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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稅制體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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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稅制體制改革

一、中國現行金融稅制存在的主要問題

中國金融領域中許多問題的發生與現行金融稅制的不健全有關。現行金融稅制存在的第一個主要問題是稅負偏高。目前在中國從事金融業務,主要涉及營業稅、城市維護建設稅、印花稅、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和具有稅收性質的教育費附加等稅費。其中,營業稅、城市維護建設稅、印花稅和教育費附加,從性質上說都屬于在交易環節征收的流轉稅。

(一)流轉稅負擔。

不論從事何種金融業務,原則上統一按照“金融保險業”稅目征收營業稅,并湊展娑ǖ撓鄧八岸罡秸鞒鞘形そㄉ杷昂徒逃迅郊櫻?/p>

1.營業稅稅率2002年為6%,2003年降為5%。

2.城市維護建設稅稅率因納稅人所在區域而不同,在市區的,稅率為7%,在縣城、建制鎮的,稅率為5%,在其他區域的,稅率為1%。由于金融機構一般都坐落在城市或者縣城、建制鎮內,所以實際適用稅率多為7%或者5%。

3.教育費附加統一按照3%的附加率征收。

印花稅則因交易憑據的不同,稅率和稅基都不盡相同。雖然與其他稅種相比,印花稅的稅率很低,但是它一般按照涉及的交易額(如貸款合同金額)全額向交易的雙方征收,所以,從貸方實現的營業收入和借方的借款成本的角度來看,印花稅也占有一定的稅負比例。

綜合考慮營業稅、城市維護建設稅、印花稅和教育費附加,即使營業稅稅率下調至5%,一般金融業務的流轉稅綜合稅負也在5.5%以上。特別是股票交易印花稅稅率,雖然目前已經降為2‰(最高的時候曾經達到5‰),但是與其他印花稅稅率比較仍然很高。這樣,金融機構從事證券買賣,既要繳納營業稅、城市維護建設稅和教育費附加,又要繳納稅率相當高的印花稅。

由于以下幾方面的原因,中國金融行業的流轉稅實際稅負會更高:

1.營業稅是按照營業額全額征稅,而不是按照凈額(即價差)征稅,更不是像增值稅那樣只對增值額征稅,即金融服務所消耗的購進貨物所承擔的增值稅稅額不能得到扣除。所以,實際上金融業承擔了營業稅和增值稅的雙重稅收負擔。

2.營業稅的營業額包括金融機構收取的各種價外費用,因此,一些實際并不構成企業收入的代收費用,如證券公司為證券交易所代扣代繳的過戶費、開戶費等,也被計入營業額征收營業稅。

3.中國的一些金融機構,特別是有些大型商業銀行,資產質量比較差,不良貸款率比較高,但是營業稅原則上是按權責發生制的要求征稅的,因此,在滯收利息比率比較高的情況下,銀行對大量應收未收利息需用營運資金墊付稅款,銀行實際實現的利息收入所承擔的稅負就要比法定稅率高。雖然目前對此問題稅收政策上已經有所考慮(現規定:銀行2000年底以前已經繳納營業稅的應收未收利息,經過批準,可以在以后5年之內沖減營業收入;2001年以后發生的應收未收利息,若在180天以后仍未收回,可以沖減當期的營業收入),但是問題并沒有完全解決。

從國外情況看,金融業務一般納入增值稅征收范圍,而且多數國家對銀行信貸、保險、證券、共同基金管理等主要金融業務免征增值稅(因此其進項稅額不能扣除),如歐盟各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韓國等。不過,免稅一般只限于主要金融業務。對于金融機構的一些輔助性業務(或者說非嚴格意義上的金融業務),如提供保險箱服務、證券或者收藏品的安全保管服務等,則按照一般情況征收增值稅。對于出口業務或者與商品、勞務出口有關的金融服務,一般實行零稅率,以鼓勵出口。此外,對于一些屬于免征增值稅的業務,企業也可以申請繳納增值稅,從而使其進項稅額得到抵扣,并保持增值稅鏈條的完整性。

對于證券交易業務,從部分國家征收證券交易稅或者證券交易印花稅的稅負來看,有些國家的稅負比中國的稅負略高。例如:英國對股票買方征收印花稅,丹麥對股票的賣方征收證券交易稅,稅率均為交易價格的0.5%。有些國家的稅負則比中國的稅負低。例如:法國對于在股票交易所或者柜臺交易的證券,按照交易額對買賣雙方征收證券交易稅:交易額在100萬法郎以內的部分,稅率為0.3%;超過100萬法郎的部分,稅率為0.15%;每筆交易可以減稅150法郎,且每筆交易稅額最多不超過4000法郎;對在創業板上市的股票交易不征交易稅。意大利對于在交易所外進行的證券交易,按照0.009%(政府債券)-0.14%(股票)的稅率征收印花稅(稅負由買賣雙方各自承擔一半),對于在意大利股票交易所進行的證券交易免征印花稅。瑞士對于證券買賣征收印花稅,國內證券稅率為0.15%,國外證券稅率為0.3%(稅負由買賣雙方各自承擔一半)。比利時對于證券買賣征收證券交易稅,股票稅率為0.34%,債券稅率為0.14%(稅負由買賣雙方各自承擔一半)。中國香港和臺灣地區也對證券轉讓征稅:香港對股票轉讓征收印花稅,但是稅率已經從1997年的0.3%逐年降到2001年的0.2%(稅負由買賣雙方各自承擔一半);臺灣征收證券交易稅,且只對證券賣方征收,股票的稅率為0.3%,債券的稅率為0.1%。

各國對主要金融業務免征交易稅(增值稅),除了理論上和操作上對金融服務的增值額的確認都存在困難以外,主要是出于減少對資本流動的阻礙方面的考慮。

西方發達國家金融業發達,對主要金融業務免征增值稅,而中國金融業發展還比較落后,金融市場發育很不完善,迫切需要得到政府的鼓勵和支持,卻對金融業征收多種流轉稅,而且稅負比較高,值得考慮。

(二)企業所得稅負擔。

中國的金融企業原則上同其他企業一樣繳納稅率為33%的企業所得稅(外資金融機構則同其他外資企業一樣繳納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且符合規定條件的企業可以享受一定的所得稅優惠)。金融企業所得稅制的不合理,除了中外金融機構的稅收待遇存在不公平以外,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企業所得稅法定稅率偏高,導致金融企業所得稅名義稅負過重。中國現行的外資企業所得稅和內資企業所得稅33%的稅率分別是1991年、1994年開始實施的,而這些年來各國、特別是中國周邊的發展中國家的企業所得稅稅率普遍呈現出下降的趨勢。中國的稅率雖然略低于一些經濟發達國家(如比利時公司所得稅稅率為39%,意大利為36%,法國為33.33%,奧地利為34%,西班牙為35%),但是已經高于韓國(27%)、泰國(30%)、巴西(25%)、俄羅斯(24%)等經濟發展中國家或者新興工業國家,也高于英國、澳大利亞(30%),加拿大(25%)和新加坡(22%)等經濟發達國家。再者,多數國家對于包括證券交易利得在內的長期資本利得,通常區別于普通所得而適用較低的稅率,而中國對證券交易所得等資本利得統一按照普遍所得征稅。

2.企業所得稅稅前扣除項目限制較多。按照國際稅收慣例,與企業經營有關的支出和費用都允許在所得稅前如實扣除,但是中國現行所得稅制度對于許多支出項目規定了比較嚴格的稅前扣除標準,如工資支出、業務招待費支出、壞賬準備的提取等,其中對于金融企業影響比較大的主要有兩項:

(1)工資扣除,即按照規定的計稅工資標準扣除,現行標準為每人每月800元,最多可以上浮20%(即960元)。對超過計稅工資標準的工資支出,企業只能從稅后利潤中列支,因而加重了企業的負擔。金融行業屬于知識密集型行業,平均工資水平比較高,因此,工資扣除的限制對金融行業的稅負影響較大,加之此項規定僅適用于內資金融企業,外資金融企業的工資支出不受任何限制,內資金融企業對此反映比較強烈。

(2)允許稅前扣除的壞賬標準過嚴。內資金融企業應收未收利息逾期180天以上的,可以沖抵當期的應納稅所得額;應收未收本金則按照有關壞賬損失認定的規定據實在稅前扣除,即原則上應收未收本金逾期3年以上仍未收回的,可以據實在稅前扣除。金融行業經營風險較大,及時核銷逾期不能收回的壞賬,對保障金融企業的抗風險能力有著重要意義。貸款本金3年不能收回才能作為壞賬核銷,不符合金融企業防范經營風險的要求。

(三)個人所得稅負擔。

個人所得稅從兩方面影響金融業務:

一是對個人投資者從事金融產品投資所實現的收益征稅。中國對個人的儲蓄存款利息和對從事證券(不包括國債)投資所取得的利息、股息、紅利收入按照20%稅率征收個人所得稅,而對證券轉讓所得則暫免征收個人所得稅。對于一部分投資收益征稅,另一部分投資收益不征稅,本身有失稅收公平,會扭曲投資流向,影響資本配置效率。

二是對金融企業的職員的工資、薪金所得征收的個人所得稅。由于中國個人所得稅從總體上看已經存在諸多不適應,如45%的最高邊際稅率偏高(近年來各國、特別是中國周邊的發展中國家的個人所得稅稅率普遍呈下調趨勢,許多國家的最高邊際稅率已經降到,40%以下,如英國為40%,美國為38.6%,日本、泰國為37%,韓國為36%,印度為30%,巴西為25%,等等),分項征收,稅前扣除項目少(許多國外比較通行的扣除項目都沒有設立),扣除標準偏低(如工資、薪金所得每月800元的扣除額多年沒有調整),從而已使個人所得稅稅負總體偏高。在國內,金融行業的工資水平比較高;與國外同行業相比,中國金融企業的職工人數偏多。因此,工資成本是影響金融行業競爭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個人所得稅稅負偏高間接地提高了金融行業的人工成本,從而影響了金融行業的競爭力。

中國現行金融稅制存在的第二個主要問題是金融稅收覆蓋面偏窄,一些金融業務或者收益并沒有納入征稅范圍,有些稅收措施欠公平,稅收政策也不能適應金融創新的發展步伐。其主要表現是:

(一)金融衍生工具稅收尚未明確。

現行稅制的一些方面不能適應金融衍生工具發展的新情況,例如:

1.對一些新保險品種的征稅問題還沒有明確的政策取向,如投資聯結保險這一類新險種的分紅收益,目前還未納入個人所得稅的征收范圍,這與銀行儲蓄利息所得要納稅相比較,顯得不夠合理。發達國家對壽險投資收益所得的征稅情況較為復雜,但是許多國家將一般壽險的投資分紅所得納人個人所得稅的征稅范圍。此外,從各國稅制發展趨勢看,對不同投資所得的稅收差別待遇也在不斷減少。如澳大利亞在2000年的稅制改革中,為了使各種投資主體和投資方式的稅收負擔更加平衡,取消了大部分對壽險投資收益的稅收優惠政策,使各種投資收益都盡可能地納入征稅范圍。

2.涉及金融租賃公司的稅收政策,主要包括三項不利于融資租賃業務發展的具體規定:一是實際具有投資性質的融資租賃業務不能享受正常投資有關的稅收優惠政策(如投資抵免政策);二是在確定營業稅稅基的時候,租賃公司所承擔的外幣利息允許從收取的租金收入中扣減,而所發生的本幣利息則不能扣減;三是回租業務過程中存在相關交易稅的重復征稅問題(如不動產回租會涉及征收兩次營業稅)。

3.隨著信托市場的規范和發展,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信托法》已經于2001年4月28日獲得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并于當年10月1日實施,如何科學地制定與信托業務特點相適應的稅收政策是當務之急,應當盡快出臺有關的稅收制度和辦法。

(二)證券資本利得沒有全部納入征稅范圍。

目前中國對轉讓股票所得(這是常見的資本利得的一種形式)征稅的情況是,在股票交易環節不論盈虧都要征收較高的流轉稅,企業轉讓股票取得的所得按照普通所得繳納企業所得稅,個人轉讓股票取得的所得暫免繳納個人所得稅,這樣的規定顯然有違稅收公平。此外,個人買賣證券投資基金暫免繳納個人所得稅。

(三)內資銀行與外資銀行稅收負擔不公平。

從流轉稅來看,對一般性貸款按照利息收入全額征收營業稅,對外匯轉貸按照利差征收營業稅。從表面上看,內資銀行與外資銀行的營業稅政策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內資銀行的業務主要以人民幣貸款為主,外資銀行以外匯轉貸為主,所以,外資銀行營業稅的實際稅負遠遠低于內資銀行。而且,外資銀行不必繳納城市維護建設稅和教育費附加。

從所得稅來看,由于內資銀行與外資銀行分別適用實行兩套所得稅制,而且外資銀行享有較多的優惠,所以,外資銀行的所得稅負擔要比內資銀行輕得多。如符合規定條件的外資銀行可以從開始獲利的年度起,第一年免征所得稅,第二年和三年減按7.5%的稅率征收所得稅,以后年度均按15%的稅率征收所得稅;而內資銀行所得稅稅率一般為33%。

(四)金融機構間的往來沒有納入營業稅征稅范圍。

目前,在內資銀行的利息收入中,金融機構往來收入所占的比例都很大,有些銀行甚至超過50%,對這部分收人不征營業稅不符合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這也是導致一些銀行資金運用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關于中國金融稅制改革的初步建議

(一)降低銀行業的營業稅稅負,擴大征收范圍。

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為了避.免產生大的震動,銀行業的營業稅稅率可以在2003年降至5%的基礎上,繼續逐步調低。在銀行業的營業稅稅率進一步調低的基礎上,可以考慮對所有的貸款業務均按照利差收入征稅。同時,對金融機構往來收入征收營業稅。這樣做既可以規范稅收制>

,又可以有效地促進銀行提高資金的利用率,有利于內資銀行與外資銀行在平等的條件下展開公平競爭。

(二)對金融衍生工具征稅。

1.對于保險業帶有投資收益性的險種,可以考慮將投資收益納入個人所得稅的征稅范圍。

2.調整融資租賃業務的稅收政策,為融資租賃業務的發展提供-個公平的稅收環境。在制定和實施與投資有關的稅收優惠政策時,建議將具有投資性質的融資租賃視同固定資產投資,享受有關稅收優惠政策(如固定資產投資抵免政策)。對融資租賃業務征收營業稅的時候,應當取消對本幣融資的歧視,即允許租賃公司貸人的本幣利息支出同外幣利息支出一樣在計征融資租賃的租金收入營業稅時沖減租金收入。對于回租業務,應當針對其業務特點調整稅收政策,以消除多重征稅問題。

(三)統一企業所得稅,降低稅負。

1.建立統一的企業所得稅制度,內資企業和外資企業均采用統一的計稅依據和稅率,取消單獨對外資企業給予稅收優惠的做法,平衡內資企業和外資企業的所得稅負擔。

2.企業所得稅前的扣除項目應當按照國際通行的財務、會計準則設計,不合理的稅前扣除規定應當修改。原則上,與企業經營有關的支出和費用都應當允許在所得稅前據實扣除。對于工資和壞賬核銷等對金融企業影響較大的扣除項目,應當進行適當調整,計稅工資的規定應當取消,壞賬核銷標準應當適當放寬。

3.為了適當降低企業的所得稅名義負擔,順應近年來國際上企業所得稅稅率普遍下降的趨勢,建議適當降低企業所得稅的稅率,實行15%、20%和25%的三級超額累進稅率。

(四)調整個人所得稅。

1.目前發達國家普遍對個人從事證券交易所取得的資本利得征稅,只是在征稅方式和負擔水平上存在差異。從中國證券市場的現實情況看,在規模和技術上已經具備了對個人證券交易所得征稅的條件,可以對證券交易的資本利得征稅。在稅收政策上,應當鼓勵長期投資,抑制短線投機。因此,可以考慮對長期投資者的所得實行較低的稅率,對短期投資者的所得按照一般所得征稅。

2.將現行的按月、按次分項征收的個人所得稅模式改為國際通行的按照年度和綜合收入征收為主、按次分項征收為輔的模式;制定合理的扣除項目和扣除標準,此類項目應當充分考慮納稅人及其贍養人口的生存與發展的基本需要;適當降低稅率,最高邊際稅率可以考慮定為40%。

(五)調整證券交易印花稅。

借鑒國際經驗,為了減輕證券交易中交易環節的稅收負擔,可以考慮在適當時機進一步降低證券交易印花稅的稅率,直至取消證券交易印花稅。

至于1994年稅制改革時擬開征而至今未開征的證券交易稅,現在看來仍然不宜開征此稅,甚至可以考慮取消這個稅種。如果確有必要對證券交易征稅,也可以考慮用營業稅征之(現行營業稅已有這方面的規定)。

(六)取消城市維護建設稅和教育費附加。

為了簡化、規范稅制,平衡內資企業和外資企業的稅費負擔,建議取消目前僅對內資企業征收的城市維護建設稅和教育費附加,由此而減少的城市維護建設資金和教育資金可以通過規范的、符合國際慣例的其他稅種(包括中央稅和地方稅)籌集。將城市維護建設稅和教育費附加的征稅范圍擴大到外資企業的主張似不可取。

最后,需要特別強調的是,上述各項稅制改革、調整措施的實施都應當充分考慮國家財政的承受能力和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系,并采取相應的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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