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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轉換經濟增長方式

就轉換經濟增長方式的問題,我國學術界自改革開放以來就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并圍繞這個問題發表或出版了大量的論文或專著"!。這些研究主要圍繞以下兩個問題展開:(1)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現狀及我國的目標增長方式是什么?(2)如何實現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換?就第一個問題,我國學術界基本上沒有分歧。大家普遍認為,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是粗放型(外延式)的有代表性的論述如劉國光等(2001),郭金龍(2000),吳敬璉(2005),基本觀點是中國的經濟增長方式存在著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貢獻率低、經濟效益低、資源配置效率低、經濟運行質量低等問題。依據這樣的判斷,我國學術界和政界的主流觀點就是,我國經濟增長方式轉換的目標就是實現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外延式)到集約型(內涵式)的轉化。比如,劉國光等(2001)指出,“從定性的角度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目標可以描述為:經濟持續穩定快速增長,對非再生性資源的依賴程度日益降低,生態環境由被破壞逐步轉為不斷改善,勞動生產率日益上升,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用定量的標準來衡量,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應體現為全要素生產率不斷穩步提高。(第8頁)”黨和政府的官方文件中也表示了同樣的觀點。比如,早在1987年,黨的《十三大報告》就提出了“注重效益、提高質量、協調發展、穩定增長的戰略。這個戰略的基本要求是,,就是要從粗放經營為主逐步轉上集約經營為主的軌道”。

關于第二個問題,即如何轉換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問題,我國學術界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種各樣的政策建議。這些建議可以大致歸為以下幾類。(1)經濟體制改革。劉國光等(2001)認為,要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換,就需要通過經濟體制改革解決資源優化配置和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這兩個問題。吳敬璉(2005)認為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源在于現行經濟體制。賈彧(2006)也強調企業產權、生產要素產權制度以及環境資源產權制度對于轉換經濟增長方式的意義。郭金龍(2000)和王一鳴(2007)強調市場體系和價格體制改革的作用,王一鳴(2007)還強調投資體制改革等。郭金龍(2000)、劉國光等(2001)還提到了企業運行機制改革的問題,吳敬璉(2005)、劉國光等(2001)、朱啟銘(2006)則提到了金融體制改革的問題。(2)產業結構轉換。劉國光等(2001)指出,產業結構的變化有助于經濟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吳敬璉(2005)認為生產性服務業能夠為市場交易提供基礎設施并降低交易成本,因此發展生產性服務業有助于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換。陳保啟等(2006)則認為生產性服務有助于把技術進步引入生產過程,有助于促進社會分工,也會影響技術創新的方向,所以他也強調發展生產性服務業對轉換經濟增長方式的重要性。(3)技術進步。劉國光等(2001)指出,產業結構的變化有助于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而產業結構變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技術進步。有的學者則更進一步就如何促進技術進步提出了自己的政策建議。例如,郭金龍(2000)認為,要促進技術進步,就必須加大科技投入,并建立以企業為主體的技術進步機制。吳敬璉(2005)則從體制改革的角度探討了消除行政化、官本位、等級制度等積習,以及建立現代市場經濟體制對技術進步的促進作用。(4)政府職能的轉換。在吳敬璉(2005)看來,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源在政府,因此他主張進行政府自身改革,轉換政府職能,從而限制政府權力,建設有限政府,提高經濟效率。黃曉鵬(2006)也指出粗放型增長方式是政府制度安排造成的,因此轉換增長方式要求政府改革。

此外,龔剛等(2007)認為財政政策目標應該從需求管理轉向供給推動,因為這樣更有利于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5)其他方面。我國學術界識別出來的影響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因素以及政策選擇還有很多。比如。吳敬璉(2005)、劉興革(2006)、徐輝等(2003)探討了信息化對轉換經濟增長方式的意義;張卓元(2007)、張潔等(2007)考慮了發展循環經濟、節能減排;劉國光(2001)、楊云(2006)等分析了人力資源開發對轉換經濟增長方式的促進作用。限于篇幅,在這里就不一一列舉了。轉換經濟增長方式是最近幾十年來我國政府設定的主要任務之一。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初起,我國政府就提出了經濟增長方式的轉換問題。而1987年黨的《十三大報告》更是把這個問題寫入了官方文件之中。20年來,為了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換,我國學術界做出了廣泛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各種各樣的政策建議,我國政府也實施了各種各樣的政策,做出了各種各樣的嘗試,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直到現在,20年過去了,經濟增長方式仍然沒有轉換過來,經濟增長方式的轉換依然是我國學術界和政界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為什么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這么難呢?主要阻力何在?問題出在哪里?如何才能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換?本文的目的就是探討這些問題。與以前的文獻相比,本文的特點就在于本文考慮了一個經濟的實際增長方式和目標增長方式的決定因素問題,指出一個經濟的實際增長方式是由該經濟的要素價格體系決定的,而其目標增長方式則是由其要素稟賦的結構決定的,然后,由此出發討論了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換問題。本文的中心思想是:

第一,一個經濟的最優經濟增長方式或目標增長方式是使該經濟的生產成本最小化的增長方式,而要實現生產成本的最小化,就得根據該經濟的要素稟賦的特征,也就是說,一個經濟的最優經濟增長方式或目標增長方式是由該經濟的要素稟賦的特征決定的。

第二,靠技術進步以取得全要素生產率(TFP)的增長不是沒有成本的,在我國目前的情況下,由此取得經濟增長的成本在許多情況下是相對高的,因此,我國目前的最優經濟增長方式或目標增長方式更多地只能是相對多地依靠要素投入增加的經濟增長;但這并不意味著所有要素都同等使用,各種要素的相對投入依然要使生產成本最小化,因此,作為一個勞動力資源豐富而資本和自然資源稀缺的國家,我國的最優經濟增長方式就應當是勞動相對密集型的增長方式。

第三,經濟增長是由企業實現的,而企業是在一定的宏觀經濟環境中生產的,這個宏觀經濟環境的最根本特征就是要素價格體系。企業是根據這個要素價格體系來選擇自己的要素投入組合以實現成本最小化的,而企業選擇的要素投入組合就決定了一個經濟的增長方式。因此,有什么樣的要素價格體系,就有什么樣的經濟增長方式。最近幾十年來,我國長期采用低利率、低土地價格、低能源價格、低原材料價格的政策,直到現在,這些價格扭曲還沒有完全得到矯正。在這樣一個扭曲的要素價格體系下,企業選擇的經濟增長方式必然是資本和土地密集型的增長。

第四,因此,要轉換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首先要轉變我國的目標增長方式,其次要進行要素價格體系的改革,使要素價格體系充分反映我國要素稟賦結構的特性;在此基礎上,還應進行一些配套改革以硬化個體微觀主體的約束,比如加快企業改革和銀行改革,建立健全國家信用制度,加大執法力度,消除或減弱信用市場上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行為,使企業實際支付的要素價格體系符合我國的要素稟賦結構,從而使企業的最優化盡量接近整個經濟的最優化。本文以下部分的結構如下:首先,我們對經濟增長方式這個概念進行定義;其次,我們討論一個經濟的最優增長方式的決定因素問題。在這一節,我們要弄清楚我國的最優經濟增長方式或目標增長方式是什么;然后,在第四節,我們介紹我國最近幾十年來的經濟增長方式的特征;第五節討論我國為什么會有這樣的經濟增長方式;最后,在第六節,我們討論我國怎樣才能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換。

二、經濟增長方式的定義

一個經濟的增長,只可能有兩個來源,即生產率的提高和要素的積累。所謂“經濟增長方式”,指的就是一個經濟在實現經濟增長時生產率提高和要素積累的貢獻的相對大小。吳敬璉依照前蘇聯的政治經濟學的思路指出,“所謂經濟增長方式,就是指推動經濟增長的各種生產要素投入及其組合的方式,其實質是依賴什么要素,借助什么手段,通過什么途徑,怎樣實現經濟增長”(吳敬璉等,2005)。對于這個定義,我國學術界基本上沒有分歧。按照這種思路,經濟增長方式一般被分為兩類,一類是靠增加自然資源、資本和勞動等的投入所實現的增長;一類是靠提高生產效率實現的增長(吳敬璉,2005,第12頁)。問題在于,即使在前現代社會,經濟的增長通常也是由生產率的提高和要素的積累兩方面的因素同時作用才得以實現的"!。既然如此,這兩種增長方式的劃分標準是什么?對于這個問題,實際上沒有一個清晰的標準,但只要我們對一個經濟的增長中生產率提高的相對貢獻能夠進行定量測定,我們至少可以對一個經濟不同時期的增長方式或同一時期不同經濟的增長方式的集約化程度進行比較。那么,如何定量地測量經濟增長中生產率提高和要素投入的貢獻呢?西方宏觀經濟學的經濟增長核算技巧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有用的分析工具。

按照西方宏觀經濟學的經濟增長核算方法,一個經濟的增長可以按照如下公式進行分解來找到經濟增長的源泉"#:△Y/Y=△A/A+αK△K/K+αL△L/L+(1-αK-αL)△R/R(1)其中,△Y/Y表示總產出的增長率,△A/A表示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K/K表示資本的增長率,△L/L表示勞動投入的增長率,△R/R表示土地投入(包括地皮、能源、水和其他自然資源,下同)的增長率,αK表示資本收入占總收入的份額,αL表示勞動收入占總收入的份額。顯然,公式(1)是根據包括三種投入品的生產函數推導出來的。那就是說,一個經濟在某一時期的增長有4種來源:一是生產率水平的提高,二是資本的積累,三是勞動投入的增加,四是土地投入的增加。其中生產率水平的提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一比一的,即生產率水平每提高1%,經濟也增長1%;而資本積累、勞動投入和土地的增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要小于三種要素各自的增長率,三種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取決于三者各自的收入占總收入的比例。因此,根據公式(1),我們可用全要素生產率和各要素投入的變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即全要素生產率以及各要素的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與經濟增長率之比,(△A/A)/(△Y/Y)以及(αK△K/K)/(△Y/Y)等)來衡量一個經濟在某一特定時期的經濟增長方式。因此,按照這四種因素的變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的相對大小,我們可把經濟的經濟增長方式分為全要素生產率增進型(下簡稱“TFP”增進型)的經濟增長、資本密集型經濟增長、勞動密集型經濟增長和土地(或自然資源)密集型經濟增長四類,后三類可以統稱為“要素積累型增長方式”。顯然,這種分類方式與我國學術界目前對經濟增長方式的劃分方法有所不同。如前所述,我國學術界目前把經濟增長方式劃分為兩類,即以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為主的所謂“集約型”增長方式和以增加要素投入為主的所謂“粗放型”增長方式。

我們認為,這種分類方式是不合適的,因為它不能區分所謂“粗放型”增長方式中各種要素投入的變動對經濟增長的相對貢獻,也就是分類太粗糙。因為一個經濟的要素投入的增加不可能是完全同比例的。另外,這兩個術語本身給人一個先入之見,那就是“集約型”增長方式比“粗放型”增長方式好,或者說以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為主的增長方式優于以增加要素投入為主的增長方式。如下文所述,本文不同意這種觀點。在我們看來,只要能夠實現成本最小化,以增加要素投入為主的增長方式完全可以是一個經濟的理想增長方式。對于在自主研發方面不具有比較優勢的發展中國家而言,以自主研發為特征的生產率提高方式的成本非常之高,因此,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以增加要素投入為主的增長方式完全可能是成本最小的增長方式。所以,本文不采用對經濟增長方式的這種分類方法。在本文中,我們把“集約型”增長方式稱之為“TFP增進型”增長方式,而把“粗放型”增長方式稱之為“要素積累型”增長方式,以避免這種先入之見;根據經濟增長中各要素貢獻的相對大小,我們把“要素積累型”增長方式又分為勞動密集型增長方式、資本密集型增長方式和土地密集型增長方式三大類。需要說明的是,本文對經濟增長方式的這種新的分類方法很可能低估了技術進步的貢獻。人們一般認為,全要素生產率代表技術水平"!,因此,在公式(1)中,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A/A)/(△Y/Y)就被認為是代表了技術進步的貢獻。不過,雖然生產率的增長主要來源于技術進步,但技術進步又有兩個來源,一是自主研發,一是技術引進。技術引進往往與引進先進設備等聯系在一起,因此,如果技術進步是以技術引進的方式進行的,在公式(1)中就反映為資本的增長,而不是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而自主研發主要體現為生產率的增長。因此,在公式(1)中,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反映的僅僅是由自主研發導致的技術進步,不代表技術引進導致的技術進步。所以,如果用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來衡量技術進步的貢獻,就會低估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沒有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并不代表沒有技術進步,如果技術進步靠自主研發,根據上述方法得到的結果中就會有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如果技術進步靠技術引進就不會有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到底何者較好,應該決定于成本。

三、我國的目標增長方式是什么?

要分析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首先得明確一個經濟的目標增長方式是什么,也就是說,如果要轉的話,要往哪兒轉,要轉成什么樣的增長方式?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得弄清楚的是,一國的經濟增長方式是由什么因素決定的。經濟增長是由企業實現的,而企業是在一定的宏觀經濟環境中生產的,這個宏觀經濟環境的最根本特征就是要素價格體系。企業的決策規則是在生產給定產出的前提下,根據要素的相對價格來選擇要素投入組合以實現成本最小化。因此,企業面對的相對要素價格體系就決定了企業選擇的要素投入組合,因而也就最終決定了整個宏觀經濟的增長方式。因此,有什么樣的要素價格體系,就有什么樣的經濟增長方式。然而,使企業成本最小化的增長方式未必能同時使整個經濟的生產成本實現最小化。企業是在一定的要素價格體系下來進行最優化的,對于企業來說,這個要素價格體系是外生的,任何一個單個的企業都無力影響它。然而,對于整個宏觀經濟來說,要素價格體系卻是可以調節的,政府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調節要素的相對價格,比如說可以通過貨幣政策調節利率,可以通過財政政策、行政手段或法律手段調節工資水平、利率水平、自然資源和能源的價格等。隨著要素價格體系的變化,企業選擇的經濟增長方式也會變化,相應的企業的最低生產成本也不同。因此,就存在一個最優的要素價格體系,在此價格體系下,整個經濟的生產成本達到了最小化。

而此時的經濟增長方式我們就稱之為“最優經濟增長方式”,即使整個經濟的生產成本達到最小化的經濟增長方式。那么,這個最優的要素價格體系又是由何因素決定的呢?一國的最優要素相對價格決定于該國的要素稟賦結構。一個國家某種要素越豐裕,它的相對價格就越低;而越稀缺的要素的相對價格就越高。這個原則在開放經濟下適用,在封閉經濟下同樣適用。生產要素一般可分3種:勞動、資本和土地,這3種要素如何進行組合以從事生產則靠技術。一個企業要獲取這三種要素和技術,都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一國的最優經濟增長方式就取決于這3種要素及技術進步的相對價格。因此,一國的最優經濟增長方式既可能是要素積累型(即所謂的“粗放型”)的,也可能是TFP增進型(即所謂的“集約型”)的;一國究竟應該采用要素積累型還是TFP增進型增長方式,關鍵看要素積累和技術進步的相對價格。技術的本質是組合勞動、資本以及土地以進行生產的一種知識,知識本身很難進行計量,因此,在進行經濟增長核算時通常只衡量勞動、資本、土地的投入量,而把(1)式中,不能用這3種要素的增加來解釋的產量增加的剩余量,也就是所謂的全要素生產率,作為技術進步或生產率水平提高的量。對發達國家而言,技術進步的取得只能來自于自主研發,而發展中國家既可以靠自主研發,也可以靠引進技術來獲得技術進步。通常,自主研發需要很高的經費投入而且風險很大,而以引進的方式來取得技術進步的成本和風險都較低。

不過,引進的技術一般包含在所購買的技術設備里,在進行經濟增長核算時會表現為資本的增加,而不是索洛剩余量的增加,也就是不表現為生產率增進型的經濟增長。相反,如果以自主研發來取得技術進步,研發的成本不被包括在經濟增長核算中,所以,自主研發所獲得的技術進步就會表現為經濟核算中的索洛剩余值,也就是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林毅夫、任若恩,2006)。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以自主研發來取得技術進步的成本很高,因此,一般采用的是以增加要素投入或引進技術的方式為主的經濟增長方式,在經濟增長核算中就表現為要素積累型增長方式。對于發達國家來說,資金和資本較為豐富,承擔風險的能力較高,而且,自己不研發就不能取得技術進步,因此,通常會以自主研發來取得技術進步,所以,表現為全要素生產率增進型的增長方式的可能性更大。這種觀點的一個推論是,如果我們考察一個經濟在某一段時期的經濟增長,那么在此一時期內該經濟的TFP的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與經濟的期初人均GDP之間就應該呈正相關關系。這也是本文觀點的一個可以應用經濟計量方法予以檢驗的假設。因為數據的可獲得性不是很好,我們在此也僅能做一個簡單的檢驗。為不同國家和地區經濟增長方式的比較。

為TFP的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與經濟的期初人均GDP之間的相關關系。期初GDP來自安格斯•麥迪森(2003),已經按購買力平價法進行了匯率調整,并以1990年為基期進行了價格調整。中,縱軸為TFP的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橫軸為相應經濟的期初人均GDP。從中可以明顯看出二者之間的一個正向相關關系。用上表中TFP的增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對期初人均GDP回歸,可以得到以下結果:一國在某一時期經濟增長中TFP的貢獻率=17.32+0.0025333×該國的期初人均GDP(1.50)(1.99)n=9,F(1,7)=3.98,調整R2=0.2712。期初人均GDP的系數(系數下的括號內為t值)是正的且顯著地大于零。因此與我們的預言是一致的。該結果表明,人均收入每增加1000美元,經濟增長中TFP的貢獻率平均來說就會提高大約2.5個百分點。Young(1995)分析了臺灣、香港、新加坡和韓國(所謂的亞洲“四小龍”)從20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初經濟增長的源泉,他發現這四個經濟體的經濟增長中TFP增長的貢獻非常小,即所謂“亞洲無奇跡”。也就是說,這四個經濟體所表現出來的經濟增長方式實際上都是要素積累型的。這不難理解。這四個經濟體在開始時都處于不發達階段,靠自主研發取得技術進步的成本相對高,因此其最優增長方式就是以增加投入和以引進技術為主的要素積累型經濟增長方式。因此,要素積累型增長方式未必就是無效率的或低效率的增長方式。問題的關鍵在于經濟增長是否實現了成本最小化。

如果實現了成本最小化,那么即便在增長核算中表現為要素積累型增長也是最優的,也是符合經濟的長遠利益的;如果沒有實現成本最小化,經濟增長表現出來的TFP貢獻率即使很高,這種增長的可持續程度也可能很低,因此對于長期增長來說越有害。我國目前正處于發展中階段,與亞洲“四小龍”的早期發展一樣,要素成本以及引進技術比靠自主研發取得技術進步的成本都低,因此,我國現階段的最優增長方式也應是相對要素積累型的,而不是TFP增進型的"!。就我國的情況而言,與資本和土地(自然資源)相比,我國的勞動力比較豐裕,因此勞動力的相對價格應該較低,因此,我國在實現經濟增長時,應當盡可能多地使用勞動,而非資本和自然資源。因此,總體而言,我國現階段的最優經濟增長方式或目標增長方式就應該是勞動力相對密集的要素積累型增長方式。

四、我國目前的經濟增長方式的特征是什么?

到目前為止,關于我國最近幾十年中經濟增長因素分析的研究已經有許多。其中有許多只報告了TFP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沒有報告資本和勞動的貢獻。因為本文研究的是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換問題,所以為了看清楚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我們只考慮那些既報告TFP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報告資本和勞動的貢獻的文獻?？偨Y了這些文獻的結果。表明,TFP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從來都沒有高過28%,而資本的貢獻率基本上大于50%。Gapinski(2001)估計出的勞動貢獻率大于資本貢獻率,對這一結果我們表示懷疑。因為Chow和Lin(2002)根據1978~1998年的數據估計的資本貢獻率為66%,而1971~1978年我國正處于完全的計劃經濟狀態,當時我國采用的是趕超戰略,資本對該期間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應高于1978~1998年的情形;即使1971~1978年這8年間勞動貢獻率大于資本貢獻率,要大到把1978~1998年這20年的情形給逆轉過來,也是不可思議的事情。我們懷疑Gapinski(2001)用的數據可能不準確?？傮w來說,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我國近二十多年來的經濟增長主要是由資本的增長推動的,其次是TFP的增長,勞動的貢獻最小。在上述文獻中,都沒有談到土地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在經濟學中,土地還包括能源、水、原材料、礦產等等。本文不打算估計土地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在這里,我們根據我國生產過程中自然資源的消耗來就土地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作一個定性的判斷。首先看能源消耗。為我國與其他國家單位GDP能耗的國際比較。從可以看出,我國生產過程中的能耗是非常驚人的。我國單位GDP的能耗是日本的10倍,德國的7倍,甚至比印度還高出31%~45%。我國其他自然資源的消耗量也極其巨大。2004年,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記者招待會上,國家發改委主要負責人指出:“雖然去年(2003)我國取得了9.1%的高增長速度,但付出的代價也相當大。中國的GDP占世界4%,卻消耗了相當于全球總產量30%的主要能源和原材料,其中石油為7.4%,原煤為31%,鋼材為27%,氧化鋁為25%,水泥為40%。帶來煤、電、油、運的全面緊張和資源約束的加劇”(轉引自張書芬,2006)。給出了2003年我國與世界其他主要國家和地區每萬美元GDP所消耗的資源量。從中可以看到,中國對石油、水資源、鋼材、水泥、有色金屬等資源的消耗居于世界前列，不僅遠遠高于其他發達國家和地區,而且還遠大于世界平均水平。生產一萬美元的GDP,中國需消耗的石油、水資源、鋼材和水泥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4倍、6.8倍和11.6倍。綜上所述,我國最近幾十年來經濟增長方式呈現如下特點:(1)以要素投入為主,即要素積累型增長;(2)而要素投入又以資本和土地的投入為主。而如上所述,我國資源稟賦的結構決定了我國的較合適的經濟增長方式為以勞動投入為主的要素積累型增長。因此,我國目前的增長方式與我國資源稟賦的結構不相吻合。五、我國為什么會有這樣的經濟增長方式?我國為什么會有這樣的經濟增長方式?這是由我國的要素價格體系和技術進步的成本決定的。首先,我國處于發展中階段,以自主研發來取得技術進步成本非常高,因此,我國的經濟增長必然呈現為要素積累型的。其次,如前所述,經濟增長是由企業實現的,而企業是在一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即要素價格體系下做出生產決策的。而我國目前的要素價格體系恰恰就導致了這樣的經濟增長方式。

那么,我國最近幾十年來要素價格體系的特征是什么?首先,我國自然資源(包括能源)的價格偏低。長期以來,我國的能源和原材料價格仍然沒有市場化,這種價格不能反映我國自然資源的稀缺性。其次,我們考慮資本的使用成本。資本的使用成本又分為兩個部分,一為資本的購買價格,一為資本投入使用后的運行成本。我國資本品的購買價格偏低。主要原因在于我國自然資源的價格偏低。資本品是用自然資源生產出來的。任何一種資本品的生產都要用到各種原材料如鋼鐵、有色金屬、橡膠、能源等等。因此,自然資源的價格偏低必然會導致資本品的生產成本偏低。而在其他因素給定的情況下,生產成本就決定了資本品的購買價格。因此自然資源的價格偏低就會導致資本品的購買價格偏低。我國資本品的運行成本也偏低。按照標準的經濟學教科書中的公式,資本品的運行成本包括3個方面:利息、折舊和資本品價格的變動,而利息是其中最關鍵的部分。我國最近這幾十年來采用的一直是低利率政策。作為一個資本稀缺的國家,我國的名義利率甚至低于美國。以再貼現率為例。再貼現是金融機構從中央銀行獲取資金的主要渠道之一。目前,根據中國人民銀行頒布的基準利率,中國人民銀行的再貼現率為3.24%(中國人民銀行,2006);而美國目前的再貼現率為6.5%(FederalReserve,2006),遠遠高于我國的再貼現率。目前(2007年6月)中國人民銀行頒布的金融機構一年期人民幣貸款基準利率為6.57%,這一利率只跟美國目前的再貼現率基本持平。然而,決定要素投入組合因而經濟增長方式的是要素的相對價格,而非絕對價格"!。在目前的企業制度下,在信貸市場上存在著典型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企業不在乎利率的高低,貸款時可能就沒想還。而目前的銀行制度卻同時使銀行沒有謹慎貸款的激勵。銀行可能明知道貸款會成為爛賬,也沒有積極性拒絕發放貸款。

因此,企業實際支付的利率可能更低,甚至可能為負。我們知道,“負盈不負虧”曾經是我國企業的通病,不僅國有企業如此,有些非國有企業也是如此。我國以前針對某些企業實行過的“債轉股”實際上就是對這種情況的一種反應,而這種反應方式恰恰加強了企業賴賬的動機,加重了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問題,使企業對要素的相對價格的預期向著多采用資本的方向轉變。與勞動相比,資本品的使用成本實際上還有一種,那就是能源的消耗。在生產過程中勞動一般不需要消耗能源,而資本品卻需要能源來驅動。也就是說,在生產過程中能源與資本是互補品。因此,能源價格的變動會對資本品的需求產生影響。能源價格越低,對資本品的需求就越高,因而經濟增長中資本的貢獻就越大。因此,從增長核算中,我國之所以會表現出以資本和自然資源為主的要素積累型增長方式,主要原因是:(1)靠自主研發獲取技術進步的成本太大;(2)利息率和自然資源的價格偏低;(3)信貸市場上存在著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自主研發的技術進步的成本太大,所以增長方式必然表現為要素積累型,這一點沒有問題;以資本和自然資源為主則是由于利率和自然資源的價格偏低以及信貸市場上存在著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這才是我國經濟的問題所在。綜上所述,我國目前的經濟增長方式的形成機制如下:首先,自主研發的技術進步的成本太大,所以企業寧愿選擇以引進技術和要素投入為主的增長方式;其次,自然資源和能源的價格偏低導致資本品的購買價格和現有資本品的運行成本偏低,因而刺激了對新資本品的需求;第三,我國長期實行低利率政策,而目前的企業制度導致企業實際支付的利率更低,使企業對新資本品的需求進一步增加;第四,對新資本品需求的增加導致了生產這些新資本品的過程中對自然資源和能源的需求;第五,由于在生產過程中能源是資本的互補品,多年累積起來的巨大的資本存量的使用必然導致對自然資源和能源的巨大需求。于是,就形成了以資本和自然資源的大量投入為特征的增長方式。六、如何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換?在弄清了經濟增長方式的形成機制后,如何轉換經濟增長方式就是一個不難回答的問題了。

要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換,首先要認清我國的目標增長方式是什么。在我國,人們談起轉換經濟增長方式時,目標增長方式是TFP增進型的(即所謂“集約型”的),也就是以自主研發的技術進步為主的經濟增長方式。這種觀點實際上沒有顧及以自主研發取得技術進步的昂貴成本和我國要素稟賦的結構。我國向TFP增進型增長方式轉換的方針從提出到現在已經有20多年了。這20多年來,我國政府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然而,政府無論如何努力,都無法在短期內改變我國處于發展中階段這一事實,都無法在短期內改變我國的要素稟賦結構。因此,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我國實際表現出來的增長方式還沒有被轉換過來,這決不是沒有道理的,它充分說明我們選定的目標增長方式不完全適合我國的國情。只要我國處于發展中階段,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就會更傾向于以引進技術和增加投入而表現為相對的要素積累型。因此,要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換,較為可行而且有效率的做法是把增長方式從資本密集和自然資源密集的增長方式向以勞動投入為主的增長方式的轉換。其次是給企業提供一個合適的宏觀經濟環境,即合理的要素價格體系。所謂“合理的要素價格體系”,指的是能夠正確反映我國的要素稟賦結構的要素價格體系。如果要素價格體系不能正確反映資源的稀缺性,即使企業實現了最優化,整個經濟也還沒有實現最優化。整個經濟的成本最小化只有當要素價格體系能夠正確反映我國的要素稟賦結構時才能夠實現。這就要求我國加快市場化改革,使原材料價格、能源價格以及利率的決定都實現市場化,使其反映相應要素的稀缺性。在我國目前利率不能大幅度提高的前提下,可以通過提高原材料價格和能源價格以及征收資源、能源使用稅來提高資本的使用成本,從而實現向最優經濟增長方式的轉換。第三,在要素價格體系合理的情況下,要使企業實際支付的要素價格盡量接近這一要素價格體系。這就是說,要消除或至少盡量減弱信用市場上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行為。具體做法是:(1)建立企業行為的長效機制,使企業在借款時不僅考慮短期利益,還要考慮長期利益。具體措施有二:一是加快企業改革,消除企業的短期行為;二是建立健全企業和個人信用制度,使企業的短期行為具有長期效應。(2)加快銀行改革,使銀行在放款時切實考慮貸款質量,并在放款后對企業進行切實的監督,并努力回收貸款。(3)加大執法力度。在企業賴賬的情況下,用法律手段確保合同的執行,從而消除對合理的要素價格體系的偏離。

總之,一個經濟的增長方式是由其要素價格體系決定的。技術作為一種組合各種投入要素以進行生產的知識,其獲得也是有成本的,而且,自主研發的技術進步的成本通常是非常高的。因此,一個經濟到底是要靠自主研發或是引進技術以取得技術進步也應該決定于其成本的高低,而不應該一味地為了在經濟增長核算中表現為“集約型”的增長方式而過度強調以自主研發的方式來取得技術進步。就我國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而言,勞動是我國的比較優勢所在,但是要素價格的扭曲卻使得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成為資本和自然資源密集型增長。這種增長方式既降低了我國經濟增長的質量,也減少了我國勞動就業的機會,使得大量農村勞動力無法進入到附加價值較高的制造業部門,造成城鄉差距的擴大和收入分配的不平均,因此,要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換,關鍵有兩個,一是避免片面強調“TFP增進型”即“集約型”的增長方式,一是消除要素價格體系的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