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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結構變遷與社會保障法制的契合關系

1.半熟人社會的農村社會保障及其法制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單個家庭就可以承擔起原來集體才可以承擔的生產任務，原來的集體組織逐漸解體，家庭成為基本生產單位，人與人之間的熟悉程度下降，開始以家庭為邊界進行利益劃分。尤其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被解放了的大量勞動力進城務工，農村社會逐漸向半熟人社會轉化，此時的保障主體也因集體自保解體，取而代之的是家庭保障。而家庭的保障能力畢竟低于集體保障，需要在家庭保障作為主要保障主體的前提下輔以國家保障，此時的國家保障程度高于集體組織結構下的國家保障。改革開放后的我國農村主要處于這樣的一種結構中。此時通過國家立法規定了家庭的保障義務，比如《憲法》、《婚姻家庭法》以及《老年人權益保障法》中都有子女贍養父母、父母撫養子女等家庭保障方面的規定。同時因為傳統社會文化的遺存，加上民間熟人結構的殘留，民間風俗等習慣法仍然發揮作用，所以此時的社會保障是家庭保障為主，國家為輔，保障法制體現為國家成文法與農村社會地方習慣法等同地發揮作用。

2.原子化社會的農村社會保障以及法制隨著生產力進一步提高，加上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全職務農的人進一步減少，大量農民轉移到城市。一個家庭中的人可能分別在不同的城市務工，家庭中有一個人或者半個人（城里農村往返的農民工）從事農業生產，家庭已經不再是基本的生產單位，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更加陌生，甚至家庭成員之間都變得陌生，每個人分別于不同的工作單位工作，人與人之間處于一個相互關聯不大的原子化社會之中，工作單位成為主要生產組織，原來以家庭為主要保障主體的存在基礎逐漸消失，家庭保障功能消弱，取而代之的是個人自保和工作單位通過繳納社會保險基金組成的社會保險。個人的自保能力最低，隨著生產力的提高，整體保障水平也要相應提高，所以此時國家在社會福利、社會救濟等方面的保障力度不斷加強，國家保障義務增加。原子化社會陌生人之間達成一致的可能性很低，成本高，并且缺乏基本信用關系，所以他們之間難以達成協議，相互監督成本很高，國家統一的制定法更適用于原子化社會。社會結構與農村社會法制契合關系理論第一，社會保障主體與社會生產基本組織形式密切相關，熟人社會基本生產單位是集體，保障主體也是集體；半熟人社會基本生產單位是家庭，保障主體也是家庭；原子化社會基本生產單位是工作單位，保障主體也是單位。第二，國家的保障義務與社會發展程度以及主體保障能力密切相關，社會越發達，國家的保障義務和能力越強；保障主體能力越弱，國家保障義務越重。第三，不同社會結構下社保法制對制定法與民間習慣法的需求和依賴程度不同。越是熟人社會對統一制定法的需求越弱，對地方民間習慣法的需求越強；越是陌生人社會，自保能力就越低，對具有普遍適用性的強制性統一立法需求就越高。

二、當前農村的社會結構及農村社會保障法制的不足

1.當前農村社會結構具有農工混合性和多元性特征工業化下的原子化農村。小部分農村土地流轉率高，開始規?；洜I，農業已經實現機械化生產，農民收入由地租和農業工資收入組成。這種社會雖然實行的是農業生產，但是已完全不同于傳統的農業生產，它已經成為工業化的組成部分。社會結構與城市相差很小，社會保障水平與城市職工差距不大，從大類上可以歸結為已經工業化的農村。熟人社會下的傳統農耕的農村。小部分農村屬于極不發達地區，社會結構與傳統農村差異很小，土地依然是其生存的主要依附，家族或者家庭是主要生產單位，家庭依附關系強烈，養兒防老意識強烈，以家庭養老為主導。半熟人社會的半工半農的農村。大部分農村處于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階段，農民部分擁有土地，但是土地已經不是他們收入的主要來源，很多農民外出打工，過著半農半工的生活，家庭結構開始松動，家庭的流動性增強，收入結構一部分來源于農業，一部分來源于務工的工資收入。

2.目前農村社會保障法制的不足傳統社會保障立法已經退位，而適應新的社會結構的保障法制缺失。傳統社會結構在逐漸消失，支撐傳統社會保障的倫理孝慈制度在退位。半熟人社會以及原子化社會是目前農村社會的主流形式，與其相適應的是以契約為核心的法律，而目前這種法律沒有及時補位，導致目前的混亂和缺位。對不同社會結構的農村，社會保障法制沒有區別對待。前邊我們已經提到了，不同社會結構和生存結構對社會保障法制的需求是不同的。目前我國各地農村處于不同的生存結構中，社會發展差距很大，而農村的社會保障法制并沒有對其進行區別對待，這會影響社會資源的配置，不利于社會公平的實現。農村社會保障法制滯后，保障水平低。目前我國社會保障法制整體上滯后于社會發展。近年來我國社會發展快速，社會轉型面臨極大的反差，即社會法律制度建設遠沒有和社會發展同步，整體處于滯后狀態，尤其在社會保障領域。目前我國的社會保障法律只有一部《社會保險法》?！秳趧臃ā贰ⅰ秳趧雍贤ā芬约啊渡鐣ｋU法》只對城鎮職工的養老保險有較為完善的規定，但基本不涉及農村。農村保障主要是靠國家有關政策和各部門出臺的規范性文件，并且大部分部門文件也是過時的。農村社會保障地方立法沒有及時靈活跟進。農村社會結構差距很大，各地農村發展程度不同，國家統一立法不可能體現不同地區的不同差異，這正是地方立法發揮作用的空間。但目前地方立法遲遲不見有穩定性的較高層次的法規出臺，僅僅是一些經常變動的部門規定，這導致地方保障預期差、不穩定。

三、構建與當前農村社會結構相契合的農村社會保障法制的建議

1.制定統一而有差別的農村社會保障法律法規通過立法確定統一的農村社會保障保底標準。一是制定全國統一的最低農村社會保障標準。根據社會結構與社會保障法制契合關系理論，鑒于目前農村大部分處于半熟人社會，少數接近原子化社會和熟人社會，國家應制定統一的最低保障標準。二是最低保障標準應該比先前的保障有大幅的提高。三是制定社會保障增長標準。社會保障是與社會經濟發展一脈相承的，經濟發展了保障標準就要水漲船高。中國經濟近年來一直快速增長，這個成果必須在社會保障中體現，通過法律法規條款固定下來。國家對農村社會保障資源的承擔能力以及配置意愿是法律實現的關鍵。對農村社會保障標準的確定以及對法律法規的需求，必須有相應的義務主體的供給才能變成有保障力的法律制度。國家在富裕起來后，應該改變二元社會結構，對之前的歷史欠賬承擔起責任，配置給農村更多資源。國家保底基礎上的差額保障。根據保障主體能力越弱，國家保障義務就越重的原則，針對上述三種社會結構，國家在基本保障標準之上應對不同社會結構下的保障主體給予有差別的差額保障。保障主體自保能力越弱，國家差額保障力度就應越大；保障主體自保能力越強，國家差額保障力度就應越小。國家的差額保障根據保障主體能力強弱實行差額分級，都要在國家制定的農村社會保障統一法中有相應的規定。具體來講，對于原子化的農村，國家不需要給予差額保障。因為這種社會結構中的農民已經與城市就業人員相差無幾，根據《勞動合同法》以及《社會保險法》，他們有工作單位的保障，自我保障能力也比較強，只要參與就業就可以實現同城市就業人員一樣的社會保障，享有《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社會保險法》中關于勞動者的各種權益和保障。對于有一定原子化傾向但還未完全原子化的農村，給予國家統一的基本保障，但不再給予差額保障。對于那些仍處于熟人社會的落后農村，給予他們在基本保障基礎上的最高等級的差額保障。對于處于半熟人社會的農村給予他們居中的差額保障。

2.加快地方立法，使地方社保法制更加契合當地農村需求地方社會保障立法更能契合當地農村保障需求。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提出要下放公共事務、社會管理事務的地方和基層管理權，同時逐漸增加有地方立法權的較大城市的數量。在農村社會保障領域，地方要密切結合當地社會現實，制定符合當地的法律制度，充分發揮地方法的優勢，使社會保障法制與社會實際需求進一步契合。重視農村社會保障民間法的轉化和運用重視民間法的作用。國家和地方立法所提供的主要是政府層面的保障，而農村社會保障除了來自官方的保障，很大程度來源于農村社會的自?！，F在的農村，人們之間的熟悉度和信任度有所下降，但還保留著一些互幫互助的傳統，在不發達地區農村這種傳統對社會保障發揮了很大作用。因此，應該重視這些民間傳統和民間法的作用，使不發達地區農村在政府公共保障之外通過自保增加農村社會保障。引導民間法的運用和轉化。一是引導當地優良民風，鼓勵民間互幫互助傳統。二是把民間保障傳統融入到地方立法之中。比如把農村保留較好的家庭養老以及鄰里互助通過居家養老或社區養老的形式傳承下來。地方政府可制定相關規章制度。

3.成立民間自保組織。民間向來有宗族、家族保障的傳統。小范圍內的自保往往比大范圍的國家保障更有效，保障程度更高。小范圍內監督成本低，透明度高，保障資源能充分用好。根據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提出的“下放公共事務、社會管理事務的地方和基層管理權”，要鼓勵建立民間自保組織，發揮民間自助優勢，提高自保水平，政府則給予支持引導。加快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精神，構建城鄉銜接的社會保障法律制度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形成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我們應很好地踐行十八屆三中全會的精神，構建城鄉銜接的社會保障法制，公平高效地分配社會資源，為農村社會的城市化發展開辟道路。

作者：林雪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