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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簡化形式的模型從國內生產總值的角度進行實證的分析，指出經濟增長對保險消費的重大的推動作用，我國的保險業必然隨著經濟的進步不斷增長。

關鍵詞經濟增長風險規避保險需求

1經濟增長促進保險業發展的原因分析

1.1風險因素

“無風險，無保險”，風險是保險產生、存在和發展的前提條件和客觀依據。風險具有客觀性和發展性，隨著經濟的發展，風險也在發展，人們在使某些風險損失減少的同時又創造了新的風險。

現代生產力的發展使產業結構發生了劃時代的變化，出現了電子計算機技術、航天等一系列新型工業，創造出了數倍于歷史上任何時代的物質財富。但與此同時，它也帶來了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多、更集中、破壞性更大的風險。在現代社會風險日益增加的情況下，人們對保險的需求也日益強烈，從而使得作為風險管理重要內容之一的保險業得到了空前的大發展。

風險和風險的管理方式是共同發展的。經濟的增長促進了風險的發展，新的風險的發現及解決反過來又促進了經濟的增長。所以，經濟增長帶動的人類實踐向縱深的發展的同時，也會不斷的促進保險業的發展。

1.2財富因素

一國的收入水平一直是影響保險需求的最重要的因素。保險需求隨收入水平提高而不斷提高，其原因在于：第一，保險的儲蓄性決定的。短期內，由于平均消費傾向遞減，作為互補的平均儲蓄傾向會隨著財富的增加而遞增。按照Kuznets的實證研究，長期內，平均消費傾向是恒定的，但隨著人們財富的增加，儲蓄總量也在增加。保險具有儲蓄的性質，決定了保險的需求會隨著人們的財富的增加而增加。第二，保險的保障性質決定的。對于不確定情況下的決策，可以運用效用理論。面對不確定情況下的決策問題，可以將期望值看作一個經濟項目的價值，這就是期望值原則。無論面對怎樣的隨機損失X，付出數額E(X)就不會感到有差異。但多數決策者并不按照這一原則，初始財富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決策。保險需求的財富彈性是指，個人財富的變動率所引起的保險需求的變動率。“如果我們假定所有國家都沿著一條共同的發展道路前進，就可以從研究中得出一條合理的結論，即保費的收入彈性大于1。”說明國民收入的一定增長會產生保費收入的更大規模的增長。

1.3人口結構的變化

經濟的發展也會使社會中人口結構發生變化，進而影響壽險產品的需求。經濟的增長使人們的觀念和生活方式發生變化，也使人們的期望壽命增長，對壽險作為儲蓄工具的需求也就越強烈。另外，長壽意味著壽險價格降低（Outreville,1996）。不同年齡的人的分布情況，以及與此對應的財富的分布狀況，是影響保險發展的一個重要條件,尤其與人壽保險的關系更為密切。

此外，由于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國的人口平均壽命有穩步增長的趨勢。養老保險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于防止人們超長存活而無經濟來源。因此，平均壽命的增長也促進了對養老保險的需求。我國較高的少年兒童贍養率，對壽險構成了顯著的正面影響，同時我國正在增加的老年贍養率，也將使我國壽險業受益。

1.4意識水平的變化

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分工的細化和人口遷移的頻繁，傳統的思想在不斷的變化。特別是對外開放以后，經濟發達國家一些進步、文明觀念的引入，促進了中西方文化的交融，改變了人們對一些問題的思考方式和看法。保險，與許多新生事物一樣將越來越為大眾所認識、所接受。隨著經濟的發展，受教育的人口越來越多，相應的教育投資也越來越大，這其中包括對保險的需求。教育是使科學轉化為更廣泛的技術和生產力的重要環節，這樣又促進了經濟的發展，進而形成了良性的循環。

1.5社會經濟體制的變化

新制度主義經濟學認為，諸如儲蓄率高、受教育程度高、技術創新活躍等因素，是與經濟增長相伴隨的發展的表征，而不是發展的原因。從根本上看，除非現行經濟組織是有效率的，否則，經濟發展就不會出現。每個人必須受到激勵，才會去從事合乎社會需要的活動。為此，需要設計某些機制，使社會收益率與私人收益率近乎相等。為了使經濟持續發展，必須不斷地對現行的經濟體制進行改革。

這樣，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會對保險產生相當的影響。當政府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時，會擴大總需求，從而加大保險需求，反之，減少保險需求。如果政府實行緊縮性貨幣政策，使貨幣需要大于貨幣供給，可能因而減少保險的購買；反之，則增加保險的購買。2我國經濟增長促進保險業發展的實證分析

我們知道，經濟增長的內容是方方面面的，我們僅從經濟產出的總量上來分析對保險消費的影響，用國民生產總值這一變量來代表經濟增長。這里運用簡化形式模型，需要指出的是，簡化形式模型的分析是為了研究變量之間的相關關系，但相關關系并不必然包含因果關系，因為某一變量的變動與另一個變量密切相關并不一定說明一個是因，另一個是果，如果變量的變化受到共同因素的影響，那么這種分析的效果必然會減弱。結構模型根據變量之間聯系方式，找出他們之間的傳導機制進行研究，可以避免上述問題。我們這里之所以選擇簡化式模型，需要做出以下說明：第一，如果經濟的增長是均衡的，在假定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和稅收制度等不變的條件下，國民收入的增加會同等地增加居民的消費和儲蓄，并且這種作用是直接的。這樣包含國民生產總值和保險消費變量的簡化式的模型的分析是合理的。第二，如果國民收入的增加是受貨幣因素影響的非均衡的增長，則為了使經濟回到均衡點，政府會運用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即通過提高利率來抑制消費增加儲蓄。一方面實際的傳導機制或者還具有其他的形式，另一方面上述的傳導機制在實際的經濟運行過程中的作用會受到限制，使結構模型的分析具有操作上的不利性。鑒于以上的兩點分析，我們這里選擇簡化式的模型（見附圖）。

我國的保費收入與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大致呈現一致性，說明國民收入是影響保險業發展的一個重要的因素。我國的保險業的發展遠遠超過了同期的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這其中有許多的因素。例如，保險產品替代品的價格、體制的因素等等。

本文將運用如下的模型進行分析，

InY=?琢1+?琢21nX+?著

Y:保費收入；X：國民生產總值；?琢1，?琢2：回歸系數；?著：隨機干擾因素。

可以得到如下的結果：

1nY=-12.690+1.7651nX

t=(-24.340)(34.064)

p=(0.0000)(0.0000)

F=1160.374

R2為0.983，調整的R2為0.982

可見，該模型能夠很好的通過各種檢驗，反映了國民生產總值和保費收入之間的關系。這里的常數值并沒有實際的意義。

對上式求導，dY/Y=1.765dx/X，即國民生產總值每增加1%，實際的保費收入預期會增加1.765%。這里的收入彈性是總體的彈性，包括壽險與非壽險之和。與壽險業相比較，我國的非壽險業務相對發展穩定。

如果隨著財富的增加，人們趨向于更加的風險規避，即前文中我們的效用函數的選擇是合理的，那么我國壽險業與國民收入的關系就是比較合理的。因此，同樣我們可以得到關于非壽險業務與國民生產總值的回歸模型：

1nY=-10.120+1.4681nX

Y：非壽險業務收入；X：國民生產總值。

該模型也能夠很好地通過各種檢驗。我國的非壽險業務的收入彈性大致為1.468。Grace和Skipper（1991）的研究結果表明，可能不存在國際范圍內的非壽險收入彈性，他們發現，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非壽險收入彈性分別為1.14和1.75。我國的非壽險業務的收入彈性介于二者之間，大致有兩種原因：第一，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的增長速度，使風險因素和風險事故增加，促進了對保險這種風險分擔機制的依賴。第二，本文中的模型可能高估了我國的非壽險的收入彈性。實際上，在非壽險業務的內部，各種不同的產品對收入的敏感程度也是不一樣的。

影響壽險業發展因素多于非壽險業的，所以使壽險業的發展具有較大的不穩定性。我國的壽險業的保費收入與國民生產總值的回歸模型為：

1nY=-25.690+2.891nX

Y：壽險業務收入；X：國民生產總值。

這個模型的統計檢驗不如上述模型的好，但也能夠較好的反映二者的關系。我國壽險業具有較高的收入彈性2.89，對于這種現象的解釋為，第一，人們隨著財富的增加風險態度趨于更加的風險厭惡；第二，市場利率風險使人們選擇了相對穩定的保險這種儲蓄方式；第三，市場機制的不完善（主要指市場中介問題）以及保險人對政府政策的不敏感性；第四，由于樣本數據較少，存在高估壽險業收入彈性的可能。

可見，無論壽險業還是非壽險業，都與國民生產總值存在著高度的相關性，國民經濟的發展是我國保險業高速增長的基礎，這為實際業務提供了理論上的支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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