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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關于現代農業與農業循環經濟等方面研究，大多停留在宏觀層面上，對農戶行為的分析研究較為缺乏，對經濟發達地區農戶（或家庭農場）是否及如何參與現代高效生態農業建設的影響因素及其決策機制等進行較深入調查與實證研究，顯然具有重要理論和現實指導意義。

一、研究假說

根據已有研究成果，現將農戶們是否選擇現代高效生態農業發展模式的主要影響因素分成以下幾組，提出相應假說。

（1）戶主特征。主要是指戶主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以及是否有外出務工經歷和參加過涉農技術培訓。從理論上講，戶主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對是否選擇新技術的影響是可正可負的，但已有研究多數表明，農戶受教育程度與新技術的采納呈正相關④。我們假定：戶主年齡、性別對是否采用高效生態農業發展模式的影響是可正可負的，而受教育水平及其是否有外出務工經歷和參加過涉農技術培訓，才是決定農戶是否采用高效生態農業發展模式的重要個人特征。

（2）家庭特征。主要是指家庭勞動力人口數以及土地面積和農業收入水平。農戶勞動力人口及耕地資源特征，反映了農戶家庭人口壓力及其土地資源的稀缺程度，而農業收入水平高低則反映了農業在農民家庭中相對重要性及其采用新技術的意愿與能力，這對非農就業機會相對較多的浙江農村而言無疑顯得更加突出。因此假定：以上三者對農戶是否采用高效生態農業發展模式的影響是正向的。

（3）環境特征。主要是指農戶所在地的地理環境（含交通、通訊條件及農業生產生態環境等）。朱希剛等(1995)的研究發現，鄉集鎮與農戶的距離與新技術的采用表現出極大的負相關⑤；在對貧困山區農戶雜交玉米采納行為的實證研究中，趙緒福(1996)發現：一個地區越是遠離技術成果的發源地，人們了解和學習的機會就越少，技術的空間傳遞時間越長，從而縱向擴散的速度越慢。但隨著居民生態環境與健康意識的增強，昔日城郊型畜牧業已遇到了巨大挑戰；此外，發達的民營企業在促進浙江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城鎮郊區生態環境破壞相對比較嚴重以及人地矛盾更加緊張的現實⑥。因此，我們假設“是否地處城鎮郊區”對是否采用高效生態農業發展模式的影響是可正可負的。

（4）政府扶持引導。主要是指政府在高效生態農業建設中的支持與引導。為推進高效生態農業，浙江省政府出臺了不少扶持政策與措施，“農民信箱”的創建與推廣就是其中之一。一些地方政府還對高效生態農業的發展提供了政策性金融與保險等方面支持，極大解決了農戶的資金困難與后顧之憂。此外，各地有關高效生態農業的宣傳與技術培訓也比較到位。因此，筆者預期當地是否開通“農民信箱”以及農戶是否貸過款、是否參加過有關部門組織的高效生態農業“宣傳與技術培訓”，對農戶是否采用高效生態農業發展模式具有正向效應。

（5）社會化服務。主要是指農民自己的專業合作經濟組織、行業協會及各類中介組織，以及是否參加農業龍頭企業、是否與企業簽訂合同等方面。這些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建立與完善，將是影響農戶采用高效生態農業發展模式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僅影響到農戶采用該模式后其產品價值的實現以及能否增值問題，也將密切關系到核心技術（或服務）的獲得與實際生產過程的順利進行。因此，筆者預期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對農戶是否采用高效生態農業發展模式的影響具有顯著的正向效應，而農業龍頭企業的影響則要小得多。

（6）質量安全及生態意識。主要是指農戶農產品質量安全意識及其知識積累情況。實際上,農戶技術采用行為并非只受經濟因素影響，多數情況下還受非經濟因素的影響，尤其是生態觀念與健康意識⑦。在具體調查中，我們發現受訪者對生態省建設及其相關理論或具體實踐措施還是比較了解的，而對“循環經濟”這一相對較新的理念，有44.8%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未曾聽說過。因此，這里選擇“是否聽說過循環經濟”來衡量農戶農產品質量安全及生態意識，并預期其對于對農戶是否采用高效生態農業發展模式的影響是正向的。

二、數據來源與樣本概況

1．數據來源

研究數據主要來自筆者及浙江大學三農協會會員利用暑假時間進行的農戶訪談與問卷調查，調查對象以浙江省高效生態農業示范縣的參與者為主，調查內容涉及了農戶生產經營的各個方面。除了農戶所在地基本情況、個人基本信息、家庭基本情況外，重點調查：①農戶參與高效生態農業生產經營決策的思想、過程及影響農戶決策是否參與、如何參與高效生態農業生產經營活動的因素，以及隨著時間的推移農戶決策行為的變遷情況；②農戶在高效生態農業生產經營中面臨的生產、銷售、收益等方面問題與變化，以及③農戶參與高效生態農業生產經營過程中提出何種新的要求及其滿意程度等。調查采用隨機抽樣法，由調查員在所在縣（市）隨機抽取一兩個規模較適中的鄉鎮,在每個鄉鎮中隨機抽取一兩個規模適中的行政村,在每個行政村中隨機調查5戶。全部調查都以調查員直接對農戶進行面對面的詢問和農戶自填的方式進行。正式調查前，筆者曾在兩個比較典型的縣（鄉）進行了預調查，并對問卷進行了必要修改、補充；同時對協助調查的浙江大學三農協會會員進行了必要的集中培訓（為保證問卷調查質量，每位同學至少調查兩個村，最多不超過20份）。本次調查共發放問卷400份，收回339份,剔除漏答關鍵信息及出現明顯錯誤問卷,共回收有效問卷317份,回收比例為79.3%。

2．樣本特征

①被調查地問卷分布在全省11個地市30個縣（市、區）的91個鄉鎮，并以紹興、臺州、衢州、湖州和杭州等5地（市）為主。從地理位置看，地處城鎮郊區的有149個樣本（占有效總樣本數的47.0%，下同），并以平原、山區和丘陵地區為主。所在村莊已開通“農民信箱”的，有217戶（占68.5%）。②被調查戶主全部有效問卷中，樣本農戶多在40-55歲（占71.7%），平均45.2歲；從受教育年限來看，樣本農戶多在8或9年（相當于初中畢業，占51.4%），平均8.2年。有202位受訪者有外出務工經歷（占63.7%），253人參加過涉農技術培訓（占79.8%）。已參加涉農技術培訓的受訪者中，有74.2%的受訪者認為培訓效果較好或很好；共有26位女性接受了調查。③受訪者家庭樣本戶平均家庭人口4.1人，平均勞動力2.7人，其中純農業勞動力以2人為主，只有1/3左右家庭存在半農業勞動力與非農業勞動力。從耕地面積看，樣本戶并無多大規律，但以2-5畝為主（135戶，占42.4%），平均15.8畝；在1-4公頃的共48戶（占15.0%）。從收入結構看，農業收入多在6萬以下（占75.6%），平均9.5萬。以上家庭勞動力結構及收入結構等，也可以從家庭收入主要來源及戶主的職業選擇得到進一步反映（表1）。這是否說明，一方面是高效生態農業的發展需要閱歷比較豐富、科技水平比較高、市場意識比較強的戶主們的踴躍參與；另一方面是隨著高效生態農業的逐步發展，農業的比較利益有所提高，已把不少非農為主兼業的戶主們重新吸引到嶄新的現代高效生態農業建設中來。

三、模型的選擇與解釋變量說明

Logistic模型是研究定性變量與其影響因素間的關系的有效工具之一。模型中的因變量（一個事件發生與否）只有兩種選擇，分別用0或1來表示⑧。在本研究中，農戶選用高效生態農業發展模式時用0表示，反之用1表示。為了檢驗上述農戶選用高效生態農業發展模式的影響因素的假說，進一步明確影響程度和顯著性，有必要應用上述317個農戶樣本構建出農戶選擇意愿影響因素的二元選擇模型。

四、模型估計結果及其分析說明

1．計量模型估計結果

運用SPSS統計軟件，對317份農戶調查數據進行了模型估計(但由于35份調查數據存在信息缺失，入模型的樣本為282份，其中選擇高效生態農業發展模式的241份、未選擇的41份)。在數據處理過程中，筆者采用了向后篩選法⑨。即：首先將所有的解釋變量引入回歸方程，進行模擬計量，得到估計模型1；然后將Wald值最小的解釋變量剔除，再進行回歸，直到所有的解釋變量均達到顯著水平為止。一共得到了12個計量估計結果。從各模型運行結果看，模型整體檢驗基本可行。由于篇幅關系，這里只列出了估計結果中的兩種(模型1與模型12，表5)。模型12去除了那些影響不夠顯著的變量（剩下4個解釋變量），且從解釋變量顯著性和Wald檢驗值來看，模型12解釋變量的顯著性都優于模型1。因此，計量分析以模型12為主。模型12分析報告的顯著水平P=0.000,說明假設模型整體檢驗十分顯著，預測的整體準確率達85.5%⑩。表4和5即為最終方程結果，最終模型變量系數均在10%顯著水平顯著。此間，在步驟2至12中，分別先后移去的變量為：龍頭企業、培訓活動、外出打工、性別、教育年限、技術培訓、年齡、勞動力、循環經濟、農民信箱以及是否城郊等。

2．模型估計結果分析

根據模型估計結果（表3、4、5），農戶是否選擇采用高效生態農業（現代農業）發展模式的主要影響因素及其顯著性和影響程度歸納如下：

（1）家庭耕地面積大小與農業收入水平高低對農戶是否選擇采用高效生態農業發展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與預期結果相反，模型12的估計結果（表5)表明，家庭耕地面積系數值為正（0.018）。說明家庭耕地面積越大，在其它條件不變情況下，農戶并非越傾向于采用高效生態農業發展模式，而且耕地面積增加一個單位的變化將導致發生比變化1.018倍。耕地面積與農戶是否采用高效生態農業發展模式呈負相關，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浙江省人地關系緊張，戶均耕地規模較小且難以擴大，農戶們不得不在有限土地上集約經營，以追求盡可能高的利潤，這與高效生態農業的普遍要求與出發點也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可能主要是由于浙江省農業勞動力雇傭成本相對較高，農戶們與其長年雇工集約經營還不如自已投身二三產業收入高。在對平湖市等縣(市)進行實地調查中發現，由于優質優價難以實現等各種原因，那些實際經營面積較大的種糧大戶，就傾向于不采用高效生態農業發展模式。與研究假說一致，模型12估計結果表明，家庭農業收入水平高低對農戶是否采用高效生態農業發展模式的影響系數值為負（-1.279），且達到1%顯著水平。說明在其它條件不變情況下，農業收入水平越高，農戶越傾向于采用高效生態農業發展模式。這可能是由于農業收入較高的農戶，初步嘗到了效益農業建設的甜頭，而且他們支付新技術成本的能力及承擔風險的能力也相對較強，因此較傾向于接受新技術。說明從事高效生態農業有助于農戶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可以推廣這些農戶的經驗。這也就部分驗證了高效生態農業建設至少需要解決的3個基本問題，即：農業生產要有效益，并且要有較高的比較利益；農業剩余勞動力要有出路，且從事農業的勞動者有較高的科技文化素質；生產經營要有一定規模，耕地不能過于分散。但與預期結果相反，家庭勞動力人口數對農戶是否采用高效生態農業發展模式的影響不顯著，可能與計劃生育政策導致的家庭規模與人口結構大同小異有關。

（2）政府扶持、尤其是金融與保險服務等，是農戶是否選擇采用高效生態農業發展模式的重要促進因素。模型12的估計結果表明，農戶是否獲得貸款在2.5%水平上顯著，且系數值為正（1.155），獲得過信貸支持的農戶采用高效生態農業發展模式的發生比是沒有信貸農戶的3.173倍。這與預期結果是一致的，也與實際生產中廣大農民對當前金融服務普遍表示不滿及對加強和改善金融服務的強烈呼喚是相吻合的。說明當前情況下，能否獲得信貸是農戶是否選擇采用高效生態農業發展模式的重要促進因素，政府應該給予高效生態農業農戶更多金融支持。但當地是否開通“農民信箱”以及是否舉辦過有關高效生態農業的宣傳與技術培訓等影響不顯著，這與政府的初衷也是相反的，可能是由于這些活動并沒有什么實際效果，甚至于僅僅是一種形式而已。需要進一步思考的是，全省高效生態農業建設中出現的這些現象，是否說明農戶們真正希望得到的是政府有關部門在資金、技術等方面實實在在的支持，而且政府在這些方面支持得越多，農戶們選擇采用高效生態農業發展模式的意愿也就越強。事實上，不斷加強、改進農業金融與政策性保險等方面支持，是國際上農業政府支持與保護的共同之處，值得進一步研究探索。

（3）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與相關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建立健全有助于農戶采用高效生態農業發展模式。與預期的結果一樣，模型12估計結果表明，農戶是否參與農業合作社變量在1%水平上顯著，且系數值為正（3.077）；模型12的估計結果還表明，與農業合作社有密切聯系的農戶采用高效生態農業發展模式的發生比是未參與農戶的21.690倍。這就清楚地說明，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農戶與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等社會化服務體系的聯系越密切，越傾向于采用高效生態農業發展模式。值得深思的是，“是否參與農業龍頭企業”的影響不顯著，而且成了模型估計過程中第一個被剔除的變量，究竟是調查樣本的原因，還是龍頭企業的功能削弱了，有待進一步分析、檢驗。然而，一個不爭的事實是，龍頭企業與農業合作社間的功能存在部分交叉，且其職能已部分為日益發展的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所替代。何況浙江省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確實得到了較好較快的發展，其組織形式與服務功能也在不斷發展完善之中。如何進一步研究、借鑒臺灣地區農會的實踐經驗，進而在高效生態農業建設中逐步增強各地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金融與保險方面的職能與服務能力，將是一項新的、非常重要的現實研究課題。

（4）戶主特征變量、環境特征變量以及質量安全與生態意識變量，對農戶是否采用高效生態農業發展模式受的影響不顯著。即使是人們研究、關注較多的戶主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以及是否有外出務工經歷或者參加過涉農技術培訓等特征變量，其影響也不顯著。說明農戶是否采用高效生態農業發展模式受這些變量的影響很小。從受教育程度看，這可能是因為農村教育對農民技術知識和技能的培養沒有起到針對性作用?！笆欠竦靥幊擎偨紖^”作為“環境特征”的綜合變量，其影響也不顯著；與預期假設相反，質量安全及生態意識變量的影響也不顯著。實際上，作為一個理性經濟人，農戶新技術采用行為將是一個長期動態的過程，在現階段有些影響并不顯著的因素也許會在長期發展中逐漸凸顯出來（張云華，2004），但更深入、具體的原因尚有待進一步調查研究。

五、主要結論與政策啟示

1．主要結論

農戶是否采用高效生態農業發展模式，受其內、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影響，是不同農戶個體在利益驅動及政府宣傳發動下，根據自身稟賦和既定自然、經濟和社會環境條件下進行的一項復雜選擇行為與決策活動。實證分析結果表明，當前農戶是否采用現代高效生態農業發展模式，主要受其耕地面積、農業收入水平，以及農戶們是否參與農業合作經濟組織、是否獲得過金融貸款等因素的影響，且不同因素的影響程度和顯著性也不盡相同，但戶主特征變量、環境特征變量以及農戶質量安全與生態意識變量的影響似乎很小，沒有進入到最終估計模型中。但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一是受調查資料限制，不同農業生產模式的生產成本及其相應農產品的市場銷售價格與價值實現問題等因素沒有得到具體的反映；二是具體實踐中，不同農戶對高效生態農業具體發展模式的選擇采用行為的差異性，也未得到足夠的關注，而這些都是值得進一步研究探索的重要問題。

2．政策含義

基于上述實證研究結果，筆者進一步提出如下政策建議。（1）農戶新技術采用行為受其內部和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影響，政府在推進高效生態農業建設時，應充分考慮不同農戶主體自身稟賦和具體資源、經濟和社會發展條件，相關推廣、扶持政策（機制）的設計與創新，必須充分考慮農戶的經濟行為及其資源稟賦、知識和技能水平等方面的差異性，以及政策實施的成本和效率問題，尤其是要研究、關注不同農戶主體間的具體需求與關鍵共性需求。（2）高效生態農業發展模式的采用與農業收入呈正相關，高效生態農業發展模式值得推廣。為此，一是要解除不合理政策，促進農村人口向城市和非農產業流動，推動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緩解農村人口壓力；二是要創新農地流轉與使用制度，實現土地要素的有效流轉和適度集中；三是要完善市場準入，尤其是要健全農產品質量安全檢測與管理體系，充分披露農產品質量安全與市場供求信息，以此激勵廣大農戶積極采用高效生態農業發展模式。（3）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等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建立健全，有助于高效生態農業發展模式乃至其它綠色技術的采用，是未來促進農戶新技術采用的有效途徑與主導力量之一。各級政府應當根據當地實際情況，建立健全不同形式的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以及各類專業技術協會等，并為其進一步發展壯大創造寬松的外部環境。與此同時，必須更加重視各類專業合作經濟組織自身組織與服務能力方面的建設與創新，充分考慮不同農戶主體間的共同需求及其需求的多樣化問題,如何逐步增強其金融與保險方面的職能與服務能力，創造條件讓高效生態農業戶貸到更多的款項，即是其中一個比較重要而迫切的共性需求。（4）政府強有力的扶持與引導是農戶是否采用高效生態農業發展模式的重要促進因素之一，盡管不定期的宣傳與技術培訓等是必要的，但農戶們顯然更希望得到資金信貸與技術指導等方面的支持。為此，以上各方面的發展創新是必要的，但政府還應在金融、保險與技術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在農產品價格和市場信息傳遞上給予更多的支持。對此，筆者研究認為：當前加快現代高效生態農業建設，應建立健全以下相關配套體制機制。一是要培育核心農戶（或家庭農場），建立健全生產經營者進入退出機制；二是要加強人力資源開發，解決農業勞動者的結構性矛盾；三是要加強農業專業合作，提高組織化程度與市場競爭力；四是要深化農地制度，尤其是農地流轉與使用制度改革，為現代農業適度規模經營提供制度保障。此外，政府還應在宣傳培訓等方面下更多的工夫，避免形式主義，以取得更大實效。如何改進農村義務教育及農民職業（技術）培訓，不斷增強農民專業知識和技術技能等，也需要進一步研究解決。至于全國范圍內的現代農業和生態農業建設，則應按照“統籌規劃、分步實施、整體推進”的發展思路，點、線、面結合，分階段、分區域、分產業依托建設，穩步推進。

作者：鄧啟明胡劍鋒黃祖輝單位：寧波大學商學院浙江理工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浙江大學中國農村發展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