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農場型生態循環農業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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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作農場型生態循環農業模式的制度
基礎要素在東林合作農場型生態循環農業模式中，規制性、規范性與文化—認知性三種制度基礎要素共同發揮作用。首先，規制性要素特別強調明確、外在的各種規制過程。從制度建立的視角，地方政府出臺的規制性政策文件對合作農場的制度和組織屬性作出明確界定。2010年市委辦公室、市政府辦公室印發《關于發展合作農場的意見》的通知。當前人力資源的短缺，是合作農場發展面臨的主要制約之一。應農民加入合作農場后轉型為“職業農民”的需求，地方政府于2012年印發《關于大力培育新型職業農民的意見》的通知，自上而下建立起一套新型職業農民培養和人才成長機制。實行持證職業農民制。強制性的規制性要素是合作農場制度創新的核心成分，為合作農場的建立與完善提供了基礎。政府還在引導、財政和信貸扶持、稅收減免、經營范圍與建設用地等方面給予支持性規制。合作農場成立之后，內部建立起一套運行規章制度，涵蓋合作社章程、農場協議、種植管理合同、農場員工規章制度（種植員、放水員、倉庫保管員等）。但對合作農場的雇員來說，職位規則的激勵作用尚不明顯。種植農場的雇員，有2/3對于前一年的農作物單產、小麥和水稻的標的產量、獎金計算方式等一概不知情。然而，這種形式的好處是不用擔心下雨影響生產等。因此，標準制定不合理也不會說。償付規則的制裁中，包括由雇員自己填寫打分表的形式，涉及偷拿集體財產、偷賣集體糧食等處以加倍罰款，2-3次以上將解雇。其次，規范性基礎要素，強調的是社會生活中的制度，還存在說明性、評價性和義務性的維度，包括了價值觀和規范。東林合作農場制度的主要創建者是東林村村兩委，來自村集體層面的其他規則和價值觀構成了合作農場的規范性基礎要素，主要有《東林村村民自治章程》和《東林佳苑小區管理“十不規范”》。《自治章程》為村委會管理本村屬于村集體所有的土地和財務這一職責提供了規范性基礎，賦權村委會組織村民依法發展各種形式的經濟。村成立由黨員、老干部、村民代表組成的理財小組，對村財務活動進行監督。早期的規范性制度理論家帕森斯就將共同規范與價值觀視為穩定社會秩序的重要基礎之一。因此，基于村集體的共同規范和價值觀為穩定合作農場的發展提供不可或缺制度基礎要素。第三，制度的文化—認知性要素構成了關于社會實在的性質的共同理解，以及建構意義的認知框架。合作農場的社員大多生活在同一個行政村的村域共同體之中，東林合作農場的管理層與村兩委屬“一套班子”：場長即理事長，由村主任擔任；副理事長也是村兩委成員；其他成員則是按照技術分類的小組長（僅有日常生產管理的權責）。關于農場發展及利益分配的重大決策主要是由以村書記和村長為代表的村兩委共同決策。在村民自治的情景中建立起來的行政權威，構成了管理者與農場雇員之間互動的支持。在東林村，身兼私人企業老板的村書記與曾任蔬菜合作社社長的村主任，不僅具備科層制權威，同時也擁有魅力型權威。合作農場每月召開一次黨員代表議事會，文化—認知性要素為合作農場提供了一定的信任基礎。
2三位一體的合作農場型生態循環農業模式
建立合作農場成立以后，村兩委與上級相關農業部門開始密切的業務往來，通過與外界的溝通交流，拓寬了農場產業化生產的思路。村兩委領導去河南考察后，提出水稻全程機械化生產項目（獲得六項專利）。與高校、科研機構、科技公司及地方農委等合作，實現定性、定量生產有機富硒的水稻、小麥，單位產值約10.5萬元/hm2，效益6.0萬元/hm2。由富硒有機大米項目，因一個科技項目落戶而產生了“一頭豬、一畝地”和“富硒水果園”的生態種養殖項目，應用發酵床養豬及豬糞干濕分離新技術建設萬頭生豬生態養殖基地。用米廠的青糠、谷糠、小麥喂養生態豬、有機硒豬，并實行母豬生產智能化管理、數字化生產、肉豬生產的百分之百發酵床、自動給料系統。并與政府部門合作建成土壤氮磷攔截工程。當前生態養豬場占地3.5hm2、總投資1350萬元，設計年產肉豬10000頭，其中5000頭為生態優質豬肉，產值3500萬，效益600-800萬，爭取三年內實現每畝平均效益10000元。創建有機水果生產基地，占地4.0hm2，投入250萬元，建有設施大棚、保鮮倉庫，引進水果新品種12種，年產水果90t、產值70萬元。繼有機水稻項目、生態養豬和富硒水果園等生態種養殖項目之后，村兩委帶領下的合作農場正在積極創建東林生態旅游基地。利用3%的農業設施用地指標（政策規定）開展建設，打造集果園采摘、農場體驗、生態農家樂、營銷門店購物等于一體的生態游線路，打造集生態生產、文化創意、休閑旅游等多功能的現代農業模式。整合外部的信息和技術支持，借助各類涉農項目，東林合作農場生態循環農業正走向“機械化”、“生態化”和“科技化”的新“三化”之路，打造“種植業（稻田和果園）+養殖業（豬場和羊場）+生態旅游業”三位一體的合作農場型生態循環農業模式。合作農場收益的60%歸村集體，40%用于支付農場員工工資和獎金。在農場層面，實行“大承包、小包干”的經營方式和“成本核算、績效掛鉤”的利益分配機制，包括支付管理費及管理人工費的標準、獎勵方式、支付方式，畝均管理費、月基本工資等。由村兩委制定承包管理標的（年際有波動，一般以農戶經營方式的平均畝產為基準），如2011年的標的為水稻7500kg/hm2，小麥4125kg/hm2，定獎賠各20%（按正常年份產量）。與種植農場不同，生態養豬場很難制定承包管理標的。當前村兩委也開始著手入股分成的分配機制。當前的養殖業激勵主要來自規模生產，通過循環農業規避個體養殖所面臨的豬場環境壓力，且能更好地分擔市場風險。當前合作農場實現的利潤，在按章提取公積金、公益金和擴大再生產所需資金后，為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分紅，每人200元（基本可以解決一人一年的口糧所需），共60萬元。同時，合作農場蔬菜基地生產的蔬菜以低于市場價20%供應村便利店，村民可憑糧食銀行卡定量購買。
二、合作農場型生態循環農業模式的制度創新機制
1規制性、規范性與文化—認知性共同約束機制
規制性、規范性與文化—認知性三種制度的基礎要素共同發揮作用，建立起集農業產業化發展規劃、村民就業保障與社會管理多重功能于一體的合作農場型現代農業模式。地方政府出臺的規制性文件，是合作農場制度創新的核心成分，為合作農場的建立與完善提供了基礎。它不僅有利于解決土地流轉、設施用地、風險保障等家庭農場經營中存在的問題，而且有助于通過政府規制有效控制龍頭企業經營中的“非糧化、非農化”現象。基于村集體的共同規范和價值觀為穩定合作農場的發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制度要素。在村民自治的情景中建立起來的行政權威，構成了合作農場中管理者與農場雇員之間互動的支持性制度要素。以村集體為單位的合作農場，發揮著生產發展、就業保障與社會管理等多重功能。地方政府和村兩委作為制度創新的主體，發揮了積極作用。地方政府作為合作農場發育的積極推動者，在組建引導、宣傳動員方面發揮重要作用。通過召開現場會、推進會、動員大會、大討論等，出臺扶持政策、營造輿論氛圍，規范土地有序流轉、統一村干部的思想。2010年太倉市出臺《關于發展合作農場的意見》，明確了發展合作農場的方法和形式、基本原則，組建的基本條件和程序及主要政策措施等。在土地、人力、技術、資金等生產要素方面，政府出臺了具體措施；其次，村兩委作為合作農場運行的管理主體，在決策、操作、監督制裁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作為一種將治理組織和經濟組織有機結合起來的制度設計，合作農場的管理層與村兩委屬同一班子，運行規則主要是村兩委決策。在東林合作農場，村莊層面對土地、人力、資金、技術、信息及社會資本等各類內外部資源進行優化整合，順應農業現代化的發展趨勢。
2合作農場型生態循環農業的模式創新與運行機制
生態循環農業的生產機制的再生產，是三位一體的合作農場型生態循環農業模式創新的制度誘因。對于合作農場的成員，由于農業生產（特別是養殖業）的特殊性（生產的周期性、以及面臨自然風險、市場風險等），難以制定生產的管理標的。長遠來看，土地規模化集中經營的面積將會受到規制性和文化—認知性制度要素的雙重制約，不僅在政策上面臨穩定糧食生產與發展高效農業的雙重目標，在土地集中流轉方面也會因邊界不重合而受到村莊治理邊界的限制。從土地規模經營主體創新的視角，總的來看，土地流轉實行“三權分離”的目的就是保障承包經營權帶給屬于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原承包農戶以更多的財產收益，而經營權在更大范圍內得到有效配置。以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作為實現土地規模經營的主體，東林合作農場模式，一方面構建了“集體所有、集體經營、農民參股”的承包地規模經營，強調了集體產權的合作優勢；同時，它整合了承包土地和宅基地的統籌收益與置換，強調了農民作為承包主體的財產權和合作參與，進而突出土地合作化經營的規模優勢和組織優勢有效整合。最為關鍵的是，不單是土地資源，合作農場有效地在行政村層面進行各類資源要素的整合，包括人力、技術、資金等生產要素，為最大化土地規模經營效益創造最佳條件。
三、合作農場型生態循環農業發展的政策建議
1多途徑提高合作農場型生態循環農業產業績效
發達國家農業現代化的過程表明，農業必須按照產業的特性（即以市場為導向）來發展。但完全依靠市場化不可能順利實現農業現代化，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對于提高合作農場型生態循環農業至為關鍵。基于太倉東林合作農場的案例，政府部門應采取多元方式積極引導村集體經濟組織興辦合作農場；加大財政、信貸的扶持力度，尤其是在土地整治、農業基礎設施、高標準農田建設等方面扶持合作農場的發展；依法減免合作農場稅收，享受國家規定的對農業生產、加工、流通、服務和其他涉農經濟活動相應的稅收優惠；支持合作農場參與糧食和農資經營，包括開展自用農業生產資料的購銷業務，向本組織成員農戶代購和代加工自用糧食；保障合作農場建設用地，如規模化畜禽養殖所需用地、農業機械存放場庫用地，按照農用地進行管理。加工企業所需的建設用地，由當地國土資源部門統籌安排用地計劃。在當前的發展階段，發揮政府在外部的農業公益性服務體系建設中的作用對合作農場的發育尤為關鍵。對地方政府的績效考核中，加大發展現代農業相關的指標權重，縮小GDP的考核權重，激勵地方政府在追求產業績效的同時，避免農業產業的非農化、農業種植的非糧化趨向。
2多維度加強合作農場型生態循環農業組織發育
具體體現在人力、技術和信息等要素方面。人力資源短缺是制約合作農場型生態循環農業發育的重要因素，在太倉市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過程中，當地政府聯合職業技術學院成立專業技術工人培訓中心，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開展農民技能培訓和就業創業培訓。另外，通過建立收益權與決策權相結合的治理機制，吸引年輕人才回流到發展現代農業的建設中。還可以允許非社員參加理事會，外聘專家和政府官員參與經營管理決策等。股權設置方面，可參照北美新一代合作社的經驗，建立外部的股份交易市場，允許非成員持股，但沒有投票權。技術方面，需要出臺具體的政策支持，圍繞生態循環農業、農產品加工流通、信息農業等重點領域，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重大科技成果，并提升科技成果的轉化率。信息要素方面，建議通過網絡支持，減少信息不對稱，與其他合作社或合作農場的項目聯結。除了積極引進農業專家和項目，需要搭建農業與市場的網絡信息平臺，建立農業信息源和數據庫，為應對現代農業所面臨的自然風險、市場風險等提供及時、有效的信息。
作者：王曉莉孟慶國單位：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