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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思路與方法

美國學者羅吉斯u曾提出：“鄉村社會變遷發生單位可以是社會系統層次，也可以是個體微觀層次”。因此，筆者在堅持一個村落共同體的基礎上，沿著“個體．家庭．村落”的思路展開。首先，討論村民個體的變化。村民是村落的主體，農業技術進入村落之后首先影響的是農民個體。從農民的身份、價值觀念可以清楚的看到農業技術對其的影響情況；其次，家庭是農民與村落的中介，農業技術通過作用于農民進而對其家庭關系產生影響。家庭勞動分工、技術決策以及夫妻關系的變化都可以反映出農業技術對家庭的影響作用；最后，討論村落的變化。從家與村的結合原理研究村落，同時研究村落外部市場和政府對村落社會的影響，從而把握村落社會整體的的變化。無論農民個體、家庭如何變化，農業技術只有作用到整個村落時才具有意義。研究發現，農業技術對村落經濟、社會交往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因此，農業技術對村落的作用就在個人、家庭、村落3個層次的變遷中表現出來，而且不同層次的變遷又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在研究方法上采用質性研究，即“在自然環境下，使用實地體驗、開放型訪談、參與型和非參與型觀察、文獻分析、個案調查等方法對社會現象進行深入細致和長期的研究；在當時當地收集第一手資料，從當事人的視角理解他們行為的意義和他們對事物的看法，然后在這一基礎上建立假設和理論，通過證偽和相關檢驗等方法對研究結果進行檢驗；研究者是主要的研究工具，其個人背景和被研究者之間的關系對研究過程和結果必須加以考慮”[5]。因此，筆者在研究過程中努力做到當事人的主觀感受與研究者的客觀觀察相結合，事件描述與理論解釋相結合。選擇陜西楊村作為調查對象，基于兩點考慮：(1)楊村具有“村落共同體”的基本特征；且位于陜西楊凌示范區設施農業示范園區規劃內；全村大部分耕地轉為設施農業；溫室大棚的經濟收入是村民的主要經濟來源；(2)村落中有“熟人”帶領進入，并根據村落情況設計了問卷，于2011年3—6月在村落中進行了田野調查，將深度訪談與問卷相結合，全面了解溫室大棚種植技術給村民及村落帶來的變化。

2樣本村介紹

楊村位于渭河流域關中平原腹地，在楊凌農業高新技術示范區的西北方向，距楊凌城區8km處，東距西安市90km，西距寶雞市86km，村前有溝通東西的楊扶公路，交通便利。全村共有4個村民小組，270戶，l166人，400個勞動力。據楊凌示范區2010年統計數據顯示：2008年以前，楊村主要收入來源由糧食作物、經濟作物、養殖、外出務工四部分構成。其中，種植小麥、玉米、菜籽72．4hm，種植獼猴桃9．867hm，圈養豬牛185頭，種植與養殖占村民總收入的51．6％，務工收入占39．2％，轉移性和財產性收入僅占9．1％。2009年在政府的推動下，楊村成立了土地銀行，流轉給外村9個專業合作社建設設施農業用地35．867hm，分別給陜西銀磊農業科技公司、省果樹苗木中心流轉土地l1．333hm2和15．333hm。楊村建成設施日光溫室大棚168座，占地14hrn2，塑料中棚l9座，2．467hm2，共占地16．467hm2，每個自然棚的收入在1．5萬～2．5萬元。糧食作物面積從2008年的72．4hm2減少到2010年的14．6hm，2010年村民人均純收入9164元，比2009年增加了2404元，增長了35．6％，較2008年增長4027元，增幅78．4％，徹底改變了長期以來小麥、玉米等傳統作物一統天下的局面。并且楊村為“三網融合”信息化試點村，電話入戶率98％以上，互聯網入戶率達到30％。

3技術的進入及技術網絡的形成

引起社會系統變遷的新要素90％是從系統外部導入的n】。同樣，大棚技術進入楊村也是外部力量推動的。

3．1技術的進入

隨著農業現代化進程的推進，科學技術在農業中廣泛使用，政府大力推進現代農業建設工作，特別是設施農業的建設。設施農業(溫室大棚)能部分或全部控制農業生產的環境條件，因此能縮短農業生產周期，縮小占地面積，提高農業生產抗御自然災害的能力，保證農業生產的穩產、高產，提早或延遲產品上市時間，調節市場供應，提高單位面積的產量和產值】。但是，楊村村民之前沒有接觸過大棚，不知效益如何，因此對承包大棚一事猶豫不決。政府組織村民去山東壽光進行了為期一周的參觀學習，溫室大棚進入村民的視野，良好的收益沖擊了他們。參觀結束后，村民們按照政府的施工要求積極投入到溫室大棚的建設中。投入生產時，合作社聯系了三位分別擅長種植、病蟲害防治、大棚技術管理的教授，每周末到田間地頭為農戶們從最開始的溫度控制、定植、噴花(點花)、剪枝、吊蔓到作物茬口的安排、病蟲害防治等知識的講解，并且到棚里為農戶進行現場指導。經過政府的引導和推動，教授的輸入和講解，農民技術員的溝通和幫助，大棚技術進入楊村，并扎根發芽。

3．2技術的培訓及更新

政府充分利用當地高校農業科教優勢，聘請專家教授，通過現代教育教學手段，采取集中系統培訓和現場觀摩交流相結合，促進村民盡快掌握農業技術知識。由當地科技局統一組織考試，對基礎知識和生產技能全部合格的學員，頒發農民技術員等級證書。調查中，一位研究番茄的教授為楊村的村民進行培訓，地點設在村委會的會議室，座無虛席，村民們并就病蟲害防治與教授進行了交流。培訓結束后，詢問村民效果怎么樣，“好的很，現在大棚里的活我們都已經掌握了，現在主要是病蟲害太厲害，品種在更新，病毒也在更新，之前的方法有些陳舊了，這回還學到不少”。當今中國的農民仍是小規模的家庭經營，本質上仍屬于小農。但是，他們完全不同于過去封閉社會傳統的小農，已經被卷入一個高度開放的市場體系中，因此他們的社會化服務需求在增多，需要不斷更新技術知識以適應這個高度開放的社會和市場。

3．3技術的交流和推廣

技術傳播是信息從信息源到受者的傳遞過程。傳遞過程中涉及不同的人際關系互動。傳播的本質在于不同角色模式的互動與配合m。大棚技術進入以來，村民閑暇時候的串門聊天變為了在棚外聊天，這就為技術的交流和推廣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平臺。他們談論市場價格、種植品種、農藥化肥、技術員傳授的方法。農戶們認為這樣的人際傳播渠道“看得見，摸得著”，信息可靠；在傳播交流過程中農戶可以參與其中，有疑問的地方可以充分討論；一些農戶的文化程度低，對書本、網絡等大眾傳播渠道提供的信息理解起來有難度。基于這3點原因，在技術推廣的過程中，農民技術員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因為人際傳播是個人之間的信息溝通與交往，具有傳播主客體的充分參與性、反饋的靈敏性和溝通的情感性，并且農民技術員也承包大棚，在實際生產中會與農戶遇到相同的問題，所以，農戶有問題通常會找農民技術員來解決。

4農業技術在村落變遷中的作用

農業技術是社會體系中獨立存在的知識系統，是推動村落變遷的主要力量。楊村村民在技術的推動下從單純的生產者轉變為集多種角色于一身的職業者。他們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呈現出現代化的特征，市場意識增強，重視效益和彼此的合作。

4．1農業技術對村民的影響

4．1．1身份農民向職業農民的轉變

首先，傳統的農民身份變為專業戶。溫室大棚可全年種植瓜果蔬菜，不因冬季的寒冷和夏季的酷熱而中斷生產，農民不像種植傳統作物時，1年只有“三個月忙，九個月閑”的狀態。溫室大棚對溫度要求很精確，溫度低于或高于標準溫度容易致使農作物生病。因此農戶要有責任心和明確的時間觀念，像工人一樣每天按時工作。傳統農民為了滿足自己家庭的需要，糧食和各種蔬菜都種上一些，如今他們的興趣則集中在少數幾種作物上，并以生產和出售這些農產品為職業。平日消費的糧食、蔬菜和肉類食品需從市場上購買，傳統的農民成為專業生產者。其次，職業觀的形成。農民在大棚生產中，不再靠天吃飯，而是采用滴灌技術，不僅保證作物的灌溉用水，而且節約用水；對待害蟲，采取科學的方法，利用粘蟲板、防蟲網等預防為主的方法；對作物的病害，采用教授和農民技術員講解的科學配方；種植作物時，講究農作物之間的間距，除給大棚里施用傳統的農家肥外，也越來越依靠現代技術生產的各種肥料，例如氨水、尿素、復合肥等各種有助于農作物生長的肥料。這種對待農作物的態度，其實是一種思想的變遷過程，從觀望到試用，以及后來的完全依賴。再次，圍繞大棚戶的職業進一步分化。大部分農民成為蔬菜瓜果專業戶；由于大棚需要農家肥，出現了專門運輸農家肥的農戶；臨街居住的農戶因為具有便利的地理位置，經營起專為大棚提供種子、農膜、農藥、化肥的農資商店；還分化出專門操作旋耙機的農戶，每次耕地的收入不菲；而通過農業技術考核的學員，可以取得農民技術員等級證書，如果被聘為農民技術員，每年可獲得1．5萬元的工資收入；有經濟實力的農民承包近百畝的大棚，雇傭專業技術工人為其生產，成為農民企業家。

4．1．2價值觀念的轉變

中國農村經歷長期的小農社會，與這種自給自足的經營方式相適應的傳統觀念在農村根深蒂固。然而，隨著大棚技術的進入，農民種植的瓜果蔬菜不像以往的糧食作物供自己消費，而是與市場緊密相連。農業不再僅僅是一種生產的技術，更是對市場需求的一種適應。市場關系和價值規律不僅在經濟運作中發揮日益增長的作用，而且沖擊著村民的思想。當農民不再是自給自足，并開始考慮自己產品銷路時，他的整個世界觀都會發生變化。在社會層次上的變遷是發展，在個人層次上的變遷是現代化”】。農戶隨著農業技術進入了個人現代化的過程。種糧養家的農民和大棚專業戶具有完全不同的視野，后者具有更強的市場、風險、合作意識。(1)市場意識。楊村從2009年2月開始建設大棚，主要種植番茄、黃瓜、圣女果和禮品西瓜。8月定植，12月蔬菜瓜果陸續成熟上市。農戶王紅社和妻子共同經營一個長達120m的大棚，主要種植番茄。他自2009年12月份開始將每次出售的價格記錄在冊，在1年種植周期結束后總結價格波動規律，在新的一年里重新安排茬口，以避開低價期。合作社社長撒全庫和農民技術員魏勤力這類思想更加超前的農戶，很注重作物品種的選擇，并且敢于嘗試，舍得本錢購買雖然貴但是品質好的種子。他們認為只有品種好，生產出高質量的農產品，才能在市場上穩住腳跟，贏得長遠發展的空間。(2)風險意識。楊村將土地流轉整合，統一建設設施農業，村民不能種植供自己消費的糧食作物，唯一擁有的是承包的大棚，每年需交地租(10500元／hm)。因此，大棚經營的好壞對他們至關重要。其中品種的選擇是關鍵。農民是很理性的，對于品種的選擇，他們很慎重，需眼見為實。種子經銷商來推銷時，農戶們一致要求經銷商細織他們去有種植此品種的地區參觀。看到別人種植的效果后，他們才決定在來年種植新品種。由于楊村的大棚處于起步階段，經驗不甚豐富，在選擇品種時，偏向抗病能力強的品種。因為品種沒選好容易起病，嚴重的病害，對農戶將是毀滅性打擊；果型不佳不易出售，產品銷路不好會使農戶們焦頭爛額。大棚與市場緊密相連，農戶們對市場風險的靈敏度也在提高。中央新聞播出德國“毒黃瓜”事件后，農戶們擔心是否會給他們的農產品銷售帶來沖擊，經常圍繞此話題展開討論。(3)合作意識。雖然設施農業建設之初，政府幫助農戶成立了合作社，實際上，合作社并沒有發揮應有的功能。但是鄉土中蘊含著豐富的智慧。一些農戶因為銷售自己的農產品經常與批發商聯系，久而久之成為了代辦人，不僅為批發商提供良好的貨源，還為周圍的鄰居解決銷售問題。遇上收購萬斤以上的大客商，不同區域的代辦人聯合起來，從各自負責的區域內聯系貨源，裝箱匯總。高效率的工作吸引著批發商源源不斷的來到楊村。(4)消費觀改變。消費觀是伴隨著村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發生改變的。種植傳統作物時，從土地上每年只能收入2000元，加上家中男性勞動力在外務工的收入，1年大約近3萬元的收入，除去開銷所剩無幾，村民對城市人的消費方式雖然認可但不會去模仿。在筆者做調研期間，當地旅行社與村婦聯組織村民“西安一日游”。參加活動的女性都為家人買了紀念品。王紅社的妻子回來后大喊沒過癮，因為跟著旅行社游覽景點的時間有限，所以她提議村民下次自己組織出去旅游。種植傳統作物時，在田間地頭忙碌的是男性，婦女只需在家做家務即可，但是手頭緊縮，空有大把時間。隨著溫室大棚的發展，村民的腰包鼓了，底氣足了，忙里偷閑大家是很樂意的。王紅社的妻子說：“在以前怎么也想不通辛辛苦苦掙來的錢都閑逛了，現在趁著跑得動，孩子們都上學了，也不用看孫子，能多逛就多逛”。而村民王鑫宇則是為將來做規劃性消費。他不僅添置了電腦，便于上網查詢農業信息和農產品價格，而且還為妻子和自己買了人壽保險，給子女購買了“少兒英才”教育保險。(5)重視技術學習。隨著大棚技術的進入，村民越來越意識到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只要有機會就會參加農業技術培訓。村民王鑫宇高中畢業，踴躍參加培訓班，與技術員、教授交流，還通過讀書、讀報、網絡，學習科技和廣收信息，成為種植好手。遇到蔬菜新病害敢于嘗試新農藥新方法，并傳授給鄰居。昔日“讀書無用論”的思想在村民身上已不存在。現代科技是農業現代化的根本動力嘲。村民用溫室大棚裝備農業，將科學的方法和管理技術運用于農業生產實踐，舍得下本錢采用新技術，極大的提高了農業收益，加速了農業現代化和農民現代化的進程。

4．2農業技術對家庭關系的影響

4．2．1家庭勞動分工

傳統社會，夫妻關系是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內”的模式，現代社會對婦女的要求早已不再是“三從四德”，“婦女能頂半邊天”的思想觀念逐漸進入村民的日常生活，夫妻關系趨于平等，但還是可以看到“父權制”的影子，女性仍然依附于男性。傳統農村家庭中婦女做家務、看孩子、喂豬、閑暇時織布貼補家用，“男耕女織”的生活對女性而言是輕松愜意的。而今，妻子不僅同丈夫一同下地，噴花、纏蔓、剪枝、采摘等操作性農活都是由女性來完成，勞動了一天的她們回到家中仍要做家務。設施農業的進入明顯增加了女性的勞動負擔，成為“男女主外女主內”的夫妻模式。當采訪到女性時，她們感嘆“每天都要到棚里，活多的忙死人!”

4．2．2家庭權力分配

傳統農村家庭內外的全部事宜都由丈夫決策。在楊村，夫妻共同經營大棚，女性從家中的房前屋后走向生產，參與大棚的種植、管理和銷售。在與家庭生計相關的重要決定上，夫妻共同商議，而大棚技術決策上由丈夫做主。男性普遍比女性文化水平高，且因為長期在外務工，視野開闊，所以丈夫參加技術培訓，決定使用何種農藥化肥。王紅社與妻子經常為了孩子的教育問題吵架，甚至大大出手。但是自承包大棚以來，夫妻倆一起工作，談論銷售價格，共同決定種植品種，夫妻之間開始了愈來愈多的圍繞大棚的互動。蔬菜成熟時，丈夫為銷售忙前忙后，與批發商討價還價，妻子也參與發表意見，并且擔負采摘，裝箱的任務。從使用手機，這一現代溝通工具，又可以看出夫妻之間微妙的關系。現代社會，手機作為一項生活的必需品進入人們的生活。雖然妻子也擁手機，卻很少隨身攜帶。而丈夫是手機不離身，他們要與技術員通話，詢問技術問題；要與客商聯系，便于自家產品的銷售。在調查中筆者發現，都是丈夫經常使用手機，妻子很少或者不使用，說明在家庭權力分配上，女性仍然處于從屬地位。

4．3農業技術對村落的影響

4．3．1大棚技術對村落經濟的影響(1)村民承包大棚無疑是為了尋求經濟上的改善。根據楊村村民的收入情況可以看出承包大棚確實使村民家庭的經濟情況得到了很大的改善。2008年以前，楊村村民年人均收入增幅一直徘徊在13％左右，但到2010年，村民人均純收入達到9164元，比2008年增長4027元，增幅78．4％，年均遞增35％以上。其中：2010年設施農業人均收入2554．9元，占年人均總收入的27．9％，比2008年種植業總收入增長了1134．8元，增長70．8％；糧食作物收入182．7元，比2008年降低了785．5元，減少了90％；傳統農業收入僅占農民收入的2．2％。(2)改變了村落的產業結構。2009以前，楊村每家人均耕地不足一畝，他們憑借著“一畝三分地”的微薄收入維持著家庭的生計，青壯年則外出打工。麥麩、玉米、田間地頭割來的青草，這些是喂豬養牛的好材料。這雖然不是理想的田園牧歌式的生活，但是其中也透著些許傳統農村靜謐安詳的生活。2009年開始楊村糧食種植面積迅速縮減，一片一片的綠色麥田被白色的溫室大棚所取代，自給自足的糧食作物統統變為供應市場的瓜果蔬菜。家家都忙碌在大棚中，家中后院的豬圈成為雜物儲藏地。設施農業徹底打破了“種田為吃飯，打工為掙錢”的生產經營模式。(3)生產方式發生改變。每個大棚全部配套了變頻泵、暗管輸水、滴管、卷簾機，水肥一體化、測土配方施肥、粘蟲板、滅蟲燈等現代化設備和技術，改變了傳統生產方式。傳統的“夏忙冬閑”顛倒位置。7月農戶們將大棚里的土地翻耙整理后，休養生息的同時，利用高溫進行棚內殺菌。11月份番茄開始上市，春節里村民有選擇性的走幾家親戚后就投入到大棚生產中，正月十五剛結束，番茄價格一路飆升至3~4元／kg，村民整日忙碌在采摘、裝箱、討價還價之中。現在的人工采摘代替了往日的收割機，因為收割機龐大的身軀進入不了大棚。忙碌中村民總是希望適宜大棚操作的機械能早日發明出來。大棚內作物對溫度變化很敏感，所以村民希望天天能夠艷陽高照，最不濟也要多云天氣，過去討人喜歡的降雨現在竟然不受歡迎。(4)經濟軸心的轉移。每一種經濟形式都包括產品的生產和后期銷售的環節。村民和批發商的行為都受到市場價格的支配，價格這只看不見的手，決定并調節生產什么，如何生產。楊村經濟的軸心已經從生產轉向了銷售。因為大棚種植的是與市場緊密相連的蔬菜瓜果，待到成熟時，村民通過代辦人將農產品售給批發商。而專業合作社只是空殼，并沒有起到實質性作用，農戶還是處于“原子化”的自產自銷階段，單個農戶無法抵御市場帶來的風險和打擊，所以農產品的銷售問題成為村民心中的頭等大事。他們現在不是發愁生產不出來，而是擔心生產出來怎么賣出去以獲得收益。(5)農業生產商品化。村民完全為市場進行農業生產。大棚農業生產引入小型農業機械，而且在農業生產的產前、產中、產后的各個環節的商品化程度也提高了。大棚里種植蔬菜瓜果的種子基本上一年一換，并且都是在市場上購買，并且會謹慎的選用新品種。過去種植小麥、玉米，可以養豬牛羊等牲畜，而牲畜產生的農家肥又利于莊稼生長，而現在村民不種莊稼，沒有條件進行養殖，每年都需要從專業農戶那里購買農家肥。商品化使農民追逐利潤，如果他們的勞動不能獲得報酬，不能收回投資，這種生產就無法繼續Ⅲ。

4．3．2大棚技術對村落社會交往的影響費孝通說中國傳統社會是“差序格局”的社會，即在中國傳統社會中，每個傳統的中國人都被一層一層的人倫關系所籠罩，而這些關系不是由人們選擇的，而是由血緣關系強加于每個人的。費老在《鄉土中國》中提到鄉村社會結構就是“以‘已’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別人所聯系成的社會關系，不像團體中的分子，一般大家不在一個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紋一樣，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遠，也愈推愈薄”。這種交往格局隨著大棚技術的進入正在悄悄發生著變化。大棚從育苗、定植、點花到纏蔓、吊蔓、剪枝、摘取，每個環節忙碌時都需要人手幫忙，費用25～3O元。大家習以為常的“有無相恤”的傳統被“雇傭與被雇傭”的關系替代：村民為雇主工作，按時間領取報酬。這種雇傭關系是被村民認可的新的關系模式，在這個模式中，誰都沒有認為有人在剝削他們，也沒有人認為他在剝削他人。村民認為，互惠互利，非常自然。王鑫宇在伯父家上樓板時以侄子的身份去幫忙與盡義務，但在大棚需要伯母工作時，則按標準支付給伯母報酬。從中可以看出，市場經濟在不知不覺中改變著人們的思維方式，也改變著人們之間的社會交往方式，差序格局漸趨理性化。市場經濟和現代傳媒為村民提供了進行理性算計交往朋友的理由u”。人際關系與經濟利益越來越緊密的掛上了鉤，村民們過年時會給經常來往的批發商、代辦人、農資經銷商發送祝福短信，人際關系及合作的范圍已從家庭移向了社會。協調社會關系的準則也從倫理性的規范要求轉變為經濟、法律的規范。楊村人社會關系的范圍和準則不再僅僅以血緣、地緣為依據，而開始把業緣包括在內。

5討論

5．1農業技術與村落社會的互構

社會變遷根據變遷的動力可分為內發變遷和關聯變遷。內發變遷是指社會變遷的原動力源于社會系統自身，是內部的一種自然生長過程】。關聯變遷則是社會系統之外的新思想被傳送進來引起的變遷。而關聯變遷又分為選擇和指導兩種。選擇關聯變遷是當社會系統內的成員受到外界影響，根據自己的需要，采用或拒絕新思想引起的變遷。新思想的影響可能是自發的，也可能是伴隨的。接受者可以選擇、解釋、采用或拒絕新思想。指導關聯變遷是當社會系統外部，諸如一些機構或機構的人，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有意識的介紹新的思想所引起的變遷”】。村落作為一個社區、一個小社會，總是處在非常特殊、極其復雜的環境之中。楊村在政府的政策指導下邁上設施農業的道路，在農業技術的推動下發生村落變遷的實踐，但這不是理論或意識形態單方面的落實，也不是政府政策單方面實施的進程，而是村民生產和生活活動對此做出積極回應和建構的過程。楊村在最初的指導關聯變遷中完成了設施農業的棚體建設。當村民對大棚技術很熟練了而且清楚的知道他們的需要時，很快就出現了選擇變遷，并且卓有成效。大棚剛落成時，政府要求農戶們統一種植國產品種番茄‘金鵬一號’，在經過1年的種植過程中，農戶經過自身體驗，并通過與外地同行們的參觀交流，在第2年根據市場的需求情況選擇抗病能力強、果形好、產量高的新品種。合作社的理事撒全庫在第1年的第2茬就不惜投入3600元為3個大棚更換進口品種，并且采用了不易堵塞的新的滴灌管道，在獲得豐厚的收益后，他更加堅定的采用新品種以保證良好的收益。村干部在1年收獲后將村民召集起來互相討論大棚的情況，并發揮黨員作用，一名黨員幫帶10名群眾發展大棚種植。34名黨員開展技術承諾大會，義務為農戶進行技術培訓和現場指導。隨著大棚作物品種、病蟲害的更新和市場的需求，村民們從一無所知的被動接受到對新技術的渴求，他們通過技術培訓、電視、聊天的方式實現自身技術知識系統的更新進而推動著技術的改進。人們把技術傳播部門稱作“技術推廣”部門，詞意本身包含了科學家和技術推廣工作者居高臨下的身份，但是，農民長期生活在極其復雜的環境中，為了生存和發展，他們擁有相當豐富的技能和鄉土知識。針對一些病蟲害時，農戶們會采取科學的方法和他們自己的“土”辦法相結合的方式治理，取得不錯的效果。農業技術所引起的村落變遷是一種選擇的關聯變遷，是外力影響和內源變遷互相結合的變遷機制。正是這種變遷方式改變了楊村的社會和生活的面貌。

5．2政府、市場對村落變遷的影響

一個國家的現代化水平，不是體現在個別發達城市的發展程度，而是體現在其相對落后的農村現代化水平上。從這個意義上說，農村現代化是制約國家整體現代化這只水桶容量的短板n”。在楊村成為現代農業示范基地的過程中，政府發揮了強大的推動力。從組織機構的成立、政策的出臺到棚體建設、技術培訓，政府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為了鼓勵村民承包大棚，組織村民們免費去山東壽光參觀學習；并且為每一位承包大棚的農戶進行1．5萬元／50m標準棚的補貼。楊村在國家建設現代化農業的大環境下，受到外部沖擊而引起內部思想和經濟變革。政府作為一種超經濟的組織力量，在楊村的變遷中發揮著巨大的控制和管理作用。在楊村剛邁上現代農業的道路上，政府如同一位母親手把手扶著孩子學走路，一旦松手，楊村是否能夠順利發展下去，要看后期市場發育成熟與否。設施農業必須形成規模效應，農民才可以從中獲益。從楊村看到，農戶們還是原子化的生產，處于自種自銷階段。合作社因為資金不足、村民對現有合作社的不信任、精英斷層而一直未運行起來。市場是楊村設施農業能夠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在楊村的農業現代化進程中，農業技術將村民們帶入高度開放的社會化體系中，農戶的開放性越強，他們的社會化服務需求就越多，這就需要政府完善合作社的規章制度、提供農業社會化服務，為農戶提供技術培訓的平臺，提供種子、農藥、化肥和市場價格等信息。雖然農業技術是楊村發展的主要推動力，但是政府和市場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楊村只有在政府完善的社會化服務體系中，遵循市場規律，借著農業技術的強大推動力，才能乘著現代化這輛列車奔向遠方。

6小結

美國學者斯科特曾用“生存倫理”來理解農民，即滿足家庭基本需求的極端重要性常常迫使農民在面對“水深齊頸”的生存狀況時，選擇一些“內卷化”或“自我剝削”的生存方案以度過難關n。而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提出當農民生活得到改善后，成為“寧愿選擇閑暇而不愿做額外工作以增加生產的游手好閑者”】。楊村村民內在的實踐意識通過反思性行動與農業技術發生積極的互動，推動楊村的經濟發展，這一主體與結構發生的整合過程，挑戰了斯科特和韋伯關于農民的論題，在農業技術的推動下，他們成為了市場經濟中的參與者，開始了個人現代化的進程。根植在楊村村民日常生活中的生存理性和經濟理性表明，在中國農村內部存在著現代性因素。村落研究應放在更廣闊的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背景下進行，不能僅僅局限于農民發生了什么樣的行為。解決“三農”問題，不僅政府要做好引導作用，更關鍵的是要解除對農民的社會排斥和限制行為的枷鎖，使農民的理性得到應有的釋放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