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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金融生態具有鮮明的制度結構特征和社會文化特征。在探討我國金融生態問題,分析政府行為模式對金融生態的影響,為金融生態建設和優化提出一些對策和建議。

關鍵詞:金融生態;制度變遷;地方政府行為。

金融生態是一個非常重要且具有創造力的仿生學概念,它借用生態學的理論來詮釋金融體系的運行及其同社會環境之間的相互依存、彼此影響的動態關系。將生態學的概念和理論引申到金融領域,是金融理論研究方法的一大創新,更為重要的是,它有利于研究者對金融可持續生存與發展的一系列問題做出本源性的剖析。在金融海嘯席卷全球的當下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金融生態概念的界定

關于金融生態解釋存在的爭議主要有兩方面:一是金融生態是否等同于金融生態環境;二是金融生態主體的范圍如何界定。目前,比較有代表性的說法有以下幾種。周小川(2004)認為,“金融生態”是指金融運行的外部環境,包括法律、社會信用體系、會計與審計準則、中介服務體系、企業改革的進展及銀企關系等方面。蘇寧(2005)則指出,“金融生態”是一個比喻,它不是指金融業內部的運作,而是借用生態學的概念來比喻金融業運行的外部環境,主要包括經濟環境、法制環境、信用環境、市場環境和制度環境等。徐諾金(2005)提出,金融生態是各種金融組織為了生存和發展,與其生存環境之間及內部金融組織相互之間在長期的密切聯系和相互作用過程中,通過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結構特征,執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動態平衡系統。李揚(2005)認為,金融生態系統是由金融主體及其賴以存在和發展的金融生態環境構成,兩者之間彼此依存、相互影響、共同發展的動態平衡系統。

關于金融生態內涵的觀點可歸納為兩類:一類認為,金融生態是影響金融運行的外部環境,如周小川、蘇寧等;一類認為,金融生態不僅包括外部環境,也包括與外部環境相互作用的內部因素,如李楊、徐諾金等。應當說,作為一個全新的概念,上述這些專家和學者對金融生態的詮釋為人們客觀認識和深入研究金融生態奠定了一定的基礎。齊亞莉綜合各家之長,并指明金融生態主體應以其功能劃分,而不應簡單按照金融機構形態劃分。即應遵循“功能觀”,而不是傳統的“機構觀”。因此,本文研究以齊亞莉的金融生態概念為基礎,探討金融生態問題與政府行為的關系,特別是地方政府的行為模式對金融生態的影響。

二、金融生態問題與政府行為分析

(一)地方政府的雙重角色:“政治人”與“經濟人”

在中國的制度變遷過程中,地方政府扮演著特殊的角色。他們既是中央政府在一個地區的行政人,具有“政治人”的身份,又成為了地方經濟利益的代表,具有“經濟人”的身份。

作為“政治人”,地方政府仍以完成政治任務、發揮行政職能、追求政績最大化為目標。作為“經濟人”,各級地方政府具有了越來越多的自身利益,把追求經濟利益的最大化作為一個重要目標。經過30多年的改革,地方政府擁有了自己獨立的經濟利益和經濟地位,為地方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提供了動力,使地方政府確立了追求經濟發展的目標。地方政府的“雙面人”身份使其行為的目標函數也具有了雙重性,既要考慮政治因素,在任期內追求政績最大化;也要考慮經濟因素,追求本地區居民的社會福利最大化。在實踐中,理性的地方政府往往優先考慮地區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由此難免與中央政府的目標函數發生矛盾沖突。各級政府經濟行為總要受其偏好或者目標函數的制約,目標函數的不同,也就有不同的行為選擇,從而,就形成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以及地方政府之間的博弈關系。

(二)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博弈行為

1.中國財政的分權與集權

1994年分稅制改革,中央和地方政府重新劃分財權時,事權并未得到對等分配,中央財權開始大于事權。到2004年,地方政府有45.1%的財權,卻行使著72.3%的事權,地方政府普遍入不敷出。財權與事權的不對等使得地方政府面臨著巨大的財政壓力,因此,經濟理性又促使其與中央政府展開新的博弈行為,形成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格局,促使地方動用一切當地資源進行灰色的甚至是非法的博弈,表現為鼓勵企業拖欠中央稅款、謊報收入基數以及鼓勵地方企業逃廢銀行債務等。

2.地方政府的自發制度創新

在供給主導型的制度變遷方式下,中央政府通常依據社會總產出與壟斷租金最大化雙重目標制定制度創新方案,并偏好于選擇已有的組織資源推進改革的非平衡發展戰略,即就改革的空間來說,采取先試點后推廣的策略;就改革的時間安排來看,從增量改革推進到存量改革。獲得改革優先權的試點單位通常可以在承擔較小改革成本的條件下獲得雙重收益:一是由優惠政策帶來的額外收益;二是改革先行一步的體制優勢帶來的制度收益。進入壁壘的存在,使這些收益具有“壟斷租金”的性質。對于沒有獲得制度創新的優先權或進入權的地方政府而言,為了獲取潛在利益,他們會通過“變通”的方式,進行自發制度創新,或另辟蹊徑等途徑突破進入壁壘,獲取潛在制度收益。

3.地方政府間的競爭行為

中國的地方政府間的經濟競爭是在主權國家范圍內實行分權的結果。改革開放之后,“放權讓利”政策的實行,使得地方政府開始有了自己獨立的利益,具有了經濟人的特征。在新的財政體制下,中國的地方政府更像企業家那樣基于經濟利益從事經濟和經營活動,樹立使本轄區“富起來”的行政目標。

首先,為了吸引國內外投資,地方政府制定了各項優惠政策。30年來中國的區域競爭可以概括為“讓利競爭”為主的模式,即各地區在招商引資中,競相出讓好處或利益給投資商,包括以低于成本的價格出讓土地,減免所得稅,高耗能企業的電價補貼等等。

其次,改善地方的投資環境,增加地方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公共物品的供給。為此,地方政府往往致力于建設開發區、爭建國際性城市和大都市圈,以爭取稅收優惠政策和改善投資環境。

再次,地方政府間競爭的另一個表現是地方保護主義。總體來看,地方保護主義在地區間競爭中相當嚴重。一些實證檢驗結果表明,當前中國省際壁壘甚至要高于國際貿易壁壘,地區保護行為已經由過去禁止本地資源外流為主轉變為限制外地產品進入當地市場為主。

(三)政府與企業間的合作

地方政府間的經濟競爭、政府官員權力的穩定性和職位的升遷等,都與本地的經濟發展水平息息相關,而這又依賴于本地企業的擴張和效益的提高,因此,政府官員與地方企業間的利益就具有高度一致性。當地方政府與企業的利益高度一致時,雖然雙方就決策權的分享及剩余索取權的分配方面存在沖突,但在如何爭奪經濟資源,獲取壟斷租金方面存在很強的相互依賴性。在市場競爭中,地方政府充當了本地企業的保護神;地方政府會幫助企業競爭制度創新的優先進入權;地方政府會向銀行施壓,幫助企業融資等。

三、金融生態優化及建議

金融機構的行為是在特定的制度結構安排下形成的,不同制度結構安排會產生不同的金融主體行為。因此,金融生態環境的改進,關鍵是要找到一個好的制度結構,以促

進金融生態正向改良。

(一)轉換職能、規范政府行為。在政府真正意識到金融生態環境的嚴重性時,才能真正從根本上轉變其職能。評價金融生態環境的因素幾乎每一項都與政府行為有關,地方政府公共服務直接影響當地金融生態環境,所以,要從體制和機制上改善我國金融生態環境,關鍵在于轉換地方政府職能,著重調整政府行為的激勵機制、約束機制和協調機制。

地方政府在行使職能時存在著越位、缺位和不到位等問題,但是,我們必須承認政府行為對金融生態建設發揮著重要的基礎性作用及積極的推動作用,金融生態建設離不開政府的行為。而地方政府行為對金融生態的消極影響很大程度在于沒有理順政府干預與市場調節之間的關系。政府市場調節職能的正確定位,就是要正確處理好政府干預與市場調節之間的關系,實現政府從“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從“管制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的轉變。

(二)創造條件、培育環境。地方政府行為始終是影響我國金融生態建設的關鍵性因素。金融生態的建設和優化,離不開地方政府的參與和配合。應該著力培育壯大信用評級機構,切實完善監管法規;加強信用市場監管,在從業人員資格和公司內部控制制度等方面嚴把市場準入關,加大對違規行為的處罰力度。

(三)要完善法律制度和強化依法行政。我國企業實行以間接融資為主體的融資體制,企業融資主要來自銀行貸款,銀行債權人的利益理應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護。在這方面,我國法律制度還不盡完善,從我國目前情況看,當前要理順的法律關系有:一是完善信貸管理法律制度;二是完善公司法;三是制訂統一的企業清算辦法;四是進一步完善擔保法;五是完善金融資產的刑事保護制度。

綜上所述,金融生態是金融發展的基礎,良好的金融生態有利于實現金融的可持續發展。我國金融生態問題的根源在于政府的金融控制與金融自然演進力量間的碰撞和不適應。地方政府對金融的干預活動,是在我國經濟轉軌時期多種因素綜合影響的結果。金融生態的優化需要從體制和機制上入手,不是地方政府單方面可以解決的問題。作為金融生態主體之一的地方政府在協調地方各部門的工作中具有優勢,也是金融生態環境改善的直接受益者,應該切實發揮主導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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