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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的技術選擇受到農民的收入水平、耕地面積、及農民自身的文化程度、年齡及性別等的影響,在不同的收入水平與不同的資源條件下,農民對技術選擇的行為各不相同。
(一)不同收入水平條件下農民的技術選擇行為
由圖1可以看出,隨著人均收入的增加,農民對高產技術的需求呈下降趨勢,當人均純收入在2200元時農民采用高產技術的比例高達77%,而在人均純收入超過4500元時,農民采用高產技術的比例為60%,相比之下此比例下降了17個百分點。這可能是由于隨著人均收入的增長,農民對優質農產品的需求也隨之增加,又因為農民生產的農產品有相當大的一部分是留著自用的,因而農民本身收入的增長導致了優質農產品的選擇。這同需求誘導技術創新和采用的理論(Griliches,1957;Schmookler,1966)相吻合。相反,隨著人均收入的增加,農民對節約勞動力技術的需求則有上升趨勢,尤其是人均年收入超過3800元的農民對節約勞動力技術的需求有大幅度的上升。人均年收入在3800元的農民中有43%的人采用節約勞動力技術,而人均年收入達到5300元的農民中有75%的人采用節約勞動力技術,前后驚人地上升了32個百分點。這同資源程度秉富誘導技術創新與采用的理論假設(Hicks,1932;HayamiandRuttan,1985)相一致,即隨著勞動力機會成本的提高(收入增長),技術的采用向節約勞動型的技術轉移。
(二)耕地秉富程度對農民技術選擇行為的影響
根據誘導技術創新理論,耕地面積與高產技術應成反比。然而,我們調查的數據似乎同理論假設有出入,只有當人均耕地面積超過2畝以后才符合理論假設(見圖2)。農民對節約勞動力技術的選擇與人均耕地成反比,隨著人均耕地面積由0.5畝增加至3.5畝時,選擇節約勞動力技術的農民比例卻由55%下降至37%,共計下降了18個百分點。這說明勞動力同耕地可能存在著互補的關系或資金同耕地存在著替代的關系。
(三)農民自身的文化程度、年齡及性別對農民技術選擇行為的影響
1、教育水平:圖3顯示,隨著農民教育水平的提高,選擇采用高產技術的比例也隨之下降,82%的小學未畢業的農民選擇高產技術,而高中畢業的農民有64%的人選擇高產技術,此比例下降了18個百分點。與之相反,選擇節約勞動力技術的比例則隨著農民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呈上升趨勢。當農民的教育水平由小學未畢業提高到高中畢業,農民選擇節約勞動力技術的比例也隨之從43%上升到52%,此階段其比例提高了9個百分點。
2、年齡:由圖4看出,隨著農民年齡的增加,選擇高產技術的比例也隨之上升。由小于30歲年齡段的50%上升到大于50歲年齡段的77%,共計上升了27個百分點。相反地,隨著農民年齡的增加,其選擇節約勞動力技術的比例呈下降趨勢。隨著農民的年齡段由小于30歲到大于50歲,農民對節約勞動力技術的選擇也由50%下降至39%,共計下降了11個百分點。
3、性別:,女性比男性更偏好于選擇高產技術而非優質技術。在所調查的182家農戶中有88%的婦女選擇高產技術,只有12%的婦女對優質技術感興趣。相反地,68%的男性選擇高產技術,而剩下的33%的男性則追求優質技術,相比之下,婦女選擇高產技術的比例比男性多出20個百分點。對于節省勞動力技術來說,婦女對其偏好程度比男性大,68%的婦女選擇節省勞動力技術,而只有43%的男性選擇了這種技術,兩者相差25個百分點。相應地,男性選擇節省資金技術的比例要大于女性,其比例分別為57%與32%。
二、農民技術選擇行為模型及其估計
(一)農業技術選擇行為模型
為了研究農民對農業技術的選擇行為及其影響因素,我們在技術誘導理論(Hayami和Ruttan,1985)的基礎上建立了我國農民的農業技術選擇行為模型。本文探討的兩對農業技術分別為高產農產品技術對優質農產品技術,節約勞動力型技術對節約資金型技術。所建立的農業技術選擇行為模型的理論依據闡述如下。技術從創新到推廣再到采用主要受兩種因素的影響:資源的稀缺程度和市場需求的變化。當各種資源的相當稀缺程度發生變化(生產要素的變動或生產要素價格的相對變化)之后,一種新的技術(相對于新的資源稀缺程度)就會被誘導產生并逐漸替代原有的適應過去資源合理配置的技術。同理,當在給定資源(生產要素)的情況下,市場對某種農產品的需求增加,會誘導對該種農產品研究投入的增長以及新技術的產生和采用。根據這一理論,結合我們所研究的兩對農業技術,農民的農業技術選擇行為模型建立如下:Techi=f(X,Z)(1)模型(1)中,Techi代表對i種技術的選擇,X代表技術的誘導因素,包括資源的稀缺程度和市場需求;Z代表其他影響因素,包括研究對象自身的一些特征(如教育水平、年齡、性別)。在高產技術(相對于優質技術)選擇行為模型中,X指人均耕地面積(代表耕地的稀缺程度)、人均糧食定購任務(代表糧食的需求程度)和市場對優質產品的需求(這里我們用人均純收入來表示)。理論假設是在其他因素保持不變的情況下,人均耕地越少,農民對高產技術選擇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亦然;人均收入越高,農民對優質產品的需求就越高,優質技術選擇的可能性就越大(或高產技術選擇的可能性就越小)。在節約勞動型技術(相對于資金節約型技術)選擇行為模型中,除因人均糧食定購任務變量與被解釋變量無關而未放入模型中外,我們采用了基本相同的解釋變量,但含義有所不同。該模型中人均收入近似解釋為勞動力的機會成本。這里的收入不代表市場需求是因為被解釋變量同生產什么產品無關(如高產產品或優質產品)。根據以上討論,模型(1)可具體表示為:Techi=f[人均耕地,(人均糧食定購任務),人均收入,自身因素](2)模型(2)中,各變量系數的顯著性就是對農民技術選擇行為的檢驗。由于模型中的因變量(技術選擇)為0和1變量,故我們采用了Probit統計估計法。采用22個縣182個農戶的調查數據(196個樣本中一些資料不全的調查樣本被排除在外),對模型(2)進行估計,農戶高產技術選擇行為模型與節約勞動型技術選擇行為模型的估計結果分別列于表1與表2。在模型估計時,性別為虛擬變量,其中男性為1,女性為0;為了檢驗務農的農民在技術誘導因素上的影響程度,我們設定了職業為務農農民的斜率虛變量。
(二)農民的高產技術選擇行為
1、市場需求對高產技術的誘導。表1中農民人均純收入變量系數為負值且達到顯著或極顯著水平,表明人均純收入越高的農民越是對優質技術感興趣。這說明,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農民對農業技術的選擇發生質的變化。更多的農民在保證收入的基礎上,開始追求高質量的生活。務農職業與人均純收入互作變量系數為正值,但絕對值小于人均純收入變量系數,表明以務農為主的農民在收入提高后對優質農產品的需求誘導上沒有其他職業敏感。另外,人均糧食定購任務變量在模型II中達到較高顯著水平且為正值,表明隨著市場對糧食需求的增加,農民越會選擇高產技術。
2、資源秉富程度對高產技術的誘導。人均耕地變量系數未達到顯著水平,還不能足以證明有關耕地資源變化對農民技術選擇的誘導。
3、自身變量對農民技術需求的影響。年齡與高產技術的選擇較為顯著且為正值,這可能是由于我國老年人一般經歷過較為艱苦的年代,對發生在我國的糧荒情景記憶猶新,腦子里仍殘留著對饑荒時代的畏懼,對技術的選用仍停留在溫飽型的高產技術(胡瑞法,1996;胡瑞法、孫家滬,1998)。年輕一代則因未經歷過饑荒年代的不幸遭遇,生長在非糧食緊缺年代,對新技術的接受能力較強,加之,年輕一代總是希望能夠生活的好一點,從而對小康型的優質技術感興趣。性別與農民高產技術的選擇呈顯著水平且為負值,表明婦女比男性更希望選擇高產技術,而婦女的勞動力機會成本相對于男性來說要低,對產量的期望值較高,故高產技術便為多數婦女所喜愛,而男性則與婦女相反,選擇優質技術的比例相對較大。
(三)農民的節約勞動力技術選擇行為
1、人均收入水平變化對節約勞動型技術的誘導,農民人均純收入變量系數為正值且均達到極顯著水平,表明人均純收入越高的農民越是對節約勞動力技術感興趣。收入高的農民,由于其勞動力的機會成本較高,大多會以節約勞動投入的技術作為首要選擇,農民的技術需求以節約勞動型技術為主;而收入較低的農民,其勞動力的機會成本較低,則會以節約資金型的技術作為首要選擇,農民的技術需求也將以節約資金型技術為主。
2、資源秉富程度對節約勞動力和節約資金型技術的誘導。人均耕地面積變量的系數為負值且達到顯著或極顯著水平,這是由于耕地同勞動是互補的關系,而耕地同資金是互相替代的關系,即在耕地較少的地方,單位面積上的物質投入就多,從而顯現耕地面積與資金節約型技術是正相關,與勞動節約型技術是負相關的關系。
3、自身因素對農民技術選擇行為的影響。年齡與節約勞動力技術的選擇呈負相關,表明年齡越大的農民,越趨向于選擇節約資金技術。這可能是由于年齡大的農民一生大都以務農為主,其勞動力機會成本相對于在外打工機會多的年輕農民的勞動力機會成本低,他們寧愿在生產中多投入勞動力而選擇節省農業生產的投入來減低成本,故而老年農民更愿意選擇勞動力密集型的節省資金技術,相反,年輕一代的農民更偏向于選用勞動力替代型技術。表2中性別與節約勞動力技術的選擇呈顯著的負相關,表明女性比男性更希望選擇節約勞動力的技術,從人的生理上來講,婦女的體力比男性相對要差一些,加之婦女不但要從事農業生產勞動,還要操持家務,使女性在選擇技術上與男性有所差別并希望以資金的投入替代勞動投入,這與我們以前的研究結論相同(胡瑞法,1996;胡瑞法、孫家滬,1998)。
三、結論與政策建議
通過以上農民對農業技術選擇行為模型的分析,我們得出以下幾點主要研究結論:
(一)我國農民對高產技術的選擇符合市場需求誘導技術創新的假設即人均收入較高的農戶,對優質農產品的需求愿望越強烈,同時也越希望選擇優質農產品技術;相反,人均收入較低的農戶,則由于其首先要解決溫飽問題,而對優質農產品的需求愿望不強。與對優質農產品需求相類似,人均糧食定購任務(市場或國家需求部分)越高的地區,農民越希望選擇高產技術。
(二)我國農民對節約勞動型技術的選擇符合資源秉富程度誘導技術創新的假設即人均收入較高的農戶,由于其勞動力機會成本較高,從而決定了這類農民對節約勞動力技術的選擇;而人均收入較低的農戶,由于其勞動力機會成本較低,從而決定了他們對節約資金型技術的選擇。
(三)由于耕地同資金的替代關系,決定了在耕地較少地區,單位面積上的物質投入就多,從而呈現人均耕地與資金節約型技術的負相關關系。
(四)農民的年齡與性別也對其技術選擇的行為產生影響年齡大的農民會選擇高產技術與節約資金型技術,而婦女則喜歡采用優質技術與節約勞動力型技術。
根據以上研究結果,在此,我們針對農民對農業技術選擇方面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一)在科技政策上應注重發展勞動力節約型技術隨著農村經濟以及農村鄉鎮企業的發展,勞動力的機會成本不斷升高,未來我國農業技術發展的方向也應由原來的勞動力密集型生產技術逐漸地向勞動力節約型技術轉移,以適應廣大農村勞動力市場變化的需要。
(二)在科技政策上應注重發展優質型技術隨著我國農村經濟的發展,人們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市場將誘導農業技術從數量增加轉換為質量提高,這就要求我們從科技政策上作調整,從原來高產技術的研究與開發逐漸轉向在不影響產量的基礎上進行優質技術的研究與開發。
(三)針對不同地區,因地制宜各地區農業資源(耕地、勞動力、資金等)秉富程度差別很大,對技術的要求也有所不同,這要求相關部門根據各地不同資源狀況進行技術的選擇與推廣,采取因地制宜的政策,不同地區應發展適應于當地的不同技術,以便使農業技術的推廣達到最佳效果。
(四)開發并推廣適合婦女的農業技術隨著勞動力的轉移,婦女參與農業勞動的機會越來越多、比例也越來越大,因此,農業技術的創新也應根據農村的這一發展趨勢來進行技術推廣,以便滿足參與農業生產的婦女們對農業技術的需求,進而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
(五)糧食價格應體現優質優價,以順應和鼓勵農民對優質型技術的采用現今市場上有許多低質糧食銷售不出去(例如早秈稻),國家糧食收購制度使農民多種低質高產的農產品是其原因之一,市場上糧食價格雖根據不同質量而有所差別,但其價格差距并未充分體現糧食的優劣差別,因此,我們建議除按市場需求拉開糧食價格外,同時也應根據糧食的質量優劣把價格拉開,這樣農業生產才能順應市場對農產品不同質量等級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