會轉型是轉變社會的類型，是社會的某種形態被轉換或轉變為新的社會形態。而狹義的社會轉型被確定為處在廣義轉型背景下的具體的社會發展狀態的轉變。中國現在處于轉型期，這一時期中國社會發展的風險可統稱為轉型風險，主要表現為:

1.經濟風險。經濟風險是指經濟發展中由于受不確定性因素影響，使經濟活動主體蒙受經濟損失的可能性。經濟風險包括金融危機、失業率增高、經濟利益失調等。首先，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生產方式的多樣化，多元化的利益主體逐漸分散，就會對政府體制改革失去信任。同時，我國金融領域和不良的債權問題也存在著一定的風險。其次，我國的經濟發展日益全球化，經濟的對外依賴性很大，世界性風險極容易對中國的經濟造成嚴重的影響。另外，貿易保護主義、設置貿易壁壘也會引發我國的經濟風險。

2.政治風險。政治風險是指在政治領域之內，由于一些主觀不和諧因素對政治活動造成一定的破壞，由此引發的風險。例如，政局動蕩、種族沖突、恐怖主義等等。當前我國社會發展由于處在轉型時期，由于我國當前的法制不夠健全、司法監察體系還不夠完善，導致權力集中、腐敗問題極易發生。在國際上，激烈的國際競爭對我國形成嚴峻的挑戰，領土、領海、領空等涉及國家主權的問題變得更加嚴峻。

3.文化風險。文化風險主要指的是人的精神價值領域存在的諸如道德淪喪、信仰缺失、誠信危機、宗教沖突等引發的風險。當代中國，文化風險主要表現在一是道德風險。處在轉型期，人們思想是多元化的，信仰嚴重缺失。二是網絡風險。網絡在推動生產力發展的同時，也存在諸如網絡病毒、“黑客”等網絡風險，由此使當代社會發展具有更大的風險性。

4.社會風險。這里的社會風險，是狹義的社會風險。它是指在社會領域范圍內所出現的各種不利因素，從而引發的風險。一是貧富差距不斷加大所帶來的風險。二是人口數量持續增長所產生的風險。人口增多將造成資源的嚴重短缺;人口增多給社會治安保障帶來壓力。三是突發性事件持續升溫所引發的風險。人為性事件主要是指社會公共突發性事件;當前的中國面臨著諸多突發性自然災難的挑戰。

5.生態風險。生態風險是指人類在生產和生活活動中，不斷地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所引起的不良生態效應的或然性和可能危險性。改革開放以來，前期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對自然環境造成了嚴重的污染和破壞的惡果依然存在，有些生態危機在中國現階段才顯現出來。同時，由于我國人口眾多，且環保意識淡薄，人們對資源無節制的索取加重了生態風險。

(二)轉型期中國社會發展的風險特征

當前，中國在處于社會轉型時期，社會轉型期既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機遇期，同時也是我國社會發展充滿不確定風險因素的不穩定時期。這一時期的風險具有如下特征:

1.危害性。當前，中國社會處于轉型時期，我國社會流動性逐漸增大，加之全球化的推動，使得人與人、城市與城市、國家與國家之間交往更加密切，各種社會資源快速流動，使我國面臨的社會風險加大。因為，社會流動性既有人員的流動，還有資源、科技、思想文化的全球范圍內流動。這種“流動性”帶來的風險具有更大的社會危害性。

2.共生性。社會轉型期是中國社會當前所經歷的特殊歷史時期，中國社會體制的轉型與現代化的轉型同時進行。因此，中國目前社會發展中歷時性問題共時性呈現。反映著人類社會發展的風險問題也表現為歷時性的風險發展和風險類型共時態的存在，即風險具有共生性。風險的共生性是指不同類型的風險處于同一過程中。當前中國面臨著生態危機、環境污染等傳統風險類型，同時還經歷著現代化發展中產生出來的群體性事件、政府腐敗等現代化風險。

3.突發性。當代中國處在一個高速發展的時期。這一時期，人們的生活節奏不斷加快，社會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競爭性不斷加強，中國整體社會都處在一個快速變化、高速運行的大環境下。這就使轉型期中國的風險具有突發性特點。風險的突發性使風險具有了更大的不確定性和危害性，如果不能對其加以有效的預防和合理的應對，將對中國的社會發展和經濟增長造成巨大的損失。

二、轉型期中國社會發展的風險成因

處于全球化和社會轉型同步進行的中國，在整體社會水平向前發展的過程中，面臨著來自內部和外部的諸多風險。為了更好的應對轉型期的風險問題，實現中國社會又好又快發展，就必須對這個時期的中國面臨的風險問題成因進行探索。

(一)政府管理職能弱化產生風險

當前我國處在社會轉型期，社會結構正在發生巨大變化，政府的社會管理職能顯得尤為重要。如果社會管理不善，會使社會進入風險狀態。當前，政府的社會管理職能的弱化主要表現在:一是部分管理部門脫離實際，不了解轉型期社會各階層的利益狀況，不能夠對形勢作出正確判斷;二是對市場的調控不力，導致我國當前失業率較高、城鄉結構不合理等問題;三是由于知識儲備和經驗不足，部分部門不能夠有效應對和處理復雜的突發性事件;四是由于部分干部對基層工作的復雜性認識模糊，不能深入基層并有效管理基層，對基層存在的風險認識不清，導致基層社會風險進一步放大;五是思想政治工作不力，政府部門無法把目前日益多元化的思想統一起來，導致思想政治領域出現嚴重危機。

(二)社會弱勢群體增多引發風險

社會轉型期，由于社會結構的不協調、社會分配的不合理、社會機制的嚴重失衡而導致一部分群體在利益上受損，我們把這一部分受損者或者社會底層的公眾稱作轉型時代的弱勢群體。我國目前的社會發展中還存在著發展機制不協調、分配方式不均衡等問題。由于社會利益機制的失范，造成資源財富多、政治地位高的少數精英成為轉型變革的受益者;而廣大農民工、失業群體等在體制改革中成為利益受損者。由于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這些弱勢群體長期以來得不到社會的關注，而且由于社會疏導和溝通渠道不暢，當其合法權利得不到有效保護時，對社會的不滿情緒會愈積愈深，成為社會不安定的因素，由此引發嚴重的社會風險。

(三)利益分配不均產生風險

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盡管中國的經濟持續、快速、穩定發展，但經濟運行中的分配問題面臨巨大風險。首先，利益分配失衡產生社會風險。改革開放初期，我國推行的是非均衡發展戰略，這種不平衡性的戰略模式有其負作用。主要表現為經濟上的片面發展是以犧牲自然為代價，造成人與自然的不夠協調;社會上的利益主體分化，造成嚴重的貧富差距;社會價值觀念上的市場經濟唯利是圖本性，造成道德滑坡與淪喪;轉型期利益分化過程由原先的利益主體分配平均化發展為利益分配的不均衡性、多極化。其次，不成熟的利益分配與協調機制加劇社會風險。當前，傳統的利益分配方式已被打破，但是新的利益協調機制還未完全建立。這些特殊利益協調方式的弊端日益暴露，利益分配問題更加突出，由此導致許多社會風險問題的發生。

(四)全球化背景下的國際利益沖突引發風險

21世紀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全球化一方面為我國的經濟發展創建了平臺，創造了機遇，促進了我國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進程中，國際競爭異常激烈，利益沖突格外猖獗，給轉型期的中國帶來更多的“外部”風險。全球化使所有國家都卷入國際行列。就目前而言，一些西方發達國家依然是經濟全球化的主導者，在國際上處于強勢地位，發展中國家是全球化的國際“弱勢群體”。中國在全球化的國際參與中雖然得到很大的發展機遇和有利的利益獲取空間，但中國也遭遇到了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窘境和空前的壓力，使中國面臨著來自內外的雙重性風險。雖然全球化風險將是每個國家主體都必須面臨的問題，但是發達國家經過工業革命，在強大的生產力推動下，能較快地適應全球化風險。而我國正在進行全方位的社會轉型，面對一些風險和危機，只能走探索性的道路，謹慎規避風險，有時甚至難以應對。

(五)經濟發展的片面性帶來風險

中國的現代化發展走的是一條不平衡的路子。不平衡發展在短期內可以實現生產力水平的巨大提高，但是這種不平衡性也會導致經濟發展的片面性。片面的經濟發展是指為了追求經濟利益的最大化，以犧牲生態環境和生態資源為代價的經濟增長方式，它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種粗放型經濟發展思路。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前，由于生產力水平不高，科學技術水平低下，人口眾多，我國不得不采取片面經濟發展道路，大量的濫砍濫伐以獲得有效的農業用地和人口居住地，由此改變了整個自然、社會、政治、經濟的“原生態”。改革開放以來，雖然生態問題受到重視，但是生態風險還在滋生和蔓延，生態環境沒有得到根本改觀，中國將陷入新的風險之中。

作者：韓盟單位：延安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