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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的逐步放開，加上市場進化的推動，人民幣必然走向國際化。人民幣國際化的過程，也是人民幣業務、機構、交易網絡國際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金融監管框架必然需要根據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動態進行調整，因為政府所監管的對象將是不斷國際化的金融業務和金融市場，這從監管體制、監管手段和監管目標等方面對我國金融監管提出了新的課題。本文對這一課題進行了探討，認為建立國內協同與國際合作的監測體系至少可從三個方面著手：一是進出口貿易的海關統計，二是積極與周邊國家建立雙邊貿易結算機制，三是將人民幣的跨境流通納入商業銀行體系。同時，利用國際化市場工具發展人民幣市場，發行人民幣計價的國際債券，提供人民幣計價金融工具的流通市場，發展外匯市場。針對監管目標，本文在“三元悖論”的理論下討論了經濟政策抉擇，結論是人民幣國際化現狀和前景有助于形成一個市場化的匯率體制。

關鍵詞：人民幣市場，人民幣國際化，金融監管，市場工具

人民幣國際化是市場進化推動的結果，在這個過程中，金融監管框架必然需要根據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動態進行調整，因為政府所監管的對象將是不斷國際化的金融業務和金融市場，這從監管體制、監管手段和監管目標等方面對我國金融監管提出了新的課題。

監管體制：國內協同與國際合作

貨幣的國際化會不斷提高原來相對分割的不同地區的金融市場的互動程度，人民幣的國際化將推動金融機構的國際化業務不斷擴張，同時國內金融市場和國際市場的互動和聯系也會隨之增強。這就對監管協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人民幣境外流通規模雖然目前看來并不大，但是從趨勢上看正在快速上揚。海外人民幣市場規模的擴大，客觀上要求傳統的局限于國內市場的人民幣監測體系能夠進一步延伸到海外市場，否則，國內貨幣政策的制定就會缺乏完整的判斷依據。不僅如此，監管和調控體系之外的大量人民幣流動，也可能為投機者提供工具。

建立這樣的監測體系至少可從三個方面著手

一是進出口貿易的海關統計。在人民幣國際化的初級階段——區域化階段，在邊境貿易中充當支付媒介和計價單位仍然是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動力。在支持人民幣成為邊境貿易通行貨幣、促進人民幣在周邊國家實現“區域化”的同時，加強海關統計中的人民幣跨境流通情況的統計，有助于掌握人民幣在周邊國家的流量和存量，為金融監管和貨幣政策的制定提供參考依據。

二是積極與周邊國家建立雙邊貿易結算機制。通過雙邊貿易結算機制，促進利用雙邊貨幣進行邊境貿易，利于人民幣現金更活躍、有序地跨境流動。同時，將人民幣納入雙邊貿易結算機制也有利于監測人民幣現金跨境流動對我國國際收支頭寸的影響，這是構建我國人民幣跨境流通監測體系的重要基礎。目前，我國已與越南、蒙古、朝鮮、俄羅斯、老撾、尼泊爾等邊境貿易活躍的周邊國家簽訂了雙邊結算與合作協議。

三是將人民幣的跨境流通納入商業銀行體系。銀行體系的建立不僅可以將人民幣的跨境流通和兌換從“地攤銀行”等機構中納入商業銀行等合規的金融監測體系，而且為人民幣的流出和回流提供了便捷安全、可監測的渠道。目前，我國與越南等周邊國家的邊貿口岸中人民幣的兌換匯率仍然受“地攤銀行”的操縱，所以需要擴大商業銀行的海外分支機構或者行網絡覆蓋范圍，將人民幣跨境流通納入商業銀行體系，提高人民幣國際清算服務的便捷程度。

人民幣國際化的過程，也是人民幣業務、機構、交易網絡國際化的過程。人民幣國際化在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提高金融市場效率的同時，也使國內金融體系在國際市場范圍內面臨著更多的風險暴露。為了更好地提高國內外市場的有效性和應對新的風險，需要加強金融監管的國際合作。

人民幣國際化的過程中，作為市場影響不斷擴展的國際貨幣其外部性也不斷增加。人民幣貨幣政策、匯率走向等在調節國內經濟的同時也會對國際上相關國家的經濟造成影響，如何協調可能的政策目標沖突，使人民幣在保護本國經濟利益的同時更好地擔負起國際貨幣的義務，正成為貨幣監管部門的新課題。從目前人民幣國際化的進展看，加強金融監管國際合作的可選方式有：

一是建立雙邊或區域性經濟合作組織。截至2008年1月24日，中國證監會已經與39個國家和地區的金融監管機構簽署了雙邊合作監管備忘錄。上海合作組織中專門設立的經貿部長會議，為亞洲主要國家的經濟合作提供了一個正式渠道。自2003年6月“清邁倡議”通過建立備用貸款基金作為區域危機解救機制以來，東盟與中日韓（10+3）自由貿易區的經濟金融合作有了實質性進展，加強了貿易投資合作和金融市場開放，建立了亞洲債券基金，簽訂了雙邊貨幣互換協定，從而搭建了一個初步的合作框架。

二是加入國際性金融組織。中國于1999年加入20國集團（Group20），該組織成員國的財長和中央銀行行長每年會晤一次，歐美等主要工業化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在這一平臺上，就國際經濟、貨幣政策和金融體系等問題進行對話、尋求合作。我國也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國際互換與衍生工具協會（ISDA）和國際證監會組織（IOSCO）等機構，與世界各國和地區就金融監管展開對話與合作，審慎、合理地采納國際通行的監管標準。另外，中國人民銀行于2007年6月29日成為反洗錢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FATF）的正式成員。這些都是加強金融監管國際合作的重要形式。

三是積極參與和履行金融監管的國際性協議，如巴塞爾新資本協議、有效銀行監管核心原則以及世貿組織的相應規定。這些協議和準則推動了我國金融行業在經營和監管方面的變革，對在國際視野下實現有效的金融監管、防范金融風險、加強金融監管的國際合作具有重要意義，可促進我國金融監管國際化的水平。

人民幣市場的發展：國際化市場工具

發行人民幣計價的國際債券，提供人民幣計價金融工具的流通市場。這個市場的建立和完善，有助于擴大人民幣的使用范圍，促進人民幣資金的有效配置。2007年1月10日，國務院同意內地金融機構經批準可以在香港發行人民幣債券，2007年6月份起，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和中國銀行先后在香港發行了總額為100億元的人民幣債券。這是內地金融機構在境外市場發行人民幣債券的有益嘗試，為人民幣債券擴大國際發行和流通范圍積累了寶貴經驗。

逐步培育離岸金融市場。在我國資本賬戶沒有完全開放的條件下，人民幣在國際地位中的提升，有賴于人民幣離岸市場的培育和發展。隨著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海外對人民幣的需求有所增加，為非居民提供進行人民幣投資或籌集資金手段的人民幣離岸市場的出現和壯大將成為必然。在香港培育和發展人民幣離岸市場，不僅有助于形成一個完全市場化的人民幣利率指標體系，而且可以為國內的外匯市場調節提供參照，并帶動中國與亞太地區經濟的合作深度。

發展外匯市場。在人民幣國際化的過程中，人民幣匯率是金融穩定的重要內容。人民幣自由兌換及其合理的匯率形成機制都有賴于完善有效的外匯市場。

一個國際化的貨幣，首先必然要求有一個國際化程度更高的外匯市場來作為市場支持。從1994年建立了全國統一的銀行間外匯市場以來，我國外匯市場發展迅速，2007年4月9日，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推出人民幣外匯即期、遠期、掉期交易和外幣交易的統一的外匯交易系統，并于8月17日開始，在銀行間外匯市場開辦人民幣兌美元、歐元、日元、港幣、英鎊五個貨幣對的貨幣掉期交易。我國銀行間外匯市場不斷健全，產品不斷創新和豐富，市場規模、流動性和規范性都不斷提高，成交量整體呈現逐年攀升的態勢。不過，與中國龐大的進出口貿易規模、資本流動規模以及GDP規模相比，中國外匯市場的交易規模和交易種類都遠遠不能跟上市場的需求。因此，在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中，加快外匯市場這一基礎設施建設仍是當前的一項重要任務。

監管目標：“三元悖論”下的經濟政策抉擇

“三元悖論”是由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在20世紀90年代末分析亞洲金融危機的原因時提出的。該理論認為：一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匯率的穩定性、資本的自由流動這三大金融目標不可能同時實現，最多只能同時滿足兩個而放棄另外一個。為分析開放經濟下的貨幣政策、匯率政策選擇問題提供了簡潔而有效的分析框架。

從中國當前的狀況看，大致可以說是以人民幣經常項目可自由兌換而資本項目不可自由兌換、相對獨立的貨幣政策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為主要特征。這為我國開放經濟下經濟政策和金融監管目標的選擇提供了不同的路徑，例如，在放松資本管制的同時保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進而逐步推進市場化的浮動匯率。

人民幣國際化現狀和前景有助于形成一個市場化的匯率體制。一方面，人民幣國際化會逐步使得人民幣成為區域性貨幣，擔負起國際間交易媒介、計價單位、價值儲備的貨幣職能，這必然伴隨人民幣在國際貿易、跨國投融資等方面大規模地使用流通，以人民幣計價的金融產品在國際金融市場上也越來越占有重要地位。另一方面，隨著人民幣參與國際市場的深度和廣度的增加，人民幣匯率將越來越受到國際市場力量的影響，人民幣離岸市場形成的匯率也對官方匯率形成重要參考，并有助于推動人民幣匯率逐步市場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