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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現代意義上的國際間移民開始于14世紀?！岸稹敝?，國際間移民的主要模式表現為少數歐美發達國家的居民出于殖民擴張和發展工商業的目的向發展中國家的流動?！岸稹苯Y束后，國際間移民的基本模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主要表現為從廣大欠發達國家向發達國家的移民過程(Massey，1”0)，目前國際間移民研究大多集中于對后一階段的研究.研究者關心的主要問題之一是移民在遷入目的國后的經濟地位獲得情況。在這方面的研究中，經濟學家最關注的問題多集中于移民的人力資本對其經濟地位的決定作用。人力資本理論的創始人之一貝克爾就曾指出，如果移民進入的是一個公開競爭的市場，則他們在遷入國的經濟成就將主要取決于其人力資本水平(Becker，1975)。此后，切茨維克與博加斯等人更為深入地研究了移民過程之中人力資本的作用。他們將研究的重點集中于移民本人在原住國所獲得的教育水平、工作經驗和其他勞動技能等人力資本之上(Chiswiek，1978、1979;Borjas，一987)。切茨維克根據對美國外來移民的經驗研究得出結論，這些移民在美國居留時間越長，就越可能積累相關的勞動經驗、語言技能等人力資本，從而更可能取得經濟成功。他進而指出，移民在新環境中所面臨的最重要問題之一是如何將在原住國獲得的人力資本轉化為在移居國可用的人力資本(ehiswiek，1975)。與經濟學家不同，社會學家更為關注的是那些決定個人經濟行動的“社會結構性因素”。作為對“人力資本”概念的回應，以波特斯為代表的一批社會學家開始將社會學研究中出現的“社會資本”①概念引入移民研究領域。

波特斯指出，移民過程的每一環節(諸如決定是否移民，向何處遷移，以及在遷居地定居下來后對當地生活的適應等等)都與移民的社會網絡②和社會資本密不可分(Portes，1995)。移民的社會資本指的是移民個人通過其在社會網絡和更為廣泛的社會結構中的成員身份而獲得的調動稀缺資源的能力(Portes，1995:13)，移民可以利用這種成員身份來獲取工作機會、廉價勞動力及低息貸款等各種資源，從而提高自身的經濟地位。此后，社會資本概念在移民研究中得到廣泛應用。例如，SandersandNee(1996)討論了美國移民的家庭社會資本以及人力資本對于他們獲得“自雇”地位的作用，麥西(Massey)等根據歷史資料與統計數據，對墨西哥移民遷移美國的過程之中社會資本所發揮的作用進行T詳盡分析(Massey，GoldringandDurana，1994;MasseyandEsPinosa，1997)。這些研究結果都證明了社會資本對于國際間移民所具有的重要意義。中國的“民工潮”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國際間移民潮流在不少方面具有相似的特征，在對中國城鄉流動人口現象的研究中，不乏關于流動人口的人力資本與社會資本作用的專題研究(李培林，1996;彭慶恩，1996;李培林等，2001)。

二、研究的主要問題

根據以上國內外相關研究的綜述，我們可以認為，決定著城鄉流動人口經濟地位獲得的主要因素將是他們的人力資本與社會資本情況。由于流動人口所處的獨特環境與其本身所具有的特點，他們人力資本與社會資本的作用情況可能存在一些獨特之處，而這些可能存在的獨特之處將成為本研究的主要問題。首先，雖然農村流動人口進入城市后一般不會遇到語言與文化上的差異問題，但因缺乏城市生活的經歷，也缺少從事非農業工作的經驗，他們同樣面臨著如何將原有人力資本轉化成新環境下可用資本的問題。那么，這種轉換主要是通過何種方式來進行的呢?其次，由于中國社會素來有強調社會人際關系的文化傳統，同時由于城市勞動力市場建設的不完善與市場分割現象的存在，社會資本是否會在中國城鄉流動人口的經濟地位獲得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它的作用與人力資本等因素相比，哪一個將更為顯著?再次，自格拉諾維特在研究中提出“弱關系力量假設”后(Granovetter，1973)，大量相關經驗研究得到的結論可謂莫衷一是。對于這些剛剛脫離“鄉土社會”的流動者來說，他們會更加依賴強關系，還是會更為依賴弱關系呢?這也是我們所關注的理論問題之一。

最后，流動人口在進城后還面臨著“重建”新的社會資本和社會網絡的問題。科爾曼(1992)曾指出，在現代社會中，家庭和社區所提供的“原始性社會資本”有逐漸衰減的趨勢，因此需要通過人工創建的社會組織等其他方式來替代之。我們可以借用這種分類方法，將農村流動人口所擁有的社會資本劃分為他們進入城市之前在“鄉土社會”中所形成的“原始社會資本”和進入城市社區之后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建立起來的“新型社會資本”。那么，這些流動者在進城后所建立的新型社會資本與其原始社會資本相比，哪一個會更具有價值?本研究試圖根據經驗社會調查的數據，考察城鄉流動人口的人力資本與社會資本對于其經濟地位的決定作用，并對上述問題進行分析。

三、數據來源

本研究的數據來源于中國科學技術促進發展研究中心與挪威FAFO應用社會科學研究所共同進行的“中國城鎮勞動力流動”研究。該研究采取多階段分層隨機抽樣方法，在北京、珠海和無錫3個城市中共抽取了7500個居民家庭樣本進行入戶面訪間卷調查。調查員在進入家庭戶并了解了戶成員的基本情況后，再從戶成員中隨機抽取一名16歲以上的被訪者作為研究樣本。入戶調查于1998年n月至12月底在3個城市同時進行。共獲得7337份有效問卷，有效率達93.5%。在這次調查中得到的城鄉流動人口①總樣本數為1920人，由于調查中將城鄉流動人口也納入樣本框，因此抽樣被分成兩部分，一部分通過居委會進行，對象為所有在抽樣時點居住在該居委會轄區內的人員;另一部分則通過街道派出所進行，抽樣對象為所有在街道派出所由用工單位以外來人口集體戶登記的方式登記的外來人口。由于城鄉流動人口在城市人口中仍屬于少數，因此，在抽樣時相對于人口結構比例對流動人口進行了超量抽樣，以便在數據分析時獲得更為可靠的估計值。在以下對流動人口數據進行的分析統計中，我們還在必要時將數據按照真實人口結構比例進行了統計加權，以彌補抽樣設計時的誤差影響。

四、主要研究變量

(一)自變t本研究的主要方法是以城鄉流動人口的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為自變量，以其經濟地位為因變量進行多元回歸分析。研究的自變量是流動者的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及其他控制變量.自貝克爾等人提出人力資本的概念后，經濟學家與社會學家們進行了大量有關人力資本的經驗研究，對人力資本的測量也基本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方法，主要集中在對個人的教育水平、職業經歷等因素的考察之上。在本研究中，我們將用以下幾個變量來反映流動者的人力資本:(l)受教育年限。它反映了流動者接受正規教育的情況。在本研究中，我們對流動者“受教育程度”加以轉化后，得到了他們的“受教育年限”這一定距變量。(2)接受職業培訓的情況。這一變量反映的是流動者在近5年中，除正規教育之外接受職業培訓的情況，在本研究中該變量被定義為虛擬變量。(3)至調查時為止改變工作單位的次數。流動者每次改變工作單位都會使他們的職業經歷和工作經驗得到進一步豐富，因此將這一變量也納入分析是必要的。這是一個定距變量。對于人力資本的定義與測量在學術界已沒有太多爭議，而對社會資本的測量方法則遠未達成共識。國外關于移民社會資本的經驗研究多將社會資本定義為移民通過自身社會網絡所可能調動的資源，研究者測量時主要側重于被調查者所擁有的社會網絡關系之上，也就是說，他們主要測量T移民所擁有的社會資本情況(Massey，GoldringandDurand，1994，SandersandNee，1996).而“社會資本與求職過程”的經驗研究中，研究者關注的則是被調查者所實際使用過的社會網絡關系(Granovetter，1995;邊燕杰，1999)。在本研究中，我們認為無論是流動者所擁有的社會資本還是他們所使用的社會資本都應該納入分析，因此我們用以下幾個變量來測量流動人口的社會資本情況:(l)進城時的社會網絡情況。這一變量反映的是流動者進城時是否在目的城市中擁有社會網絡關系。它是一個虛擬變量。(2)家庭是否在本市。這一變量反映了流動者在接受調查時本人的家庭成員是否在本市居住。本研究中，我們將其定義為一個虛擬變量。(3)使用社會資本的情況。這一變量反映了城鄉流動者在進城時和進城后尋找工作的過程中是否使用過社會網絡關系。凡使用過自己社會網絡關系尋找過工作的人均被賦值為l，而通過政府、職業中介機構和自己尋找工作的人則賦值為O。

為對“使用社會資本”的作用進行更細致的分析，我們還將其進行了分解。第一種分解方式是將它轉變為“未使用社會資本”、“使用了強關系(親戚)”和“使用了弱關系(同鄉、同學、朋友)”這樣一組虛擬變量，并以“未使用社會資本”為參照項引入回歸分析，建立新模型來專門考察關系強度對于流動者經濟地位的影響。這樣分解的目的主要是為了驗證格拉諾維特的“弱關系假設”。第二種分解方式是將它轉變為“未使用社會資本”、“剛進城尋找工作時使用過社會資本”和“進城工作后尋找新工作時使用過社會資本”這樣一組虛擬變量，以“未使用社會資本”為參照項引入了回歸分析。我們認為，剛進城時使用的社會資本更多地反映了流動者在“鄉土社會”所積累的原始社會資本情況，而那些在進城工作后尋找新工作時所使用的更可能是他們在新環境下所積累起來的新型社會資本。除了人力資本與社會資本之外，我們還在模型中加入了一些其他的控制變量，包括流動者的年齡(定距變量)、性別(虛擬變量)、黨員身份(虛擬變量)及流動者的來源地(虛擬變量，凡來自東部沿海省份的人被賦值為1，來自內地省份的人則被賦值為0)等。

(二)因變t本研究的因變量是城鄉流動者進城后的經濟地位，為了簡便，我們只將流動者接受調查時前1個月的月收入作為研究的因變量。這一指標包括其工資、獎金、津貼、第二職業收入、救濟金、財產性收入和饋贈收入等所有收入。

(三)主要研究變t的描述性統計從主要研究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看，城鄉流動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較低，將近80%的人只受過初中及以下的教育。同時，近5年接受過職業培訓的流動者不到總數的4%。從他們的社會資本情況看，有88%的流動者在進城時已經在城市中擁有一些社會網絡關系，甚至有47%的流動者在進城前已經在城市中找好工作，這些都說明他們向城市的流動并非人們所想像的是一種盲目流動，而是一種有目的的流動。由于戶籍制度及其他條件的限制，把家庭搬到城市的流動人口為數較少，大約只有5%。此外，大多數流動者(約占總數的70%)在尋找工作的過程中使用過自己的社會關系網絡，但他們較少使用強關系，而更多地是使用了朋友、同學等較弱的關系。在剛進城時使用過社會資本尋找工作的流動者約占總數的30%，而在進城工作之后重新尋找新工作時使用過社會資本的流動者所占比例約占總數的37%。

五、計算結果

在表中我們列出了3個回歸方程模型的計算結果，其中模型一是包含最基本研究自變量的基本回歸模型，模型二和模型三是將模型一中的“使用社會資本”變量進行分解后再進行回歸所得模型的結果。以下我們就回歸分析結果對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的作用情況進行具體說明。(一)人力資本對收人的影響人力資本對于城鄉流動人口經濟地位獲得的影響在本研究中得到了證明。從模型一中我們可以看到人力資本變量的回歸系數是比較顯著的。正規教育與培訓是作用最為明顯的人力資本變量，流動者受教育的時間越長，他們的收入水平就越高，而那些在近5年內接受過培訓的流動者比沒有接受過培訓者的收入也要明顯高出不少。這些結果都充分反映了人力資本對于城鄉流動人口收入獲得的作用。由于普通回歸系數取值與變量的量綱有關，不能直接進行比較。為了解模型中各自變量對因變量作用的大小差異，我們在對因變量與各自變量進行標準化之后，分別計算了每個自變量的標準化回歸系數。標準化回歸系數是無量綱的，它表示控制其他變量時，自變量變化一個標準差后因變量標準差的平均變化。這樣，各自變量的標準化回歸系數是可以進行比較的，其絕對值大小代表了該自變量對因變量作用的大小。在模型一中我們可以看到，流動者受職業培訓的標準化回歸系數幾乎與受教育年限的標準化回歸系數相等，說明職業培訓對城鄉流動者獲得收入的作用與他們所接受正規教育的作用相差無幾。

這充分顯示了職業培訓對流動者的重要意義。(二)社會資本的作用模型一的統計結果顯示:城鄉流動人口在進城時及進城后的求職過程中是否使用了社會資本對其收入情況有著極為明顯的作用，在求職時使用過社會網絡和社會資本的流動者們較之他們那些沒有使用過社會資本的同伴們而言，更可能獲得較高的收入。根據標準化回歸系數Beta值判斷，“使用社會資本”的作用在模型一的各自變量中也是名列前茅的(僅次于性別的作用)，這就意味著流動人口的社會資本對其收入的影響要大大高于人力資本的影響。為進一步驗證格拉諾維特的“弱關系假設”，我們對流動者求職時使用的社會資本細分為“未使用社會資本”、“使用過強關系”和“使用過弱關系”，以“未使用社會資本”為參照項建立起回歸模型二。從模型二的結果中我們可以發現，與求職時不使用社會資本相比較，使用強關系的效果并不明顯，而使用弱關系的作用則相當顯著。也就是說，模型一中“使用社會資本”變量的作用，其實主要表現為使用弱關系的作用。我們還將使用社會資本分解為“未使用社會資本”、“剛進城尋找工作時使用過社會資本”和“進城工作后尋找新工作時使用過社會資本”這3個變量，以“未使用社會資本”為參照項建立起回歸模型三，統計結果顯示流動者剛進城時使用社會資本對其收入幾乎沒有顯著的作用，而進城后求職過程中如果使用過社會資本，則其收入將可能顯著提高。我們沒有發現流動者進城時在城市中擁有的社會網絡關系情況(也就是進城時擁有的社會資本情況)對他們當前收入有什么顯著的影響。同樣，這些流動者的家庭是否在本市也不影響他們的收入情況。這些結果都說明城鄉流動者所擁有的社會資本對其經濟地位的作用不大。(三)其他變t的作用在我們納入模型的其他控制變量中，只有性別表現出顯著的作用。事實上，根據模型一中各自變量的標準回歸系數判斷，性別的作用是最明顯的。這意味著一個女性城鄉流動者將不得不接受比男性流動者低得多的工資收入，盡管她在各方面的條件與這些男性流動者相差無幾。除性別外，城鄉流動人口的年齡、政治身份以及來源地都沒有表現出顯著影響。

六、討論與結論

在本研究中我們再次看到了人力資本對于個人經濟地位獲得的重要影響。經濟學家與社會學家們都指出只有在較完善的市場經濟制度下，人力資本才能夠充分發揮其對于個人經濟地位獲得的作用(許嘉獻，1986;賴德勝，1998)。因此我們可以預測，隨著中國市場機制的不斷完善和勞動力市場建設步伐的加快，城鄉流動者的經濟地位會在更大程度上受到其人力資本積累的影響。在國際間移民研究中，研究者都強調移民在原住國獲得的人力資本到了他們所移居的國家之后需要經過“轉化”才能發揮作用，這實際上是一種重新學習和適應的過程(Chiswiek，1978;SandersandNee，1”6)。這一點對于中國的城鄉流動者同樣是適用的.盡管他們不需要重新學習語言和文化，但他們也面臨著如何適應全新的工作環境并在新的環境中充分發揮自身能力的問題。因此，對他們來說，進城后接受一些有針對性的職業培訓和其他培訓極為必要。在研究中我們發現職業培訓對城鄉流動人口經濟地位獲得的重要性幾乎不亞于正規教育的作用。如果將這一結果與對城鎮下崗職工的相關研究結果進行對照，我們會發現一種有趣的差別。盡管下崗職工與城鄉流動人口所面臨的就業困難有頗多相似之處，但在以往研究中，研究者們卻都沒有發現職業培訓對于下崗職工的就業及經濟地位獲得有任何顯著的作用，只發現正規教育的作用是顯著的(李培林等，2001;王奮宇等，2001)。

這種差異似乎在提醒我們:城鄉流動者接受的職業培訓之所以如此重要，其意義不僅在于它使城鄉流動者獲得了新的人力資本，而且在于它為流動者原有的人力資本提供了一種有效的補充和轉化方式，使之得以更好地發揮作用。我們的研究結果也同樣證明了社會資本在城鄉流動人口的經濟地位獲得中的意義，這種作用已經超過了人力資本的作用。這意味著對于中國的城鄉流動者來說，社會資本是決定他們在城市中的收入和經濟地位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社會資本之所以對城鄉流動人口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正如格拉諾維特所指出的，經濟生活深深地“嵌入”于社會網絡之中，人們可以通過社會網絡來獲取信息、影響、信任及其他的社會資源(Granovetter，1985、1995)，這樣，社會網絡和社會資本實際上可以起到一種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它們對個人經濟行動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視的。其次，由于中國傳統文化一直強調人際關系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同時由于當前社會轉型期中正式制度建設的滯后，社會資本在當今中國的社會生活中一直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這一點已為許多研究所證實(Bian，1997;李路路，1997;趙延東等，2000)。

最后，對于中國的城鄉流動者來說，在離開了熟悉的“鄉土社會”，進入一個陌生而且對他們并不“友好”①的城市社會后，他們使用正式制度的成本無疑是相當高昂的。因此他們最為理性的選擇仍然是求助于他們所熟悉的社會網絡和社會資本這種傳統的非正式制度方式。盡管本研究發現了城鄉流動者使用的社會資本對其經濟地位具有重要影響，但我們卻并未發現他們擁有的社會資本的作用。因為從統計結果看，城鄉流動人口在進城時是否擁有社會關系網絡以及他們的家庭是否在本市都沒有表現出顯著作用。這一結果似乎與以往國內外有關移民社會資本的研究結果有所不同。筆者認為，這可能是因為我們在研究中考察的僅僅是城鄉流動人口剛剛進城時所擁有的社會資本情況，而沒有考察他們進城后重新構建起來的社會資本情況的緣故。由于社會資本實際上是一種蘊含于社會網絡之中的資源以及調動這種資源的能力，城鄉流動者在進入城市后，就必須突破原始社會資本和社會網絡的限制，不斷擴大自己的社會網絡，重新構建起新型的社會資本。只有做到這一點的人，才可能獲得更高的經濟地位與社會地位，這一結論已經在相關研究中得到證實(彭慶恩，1996)。

由于本次研究數據的限制，我們只能測量流動者原始社會資本的情況，無法直接測量他們在進城后所構建的新型社會資本的情況。因此我們的結論僅限于其“原始社會資本”對于經濟地位沒有影響，尚不能直接推論其“新型社會資本”就一定會有作用。但是，我們可以從他們使用社會資本的作用中間接地看到這一趨勢，即流動者在剛進城時所使用的社會資本對他們經濟地位的影響甚微，而他們在進城后所使用的社會資本則明顯地決定著他們的經濟地位，這可能預示著流動者進城后建立的社會資本才是更為有效的。另外，從城鄉流動人口在求職過程中更為依賴弱關系這一研究結論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他們突破傳統的強關系網絡圈子，向更為廣闊的社會網絡尋求資源的趨勢。當然，由于研究數據的限制，這一間題尚有待于今后相關研究的進一步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