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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周艷紅易顯飛作者單位：長沙理工大學

從電力科技創新客體來看，其倫理困境主要表現在電力科技創新成果本身或應用過程確實帶來了社會的、生態的或人文的倫理難題。當前電力科技創新成果主要是電力系統科技的“軌道躍遷”。電力系統即為生產電能、變換和輸送電能、分配電能、消費電能這一連續過程中各種設備連接組成的統一的整體。［4］它可簡單分為發電系統和輸電網絡。在發電系統方面，隨著傳統能源的短缺，新能源將逐步成為發電系統的主要供給，而發電系統科技創新的客體也逐步轉移到可再生能源的應用上。新能源主要有核能、風能、太陽能、海洋能、生物能等。而在輸電網絡科技創新的客體主要表現在輸電能力和輸電質量的提高方面。雖然人們普遍先入為主地認為這些電力科技創新客體比之于傳統客體在“環境友好”和“以人為本”等方面有著極大的優勢，但隨著科技創新過程展開，被“遮蔽”的電力科技創新倫理問題開始顯現。太陽能發電技術目前主要集中在太陽能光伏發電技術和熱發電技術。雖然在整體上在環境方面可以說是一種沒有廢棄物排放的清潔安全的能源;在社會方面，太陽能的應用能夠改變傳統能源結構，緩解能源危機，減少對傳統能源的路徑依賴。［5］但是，在具體的操作中卻存在著很大的弊端:持續性的土地占用(直到退役為止);退役期間產生大量的諸如玻璃纖維、玻璃、冷凍劑和隔熱材料等“非回收物質”。在光伏發電技術系統中，還存在鎘、砷等重金屬污染及難以處理的問題;反射體對視力的危害，冷凍劑中的有毒物質;土壤的侵蝕和板結;風向的轉移;可能減少土壤蒸發率等問題。［6］

太陽能作為電力科技創新的新客體，生態平衡的倫理問題依然清晰可見。風能發電技術是利用風力帶動風車葉片旋轉，再透過增速機將旋轉的速度提升，來促使發電機發電，由于風力發電不需要使用燃料，也不會產生輻射或空氣污染，所以風力發電成為電力科技創新的又一新趨勢。但目前的風力發電實踐中，人文向度的倫理問題已經暴露無遺。它首先表現在風力發電過程中的噪聲污染已經對人類健康產生了巨大的威脅。葡萄牙一研究組研究發現，長期暴露于高級別的低頻震動聲和次聲中會導致全身各系統病(震動聲學疾病)，這個研究小組還推測居住在附近暴露在低頻聲的家庭可能會產生震動聲學疾病。雖然這些還未被完全證實，但是這已經敲響了警鐘，已經告誡了大家風能的利用還可能存在潛在的其他的危害，如前面提到的電磁場的影響、影子閃爍、建筑危險、投擲危險等。［7］(P5－7)

另外，大量風力發電站的建立，也會對全球或區域的氣候產生影響，如在內蒙古建立的風力發電站，造成了當地降雨減少從而導致沙漠化土地面積增加的問題。核能是由于原子核內部結構發生變化而釋放出的能量。由于核電的低成本、高能量、安全清潔以及核燃料的高儲量，日漸為各國所提倡，并且在核能方面的技術也日漸成熟。但是由于一系列核事故的出現，如1979年美國的三厘島事故、1986年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和最近發生的日本福島核電站事故，使得人們“談核色變”。美國近20年來一直對核電科技持謹慎態度，直到最近能源危機才重新開始核電站的建立。［8］

在輸電網絡科技方面，目前技術的發展方向主要是柔性交流輸電系統(FACTS)和高壓直流(HCDC)輸電系統。所謂柔性交流輸電系統，即裝有電力電子或其他靜止型控制器加強可控性和增大電力輸送能力的交流輸電系統。高壓直流是相對于高壓交流而言，隨著電力系統的發展，直流輸電在遠距離大容量輸電和大區非同步互聯方面的優勢日益顯現，而大功率電子電力技術又為高壓直流輸電提供了物質保證，使之重新登上了歷史舞臺。二者作為大功率電力電子系統中應用的兩個分支，其技術是互補的［9］，并且相比于常規的電力系統，更加經濟環保，輸送容量高，并且更加穩定。但是由于我國能源分布和生產力發展極不平衡，70%以上的煤炭資源和大部分非水可再生能源分布在內蒙古、陜西、山西、甘肅、新疆等北部地區，80%以上水能資源分布在四川、云南、西藏等西部地區，而三分之二的能源需求集中在東、中部［10］，這使得我國仍然不能改變電網的覆蓋面仍然在逐步增加局面。從歷史上來看，自法國物理學家德波里在德國工廠主的資助下建成了世界上第一條遠距離直流輸電線路開始［11］，到現在電網已經架設到世界的每個角落，整體上雖然實現了從一到多到網的過程，但是與此同時產生的電磁輻射也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們的身體健康，并且其危害隨著電網的密度的提高而日益加深。在《WHO關于電磁場風險溝通的建議———建立有關電磁場風險的對話》報告中指出，在2001年，世界衛生組織國際腫瘤研究機構(IARC)的一個專業的科研工作小組，復核了關于靜態和極低頻(電力線屬于低頻范圍)、磁場致癌性的相關研究。使用了IARC標準的權衡人類、動物和實驗室證據的分類法，根據兒童期白血病的流行病學研究，極低頻被歸類為人類可疑的致癌物。［12］(P1－7)盡管將其歸類為可疑的致癌物，但是，這已經為我們人類的健康安全敲響了警鐘，而對于生態倫理方面，電磁輻射對動植物的影響也可見一斑。

電力科技創新倫理困境產生的機理分析

美國著名社會學家潘森斯在描述社會行動結構時創新性地構造了四個不同的系統層次:文化系統(復雜的價值觀、信仰、規范及其他觀念等)，社會系統(各種傾向的行動形成的互動模式)，人格系統(動機與角色扮演技巧等)，行為系統(有機體生物化學過程)。他認為，四個系統之間存在著一種基于信息控制主義的等級特性的次序結構。在信息控制方面，文化系統通過價值觀或價值取向制約社會系統，社會系統通過制度與規范體系限制人格系統，而人格系統又通過動機和決策過程制約有機體系統的生物化學過程，達到上一級系統對下一級系統進行層層信息控制的目的。與此同時，下一級系統又一次為上一級系統提供了必要的能量條件。［13］基于這一分析框架，我們可以認為，電力科技創新倫理困境的出現，其根源在于電力科技創新價值取向的偏離。從價值方面進行把握始終先于完全的把握而存在。［14］當下的電力科技創新價值取向主要聚焦于創新的經濟價值的實現，而對創新過程與結果出現的一系列倫理問題往往置之不理。這種價值取向的偏離，進一步導致了電力科技創新制度、政策與文化上的偏離。

在電力科技創新制度方面，由于世界性的能源危機以及國際競爭的加劇，導致各個國家加快經濟的發展速度，克服能源危機，從而加劇了對能源電力方面科技創新的要求，這直接使得國家在科技創新過程中將經濟價值取向作為主要的價值評判標準，從而忽視了生態和人文價值取向，使得國家放松了電力科技創新的制度規約，不僅缺少了法律上的剛性規制，而且也缺少了倫理上的柔性規制，從而在制度設計上導致了電力科技創新價值取向偏離了正常的經濟、生態和人文的相互支持、相互規制的價值取向，而是直指經濟價值至上主義，從而產生了這樣那樣的倫理困境。在電力科技創新政策方面，缺乏倫理維度的電力科技創新公共政策的制定，從政策層面誘使創新主體在研發過程中沒有嵌入倫理因子。在這一點上，我國的表現不盡如人意，國家電力信息網中的電力環保專欄，雖然可以看到很多電力科技創新成果對環境危害的一些描述，但是具體每一個電力項目的環境論證與評估大多數是走過場，形式大于內容，弱化了公眾對電力科技的理解，使電力科技“黑箱化”，產生了人為的信息不對稱。而在歐美等發達國家，在每一項創新成果中都闡述地十分詳細，比如在電磁場的危害中，歐盟曾專門出版一本小冊子來告誡大家弱電磁場可能存在的危害:“雖然在弱電磁場方面對人的危害方面我們沒有足夠的證據，但是我們有責任告知大家，也好讓公眾和利益相關者在這方面的使用方面作出自己的決定”。［15］這之后就是對電磁場知識的普及和相關危害和潛在的危害的介紹。由此可見，正是政府的公共政策價值取向的偏離，導致了相關政策方面的失誤。在電力科技創新文化方面。一直以來，由于科技樂觀主義的盛行，使人們過分重視科技文化，而忽視了人文文化。而在電力行業，這兩種文化的分離更為嚴重。正如斯諾所說的:“現在年輕的科學家認為自己是新興文化的一部分，另一種文化則在衰退。無情的事實是:年輕科學家知道他們可以輕而易舉地找到舒適的工作，而他們同時代的英語或歷史專業的對手們卻只能有幸掙到他們收入的60%”。［16］幾十年前的英國如此，現今的我國也是如此，由于兩種文化的對立與偏離，電力科技創新主體和一般的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之間存在一種相互不了解、相互不認同的關系，對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提出的種種批判，往往以“這些人不懂自然科學，沒資格對我們的工作指手劃腳”為由一概拒之，從而導致電力科技創新成果更多地是基于“純科學”與“純技術”角度來考量的，缺少倫理層面的關懷。

從電力科技創新內容本身來看，它導致出現一系列倫理問題還有某種程度上的“必然性”。從過程論的觀點看，電力科技創新是一個不斷發展、充實和完善的活動過程。按照“科林格里奇困境”理論，試圖控制一項技術是很艱難的，因為在技術的研制階段，當它能夠被控制的時候，我們不能充分認識它有害的社會后果而確定控制它，但當這些負面效果呈現出來的時候，控制又變得昂貴而滯后。這是因為在技術的研制階段，我們無法確定什么時候是控制技術的最好時期，而在技術應用階段改變它已經不可行了。因此，從兩個方面看，控制技術都是不可能的或是不可行的。［17］(P16)雖然科林格里奇秉持的科技控制悲觀主義，但也間接地告訴我們要想使某項電力科技技術創新活動不產生任何負價值是不可能的。特別是當今電力科技創新周期日益縮短，人們難以一一預測創新成果應用所產生的各種消極后果，這樣在應用科技成果時就難免會產生失誤。杰羅姆．R．拉維茨在他的《科學知識和它的社會問題》一書中也指出，“在當代，在關于對科學的理解方面最深層的問題是社會的，而不是認識論的。那些到達真理之類的較老的問題已經讓位于對科學的健康發展的關注和對其應用的控制的關注。”［18］(P9)盡管電力科技創新倫理問題基于上述理由帶有某種程度上的“必然性”，但調整好電力科技創新主體的倫理觀與價值取向，弱化電力科技創新的倫理“異化”問題，避免電力科技創新活動出現“倫理撕裂”，使其倫理負效應最小化、正效應最大化卻是完全有可能的。

電力科技創新倫理困境的解構

從發生學的角度來看，科技創新與倫理是密切相關的，科技創新的每一個環節都涉及到人們的價值選擇與倫理選擇，因而用倫理原則來規范和指導科技創新實踐，讓科技創新真正成為以人為本、生態友好、人與社會和諧的積極因素，而不是破壞這些和諧的消極因素，是非常有必要的。［19］我們可以從電力科技創新制度的重建、文化的形塑和公關政策的調整等方面解構電力科技創新的倫理困境，并實現電力技術創新倫理觀的重構。

要解構電力科技創新的倫理困境，首先要樹立正確的電力科技創新倫理觀。創新主體要認識到電力科技創新并不是“純科技”問題，而是更深層次的人、社會與生態問題。因此，創新主體要樹立多重價值取向的電力科技創新觀。電力科技創新共同體的價值取向僅僅是傾向于經濟價值是遠遠不夠的，這就需要我們予以某種倫理規范來規范電力科技工作者的活動。這種規范應該包括人與電力科技、電力科技與社會、電力科技與生態等方面的要求，以增強電力科技創新主體的道德責任感。科技創新主體要把責任看作更為重要的倫理精神，需要確立一種前所未有的責任意識。［20］這就要求電力科技創新價值取向從經濟至上轉向經濟價值取向、人文價值取向和生態價值取向的“三位一體”，并且三者之間應該是相互支持、相互規約的關系，人文價值取向、生態價值取向是整個價值取向的基石，人文價值取向和生態價值取向非但沒有阻礙創新經濟價值的實現，還在更高的層次上使三者相得益彰。［21］

其次，要通過制度的重建來解構電力科技創新的倫理困境。倫理以價值判斷、道德風尚、傳統習俗、行為規范等表現出來，因而對當事人的行為具有一定的約束力。但倫理的約定是俗成的，沒有通過法定程序來制定，因此倫理規范并不具有法律強制性。［22］所以這就需要我們通過法律的方式從制度上予以支撐。首先在電力科技規范的強制性上面，這要求國家以法律的形式將某些規范確立下來，強制性地要求電力科技創新主體在科研活動中達到某種規范的要求，這樣才能保證創新成果是本著生態、人文和經濟的多維向度來完成的，才能從某種程度上將倫理困境控制到最小。其次就是在電力科技規范之外還應當有著單獨的法律予以支撐，比如強制性的要求電力科技創新成果與其實踐后果相掛鉤，在嚴格按照科技工作者的規劃下建立的某種電力系統所產生的負效應應當由電力科技創新主體承擔一部分責任，并且這部分責任應該是比較大的那部分，這樣才能強制性地保證科技創新主體全面地考慮自己的創新成果。同時為了減少國家和社會的損失，有必要建立電力科技創新成果評估制度，由獨立而專業的評估機構對電力科技創新成果的可行性進行倫理評估，并且評估機構也應該承擔因“評估不當”而導致的那一部分責任。電力科技創新評估，甚至參與創新的設計、預測等。“所有的社會建構論者都認為技術發展是一個偶然過程，包含諸多異質因素，因此技術變遷并不是一個固定的單向發展過程，更不是單純經濟規律或技術內在‘邏輯’決定的開發過程，技術變遷只有依據大量的技術爭論才能得到最佳的解釋。”［23］這樣，“建構性”的電力科技創新保證了其倫理性的實現。

再次，要通過文化形塑來解構電力科技創新的倫理困境。文化對科技創新的“建構”，就是文化對科技創新全過程的滲透與影響。加拿大學者P．L．朱蒂(P．L．Josty)將現代的科技創新看作是一個社會過程，是一個系統化和網絡化的過程，必然要受到社會各個方面的影響，尤其是文化因素的作用。［24］文化還滲透到科技創新過程的評價上。評價本身就具有塑造和規范科技創新的作用，它引導著科技創新的價值尺度和方向。［25］從電力科技創新主體與公眾的文化沖突來看，公眾一般說來是僅僅保持著社會文化的人，會對電力科技創新成果認識不足，產生一定的排斥心理;而電力科技創新主體缺乏更濃厚的人文文化，創新成果中往往忽略人文、社會和環境的問題。所以電力科技文化的形塑是十分必要的。改變這種局面的出路只有一條:重新考慮我們的教育。［26］由于當前推行的教育過于“專門化”，直接導致了“兩種文化”的對立。目前能做的就是讓電力科技創新主體學習更多相關的人文社會科學;對于公眾和專業的社會學家來說，普及他們電力科技知識，從而彌補雙方因知識欠缺造成的對立。從實踐的角度看，我們應該通過媒體、輿論宣傳增強電力科技創新主體的生態意識和人本意識［27］，引導和動員他們都來關心電力技術創新的種種倫理表現，構建出有利于實現電力科技創新“倫理轉向”的良好文化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