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經濟變革的經驗探討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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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日本從20世紀初以來，農業經濟結構發生了持續性變體，在保證國家食品安全的同時。適應國家的工業化進程，建立起一套獨特的瑰代化農業經營體系.從而為資源約束型大國創造了農業經濟結鉤轉型的經驗。
從經濟發展的流程來看，當一國在推進工業化進程并使經濟發展駛入快車道時，農業經濟結構必須作出積極適應，以保證農業勞動者的平均收益水平達到或接近社會上其他產業部門勞動者的平均收益水平，并為國民經濟發展提供全方位的支持。日本從20世紀初以來農業經濟結構伴隨著工業化進程發生了持續性變化，在保證了國家食品安全的同時，成功地實現了轉型本文主要分析這一進程的實質性含義及其創造的資源約束條件下農業經濟結構轉型的經驗。
一、農業就業率的變化趨勢與
農戶結構的長期變化農業經濟結構轉型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問題，既包含了農業與其他產業之間數量關系的變化，也包含r_農業內部各種關系的變化。農業經濟結構的變化能夠通過多種指標反映出來，其中就業率和生產率結構、農業組織結構的變化是最主要的指標。
直到l9世紀末，El本還是一個典型的農業經濟大國。農業就業率高達70％以上。但是，進入2o世紀以后，農業就業率發生急劇變化，就業率從1900年的70％下降到1980年的13．9％，下降幅度達到56．1個百分點，成為農業就業率下降最快的國家之一，其就業結構高度基本達到發達國家水平。分析Ft本農業就業結構的變化，我們不難發現，導致農業就業率下降的原因，市場機制起主導作用。一方面，隧著工業化進程的不斷加速，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對勞動力的需求顯著增加，勞動力的收益水平明顯提高，導致農業勞動力向其他產業的橫向轉移另一方面，農戶結構發生了積極變化，農戶結構由過去單一的農業經營逐步向兼業化方向發展，從而在農戶內部形成一條由農業勞動力向其他產業勞動力轉換的過渡通道。因此，研究日本農業經濟結構的轉換，不能不研究農戶經濟結構的變化。
日本農業經濟結構轉換中有一個特殊的現象，這就是在農業就業率急劇下降的同時，農戶總量卻只有小幅下降。1950年至1975年是日本經濟的高速成長期，在這一時期農業就業人數連年持續減少，1955年農業就業人數是1，489萬人，1975年減少到670萬人，共減少了819萬人。但農戶數量的減少幅度要小得多，1950年的農戶總數為618萬戶，直到1978年尚且有479萬戶，在這28年中僅減少了139萬戶。為什么兩者之間會有如此大的偏差?進一步研究，我們就會發現其根源在于農戶的兼業經營趨勢。
農戶可分為專業農戶和兼業農戶兩種類型。專門從事農業經營并獲取收入的農戶，我們稱其為專業農戶；在經營農業的同時還經營其他產業，或者農戶家庭中有部分成員從非農產業中獲取收入，我們稱這種農戶為兼業農戶。1950年專業農戶與兼業農戶的比率為50：50，1955年為34．8：65．2，以后年度中這個比率發生了更大的變化，1798年專業農戶下降到12．9％，兼業農戶上升到87．1％。
兼業農戶具體也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主要依靠農業經營來獲取收入，其他收入僅處于補充地位的農戶；第二類是農業外收入占主體地位，農業收入處于從屬地位的農戶。5O年代以來，日本兼業農戶結構總的變化趨勢是，第一類兼業農戶呈下降趨勢，第二類兼業農戶呈上升趨勢。1950年第一類兼業農戶是175萬戶，第二類兼業農戶是134萬戶，二者之間的比率是57：43。1950年至1955年的五年間，第一類兼業農戶的總數有一定的上升，達到228萬戶，而后開始下降，1960年為204萬戶，1970年為181萬戶，1798年為88萬戶，同高峰期相比，大約減少了1／3。第二類兼業農戶則呈相反的變化趨勢，1960年增加到194萬戶，1970年增加到274萬戶，1798年進一步增加到328萬戶。
農戶結構中兼業農戶的增加，為農業就業率的下降和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提供了有力的保證。一方面它能夠有效緩解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中存在的就業風險，使農戶家庭即使在不能從非農產業中獲得收入時，也能夠維持其基本生存條件，從而使農戶家庭的剩余勞動力轉移有一種內在動力和安全感，產生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放大效應。另一方面，在特定社區范圍內，首先進行剩余勞動力轉移的農戶家庭一旦取得成功，必然對其他農戶產生示范效應，形成農戶經營兼業化和家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潮流。這也是為什么日本農業就業率下降與農戶總量減少相背離的原因。
日本農戶結構中兼業化經營能夠迅速發展并成為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過渡通道，與日本政府對土地的所有權和租賃的限制政策有很大的關系。戰后在美國的指令下開始農地改革，規定不承認不在農村的地主的土地所有權，在農村的地主土地保有限度為1町步(其中北海道為4町步)，自耕地的保有限度為3公頃，土地所有者出租的土地不得超過1公頃，同時還取締了土地的買賣。通過農地改革，佃農的比例從1950年的5％下降到1970年的近2％。1952年的“農地法”進一步繼承了農地改革的精神，強調保護佃農和自耕農主義，充分調動了農民農業生產的積極性。另一方面，這一改革的弊端也是明顯的，這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妨礙了農地的流動，阻礙了農業的規模化經營，擴大了農民和其他產業勞動者的收入差距。但是，也恰恰是這一政策，促使農民不得不從事兼業化經營，從其他產業勞動中獲得收入，以熨平不同產業之間的收入差距，客觀上造就了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過渡通道。
二、農業生產率結構的變化
日本是一個人口大國，要在農業就業率急劇下降時保證國家的食品安全，必須大力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和土地生產率，從而為工業化和經濟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支持。戰前日本的勞動生產率和土地生產率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1880年至1940年之間勞動生產率提高了1．6倍，其主要原因是不斷擴大的非農業部門順利地吸收了每年新增的勞動力，使土地勞動比率不斷上升，而資本對勞動力的替代作用并不十分明顯。在此期間，由于品種改良、化肥的廣泛使用、灌溉設施的建設，土地生產率也增長了70％。品種改良早期主要是“老農品種”的選定和推廣，如大米優良品種“神力”、“龜尾”在神戶和山形選定后，分別以東日本和西日本為中心進行推廣和普及，使大米產量大幅度提高。19世紀末，政府開始在各府縣設置農業實驗所以開發適合各地環境的優良品種，從而使選種和育種從經驗型轉向科學型。
化學工業的迅速發展，使化肥產量增長很快，化肥與農產品的相對價格大幅度下降，1930年的化肥價格僅是1880年價格的1／4，這就使得農民有能力使用化肥以增加產量，1940年的單位耕地面積化肥施用量與1880年相比增加了9倍，土地產出率得到了進一步提高。日本的灌溉設施建設起步比較早，特別是明治維新以后大規模進行了灌溉設施建設。1899年制定的“耕地整理法”規定，在預定建設灌溉設施的地區內，只要有1／3的地主同意，就可以修建。1923年又制定了“排灌設施改良事業補助事項”，對于府縣建設的排灌設施改良工程給予50％的國庫補助。大規模的灌溉設施建設和灌溉率的提高，大大提高了品種改良的效果。
戰后日本的勞動生產率和土地生產率提高可以說是突飛猛進。農業實驗所利用科學的方法不斷開發出新的優良品種并加以推廣；化肥工業的發展，使品質更為優良、肥力更為顯著、價格更為低廉的化肥被不斷開發出來，化肥的使用率得到很大提高，1970年的肥料與土地比率比1950年增加了近2倍；60年代還進行了較大規模的包括排灌設施、農村道路、土地平整、農地格子化等方面的農田基本建設。但在生產率結構中變化最大的是勞動生產率，1920年至1940年的2o年中資本與勞動比率和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都只有20％，而1970年資本與勞動的比率比1950年增加了5倍，勞動生產率增加了2倍。勞動生產率迅速提高的最直接根源是農業機械化，到1985年，日本農業中拖拉機與土地的比率達到每千頃耕地44O．4臺的水平，這比農業機械化程度比較高的歐洲高出近5倍。但是，日本的農業機械化有自己的特點，農業機械以中、小型為主，主要是適應狹窄的農地狀況，這同歐美國家開發、推廣和普及大型農業機械的狀況極為不同。
盡管戰后日本勞動生產率提高最為迅速，但由于人口眾多，耕地面積狹小，所以日本始終把提高土地生產率放在突出的位置。在世界范圍內進行比較，日本的土地生產率是非常高的，位于世界最前列，世界平均糧食產量1985年是每公頃2557公斤，而日本則達到每公頃5847公斤的世界最高產量。
因此，考察日本的生產率結構變動趨勢，我們不難發現，土地生產率的提高是連續的、不問斷的。勞動生產率則以二戰為界限，戰后提高的更為迅速。由此可以看出，對于資源約束型大國農業，提高土地生產率應該是農業結構轉換的永恒主題，但是，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伴隨著農業與非農產業之間收入差距的拉大以及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必須大力推廣和普及農業機械化，以提高勞動生產率。
三、農業組織結構的變化
農業就業率的下降與農戶結構的變化，農業生產率的提高，事實上都與農業組織結構的變化密切相關。本世紀以來，特別是50年代以來，日本農業組織結構主要發生了以下變化：一是與相關聯，戰前長期存在的地主農業和租佃制農業完全解體，代之以以家庭經營為主的小農場。這種小農場盡管規模狹小(平均僅有1．3公頃)，但由于產權歸農民自己所有，從而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促進了精耕細作農業的發展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且也正如我們在前文提到的，這種經營組織方式為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提供了一條過渡通道。二是在政府的大力推動下，農協組織得到很大的發展，并對土地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因此，分析農協組織對理解日本農業組織結構的變遷乃至農業經濟結構的變遷有著特殊的意義。
日本的農協全稱為農業協同組合，成立于1947年，其前身是戰前的農業會，而農業會則是以1879年和1900年法制化了的農會和產業合作社為中心，合并各種農業團體而成立的。農協組織與以前的合作組織既有相同的地方，但區別也非常明顯。相同點是它們都是互助合作組織，都是為了推廣農業新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土地生產率，獲取農業發展資金，抵御市場風險。不同點是前者為地主主導性的，而后者則完全是自耕農自己的組織，以保護自耕農的利益和提高農民的社會地位為目的。
日本農協的建立，不僅是農業組織結構本身的變化，而且對整個農業經濟結構的變化具有很重要的影響。首先，從農協的組織層面上看，農協具有參與面和受益面廣泛的特點。每個市町村都設有農協，每個都府縣都組成聯合會，各個聯合會共同組成全國聯合會。幾乎每個村莊的所有農戶都進入了農協，除了農戶戶主為農協的成員外，連婦女和子女也分別加入了農協婦女部、青年部組織。這樣的農協組織既保留了農戶家庭經營決策的自主性，又切實把千千萬萬的農戶組織起來，共同抵御市場風險，使小規模農戶經營與大市場達到有效對接。其次，從農協的運作層面上看，農協的業務范圍非常寬，對農戶的生產、銷售、購買、信貸、保險以及農業的機械化等方面進行全方位的指導和服務。在生產指導方面，平均每個農協有6．2個農業經營指導員對農協成員的品種選擇、栽培技術以及生產者組織的扶植等方面進行系統性指導以提高土地的產出率。此外，農業經營指導員還負責制定本地區農業的長期規劃。在銷售方面，農協承擔著農協成員所生產產品的銷售任務。1993年，農協銷售的農產品價值總額相當于同年國內農業生產總值的57％，統購米和自主流通米的95％、蔬菜的53％、瓜果的52％、鮮牛奶的6o％、牛肉的47％。在購買方面，農協通過生產資料的購買活動來降低農協成員的農業經營成本。農協占有國內市場肥料92％、農藥70％、農機53％、石油57％的市場分額。在信貸方面，農協一直是農協成員獲取農業經營和發展資金的最主要渠道。農戶向農協的貸款占到44％，高于向銀行貸款39％的水平。當然，農協貸款資金主要是農戶向農協的存款。特別應該注意的是，農協是日本農業機械化、現代化的最主要的推動者，農協為農協成員購買個人無力購買的農業機械和設施，如拖拉機、聯合收割機、大型現代化糧食和統一選果場等供農戶使用，有力地推動了日本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四、幾點啟示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已經能夠比較清晰的看出日本農業經濟結構變遷的基本路徑和截面特征。日本人口眾多，可耕地面積較少，是典型的資源約束型農業經濟。所以，日本農業經濟結構轉換的成功，對有類似資源特征的發展中國家提供了豐富的經驗。
第一，發展中的農業經濟大國在推進工業化、現代化的過程中，農業的任務，不僅要為國家提供基本的食品安全，為國民經濟的發展提供全方位的支持，而且必須提高農民的收入以熨平農民與其他產業勞動者之間的收入差距。因此，在制定農業經濟結構轉型政策時，必須把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農業生產率的提高、農業組織結構的設計三個方面有機結合起來，考慮各個方面的內在協調、相互促進，切不可單兵突進，畸形發展，否則后果將不堪設想。超級秘書網
第二，農業組織結構設計應考慮有利于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和農業生產率的提高。日本以為基礎而建立的小規模家庭農場經營體制是一種正確的選擇，這種體制在剩余勞動力轉移方面，較好地克服了農民在其他產業就業的不確定性而造成的風險，能夠形成一條現實的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通道。這種體制也有利于提高土地生產率，小規模家庭經營能夠促進精耕細作農業的發展，提高土地的產出率。但是，日本的經驗也告訴我們，小規模家庭經營是很難自動走向現代化農業的，而且一旦有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發生，就很難保證糧食總量的穩定增長，國家的食品安全將會出現問題。因此，建立在小規模家庭經營基礎上的農業要走向現代化，必須提高農業的組織化，并且，這種組織化必須是強有力的，能夠承擔起把農戶與大市場聯接起來和促進農業生產率提高的重任。日本的農業協同組合真正起到了這種作用。同時，在運用小規模家庭經營與組織化有機結合的農業現代化模式時，也應考慮建立能夠發展規模經營的機制，不能讓小規模家庭經營成為規模經營的阻礙。日本在這方面存在著一些問題，以至于60年代著力引導農業規模經營的政策收效甚微，這種狀況直到80年代以后隨著農戶人口老齡化和骨干農業勞動者的減少才有所改變。
第三，促進兼業化是在小規模家庭經營條件下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和降低農業就業率的根本出路。發展中國家的不同地區經濟條件差距很大，發展水平各有不同，應根據實際情況制定不同的措施，促進兼業化經營的發展。對于經濟條件較好，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要大力發展第二種兼業農戶，適時適度引導農業規模經營。對于經濟條件較差，發展水平較低的地區，要引導農戶走向兼業化經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