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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寧看來,社會主義社會非對抗性的矛盾仍是有的。斯大林在領導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中,承認矛盾的客觀存在,甚至認為矛盾乃是事物發展的源泉,但在社會主義發展動力問題上卻沒有堅持矛盾動力論。他一度認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完全適合,不承認兩者之間存在矛盾。他說:“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在目前還只有在蘇聯實現的這種制度下……生產關系同生產力狀況完全適合。”③那么,什么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動力?1939年斯大林在蘇共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提出:蘇聯人民道義上和政治上的一致、各族人民的友誼是蘇聯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
斯大林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和發展動力問題的論述引發了蘇聯理論界的一場大論戰。1940年,蘇聯哲學家和經濟學家就斯大林的“社會主義條件下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完全適合論”進行了一次比較集中、廣泛的討論。當時的蘇聯學者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以N.烏拉索夫為代表)認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是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因此這種矛盾在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中也不會消失。斯大林所提的“社會主義條件下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完全適合”,只是說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生產關系無論何時都不會變成生產力發展的障礙,并不能理解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沒有任何矛盾,只不過這種矛盾是非對抗性的矛盾,具體表現為社會生產的可能性與社會需要的矛盾。否認社會主義條件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存在矛盾,這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實踐上是有害的。④一種觀點(以F.高羅霍夫、S.柯列斯尼柯瓦等為代表)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完全適合,沒有也不可能有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由于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完全適合,工人階級專政對經濟發展的自覺的有計劃的領導,生產的社會性不可能同生產資料公有制相矛盾等原因,就排斥了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產生矛盾的可能性。⑤兩種觀點都認同斯大林的“完全適合論”,但對“完全適合”的理解迥然不同。在討論中,蘇聯學者還就什么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紛紛闡述了自己的看法。主要觀點有:一是認為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完全適合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這是當時占主流的看法。其依據和出發點就是斯大林提出并加以論證的“完全適合論”。二是烏拉索夫提出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仍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三是認為生產關系與生產力完全適合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與此同時還認為矛盾不是基本動力,矛盾帶有從屬性,它們不決定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基本方向。四是認為有多種動力推動著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將自覺的社會主義勞動態度、蘇聯人民道義上和政治上的一致、蘇維埃愛國主義視為動力,將不斷鞏固社會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專政視為蘇維埃國家的主要動力。各族人民的友誼也是動力。⑥盡管斯大林所提的“完全適合論”有明顯的缺陷,但在教條主義和個人迷信的束縛之下,當時的蘇聯學者在討論中不敢突破這一理論框架,幾乎—致承認了“無沖突論”。正如克拉辛所說:“曾經有過—個時候,辯證法的普遍性受到懷疑。
有人聲稱辯證法的某些規律和范疇對于社會主義社會是無效的。”⑦作為這次討論的總結,《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雜志發表的編輯部文章也說: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完全適合就是它們之間排除了矛盾。既然不承認矛盾,當然也不承認矛盾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那么動力是什么呢?從20世紀30年代到50年代初(斯大林發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之前),蘇聯理論界的主流觀點是按斯大林的說法,把“道義上和政治上的—致”、“各族人民的友誼”當作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在蘇聯學者對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和發展動力問題展開激烈爭論的同時,延安理論工作者特別是一些早年在蘇聯學習過的理論工作者通過譯文及時把爭論的情況介紹到了國內。先是楊松把蘇聯哲學家尤琴的著作《繼續研究馬克思列寧的哲學問題》譯成中文發表在延安出版的《中國文化》第1卷第3期上,并在譯文引言中指出:“尤琴是在蘇聯與米丁齊名的哲學家。他在本文內解釋了關于歷史唯物主義中一個很大的爭論問題,就是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內和共產主義社會內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相互關系問題,亦即關于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動力問題。關于此問題在蘇聯和中國的思想界中,都曾發生了很大的爭論,并曾有和還有許多錯誤的觀點,而尤琴在本文內給了一個正確的回答”⑧。隨之,張仲實把蘇聯雜志《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同期發表的三篇爭鳴性論文:烏拉索夫的《論社會主義社會的動力矛盾問題》、高羅霍夫的《論社會主義時代生產關系的完全適應于生產力》、柯列斯尼柯瓦的《蘇維埃社會主義社會的動力》譯成中文,在《中國文化》上分三期(依次為:第1卷第6期、第2卷第1期、第2卷第2期)刊出。譯文引言中說明:關于社會主義時代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有無矛盾,以及如果沒有,那么社會發展的動力是什么等問題,現在隨著一般理論水準的提高,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從雜志上窺知,這些問題在蘇聯也在熱烈討論著。在《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雜志(第三期第四期合刊)就登載有三篇文章,討論這些問題。第一篇認為是有的,第二、第三篇認為是沒有的。⑨之后,王思華在《中國文化》第2卷第6期上發表《關于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問題》一文從理論上對蘇聯學者的觀點作了深入的分析。這樣,蘇聯理論界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和發展動力問題的爭論為身處延安的中國共產黨人所了解并引起了他們討論的興趣。
探討的主要問題及觀點
當時在延安各學校、各學術研究團體里,對于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社會的發展動力這一理論上的問題發生了熱烈的爭論。爭論主要集中在三個問題上:第一,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社會的發展動力,是否仍是其生產方式?第二,社會主義之下生產關系完全適合于生產力,是否取消了它們之間的矛盾?第三,社會主義之下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究竟表現在什么地方?⑩在爭論中,延安理論工作者在蘇聯學者討論的基礎上逐步形成了中國共產黨人自己的見解。
關于第一個問題,延安理論工作者認為,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社會的發展動力仍是其生產方式。延安理論工作者分析指出:什么是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力量呢?根據馬克思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是這一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在社會物質生活的體系內,什么又是決定社會發展的主要力量呢?一切社會(包含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就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間的關系,就是其生產方式。不堅持這一點,就會陷入外因論的泥坑之中。蘇聯學者高羅霍夫關于蘇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動力的觀點就是典型的外因論,這主要表現在他不承認矛盾動力論。針對高羅霍夫提出的“蘇聯社會主義社會是消滅了剝削階級創立了沒有對抗的社會矛盾的社會,因此,便主張‘關于一切發展的內在基礎———矛盾,新舊斗爭問題’,不復能應用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問題之上”的看法,延安理論工作者給予了批駁,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固然是一個沒有對抗的社會矛盾的社會,但是并不因此而取消了非對抗性矛盾的存在。高羅霍夫的錯誤就在于把對抗性矛盾與非對抗性矛盾同一化了。
關于第二個問題,延安理論工作者認為,社會主義社會生產關系完全適合于生產力,并未取消它們之間的矛盾。蘇聯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完全適合于生產力,正是生產力發展和整個社會發展的最大的動力。但是,不能由此便否認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兩者之間仍有矛盾存在。這是因為:第一,發展著的現象,其中必會有矛盾。在現實的世界上,一切現象都不是凝固的、不變的、靜止的,而是不斷地運動著、變化著、發展著。為什么會有運動、變化與發展呢?運動的來源、發展的動力是什么呢?唯物辯證法確定為其內部對立的斗爭,為其內在矛盾。社會主義社會是不斷發展著的社會,其中也必然存在著矛盾。第二,任何統一體的本身,都包含著差別,因為“差別就是矛盾”。那么,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這個統一體的兩方面———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有沒有差別呢?在社會主義之下,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所回答的問題是不相同的,它們是有差別的,因而也就包含著矛盾。第三,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乃是一定社會經濟結構的內容與形式,生產力是它的內容,生產關系是它的形式,任何內容與形式都是對立的統一,因此是有矛盾的。在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是落后于生產關系,內容落后于形式,所以生產力的發展總不會超過生產關系,而生產關系也就不會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為它的桎梏,因此,生產關系便替生產力創造了無窮發展的充分自由與條件。在社會主義之前的一切階級社會里,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只是基本上相適合而不是完全地相適合,因此,生產力的發展終會超過生產關系,那么,生產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為它的桎梏,兩者之間的矛盾便激發為沖突,這種沖突的表現形式便是階級斗爭。在社會主義社會,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不只是基本上而是完完全全適合,因此,社會主義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雖有矛盾,但這個矛盾是非對抗性的矛盾,不會以沖突的形式表現出來。
關于第三個問題,延安理論工作者認為,社會主義之下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具體表現為社會生產的可能性與社會需要的無限性之間的矛盾。王思華分析指出:在社會主義制度以及其共產主義制度下,社會的發展動力仍是其生產方式中的矛盾,仍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不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在各個歷史發展階段上,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在社會主義之下,社會的生產是有計劃的,是為滿足社會的需要的。可是在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之下,勞動大眾的物質需要與文化需要大大地提高了,同時為了擴大社會主義的再生產,生產的消費也不斷地增加著。所有這些社會的需要在客觀上不自覺地刺激社會生產的自覺地提高與不斷地發展。社會生產的不斷發展與提高,更會刺激著新的社會需要的不斷增加。同時,社會需要本身又創造新的社會需要。因此,社會需要總是站在社會生產的前面,總不會得到完全的滿足。所以,社會需要是無限的,可是建筑在一定勞動生產率發展水平之上的社會生產的可能性,則是有限的。這一矛盾的解決,靠生產力的提高與發展,靠勞動大眾的集體努力生產。這一矛盾的不斷解決與重新發生,乃是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社會不斷向前發展的動力,乃是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特殊運動規律。
探討的價值
20世紀40年代初關于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社會發展動力問題的爭論中,延安理論工作者就其代表人物的觀點來看,基本傾向于蘇聯烏拉索夫一派的觀點。例如,認為社會主義之下生產關系完全適合于生產力,并未取消了它們之間的矛盾;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是非對抗性的,表現為社會生產的可能性與社會需要的無限性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的不斷解決與重新發生乃是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社會不斷向前發展的動力。可見延安理論工作者大多堅持矛盾動力論,遵循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要求。盡管他們的見解如同大多數蘇聯學者一樣還沒有突破斯大林“完全適合論”的框框,認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關系天然是先進的,帶有歷史的局限性,但他們立足于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非對抗性來探討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動力,其理論和實踐價值不可低估。
第一,延安理論工作者的探討,從理論上深化了對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性質和作用的認識,豐富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矛盾的學說,證明辯證法的規律和范疇對于社會主義社會也是有效的,為后來提出社會主義基本矛盾理論準備了寶貴的思想素材。盡管延安理論工作者的探討是粗淺的,但在中國共產黨探索社會主義發展動力的歷程中是開創性的,因而有著重要的歷史地位。
第二,延安理論工作者的探討及其見解對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如何選擇好實現發展動力的方法和途徑仍具有很強的現實啟示意義。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社會發展動力問題直接涉及到為執政黨的方針、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論支撐的問題。在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蘇聯由于在社會主義發展動力的理論認識上出現偏差,長期堅持“完全適合論”、“一致論”,拒絕改革不利于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以致在政治、經濟和對外關系的方針、政策的制定中出現諸多問題,產生了嚴重的后果。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中,以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對社會主義發展動力也進行了艱辛的探索,提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矛盾,解決了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問題。但是后來在理論認識上出現偏差,未能找到解決基本矛盾的正確方法和途徑,以致在實踐中無視客觀上存在的生產關系超越生產力水平所產生的矛盾,以階級斗爭為動力來推動社會的發展,給社會主義建設造成了損害。歷史表明,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是客觀存在的,而選擇什么樣的方法和途徑來解決這一矛盾是需要不斷探索的。延安理論工作者在對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社會發展動力的探討中所提出的理論觀點,特別是認為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雖有矛盾但這個矛盾不會發展為沖突性矛盾這一觀點為破除階級斗爭為社會主義的發展動力、堅定“改革是社會主義的發展動力”提供了理論支撐,對今天堅持用改革(確切地說是體制改革)來解決發展中的問題仍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作者:張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