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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民幣匯率問題目前已成為國際輿論的熱點問題，面對來自國外和國內的升值壓力，本文對多種對策進行分析后認為，根據我國當前的經濟和貿易狀況人民幣可以適度升值，重新證明我國是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關鍵詞：升值壓力；緩解對策；匯率變動

中國從1994年開始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但由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中國政府出面擔保使人民幣匯率保持穩定，這一政策保護了亞洲國家的貨幣沒有因惡性貿易競爭而發生進一步的惡性貶值，這無疑為亞洲，乃至全球金融市場的穩定做出了貢獻。但是此后中國的匯率在政策的作用下保持穩定，事實上實行的是盯著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

而這一做法也成為美日歐等攻擊中國的口實。目前，人民幣匯率問題已成為國際輿論的熱點問題，美日及歐盟都通過官方渠道向中國施壓，要求人民幣以市場為基準即時升值。

一、人民幣升值的國際壓力：

一個是來自日本的壓力，日本要求人民幣升值的主要理由是：中國向全世界輸出通貨緊縮；一個是來自美國，美國認為中國的貨幣操縱造成了美國嚴重的制造業問題。其分析思路為:中國存在嚴重的低估人民幣的貨幣操縱行為,從而使得中國的制造業贏得了巨大的競爭優勢,美國制造業發展出現萎縮,企業大量倒閉,帶來了嚴重的失業現象。

但是，日本的通貨緊縮究竟有多大程度受中國的影響呢？2002年，日本從中國的進口僅相當于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5%左右，而且由于兩國在貿易上的競爭程度極低，因此，中國的通貨緊縮(或者與此相對稱的人民幣升值)對日本物價的直接或(通過市場競爭產生的)間接影響都很有限。再者，中國的通貨膨脹率（確切地說是通貨緊縮率）與日本大致處于同一水平，如果說中國是造成日本通貨緊縮的原因，那么反過來也可以認為日本是造成中國通貨緊縮的原因。實際上，從日本和中國的出口結構上看，前者以高附加值的高技術產品為中心，而后者則以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相互競爭的領域其實很小，兩國經濟顯然是互補關系。而且，中國對日出口產品的很大一部分屬于原材料和零部件等初級產品，再日本制造高級產品后再最終由日本出口到美歐市場。中國對日本的出口實際上也是提拔出口貿易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所以，中國對日本出口貿易的增加，并不會與日本國內以及日本的出口商品形成競爭關系。中國減少出口，并不意味著日本能增加出口，不存在中國搶占日本國內市場的問題。

美國制造業工人的失業問題不是因為發展中國家的競爭。20世紀60年代以來,大部分發達國家制造業的就業人數在總就業人數中的比例迅速下降,這一現象被稱為“去工業化”。瑙索恩和納瑪斯旺的研究分析了導致“去工業化”的主要原因。在他們看來,“去工業化”主要是國內因素引起的,比如需求模式從制造品轉向了服務,制造業的生產效率相對服務業大幅度提高,以及與之相關的制造品價格大幅度下降。發展中國家制造業的競爭這一外部因素對“去工業化”的貢獻不足1/5。依據這一判斷,中國的出口占美國進口的比例還不足10%,中國的競爭最多只能解釋美國制造業失業問題的2%。

因此，人民幣匯率與美日等國家通貨緊縮并沒有比然的聯系，人民幣升值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美日等國家的國內復蘇問題。

二、人民幣升值的國內壓力：

我國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和貿易“雙順差”的持續增長成為人民幣升值壓力的核心問題。

由于我國事實上采取了與美元掛鉤的固定匯率制度，美元對非美貨幣的貶值，使得人民幣也相對其他非美貨幣貶值40％以上，因此，造成外匯儲備快速增長。另一方面，近年來隨著經常項目與資本項目“雙順差”的持續增長，為保證人民幣匯率穩定，使中國的外匯儲備不斷攀升，到2004年3月底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外匯儲備已經達到4288億美元。正如現在的情況，當人民幣匯率被設定在偏低的水平上時，美元的供給超過需求，當局入市吸納多余的美元，導致外匯儲備增加。假如中國采取浮動匯率制，當局不對市場進行任何干預，那么在外匯儲備沒有增加的情況下，匯率早就應該上升了。如果硬是將人民幣維持在現有水平，對外收支不平衡和外匯儲備就會進一步擴大，給中國經濟帶來各種各樣的弊端。

第一，外匯儲備急劇增加并非多多益善。

的確，一個國家必須有一定數量的外匯儲備。其主要理由有二：其一，保證國家在發展對外經濟關系的過程中具有一定的流動性；其二，用于干預外匯市場，以維持匯率穩定（在實行浮動匯率制度的國家，理論上是不需要為干預外匯市場而儲備外匯的）。持有外匯儲備可以帶來流動性、安全性和穩定性等等好處，但是，得到這些好處是要付出代價的。其代價就是，喪失了使用這些外匯以獲得其它收益的機會。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從海外籌集資金的時候，往往要支付反映風險溢價的高昂利息，而把外匯儲備運用于美國國債只能獲得很低的收益率。這種利率上的倒掛現象意味著收入從中國這樣一個低收入國家轉向了美國這樣一個高收入國家。

況且，外匯儲備與國內的基礎設施或者生產設備一樣，不過是國家資產的一部分，其主要的資金來源都是國民儲蓄。如果國家資產是一定的，那么決定其最佳構成時就要同時考慮收益性和風險性兩方面的因素，外匯儲備并非越多越好。實際上，在中國，一方面外匯儲備在增加，而收益率很低；另一方面作為中國經濟發展核心項目的西部大開發計劃卻陷入資金困難，由此可以看出國民儲蓄并沒有得到有效使用。用于改革的資金不應通過增加外匯儲備而應通過稅收或者發行國債來籌集。

其次，所謂為實現人民幣國際化而應增加外匯儲備的主張不能不說是本末倒置。在國際上流通本國貨幣的最大目的是為獲得貨幣發行收益。但是，如同中國這樣，在本國貨幣的信用不得不依賴于保有高水平的外匯儲備時，其保有的成本完全抵消了發行收益，因此，人民幣國際化的好處蕩然無存。現在，外匯儲備的急劇增加，正在通過貨幣供給的擴大，加速房地產市場泡沫的膨脹。

總之，在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下，有一定量的外匯儲備是維持匯率穩定所必需的，但通過維持大量外匯儲備來抗御貨幣危機則是危險、無效和代價高昂的。

第二，由于外匯儲備的高速增長，使貨幣投放量快速增長，存在的隱患是加速我國國內的通貨膨脹，使物價上升，在工資不隨之上漲的情況下，國民的實際生活水平有所下降。

第三，貿易順差導致我國對外貿易爭端大幅上升，例如中美貿易中出現的反傾銷案件，以及其他國家對中國提出反傾銷訴訟。

第四，我國經濟的加速增長，對原材料的需求增加，導致國際原材料價格上升，使得國際通貨膨脹加速。

三、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的對策

為了緩解人民幣升值的壓力，經濟學界的專家和學者提出了各種相應的對策：

（一）通過提高國內產品的價格，使實際匯率下降，以此降低出口。

（二）取消出口退稅政策或者降低出口退稅率，使出口下降。

（三）大大放松資本管制，鼓勵各種資本的流出。

（四）調整人民幣匯率制度，使匯率變動。

四、對各種減輕人民幣升值壓力對策的評論:

對策一：我國經濟的瓶頸產業，如電力、交通、能源等需要政府的大量投資，如果物價上升，致使瓶頸產業狀況發生變化，由于資源過多地流向它們，將導致資源分配不合理。所以并非可取之途徑。

對策二：有一些經濟學家提出，與其讓人民幣升值，不如取消出口退稅政策或降低出口退稅率。這種做法既可以減輕人民幣升值壓力（出口減少）又可以減輕政府財政負擔。增值稅退稅是世界通行做法。與在國內銷售的產品不同，對出口企業的產品不征增值稅（實行零稅率），而對其投入品卻要實行增值稅退稅，在出口這一環節上，國家增值稅的稅收收入是負值。其結果是，出口越多，中央財政的退稅負擔就越大。但是，因為國內企業的增值稅負擔是可以轉嫁給最終消費者（使用者）的，所以出口企業并不會因在不繳納增值稅的同時享受退稅而得到特殊好處。在原則上，退稅并不是一種出口鼓勵政策。一般來說，退稅只是使出口企業享受到一般企業所應該享受的待遇。取消對出口商品的退稅將構成對出口企業的歧視，從而造成市場扭曲。我們應該做的是保證出口企業與非出口企業得到同等程度的退稅，一個百分點不應多，一個百分點也不能少。但現在的問題是：既然減少退稅率和升值都會導致出口減少，而匯率升值更容易操作，為什么非要舍易求難，非要通過改變退稅政策而不是調整匯率，或兩者同時進行，來釋放升值壓力呢？

對策三：在國內市場機制不完善、產權關系仍然模糊不清、金融體系問題成堆、向海外轉移非法所得的活動仍然十分猖獗的情況下，使資本自由化這種做法完全是本末倒置，是為避小“害”而趨大害。不論在哪個國家，在制定宏觀經濟政策的時候，不可能同時實現資本的自由移動、匯率的穩定和自主的貨幣政策三項目標。迄今為止，中國放棄了資本的自由移動，但堅持了實質上的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和貨幣政策的自主性。今后，如果放開資本移動，為了保證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就需要由釘住美元制向允許某種程度的匯率變動方向轉變。如果中國一方面繼續采取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一方面立即實現資本項目下的自由化。其結果必然是：中國完全喪失經濟上的獨立性，并很快成為外國投機者的自動提款機。所以，資本自由化不可操之過急。

對策四：筆者認為最為可取，變動匯率，使人民幣適當升值。由于中國金融體系的脆弱性，以及經濟結構和經濟體制上的一系列問題，中國經濟是無法承受匯率的巨大波動的。換言之，在目前和今后相當時間內，中國還不具有實行自由浮動匯率制度的條件。因而，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是我們現在的最佳選擇。在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下，圍繞中心匯率，在一個給定區間內，匯率是可以有一定波動的。中心匯率也可以根據一定規則進行設定和調整。可以先逐步擴大匯率變動的區間，再逐步擴大變動幅度，允許每年有數個百分點的升值。外匯儲備急劇增加顯示出了中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在提高，人民幣升值的條件已經日趨成熟。如果漠視這一情況，拖延人民幣的升值，將產生諸如資源配置低效化、泡沫經濟膨脹以及對外貿易摩擦加劇等一系列弊端。

但是由于來自以日本為首的海外的升值要求正在把外匯政策這一中國的國內經濟問題演變為國際政治問題。對于中國新的領導層而言，他們無論如何都不愿意以屈于外國壓力的形式提高人民幣的匯率。但是，恰恰因為外匯政策事關國家利益，因此需要相互排除感情色彩，加以冷靜地分析和對應。日本把通貨緊縮的原因歸咎于中國，并從人民幣升值中尋求解決方案，無異于緣木求魚。日本通貨緊縮的真正原因是結構改革的滯后以及與之相伴隨的國內經濟低迷。這些問題得不到解決，無論人民幣升幅多大，日本經濟都不可能出現真正的復蘇。相反，人民幣升值意味著來自中國的進口產品的價格上漲和日本貿易條件的惡化，這對日本的生產企業和消費者都是極為不利的。

另一方面，對中國而言，維持人民幣的現有匯率水平，放任不均衡擴大所產生的機會成本很大，因此，可以推斷人民幣的升值并不利于日本，而更有利于中國自己本身。

五、人民幣可以升值的原因:

首先，有人擔心升值之后，中國出口順差將會減少、甚至會出現逆差。經濟增長速度將因此而下降，并對就業增長造成相應的不利影響。

如果把從事國際貿易作為獲得順差和增加積累外匯的手段，那是回到了古老的重商主義。世界各國進行對外貿易的目的是通過參與國際分工，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提高本國福利水平。通過壓低人民幣匯率可以增加貿易順差，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在貿易順差增加的同時，中國的貿易條件卻惡化了（以實物計的換匯成本上升了）。從社會福利和資源配置的角度來看，以匯率貶值（或實際匯率貶值）為代價維持長期貿易順差很可能是一件得不償失的事情。

對于經濟增長來說，出現貿易逆差也不一定是壞事，關鍵在于經濟效率。如果貿易逆差是由于高效率驅動的高投資所造成的，只要不失去控制，出現貿易逆差就不但不是壞事而是好事。首先，貿易順差的減少對短期經濟增長（總需求）的負面影響，將被投資需求增長的正面影響所抵消。其次，更重要的是，建立在貿易逆差基礎上的有效投資率的提高，將導致經濟增長潛力的提高，未來的就業形勢將會因此而改善。

事實上，無論是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的經驗（盡管其它亞洲國家貨幣相對人民幣大幅度貶值，中國出口在主要出口對象國所占份額并無明顯變化），還是有關部門（包括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小組）使用不同方法計算的結果都顯示：在升值幅度不大的情況下，中國貿易狀況不會受到很大影響。

所以，人民幣小幅升值將有利于增加進口，平衡國際貿易，降低我國外匯儲備增加的速度，逐步消除中國巨大的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所引起的各國政府的心理不平衡。

其次，人民幣適度升值還有利于減輕中國的外債負擔；提高中國GDP的國際地位；有利于中國企業擴充海外業務。

再者，人民幣的升值，可以迫使一些低效率的企業退出出口市場，減少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惡性競爭。真正有效率的企業是不怕升值的。人民幣的小幅升值可以向中國的企業和金融機構發出信號：今后外匯風險將會增加，企業和金融機構應當做好相應準備，加強風險的防范。其結果可能是在貿易條件改善的同時，中國的貿易順差非但不減少，反而增加。由于升值，企業通過提高生產效率而不是僅僅依靠廉價勞動力來維持競爭優勢的內在動力將會加強。與此同時，企業也將會有較強的購買能力進口先進的資本品和技術。因而，從長遠的角度來看，人民幣的適度升值還有助于促進企業加快技術進步的步伐。

許多經濟學家同意“中國的匯率制度應該有一定靈活性”的看法。但是，他們認為，目前還不是人民幣升值的最好時機。對時機的擔心可以理解，但經濟發展是充滿不確定性的，最好時機只能在事后判斷。在“歷史終結”之前，誰能保證從現在看的未來的某一個時點是最好時機呢？如果認為現在我們面臨升值壓力，因而不是最好時機，那么再等待一段時間之后，升值壓力就會減輕嗎？如果升值壓力真的減輕了，我們是否應該等待升值壓力進一步減輕呢？如果等待一段時間之后，升值壓力被貶值壓力所取代，我們又應該怎么辦？以此類推，我們就只好永遠等待下去了。余永定認為，在匯率制度是有管理的浮動已經得到肯定的前提下，只要我們能夠斷定，現在增加人民幣匯率的靈活性（允許人民幣有小幅度升值），不會對經濟帶來比較嚴重的負面影響，我們就可以認為當前是一個可以采取行動的好時機。一味等待必然錯失良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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