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區域經濟研究理論分析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1.地區差異的構成與分解

多年來,地區發展差異一直是區域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問題之一。在六七十年代,各國學者主要是利用各種統計的方法,分析不同國家國內地區差異的大小及其變動趨勢,以探求其演變的一般規律性。然而,最近一二十年來,學術界開始運用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對地區差異的構成與來源進行分解,以揭示引起地區差異變動的一些主要因素。當前,學術界采用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幾種:

(1)采用費景漢等人提出的方法,對基尼系數進行分解。目前,這種方法主要用于分析農村地區之間的居民收入差異。如張平(1994)和羅澤爾(Rozelle,1994)曾采用這種方法,分析了中國農村地區居民收入差異的來源。結果發現,近年來,中國農村地區居民收入差異主要是由農村工業化或鄉鎮工業發展的不平衡引起的。

(2)采用加權變異系數方法,對地區差異的產業或部門構成進行分解。例如,馬瑟(Mathur,1983)、艾基塔和盧克曼(Akita&Lukman,1995)曾運用這種分解方法,分別考察了印度和印度尼西亞地區間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差異的部門構成。最近,魏后凱、劉楷等(1997)人也采用該方法對1952~1995年中國地區收入差異的產業構成進行了分解。分析結果表明,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省際人均國民收入差異大約有50%以上是由其工業發展差異引起的。

(3)采用錫爾(Theil)系數和廣義熵指數方法,對地區差異的地理構成進行分解。目前,該方法不僅被用來分析國家之間的收入差異(Levy&Chowdhury,1995),而且也廣泛用于考察國內地區之間的發展差異。例如,施瓦茨(Schwarze,1996)采用該方法分析了東西德合并對地區收入差異變動的影響;香港學者崔啟源(Kai-YuenTsui,1993)則利用1987年的數據,考察了省際差異、省內差異和城鄉差異對中國地區總體差異的影響。采用同樣的方法,魏后凱(1996)發現,中國地區間居民收入差異主要表現為三大地帶間差異和東部地區內的省際差異。自1985年以來,我國地區間居民收入差異的擴大有64%以上是由東西差異擴大引起的,有28%左右來源于東部地區內省際差異的擴大。對城鄉居民收入差異進行分解的結果表明,1985年以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總體差異的擴大,大約有55%是來源于城鄉之間居民收入差異的擴大,另有38%左右則是由農村地區內省際收入差異擴大引起的。很明顯,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其國內地區差異都是在諸多因素的綜合作用下形成的。上述方法都是從不同的角度,考察某些因素對地區差異形成的影響,其局限性是顯而易見的。因此,如何設計一些新的方法,綜合分析各因素對地區差異形成的影響,將是今后需要研究和探索的方向。

2.區域經濟增長的收斂性

在一國之內,各地區經濟的長期增長趨勢是否會出現收斂,或者各地區的收入水平是否會出現趨同呢?對這一問題,各國的許多學者都進行過深入的探討。自6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威廉遜(Williamson,1956)提出區域收入趨同假說,到80年代小阿莫斯(AmosJr,1988)提出“在經濟發展后期階段地區收入趨異”的假說,各國學者大都是從地區差異的角度來探討地區收入趨同抑或趨異問題。近年來,一些學者開始運用新古典增長模型來探討地區經濟增長的收斂性問題。巴羅和薩拉—艾—馬丁(Barro&Sala-I-Martin,1991,1992)在研究美國各州和西歐73個區域人均收入增長的收斂性后得出結論,無論是從部門還是從地區的角度考察,地區收入水平的趨同現象是客觀存在的,只不過這一趨同過程十分緩慢。典型貧困地區與富裕地區之間人均收入差距每年大約縮小2%,美國和歐洲都是如此。庫隆貝和李(Coulombe&Lee,1995)在最近的研究中也發現,自60年代初期以來,加拿大各省人均收入和產出增長都在趨于收斂。地區增長趨于收斂主要得益于區際貿易以及政府間轉移支付和稅收。迪林—漢森等人(Dilling-Hansen,Petersen&Smith,1994)則運用“追趕”(Catchup)理論分析了丹麥地區收入增長及其收斂性。結果發現,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丹麥縣際人均收入增長也呈現出較強的收斂性。在某種程度上,這種收斂主要是由地區產業結構和教育差異的縮小引起的。

陳和弗萊謝爾(Chen&Fleisher,1996)在運用索羅經濟增長模型進行分析后發現,1978~1993年中國各省人均GDP增長存在著有條件的收斂性。它取決于物質資本分享、就業增長、人力資本投資和外商直接投資。哈佛大學的簡,薩克斯和沃納(Jian,Sachs&Warner,1996)也認為,1978年以來中國省際人均收入增長存在著明顯的收斂性。他們把這種收斂歸之于中國的開放和市場化改革,特別是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在他們看來,經濟的自由化將有助于縮小而非擴大地區差距;相反,1978年以前中國實行的旨在縮小地區差距的中央計劃卻起著相反的效果。然而,采用巴羅等人提出的方法,魏后凱(1997)在最近的研究中發現,改革開放以來,盡管中國各省區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或人均國民收入的增長,大約以每年2%的速度在趨于收斂,但其居民人均實際收入的增長卻在趨于發散。對于這種地區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與居民人均收入增長或差異的逆向變動,魏后凱(1996)曾把它稱之為“地區差異變動之悖論”。為什么出現這種反常的情況呢?究竟是政府實行的收入再分配政策恰好起著相反的效果,還是其他因素所造成的影響?要回答這一問題,就需要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地區經濟增長的形成機制作進一步的實證分析。

3.城市和區域可持續發展

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Brundtland委員會)在其學術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中,曾廣泛地使用了“可持續發展”這一概念。按照Brundtland委員會的定義,可持續發展是“在不犧牲未來幾代人需要的情況下,滿足我們這代人的需要”。1992年6月,聯合國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的環境與發展首腦會議,通過了《21世紀議程》。之后,一股研究可持續發展戰略的“熱潮”席卷世界各地。

最初,一些學者根據可持續發展的思想,提出了城市可持續發展和可持續城市概念。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是一個多維的概念,它受著環境、人口、社會、經濟和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具有多種不同的目標。因此,要同時實現城市系統各個組成部分的可持續性是絕不可能的(Knaap,1997)。正因如此,一些學者提出應該區分強可持續性和弱可持續性。強可持續性是指在一系列約束條件下系統內各個組成部分均有所改善。弱可持續性則允許對系統內各個組成部分的目標進行取舍,由此可能會對某些部分產生正面影響,而對另一些部分產生負面影響(Nijkamp,Baggen&Knaap,1996)。還有的學者提出,應該區分內部可持續性和外部可持續性。內部可持續性是指大城市內部的可持續發展,而外部可持續性則是指相鄰地區的可持續發展,它強調空間系統的開放特點(Nijkamp&Opschoor,1994)。由于目前城市環境早已超出了城市本身的地域界線,因而,單純從城市來討論城市可持續發展問題,將具有較大的局限性。最近,已有一些學者把城市化與可持續發展問題結合起來,提出了“可持續城市化”(SustainableUrbanization)概念。

英國利物浦大學德卡金斯-史密斯(Drakakis-Smith,1996)認為,“可持續城市化”較“可持續城市”而言,是一個更為有用的概念性工具。這是因為,只有把可持續性放在整個城市化進程的范圍內來討論,才可以較好地認識到城市化與發展兩者本身的活力與多樣性變化。所謂可持續城市化,就是在全國或地區范圍內協調好城市增長與城市環境之間的關系,維護城市發展與城市化的可持續性。它大體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1)建設具有可持續性的城市。(2)協調城鄉經濟社會發展。(3)發展多中心的網絡城市。(4)建立可持續的區域城市網絡(魏后凱,1997B)。因此在21世紀即將來臨之際,如何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可持續城市化道路,建設具有可持續性的城市,特別是多中心的網絡城市,建立可持續的區域城市網絡,就成為當前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緊迫任務。

4.多工廠企業區位與空間組廠

從組織結構看,企業一般可分為單一工廠企業和多工廠或多分支機構企業。傳統的工業區位理論主要是以單一工廠企業為研究對象。然而,自五六十年代以來,隨著企業規模的不斷增長和地域擴張,特別是跨國企業的迅速發展,多工廠企業不斷涌現,有些企業甚至已發展成為全球企業。據聯合國跨國公司研究中心估計,目前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平均擁有8~10個海外子公司,其中最大的300家跨國公司,大都在20個以上東道國設有幾十家幾百家甚至上千家子公司和其他分支機構。面對企業組織機構的急劇變化,傳統的工業區理論已顯得蒼白無力。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學者突破了傳統的理論框架,逐步把研究重點轉移到多工廠企業的區位選擇與空間組織上來,并出版了一大批學術著作。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有瓦茨(Watts,1980)的《大工業企業:空間透視》、麥克德莫特和泰勒(Mcdermott&Taylor,1992)的《工業組織與區位》、克拉克(Clarke,1985)的《跨國公司的空間組織》以及馬姆伯格(Malmberg,1990)的《外部所有權效果:對聯系和分支工廠區位的研究》等。當前,國際學術界對多工廠企業區位與空間組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1)多工廠企業投資區位的決策過程以及區位選擇所考慮的主要因素。(2)公司總部、地區性總部以及地區辦事處的區位選擇。(3)R&D活動的國際化及其區位選擇。(4)企業內部的區位調整、撤資以及工廠關閉問題。(5)企業內各分支機構之間的空間聯系與組織形式。(6)企業外部的空間聯系,如轉包、國際戰略聯盟等。近年來,隨著集團化和國際化的迅速推進,我國許多企業開始打破了傳統體制下形成的“一企、一廠、一地”(即一個企業、一個工廠、一個地區)模式的桎梏,逐步向跨行業、多產品、跨地區甚至跨國界的多工廠或多分支機構企業邁進。

在這種情況下,作為一個具有全球戰略眼光的企業家,就必須作出一系列的投資區位決策,如在哪里進行投資,在何處建立新的分支機構,或者購并其他的企業。投資區位選擇的正確與否,直接影響到企業的總體經濟效益和國際競爭能力。在多工廠或多分支機構企業內部,企業將面臨著在各分支機構之間的資源配置和空間組織問題。特別是隨著國際和國內環境變化,如新的投資機會的出現、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形成和宏觀經濟結構的調整等,企業為提高效率和競爭能力,往往也需要進行區域性甚至全球性的結構調整和重組,如投資重點和產業區位的轉移、撤資和工廠關閉、分支機構的出售及其合并等。然而,受傳統體制的限制,過去我國的工業布局研究絕大部分都是從政府或部門規劃的角度展開的,即使涉及到企業區位問題,也僅局限在新建項目的廠址選擇方面,而很少對多工廠企業的投資區位決策與空間行為進行深入的探討。因此,如何借鑒現代西方工業區位理論與研究方法,并結合當前我國的實際情況,對我國多工廠或多分支機構企業區位與空間組織問題進行深入系統的探討,將是今后我國區域經濟學界努力的一個重要方向。

5.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

隨著經濟活動的全球化和企業國際化經營的迅速發展,外商直接投資的地位日趨重要,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也成為當今世界各國學術界研究的“熱點”之一。當前,國際學術界對外商直接投資區位的研究主要遵循兩條路線:一是問卷調查。主要是根據研究項目的目的和需要,采取抽樣調查的方法,設計并發放調查問卷,考察分析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所考慮的區位因子、決策過程以及由誰來決策等方面的問題。例如,采用問卷和典型調查的方法,童(Tong,1978)和黑格(Haigh,1989)曾詳細研究了外國公司在美國的投資戰略和工廠區位決策。二是模型研究。主要是采用統計學方法,建立各種數學模型,分析外商直接投資地區分布的決定因素。以及政府政策特別是稅收和基礎設施等對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影響。隨著官方統計數據的大量公布,以及計算機技術的迅猛發展,目前,該方法已成為各國學者研究外商直接投資區位最常用的方法。這種方法大體可分為兩類:(1)多元回歸模型。利用官方公布的統計數據,并采用線性或非線性多元回歸分析方法,考察各種經濟和非經濟變量對國內外商直接投資地區分布的影響。在研究的過程中,由于各個學者采用的變量和模型不同,因而得出的結論往往具有較大的差異。(2)條件邏輯模型(ConditionalLogitModel)。

一般以企業或外商實際投資額數據進行分析。該模型假定,外國企業在進入某一國家時,將通過考察各地區潛在利潤的大小,來確定其新建工廠的廠址。只有或僅當某一地區預期的利潤最大化時,外國企業才有可能選擇在該地區進行投資。換句話說,外商之所以選擇某一地區投資,其充分必要條件是求其利潤最大化。目前,學術界主要利用各種條件邏輯模型,來分析區域特性對外商直接投資區位的影響。如翁德里奇等(Ondrich&Wasylenko,1993)采用連鎖多項邏輯模型(Nest-edMultinomiallogitModel),對1978~1987年在美國新建的1197個外國制造業工廠的區位選擇問題進行了研究。近年來,隨著我國實際利用外資規模的迅速增長,我國外商直接投資區位問題已引起海內外的關注。如臺灣學者陳建勛(1994)曾采用條件邏輯模型,分析了市場、勞動成本、配置效率、交通運輸、研究與開發等對中國大陸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影響;美國佐治亞大學龔(Gong,1995)采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考察了1980~1989年中國城市外商投資的空間形式及其決定因素;賀燦飛和陳穎(1997)則利用非線性回歸模型,研究了港澳地區對中國內地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及其空間擴散問題。但從總體上看,我國對外商直接投資區位的研究還剛剛起步,有許多問題如外商直接投資區位的決策過程及其影響因素、稅收和基礎設施對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影響、以及如何建立中國的國際管理和控制中心等,至今仍是空白。這些都需要我們今后組織力量,進行深入的研究。

6.宏觀經濟政策的區域效應

從廣義的角度看,宏觀經濟政策不僅包括財政和金融政策,而且也包括收入分配和就業等方面的政策。這些政策雖然不是針對某一特定地區制定的,但它的實施對各地區所產生的影響或者政策效果是有所不同的。這種地區差別性的政策效果,在國外一般稱之為宏觀經濟政策的區域效應(Blake,1995)。目前,國外學者對宏觀經濟政策區域效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

(1)財政政策的區域效應。重點是考察財政不平衡、政府消費、政府投資、政府間轉移支付以及稅收的區域影響。

(2)金融政策的區域效應。主要分析金融政策對區域經濟所產生的直接利率效果、匯率效果、收入效果和資產價格效果等。

(3)產業政策和區域政策的協調。主要考察產業政策的區域層面以及產業政策和區域政策的相互作用(Bell&Lande,1982;Markusen,1994)。

近年來,隨著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加劇以及各種區域問題的出現,國內學術界對區域政策給予了極大的關注。相比之下,宏觀政策的區域效應卻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目前,學術界對區域政策內涵的理解幾乎包羅萬象,往往把中央區域政策、地方經濟政策以及宏觀政策的區域效應混為一談。從國外的經驗看,區域政策一般是指中央政府針對特定地區所采取的政策,如經濟特區和開發區政策、貧困地區開發政策、老工業基地改造政策。這些政策的實施一般需要借助于財政和金融等宏觀政策手段,同時也需要地方經濟政策的積極配合。因此,科學地區分區域政策和宏觀政策的區域效應,這是十分必要的。對于我國宏觀政策的區域效應,當前有許多問題都值得作深入研究。如國家制定的利率、匯率、工資、稅收和價格管制政策,對不同地區經濟發展所產生的影響是不一樣的,如何正確衡量和評價這種區域影響?前些年,學術界曾對我國東西部地區間國民收入的轉移爭論不休。沿海一些學者往往強調政府間財政收入由東向西的轉移;而西部一些學者則強調現行價格體系的不合理,導致西部地區創造的價值大量轉移到東部地區。然而,如果我們綜合考慮到轉移支付、價格、投資、政府消費(包括工資)以及稅收優惠等方面的影響,也許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此外,產業政策與區域政策的協調問題雖然已引起學術界的高度重視,但對于二者協調的機制和途徑,仍需要進一步作系統的深入研究。

7.跨區域產業重組與改造地區

產業結構調整一直是我國區域經濟學界致力于探索的一個核心問題。由于受傳統體制的束縛,長期以來,各級政府部門總是試圖或設想單純通過計劃手段,在全國范圍內塑造一個合理的地域分工格局。從“七五”到“八五”計劃,再到“九五”計劃,雖然國家再三強調各地區要發揮優勢、合理分工,建立各具特色的地區產業結構,但實際效果并不理想,各地重復引進、重復建設的現象依然十分嚴重。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由于市場需求的波動和信息的不完全性,必然會產生一定程度的生產能力過剩和重復建設現象。適度的重復建設將有助于企業之間的競爭,有助于企業調整產品結構,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產品質量。但過度的重復建設也不可避免會產生企業之間的惡性競爭,導致各種短缺資源的嚴重浪費。

因此,當前急需從理論上確定合理與不合理重復建設的界限,弄清哪些屬于合理的重復建設,哪些屬于不合理的重復建設。在此基礎上,還必須深入研究不合理重復建設的形成機理及其防范措施。當前,我國區域經濟中出現的大量重復建設,有相當大的一部分都屬于不合理的重復建設。要消除并防范這種不合理的重復建設,單純依靠政府的計劃手段,是難以實現的。改革開放十多年來,我國經濟建設的實踐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從發達國家的經驗看,一般主要通過企業內部的結構調整(包括區位調整)、工廠關閉和合并,以及企業的破產、收購、兼并和聯合等途徑,來消除和防范不合理的重復建設。近年來,隨著我國資本要素市場的逐步完善和企業資本經營的興起,通過企業破產、購并、聯合和結構調整等途徑形成的跨區域產業重組與改造,在消除和防范不合理的重復建設中正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因此,作為一名區域經濟理論工作者,應該深入到經濟建設實踐中,對跨區域產業重組的途徑、模式、效果、存在問題以及政府政策等,進行系統的調查研究,以為國家宏觀政策和區域政策的制定提供參考。

此外,對于當前區域經濟研究中其他的理論前沿問題,如經濟全球化的空間影響、新型的勞動地域分工、地區形象設計與建設(DIS)以及區域經濟管理信息系統等,由于篇幅的限制,在此就不再詳細展開討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