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農業現代化水平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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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農業現代化綜合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近年來，隨著“三農”問題研究的興起，我國宏觀經濟管理部門和學術界對農業現代化指標體系設計和測評方面的研究也不斷深入。本課題對農業現代化水平測評指標體系和模型的確定，從農業現代化的內涵出發，綜合考慮指標的綜合性、系統性、可比性及數據的可獲得性，突出國家對農業基礎設施特別是水利設施建設的重視，尤其強調和體現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
1．評價指標的選擇。在綜合參考宏觀經濟管理部門和學術界現有研究基礎上，采用多指標綜合測定法，通過分層篩選，確定農業現代化綜合評價指標體系。整個體系由4項主體指標和21項群體指標構成。
2．各層次指標權重的確定。綜合德爾菲法和層次分析法的優點，確定各層次指標的權重。首先根據專家意見，相對于綜合指標，構造出主體指標的比較判別矩陣；相對于主體指標，構造出群體指標的比較判別矩陣。其次，對判別矩陣進行一致性檢驗。判別矩陣是否通過邏輯一致性檢驗，最后，計算各主體指標和群體指標的權重。
3．數據標準化處理。由于農業現代化評價指標原始數據的量綱不同，需要對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數據標準化的方法有多種，如標準值法、六級分段賦值法、閥值法等。經過綜合比較，本課題取群體指標最優值為1進行標準化處理，以更好地體現農業現代化的相對性、發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動態變化性的特征。
4．評價模型的構建。根據上述指標體系的設置，以及指標層次分析，構建農業現代化評價模型。
5．農業現代化發展進程的階段劃分。羅斯托認為，經濟發展呈現明顯的階段性特征。根據發達國家的歷程和農業發展的特點，可將農業現代化劃分為準備階段、起步階段、初步實現階段、基本實現階段及發達階段，體現農業現代化程度由低到高的動態發展過程。
根據農業現代化評價指標體系分層加權計算的農業現代化綜合評價指數和各主體指標的測評結果，可對我國西部農業現代化進程進行總指標與分指標雙重分析。這不僅有助于我們深人分析西部各省農業現代化發展情況，也有助于從總體上把握西部農業現代化發展的狀況和趨勢。課題組以內地31個省為樣本進行測算，數據未另作說明，均依據《中國統計年鑒》(1979—2010年)、《中國農村統計年鑒》(1979—2010年)和地方年鑒的原始數據計算整理而成①。
1．我國西部農業現代化總體發展水平及趨勢分析。1978—2009年間，我國西部農業現代化從準備階段穩步跨人起點階段，12省(區、市)平均農業現代化綜合評價指數從22．3073增長到44．1794，年均增長3．16％。由圖1可以看出，自1978年我國改革開放從農村展開以來，我國西部的農業現代化水平穩步增長，但是到了2000年出現了停滯，2003年甚至稍許倒退。然而自2004年開始，西部農業現代化的發展速度大幅提升，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黨中央七個“一號文件”的制度貢獻，如中央著力取消農業稅，加強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推動城鄉統籌發展。同期，東部地區經歷了準備階段和起點階段，并即將完成農業現代化的初步實現階段，其平均農業現代化綜合評價指數從28．2287上升到62．5893，年均增長3．93％；東北地區也進入了初步實現階段，其平均農業現代化綜合評價指數從30．1774上升到54．6914，年均增長2．62％；中部地區將跨入初步實現階段，其平均農業現代化綜合評價指數從26．1107上升到49．oo24，年均增長2．83％。顯然，我國西部地區農業現代化的發展速度超過了中部地區和東北地區0．33、0．54個百分點，這主要得益于黨和政府為促進西部地區發展而實施的政策偏向，尤其是西部大開發戰略對于西部地區農業經濟的發展，農村社會的進步和農民生活的提高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動作用。我國西部農業發展速度雖然較快，但并不能忽視其農業現代化仍然落后于其他地區，尤其是東部地區的現實。從農業現代化的綜合評價指數年均增長率來看，1978—2009年西部地區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的增長程度差異較大，內蒙古、廣西、重慶、四川、貴州、云南、西藏、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的農業現代化綜合評價指數年均增長率分別為3．00％、2．76％、3．30％、3．91、3．21、3．51、3．60、2．332．92％、3．51％、3．96％、2．57％。比較發現廣西、陜西、甘肅、新疆四省區的年增長率在2．33％-2．76％區間，低于西部其他省區3．0o％以上的水平。從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來看，西部地區省際間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差異較大，內蒙古和新疆的農業現代化水平一直位于西部前列，2009年兩地農業現代化綜合評價指數分別達52．8237、49．6665。內蒙古更是一枝獨秀，率先進入了初步實現階段。然而西藏與貴州2009年的農業現代化綜合評價指數只有34．9220、35．4324，僅相當于內蒙古1994年和1995年的發展水平。從農業現代化發展過程來看，貴州、西藏和陜西農業現代化綜合評價指數波動較大，發展過程較為曲折，而四川、寧夏、重慶和青海的農業現代化綜合評價指數平穩上揚，農業現代化發展進程較為順暢。
2．我國西部12省(區、市)農業生產投入條件評價分析。農業生產投入條件是農業現代化程度的主要標志，農業生產投入水平評價指數與農業現代化綜合水平正相關。這一指標在本課題農業現代化進程測評體系的所占權重為0．2404。從表3可知，1978年至2009年，我國西部12省(區、市)農業生產投入水平總體穩步提升，平均農業生產投入條件指數從12．6965上升至28．3702，年均增長3．98％。分省區來看，內蒙古、廣西、重慶、四川、貴州、云南、西藏、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農業生產投入條件指數年均增長6．2％、1．15％、4．28％、7．63％、1．23、2861．97、3．66、4。79、5．77％、7．66％、3．o4％。比較來看，農業生產投入條件指數增長最慢的是廣西、貴州和西藏，增長率都只在1．155％一1．97％區間；最快的是四川和寧夏，都在7．63％和7．66％左右。從農業生產投入水平來看，新疆一直處于西部地區首位，且遠遠超過其他省(區、市)，而貴州、甘肅、云南的農業生產投入水平則較為落后。2009年，新疆的農業生產投入條件評價指數已達47．8151，而貴州僅有13．7861，是新疆的1／3。觀察三十多年來西部農業生產投入的過程可以發現，1978—1982年間，西部地區農業生產投入總體上呈略微下降趨勢，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體制變遷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種誘致性制度變遷在五年里釋放著巨大的生產力，替代和擠占了其他要素發揮作用的空間。1983—2000年西部各地區農業生產投入水平緩慢上升，期間的1991年顯現出稍許下降。出現上升是因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作用力釋放完畢，加大農業科技、農田水利、農業機械等方面的生產投入，從而提高農業綜合產出能力是各國農業經濟發展的必然規律，更是我國農業生產主體以及各級政府的必然選擇。1991年農業生產投人水平下降的原因在于當年全國科技經費投入較低，農業科技人員數量減少，農業科技人員占農業勞動力比重降低。2001年，西部地區農業生產投入水平指數大幅下降，主要表現為耕地有效灌溉率的大幅下降和單位耕地面積勞均總動力的下降，這種農業生產投入水平指數的下降原因在于2001年國家統計局對我國耕地總量的統計口徑發生了變化，將陡坡地(坡度大于25。)計入耕地口徑。這種統計口徑的變化造成我國西部地區農業生產投入表面上的下滑。2002—2009年間，西部農業生產投入大幅增加，是改革開放以來增長最快的時期，這正是我國“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多予、少取、放活”方針政策實施的必然結果。此外，與全國其他地區對比可發現，我國西部地區農業生產投入水平較為落后，且與東部地區的差距有增大趨勢。西部農業生產投入水平較低，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其較為復雜的自然資源環境。
3．我國西部12省(區、市)農業綜合產出水平評價分析。農業綜合產出水平是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的最終體現，農業綜合產出水平指數越高，勞動生產率就越高，土地產出率也越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就越強。農業綜合產出水平指數在本課題農業現代化綜合評價體系中所占權重為0．1472。從總體上看，1978—2009年問我國西部12省(區、市)農業綜合產出水平總體提升，12省(區、市)農業綜合產出水平指數由1978年的11．1574上升至2009年的33．6577，年均增長6．51％。從農業綜合產出水平評價指數的年均增速來看，內蒙古、廣西、重慶、四川、貴州、云南、西藏、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的農業綜合產出水平指數年均增長8．23％、5．72％、5．33％、7．23％、3．34％、5．55％、10．43％、7．69％、4．77％、4．50％、6．80％、8．67％。比較來看，西藏、新疆、內蒙古農業綜合產出能力增長較快，而貴州、甘肅、青海增長較慢，僅為西藏、新疆、內蒙古的一半。從農業綜合產出水平來看，在我國西部12省(區、市)中，農業綜合產出水平較高的省份主要有新疆、內蒙古，相對較低的省份主要為貴州、甘肅、青海。以2009年為例，新疆農業綜合產出水平評價指數高達53．6650，內蒙古達52．2260，而貴州僅為18．6198，是新疆和內蒙古的1／3。從三十多年農業綜合產出能力的增長過程來看，青海、云南、貴州的農業綜合產出能力波動較大，產出能力不穩定。1978—1983年西部農業綜合產出能力緩慢增長，而1984—1988年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得到明顯提高。1988年我國遭受了連續干旱，糧食產量減少了2．2％，直接導致1989年農業綜合產出能力下降。1990—1993年西部地區總體農業綜合產出能力增長非常緩慢，主要在于內蒙古、貴州、青海的農業綜合產出能力有所下降。在經歷了1994—1996年西部地區除甘肅、青海外其他省(區、市)農業綜合生產能力都大幅上升的好年景之后，1997—1999年西部地區農業綜合產出能力出現連續下滑，主要原因在于連續三年的農業自然災害導致農作物產出減少。1997年陜西、甘肅、寧夏等地遭受春夏秋連續干旱，1998年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遭受了特大洪水的襲擊，1999年陜西、內蒙、甘肅等地又出現了冬春夏連旱。2000年至今，我國西部農業綜合產出能力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大幅提高，這是西部大開發戰略和連續七個“一號文件”共同推動的結果。期間的2006年西部農業綜合產出能力出現些許停滯，主要原因在于2006年寧夏、甘肅、云南等地春旱明顯，四川嚴重伏旱，重慶遭遇了百年一遇的特大伏旱。可見，我國西部地區農業綜合產出能力受自然災害的影響十分嚴重。此外，與其他地區比較可知，西部地區的農業綜合產出水平在全國四大地區中相對偏低，這與其自然資源環境有密切聯系。近幾年來，西部地區抓緊農業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農業綜合產出指數增速最快，與其他地區的差距日益縮小。
4．我國西部12省(區、市)農村社會發展水平評價分析。農村社會發展水平體現著農業與其他產業在國民經濟生產、分配中的構成關系。農村社會發展水平越高，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布局就越合理。農村社會發展水平這一指標在本課題農業現代化綜合測評體系中的權重最大，占到0．5479。從整體上看，1978—2009年間我國西部農村社會發展水平穩步提升，平均指數由29．5871上升到54．0523，年均增長2．67％。分省來看，內蒙古、廣西、重慶、四川、貴州、云南、西藏、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農村社會發展水平指數年均增長2．07％、2．56％、3．02％、3．17％、3．45％、3．44％、3．93％、1．82％、2．39％、2．93％、2．77％、1．85％。就農村社會發展水平增長情況而言，西藏、貴州增長較快達到3．93％和3．45％，而陜西、新疆增長較慢僅為1．82％和1．85％。就農村社會發展水平而言，內蒙古和陜西農村社會發展水平位于西部前列，而西藏農村社會發展水平最為落后，且波動較大。2009年西藏農村社會發展水平評價指數為40．5818，僅相當于內蒙古和陜西1983年的農村社會發展水平，可見差距之大。就三十多年來農村社會的發展過程來看，1978—2002年間西部地區農村社會發展水平平穩緩慢增長，其中1990年內蒙古、西藏、甘肅、寧夏的農村社會發展水平大幅下降拉動西部平均水平出現倒退，主要原因在于包括上述各省在內的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回升。2003年，我國西部農村社會發展水平大幅下滑，原因在于2003年全國農作物減產，農民實際收入減少導致西部地區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回升，此外醫務人員的流失也是西部農村社會發展水平下滑的原因之一。2004年至今，西部農村社會發展水平逐步回升并加速發展，增速超過以往任何時期，這主要得益于近年來黨和國家構建社會主義新農村，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各項舉措。但與全國其他地區相比，西部農村社會發展水平仍然偏低，尤其是與東部地區相差較大，且有進一步拉大的趨勢。
5．我國西部12省(區、市)農業資源環境條件評價分析。農業資源環境條件體現了農業生產是否可持續，是否注重生態環境。農業資源環境條件在本課題農業現代化測評體系中所占權重為0．0646。我國西部地區幾乎覆蓋了我國所有的自然帶，包括以新疆、甘肅西北部、內蒙古西部為主的溫帶荒漠帶，以西藏、青海、四川西北部為主的高山植物區，以內蒙古、寧夏為主的溫帶草原帶，以陜西、甘肅南部為主的溫帶落葉闊葉林帶，以四川、重慶、貴州為主的亞熱帶常綠闊葉林帶，以及以云南、廣西為主的熱帶雨林帶，可見，西部地區農業自然資源環境的復雜性和多樣性。從整體上看，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西部農業資源和環境情況稍有好轉，其平均指數由1978年的21．7019上升到2009年的43．1816，年均增長3．19％。但由于我國西部地區自然環境最為復雜，農業資源環境的再生性和恢復性較差，農業自然災害多樣且頻發，我國西部l2省(區、市)的農業資源環境指數都有不同程度的波動。改革開放至1998年問，西藏的農業資源環境指數波動幅度較大，每隔一年農業資源環境指數就會大幅下跌，2O年間農業資源環境并未得到明顯改善。而1998年后，西藏的農業資源環境指數波動幅度明顯變小，且總體水平呈現上升趨勢，尤其是西部大開發實施初期的2001年到2003年，西藏農業資源環境大幅好轉。新疆和青海自然環境較為脆弱。1978年至今兩地農業自然環境指數不斷波動，總體水平無明顯改觀。新疆的歷史最好水平出現在1985年，而青海則出現在2009年。地處熱帶雨林帶的云南和廣西，是西部地區中農業資源和環境較為優越和穩定的地區。以廣西為例，1993年之前廣西農業自然資源環境小幅波動且無明顯改觀，而1993年之后廣西農業自然資源環境指數以五年一個周期大幅上揚，呈臺階式大踏步上升趨勢。盡管西部地區農業資源環境指數屬全國最低，但其總體波動強度相對其他地區較弱，尤其是西部大開發實施來的十年間，西部農業自然資源環境得到最為明顯的改觀。
三、西部農業現代化道路實現的對策建議
對農業現代化進行評價的目的之一就是厘清地區農業發展水平和所處階段，找出短板與差距，并據此調整該地區農業現代化的策略。2010年國務院印發的《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將我國西部的大部分地區定位為限制開發區。“將一些區域確定為限制開發區域，并不是限制發展，而是為了更好地保護這類區域的農業生產力和生態產品生產力，實現科學發展”；“在關系全局生態安全的區域，應把提供生態產品作為主體功能，把提供農產品和服務產品及工業品作為從屬功能”。根據國家對西部地區的定位與西部地區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和現實狀況，西部農業現代化的發展要在保護西部生態環境的前提下，側重于以下幾個方面的提高。
1．大力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強化農業基礎地位。我國西部地區農業生產的基礎設施十分薄弱，機械總動力、有效灌溉設施、水庫總容量均不足，致使西部地區農業生產承災、防災、抗災、救災能力弱小，農業生產極易受到自然災害的影響和侵襲，因此必須加大政府財政投入，構建農業防災、抗災、救災體系，這樣才能有效防御農業生產波動，創造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的重要條件。一是加強農業生產的基礎設施建設。據有關學者通過脈沖響應函數和方差分解對我國1980—2004年農村經濟增長和農業基礎設施間交互影響情況的分析可知：從長、短期看，農村經濟增長與農業基礎設施水平問均存在強度不同的正向交互影響J。這說明無論長、短期，良好的農業基礎設施對農村經濟的持續增長都起著重要作用。因此，要增加西部農業基礎設施投人力度，其投入增長率應達到全國基礎設施建設支出的增長率。而這些資金應主要用于提高農業技術裝備水平、農田水利工程建設、中小河流治理、生態環境的改善和發展設施農業上，為西部農業現展提供保障。
2．轉移農村勞動力，推進土地適度規模經營。我國農業現代化的發展并不僅僅只是農業產業內部的封閉發展，它必須依靠二三產業的先行發展來為其創造條件。二三產業的大力發展對于勞動力的需求會拉動農村勞動力的自發轉移，從而一方面提高西部農業的適度規模化經營程度，一方面提高西部農業勞動生產率。我國西部農業現代化的發展正面臨著土地規模化程度低和農業勞動產率低的雙重約束。西部人均耕地雖略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但質量較好的一、二等耕地所占比例較小，多數是丘陵和山區。我國平均每個農戶占用耕地規模僅為0．5公頃(約7．5畝)，相當于韓國和日本的1／3，歐盟的1／40，美國的1／400L9J，而西部地區地形復雜、戶均耕地塊數更多，最多的達到20—3O塊，最少的達8—10塊。西部農村人口數量多、比例大，農業勞動生產率低。據本課題計算，2009年西部地區平均農業勞動生產率指數為0．3817，屬全國最低，而東部地區平均農業勞動生產率指數達0．7314，是西部的近2倍。可見加速西部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提高土地的適度規模化經營程度和農業勞動生產率是發展西部農業經濟，增加西部農民收入，推動西部農業現代化的有力手段。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國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很大部分并不是真正的轉移，即我國城市化率和非農化率存在著較大差距。有數據顯示，2008年我國城市化率比非農化率多出了l2個百分點。因此，西部農業現代化的實現必須依靠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發展作為支撐，依托現有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相對較強的城鎮集中布局，通過發展低消耗、可循環、少排放、“零污染”的生態型工業區來為農業勞動力提供轉移的空間和條件，從而為土地的適度規模化經營創造可能。同時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加快戶籍制度改革，推進城鄉統籌發展，真正讓農民融人城市。在農村勞動力轉移和土地適度規模經營的基礎上，結合當地生態環境，西部地區可大力發展有利于維護本地生態資源環境的生態農業和特色農業，從而推動農業現代化的發展。
3．大力發展小型農用機械，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西部地區地形復雜多樣，山地、丘陵面積廣，平原面積少，戶均土地規模小，農業現代化的實現更多要靠運用小型農機具、特色農機具來發展生產，通過精耕細作，來提高勞動生產率。一是大力研發與推廣特色農機具。比如研發適應丘陵、山區的專門用于耕地、耙地、播種、移秧、插秧，除草、噴藥、收割、脫粒、曬干等小型機械，以滿足西部農業生產的需要。二是加大農機具使用和維護方法的培訓。企業應了解農戶農機具使用情況，并組織農戶學習農機具的使用規范、農機具的維護方法等，以延長農機具的使用壽命，提高使用價值。三是西部地區政府應根據不同區域農業發展需要采取不同的農機具補貼政策，如平原地區政府補貼應以購置大型農機具為重點，而丘陵、山區應鼓勵農民購置小型、特色農機具，并逐步提高對小型農機具的補貼標準，將補貼政策進一步規范化、制度化。
4．加大農業科技投入，重點發展生物技術。西部農業現代化的實現，要突破資源短缺的約束，必須走以生物技術運用為突破口的科技創新之路。目前，西部農業生產受到資源約束的影響，增加產量單純靠擴大播種面積的空間越來越小，因此，必須依靠農業科技的創新，提高農作物單產來增加總產出量。有專家在分析近年來糧食波動的原因時指出，從1999—2003年，糧食連續5年共減產8000多萬噸，耕地面積減少的因素占70％，單產降低的因素占30％；而最近5年糧食連續增產，耕地面積恢復的貢獻率只占30％，而依靠科技創新提高單產的貢獻率占70％-6J。因此，西部發展現代農業必須以生物技術的運用為突破口，創新農業科技，實現科技興農。一是加強農業科技創新與推廣。重點是優先發展農業生物技術和信息技術，力爭在良種的選育、生物農藥研制、基因工程疫苗研制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推動傳統農業技術全面升級。同時，加強農業技術推廣體系建設，在引導公益性農業推廣機構建立的同時，也通過補貼鼓勵企業進行各類農技推廣工作。二是加大政府對農業科技的投入力度。建立以政府投入為主導，社會、企業和農戶為主體的多元化農業科技投入體系，提高國家對農業科技的投入比重，盡快從目前的0．5％左右增加到1％的世界平均水平川。
5．強化職業技術教育，提高農村人力資本素質。當今世界，經濟現代化的社會報酬遞增的源泉在于技術進步、人力資本的積累和經濟制度的創新。我國西部推進農業現代化必須大幅度增加人力資源開發投入，重點加強職業技術教育，全面提高農民職業技能，把農村的人口資源優勢轉化為人力資源優勢，為推進西部農業現代化提供強大的人才智力保障。強化農民職業技能教育必須做到：一是在西部農村普遍開展農業生產技能培訓，農業科技的推廣和運用，不斷提高農民的現代生產技能和管理能力，同時強化農民市場意識，以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的需要。二是定點、定向培養農民技能，以適應現實需要，進而順利轉移農業剩余勞動力，逐步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增加農民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