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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農業水利基建投資

自1978年以來,中國農村實現了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核心內容的農村經濟體制的變遷,農村所有制關系、農地產權關系、農村組織制度都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這樣的制度背景下,農業水利基本建設投資(簡稱農業水利基建投資,下同)總量變化有何特征?農業水利基建投資與國民經濟總體發展水平之間的關系如何?農業水利基建投資對農業產出的績效如何?投資主體狀況如何?對此,筆者根據所獲得的1981—2001年的數據資料,對中國農業水利基建投資狀況進行了實證研究,并得出了一些相關的基本結論與啟示。

二、中國農業水利基建投資①的基本特征

(一)投資總量呈階段性增長之勢一方面,投資總量呈增長之勢。在1981—2001年的21年間,年平均投資水平為153.81億元,除個別年份(1984年、1985年、1988年和2001年4年)投資總量比上年有所下降外,其余各年投資總量均比上年有不同程度的增長,并以平均每年20.42%的速度遞增。其中,1998年比上年增幅最大,增幅額達到153.10億元,如表1所示。另一方面,投資增長具有明顯的階段性。(1)1981—1990年,盡管投資總量呈增長之勢,但增長極為緩慢,處于徘徊增長階段。從總量上看,年平均投資額僅為23.68億元,其中投資最多的1990年為40.7億元;從增長速度看,除1984年、1985年、1988年3年投資額比上年有所下降外,其余各年雖比上年有所增長,但增幅最高均不超過30%(1990年除外)。(2)1991—2001年,投資增長快、增幅大。從總量上看,年平均投資額增加到272.10億元,其中投資最多的2000年為580.1億元;從增長速度看,除2001年比上年投資有所減少外,其余各年均比上年有較大幅度提高,其中有5年的增幅都在30%以上,最高增幅的1998年為59.2%。

(二)農業水利基建投資總量增長與國民經濟總體發展水平密切相關通過農業水利基建投資與GDP之間相關關系的分析可在很大程度上說明農業水利基建投資與經濟總體發展水平之間的關系。筆者采用雙對數模型對1981—2001年中國農業水利基建投資與GDP之間的相關性進行了分析,所得計量模型①為:lny=-3.424+1.204lnx(-9.867)(15.259)R2=0.925其中,x為GDP的具體數值;y為農業水利基建投資的具體數值。結果表明,農業水利基建投資與GDP在較長時期內有很強的正線性相關關系,亦即農業水利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增長與國民經濟總體發展水平密切相關。

(三)農業水利基建投資貢獻顯著但在GDP、財政支出和基建投資總額中所占比重偏低一方面,農業水利基建投資對農業(狹義)產出的貢獻顯著。為了分析農業水利基建投資在農業產出中所做的貢獻,筆者以農用機械總動力和化肥施用量作為兩個參照變量建立模型。這是因為:(1)農業水利基建投資和農用機械投入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農業生產中固定資本的投入;而化肥施用量則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農業生產中流動資本的投入。這樣,選擇這3個變量可以比較全面地描述農業投資的總體狀況。(2)資料的可獲得性,即這些變量的統計數據在各種年鑒上較為完整,容易取得。筆者主要以多元線性回歸模型為分析工具進行實證研究,假設具體模型為:Y=A+BX1+CX2+DX3+e。其中,Y為農業總產值;X1為農業水利基本建設投資;X2為農業機械總動力;X3為化肥施用量,A為常數項,B、C、D為待估計參數,e為隨機變量。相關變量的數據資料見表3所示。在初次的回歸結果中,農業機械總動力未通過5%顯著水平下的t檢驗,將該項剔除,重新估計的結果見表2所示。結果表明,農業水利基建投資對農業總產值的貢獻較大,其彈性系數為10.712,明顯超過化肥施用量在農業總產值中所做的貢獻。但另一方面,農業水利基建投資在GDP、財政支出和基建投資總額中所占的比重卻偏低。盡管1981—2001年這21年間,中國農業水利基建投資在不斷增長,特別是1991—2001年有了較大幅度的增長,但其在GDP、財政支出和基建投資總額中所占的比重卻顯得偏低。其中,農業水利基建投資占GDP的比重均在1%以下,1999年和2000年最高為0.65%,1988年最低只有0.16%,明顯低于國外2%以上的水平;占財政支出的比重除1999年為4.07%外,其余各年均未超過4%,最低時僅為0.95%,明顯低于國外平均5%左右的水平。農業水利基建投資占基建投資總額的比重除1999年和2000年兩年外均未超過4%,最低時僅為1.50%。

(四)以政府為主的投資主體單一性狀況仍未根本改變改革開放以來,盡管國家財政體制和基建投資體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如財政體制上實行“分灶吃飯”,基建投資體制上實行“撥改貸”),但農業水利基建投資以政府為主的投資主體單一性狀況仍未根本改變。中國農業水利基建投資與財政支出之間的相關關系也可從側面反映出農業水利基建投資中以政府為主的投資主體單一性狀況。筆者仍然采用雙對數模型對1981—2001年中國農業水利基建投資與財政支出之間的相關性進行分析,所得計量模型為:lny=-3.484+1.478lnx(-16.06)(24.69)R2=0.97其中,x為財政支出的具體數值;y為農業水利基建投資的具體數值。結果表明,農業水利基建投資與財政支出在較長時期內同樣具有非常強的正線性相關關系,這一結果也從側面反映了政府投資主體的單一性狀況基本上沒有改變。

三、結論與啟示

(一)農業水利基建投資總趨勢的增長性與增長過程的波動性、階段性并存對中國農業水利設施建設投資的歷史及現狀的分析表明:一方面,中國農業水利基建投資總量一直呈增長之勢;另一方面,這種增長又具有明顯的波動性和階段性。

(二)農業水利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重要性與投資不足的狀況并存農業水利基建投資對農業總產值的貢獻十分顯著,但其在GDP、財政支出及基建總投資中所占的比重偏低,也就是說其投資量明顯不足。這種矛盾狀態將在很大程度上限制農業水利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應有作用的發揮。

(三)農業水利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總量的增長有賴于國民經濟總體水平的提高農業水利基建投資與GDP之間的高度相關性說明了這一點。農業水利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大中型農業水利基礎設施建設投資規模巨大,因此,只有國民經濟總體水平的不斷提高,才能為農業水利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大中型農業水利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提供較為雄厚的經濟基礎。

(四)投資主體呈現出以政府為主的投資主體單一性進而決定了投資渠道的單一性改革開放后,盡管經濟運行的市場化趨動日益明顯,投資多元化的內在要求日益增強,但由于水資源的公共產權制度及其他原因,社會資本很難向農業水利基礎設施領域特別是大中型農業水利基礎設施領域注入,致使中國農業水利基礎設施建設投資仍然是以政府為主的單一投資主體模式。投資主體的單一性決定了投入資金來源渠道的單一性,即農業水利基礎設施建設投入資金絕大部分來源于政府財政資金。

(五)農業水利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制度創新成為必要農業水利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對農業產出(文中以農業總產值表示)的重要性要求隨著國民經濟總體水平的提高和政府財力的增強而實現農業水利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持續、穩定、適度增長。而要做到這一點,從根本上講就要進行農業水利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制度的以政府為主的主體多元化、渠道多元化、產權多元化為主要內容的制度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