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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資源配置方式的不同，金融體系大體可分為中介(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和市場主導型金融體系。近年來，兩種金融體系的優劣比較及中國應選擇何種金融體系成為理論界關注的焦點。本文將在簡要概述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引入國家這一變量，從另一視角揭示我國金融體系的演進邏輯：中介(銀行)主導型必然成為我國金融體系的歷史起點，也正是小介(銀行)主導型的歷史起點才使得市場主導型成為我國金融體系的未來選擇。

一、既有文獻的簡要概述

學者們從不同角度研究了中介(銀行)主導型和市場土導型金融體系的優劣。Dcmirgic—KunI&Levine(1999)通過對多個國家的數據分析，認為較高收入國家的股票市場相對于銀行更為活躍和有效率，金融體系也更可能以市場為導向；Tadessc(2001)的研究表明，在經濟金融發達國家，市場主導金融體系在推動經濟發展方面比銀行體系占優，但在經濟金融不發達國家，銀行上導體系可能更好；Ergungor(2003)也認為在不同的條件下，兩種金融體系表現出不同的優劣，在不靈活的法律體系下，銀行比較重要，而當法律靈活性增強時，市場主導型金融體系的優勢就開始發揮出來。而—些學者從其他角度考察的結果是兩種金融體系并沒有明顯的優劣區別，如Bcck&Lcvine(2000)的實證研究不能得出銀行主導體系和市場主導體系在促進新企業設立和原有企業擴張上哪個更有作用的結論。轉軌中的中國選擇何種金融體系也是我國理論界廣泛關注的問題，2005年1月15日《中國證券報》15版“推動銀行主導與市場主導型金融體系融合”論壇專門探討了這個問題，北京入學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平新喬、紐約證交所國際董事兼中國首席代表張磊等傾向于建立市場主導的金融體系；而中國國際金融公司董事、總經理貝多廣持反對意見，不同意把中國未來金融體系建立在資本市場上。對于這些研究和爭論，汪辦興等(2006)做了一個綜述，并且認為目前中國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在促進經濟增長上是有效的，強行將中介主導型金融體系轉變為市場主導型金融體系的政策可能是誤導的。

二、我國金融體系的歷史起點只能是銀行主導型

根據新制度經濟學理論，國家也是一個有自身效用的組織，筆者認為，在國家的效用函數中，政權的存續應該占有極大的權重，只有在滿足社會穩定、從而政權存續這一偏好的前提下，國家才可能考慮稅收增加、經濟增長等其他效用。因此，在改革的初始階段，國家面臨著兩難選擇：不改革，國有經濟的低效造成的經濟低迷、人民閑頓，在外部競爭對于(尤具足周邊國家)快速經濟增長的激發下，很有可能滋生不穩定因素；改革，由于在改革之初，我國經濟是“—大二公”的國有國營經濟，當時的國營企業(后為國有企業)不但提供了國家的主要稅收，而且承擔了就業、醫療、教育(一般的國有企業都有自己的醫院或醫療所，有幼兒園，子弟學校等)等本應由國家承擔的社會保障以及其他責任，國有經濟存量對整個國民經濟、甚至對社會的穩定和政權的穩固都有重要的意義。貿然改蘋國有經濟存量和舊的經濟體制，也有可能產生不穩定因素。國家必須在保持社會穩定的前提下，追求稅收增加與經濟增長的效用。為了保持社會穩定，極端重要的國有經濟必須得以維持并保持增長，不能急劇地衰退，因此，須設計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如價格雙軌制等)將稀缺資源(尤其是資金)向國有經濟傾斜。而隨著改革的深入，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發生了變化，非國有部門(包括居民以及民營企業等)成為主要的儲蓄者，國家所支配的份額相對較少，國家雖然可以采取其他的手段為國有經濟籌資，如增稅、發行貨幣以及舉債等，但這些手段只能籌措到十分有限的資金(張杰，2003)，可資利用的一筆巨額資金就是分散在非國有部門的儲蓄資源，因此，為了動員和集中國有部門外的儲蓄，使之配置于國有經濟，必須自上而下地沒置銀行上導、確切地說是國有銀行主導的金融體系。

三、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收益的弱化和成本的凸顯

顯而易見，設置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的收益是巨大的，不但保證了社會的穩定，又保證了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平穩轉變，而前蘇東的轉變卻與政權的更迭、經濟的衰退相伴。但同時這種金融體系也需要支付巨大的成本，最突出的體現就是國有銀行體系巨額的不良資產。國有銀行向國有經濟提供信貸，是以國家提供隱性擔保為前提條件的，國有銀行體系的巨額不良資產最終要由國家承擔責任。既然這樣，作為人的國有銀行就有激勵采取風險偏好的策略，收益歸自己所有，而把損失(不良資產)轉嫁給國家，因為國家無法甄別國有銀行不良資產中哪些部分是由國有經濟低效這一客觀因素造成的，哪些是由國有銀行的機會主義行為造成的。因此，國有銀行體系不良資產規模的膨脹會更迅猛，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的成本會以更快的速度遞增。

正如前文所論述，在改革初期，由于國有經濟存量的重要性和復雜性，只能在一定的邊界內對國有經濟進行變革和調整，如政企分開；打破企業吃國家“大鍋飯”、職工吃企業“大鍋飯”的平均主義；將企業的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由國營企業變為國有企業等，而不能從根本上觸動國有經濟，也不能容忍非國有經濟過分地與國有經濟爭資源、爭市場，因為在非國有經濟占經濟總量較小份額的前提下，國有經濟的式微或大規模變革必將造成不可預期的沖擊。但當非國有經濟在經濟總量中已占相當大的份額，國有經濟的收縮或變革對經濟、社會穩定的沖擊較小時，由于非國有經濟更富有效率和活力，更有利于經濟增長和稅收增加，因此，在社會穩定得到滿足的前提下，國家就有激勵取消原有的向國有經濟傾斜的政策，甚至轉而對非國有經濟采取政策傾斜，這時，國家就會盡量收縮已有的國有經濟存量邊界，直至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的那一點上。隨著國有經濟對就業、經濟增長貢獻的下降，非國有經濟貢獻的相應上升(如下圖所示)，國家對非國有經濟的政策也逐漸轉變，從“—定范圍的勞動者個體經濟是公有經濟的必要補充”到“個體經濟、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必要的有益的補充”，再到“中外合資企業、合作經營企業和外商獨資企業也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必要的和有益的補充”，直到黨的“十六大”提出的“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個體、私營等各種形式的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允許的非國有經濟的范圍從“一定范圍的勞動者個體經濟”一直到“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和外資經濟”，范圍越來越廣；對非國有經濟的態度從公有經濟的“補充”地位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態度也越來越肯定。

既然在改革之初設置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的制度安排是為了補貼龐大、重要的國有經濟，從而保障社會的穩定，則隨著非國有經濟的壯大、國有經濟占經濟總量份額的下降，國有經濟的式微或大規模變革已經不再對社會穩定構成威脅時，對國家來講，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的收益就呈現遞減趨勢，更進一步，由于國有經濟的低效不利于經濟增長和稅收增加，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的收益會加速遞減，而由于國有銀行的道德風險，其成本(國有銀行體系的不良資產規模)則會迅猛擴張。當國有經濟占經濟總量的比重下降到臨界點以下時，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給國家造成的成本大于其益，國家就有激勵放棄銀行主導型的金融體系。

以上分析自然引申出一個問題：既然較高的國有經濟比重使得國家設置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的收益大于其成本，而且其差額是國有經濟比重的增函數，國家理應追求較高的國有經濟比重，這與國家近年來主動收縮國有經濟邊界構成悖論。

應該看到，國家之所以自上而下強制性地推進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制度變遷，是由于國有經濟長期效率低下，缺乏活力，導致整個社會的經濟增長極其緩慢：根據制度經濟學的國家模型，國家面臨其他國家和國內利益集團的競爭壓力，不但周邊國家快速的經濟增長(如所謂的亞洲“四小龍”、“五小虎”)對國家構筑了強大的競爭攻勢，而且，國內經濟的長期低迷在其他國家快速增長的刺激下，也不利于社會的穩定，因此，一方面，國家設置國有銀行主導型的金融體系，將信貸資金配置于國有經濟；另一方面，發展非國有經濟以滿足稅收增加和經濟增長的偏好。因此，銀行主導型余融體系的收益更大程度上體現在社會穩定上，足以暫時犧牲經濟增長和稅收增加為代價換取社會的穩定。由于非國有經濟比國有經濟有更高的效率和資本邊際生產率，大量的實證分析也證明了這一點，NarjessBoubakriandJean-ClaudCosset對21個發展中國家在1980年至1992年民營化的79家公司進行實證分析后發現，民營化后公司的盈利能力、經營績效、資本投資支出、產出和就業水平都顯著上升。JulietD’SouzaandWilliamLMegginson考察了28個國家1990-1996年民營化后的85家公司的經營績效，發現民營化后公司的盈利能力、產出和效率都顯著上升了。因此，國有經濟占經濟總量的比重必然呈現下降趨勢，相應地，非國有經濟對就業、國家稅收、經濟增長的貢獻越來越大，這時，國有經濟的衰退或大規模變革已經不再構成社會穩定的威脅。在社會穩定得到保障的情況下，顯然應該努力謀求稅收增加和經濟增長的效用最大化，顯而易見，充滿生機與活力的非國有經濟更有利于稅收增加和經濟增長，國家就有激勵主動收縮國有經濟邊界。

四、銀行主導型的衰弱和市場主導型的增強：我國金融體系的未來趨勢

根據以上分析，國家以其聲譽這一無形資產為國有銀行提供隱性擔保，從而維持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的收益已經大大降低，而其成本(不良資產)則由于國有銀行的敗德行為而急劇上升。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成本幾乎是無窮大的。為國有銀行注入真實資本，雖然也必須付出一定的成本，但和無窮的成本比較起來，顯然是占優的。而且，更為重要的是，由于國家聲譽的不可分割性，國家以其聲譽作為國有銀行的資本金，不可能通過國有銀行資本金的分散化拆分國家承擔的風險，而真實資本卻是可以分割的，在為國有銀行注入真實資本的同時，國家積極推進國有銀行的股份制改造，吸收民間、國外等其他資本人股，一則可以減輕國家現實的財政壓力，二則可以通過國有銀行資本金的分散化拆分國家承擔的風險，從這個意義上講，國家目前積極推進國有銀行上市，將外資金融機構對中資銀行的持股比例從5％提高到25％，也就并不是偶然的了。

不僅國家主觀上存在以真實資本的注入來替換其聲譽資本，從而退出銀行的偏好，而且制度環境的變化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國家的聲譽資本失去了意義。隨著我國金融業的逐步開放，中外資銀行的競爭必將隨著外資銀行的進入與中資銀行海外業務的拓展而日益激烈，一國銀行業的國際信譽必然影響其國內外的業務開展與競爭，而國際評級機構在考察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時，是不會將國家聲譽資本納入其視野的，只可能考察可測量的真實資本。因此，在開放的制度環境下，國家的聲譽注資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失去了其意義，與其付出提供聲譽資本的巨大成本，卻難以獲得相應的收益，還不如用真實資本的注入替換聲譽資本。

從國有銀行的角度看，在金融相對封閉的制度背景下，國家的聲譽資本使得國有銀行不僅可以幾乎不付出任何成本就憑借國家聲譽建立了穩固的市場信譽，而且，還可以將其經營失敗的風險轉嫁給國家。因此，在漸進改革的初始階段，雖然國家聲譽注資的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使國有銀行喪失了一定程度的信貸自主權，但其收益仍是遠遠大于其成本的。更進一步，不管國家注入的真實資本規模多么大，總有一定的量的限制，況且，窘困的國家財政也不可能使注入真實資本的規模遠遠高于8％的資本充足率，隨著國有銀行不良資產規模的迅速膨脹，資本充足率必然向原來的低水平回歸，而國家的聲譽資本幾乎是一個無窮大的量，只要保持社會的穩定，國有銀行就不可能發生流動性危機而倒閉。因此，在漸進改革的初始階段，國有銀行也愿意國家以其聲譽資本的注入來維持一個國有銀行主導的金融體系。而金融業的開放使得國家聲譽與國有銀行市場信譽的同質性產生一定程度的異化，為了在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同外資銀行競爭，國有銀行必須付出成本，重建其市場信譽，而資本充足率、不良貸款率等正是市場信譽高低的重要標志，國有銀行的上市需求，也正是出于重建其市場信譽的需要，因此，國家以真實資本置換聲譽資本也符合國有銀行的效用函數。

綜上所述，國家將會通過真實資本的注入和聲譽資本的退出、股份制改造等方式逐步市場化國有銀行，不再維持一個國有銀行主導的金融體系，而這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國有商業銀行自身的效用，因此，強有力的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將會逐步弱化，而市場主導型的金融體系將會有所增強。

五、結論

雖然充滿效率與活力的非國有經濟更有利于稅收增加和經濟增長，但在漸進改革初始階段，為了保障社會的穩定，必須將重要的稀缺資源——資金——配置于國有經濟，以維持國有經濟的生存和增長，而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變化使儲蓄主體由國家轉變為居民和企業，為了聚集和動員資金，使之配置于國有經濟，必然需要設置并維持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的制度安排。由于非國有經濟比國有經濟具有更快的增長速度和增長潛力，國有經濟占經濟總量的比重呈下降趨勢，達到一定的臨界點后，國有經濟的衰退或大規模變革就不再對社會穩定構成威脅。那么，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的收益遞減，而其成本則由于國有銀行的敗德行為而加速遞增，國家就有激勵放棄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的制度安排，而市場主導型的金融體系將會有所強化，從這種意義上講，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正是市場主導型金融體系的邏輯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