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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提出

中國經濟體制的轉軌過程是按照兩個改革戰略向前推進的,一是在傳統的計劃體制部門中逐步地引入市場機制,使其逐漸地轉化為市場引導型的經濟部門,這一戰略的主要表現是在轉變國有企業運行機制方面作出的種種努力和嘗試。二是在傳統計劃體制之外發展新型的市場主導部門,改變過去的部門和企業的單一所有制結構,以創造更加充分的競爭環境。雖然這兩種經濟體制改革的戰略是相輔相成的,構成了中國漸進式經濟改革的一大特征(樊綱,1993),但是從改革戰略的成本—效益分析上看,也正如中國十幾年來經濟改革的實際經驗所顯示的那樣,我們不能不承認后一種改革戰略是更為成功的①。新的市場主導部門的快速發展既是產業和企業的所有制結構的變化過程,同時也是生產要素資源的重新配置過程。因而,在現有的經濟制度條件下,對勞動力和資本兩大生產資源是如何從傳統的政府控制部門流向新興的市場主導部門的過程和機制進行研究和描述,對于我們理解中國經濟體制的轉軌過程和一般意義上的漸進式經濟改革過程都是有意義的。本文選擇勞動力的流動機制作為中國經濟體制轉軌過程的一個范例進行分析和研究,是為了使得研究的主題相對集中,具有分析的邊界和研究上的可行性,同時又不乏有一般意義。正是出于這種考慮,我們把勞動力流動與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農村城市二元經濟結構和城市經濟中的二元體制結合起來進行考察,從中試圖發現勞動力流動與經濟結構變遷和經濟體制變遷之間的關系。

二、中國勞動力就業和工資的制度性特征

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與中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相適應的是中國勞動力就業的二元結構。在經濟改革初期的1980年,占全國勞動力75%的農村勞動力被限制就業于農村這塊土地上;僅占全國勞動力25%的城市勞動力在城市中享有就業優先權。這種優先權是以限制農村勞動力流動和排斥農村勞動力在城市中的就業來實現的。到了80年代后期,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增加,城鄉收入差距擴大,農村勞動力流動限制的放松和勞動力流動經驗的積累,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流動形成了一定的規模。但是應該看到的是,這種流動并非意味著城市勞動力統一市場的形成。雖然農村勞動力流動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認可,但是并沒有得到地方政府,特別是城市政府的認同,各級城市政府對外來農村勞動力的就業或者采取“總量控制”的措施,或者采取“劃地為牢”的政策。因而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就業的機會是有限的,也是不公平的。對農村勞動力就業的限制僅僅是一種城市政府行為,并非是企業行為。對于企業來說,農村勞動力除了具有供給價格低這一絕對優勢之外,還具有品質和行為上的一些相對優勢。因而企業對農村勞動力有著更大的需求。由于制度和相應政策的限制,只有那些較少受到限制的,新興的市場化程度高的部門和企業才有可能為農村勞動力提供較多的就業機會。

在中國經濟體制轉軌中,城市經濟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兩種體制部門。一種是政府控制部門,一種是市場主導部門。這兩種部門在勞動力就業和工資制定方面都存在著明顯的制度性差異。政府控制部門所吸收的就業者主要來自城市勞動力,在招收農村勞動力方面受到嚴格的限制。政府控制部門中的就業者一般都享有長期的,甚至終身的就業保障。部門內部的工資受到統一的控制,職工之間的收入差距較小,個人人力資本的報酬得不到應有的補償。職工的一般工資水平具有剛性的特點。與此相反,市場主導部門對農村勞動力的就業不采取歧視的做法,按照市場法則招收和使用勞動力。對就業職工不實行終身雇傭制,企業和職工都可以根據雇傭合同保留著解雇和辭職的自由和權力。企業有充分的制定工資的自主權利,根據職工的勞動生產率和貢獻的大小實行有差別的工資水平。

與任何現代經濟社會一樣,中國城市經濟也存在著勞動力的異質性的現實。造成勞動力異質性的最主要的因素是勞動力之間人力資本稟賦的差異。勞動力就業前受到的教育程度的高低,就業后技術培訓和工作經驗積累都是產生這種差異的直接來源。中國傳統的勞動管理體制對勞動力異質性的重視程度在某種程度上超過了一般市場經濟的國家。“干部編制”與“工人編制”的嚴格劃分,“人才市場”與“勞動力市場”的分離都是其具體的表現形式。

三、基本理論模型

1·模型的假定條件

以上討論的中國勞動力就業和工資決定的制度因素是我們理論模型建立的背景條件,同時也是我們模型所依據的假定條件的經驗前提。據此,我們可以進一步抽象出以下四個假定條件。它們不僅是我們理論模型必不可少的前提,可以說又是中國勞動力就業制度的特征表現。(1)城市經濟中存在兩個部門,一個是政府控制部門,該部門的特點是政府實行統一控制的較為平均的工資率,并且不考慮或者低估人力資本的收益率。另一個部門是市場主導部門,該部門就業人員的工資完全是由市場決定的。(2)城市經濟中存在著兩部分異質勞動力。一部分是專業技術人員,這部分人員基本上受到過專業教育和訓練。擁有較高水平的人力資本。另一部分是非專業技術人員,是指無需專業訓練,或經過簡單訓練就可以從事生產活動的工作人員。在短期內,后者對前者不產生替代效應,即替代率=0。因此,即使在完全競爭的市場環境中,由于勞動力人力資本的差異性,勞動力市場仍被“分割”為兩個分市場。兩部分人員的市場工資率完全是由兩個分市場的勞動力的供求決定的。(3)農村勞動力在城市就業的工資率明顯高于其在農村就業的工資率,其差異足以誘使他們無限地流向城市勞動力市場。在這里我們有必要進一步明確假定農村勞動力流動在我們的模型中僅僅被看作為一個外生變量。(4)農村勞動力基本上都是非專業技術型。他們流入城市后,主要進入市場主導部門。而政府控制部門對他們的進入采取了嚴格限制的措施。因而他們的流入只對市場主導部門的工資率產生影響,不會直接影響到政府控制部門的工資率。

2·市場主導部門模型

首先討論的是計劃體制部門和市場體制部門之間不存在勞動力流動情況下的市場主導部門的勞動力價格的決定。在以上假定條件下,首先我們可以用圖1中的勞動力價格決定模型描繪出城市經濟中兩個勞動力分市場中的價格決定機制。橫軸為勞動力數量,縱軸為勞動力的價格(工資率)。Dp為專業技術人員的需求曲線,同時也表現為這部分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LMPp;Sp為專業技術人員的供給曲線;均衡點Ep決定了專業技術人員的工資率為wp,就業量為Lp。同樣,Dn和Sn分別為非專業技術人員的需求和供給曲線。它們所決定的工資率和就業量分別為wn和Ln。專業技術人員和非專業技術人員之間的工資率差異為wp-wn(=0wp-0wn)。它一方面反映了兩部分勞動力的人力資本的差異,以及由此帶來的勞動力邊際生產率和人力資本收益率的差異。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兩個勞動力分市場供求的相對變動情況。對于非專業技術型的勞動力分市場來說,由于存在著農村勞動力無限進入的問題,其結果是使得Sn曲線向右移動,工資率wn也就相應地存在著不斷下降的趨勢。因此,在農村勞動力無限進入和非專業技術人員對專業技術人員的替代率為零的假定下,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認為,兩個勞動力分市場上的工資率差異是在不斷擴大的。這種情況的出現,除了上面提到的農村勞動力的無限進入壓低了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價格這個原因之外,另一個原因是由于兩種異質勞動之間的互補性,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就業的增加會擴大市場對專業技術人員的需求。

當兩種勞動力市場上的工資率分別為wp和wn時,我們可以計算出人力資本的個人收益(privatereturns)為wp-wn,收益率為(wp-wn)/wn。根據上述判斷,我們不難推論出這樣一點,隨著農村勞動力的大量進入,城市經濟中勞動力人力資本的收益率是不斷上升的。這一論點也是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情況相吻合的。

3·政府控制部門模型

計劃部門的工資制度的特點是,(1)在工資制定時基本上不考慮或很少考慮勞動力人力資本的差異,因此一般實行無差別的工資率;(2)工資率的決定并不取決于勞動力供給的變化。這樣我們可以畫出一條政府控制部門的勞動力需求曲線或工資線,它應該是一條水平直線,即圖2中的直線Dg。由于這條需求曲線與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供給曲線Sp和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供給曲線Sn分別相交于p點和n點,由此決定的兩種勞動力的就業量分別為Lp和Ln,而決定的工資率是相同的,為wg,這樣一種情況更符合于傳統體制下的工資制度。在該種體制下,勞動力的人力資本的個人收益率被壓得很低。改革以后,勞動力人力資本的作用受到了一定的重視。但是其重視程度遠遠低于市場的評價。更為重要的是,專業技術型和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價格的決定機制并沒有截然分開,仍處在一個統一的“計劃”機制管理下。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畫出另一條稍為傾斜的直線Dg’①。它與兩條供給曲線的交點分別為p’和n’,由此決定的兩種勞動力的工資率分別為wg1和wg2,就業量為Lp’和Ln’。由需求曲線Dg’決定的勞動力人力資本的收益率是大于零,即(wg1-wg2)/wg2。

4·政府控制部門和市場主導部門共存的模型

進一步的研究是把政府控制部門和市場主導部門的勞動力工資率放在一個模型中進行考察。為了避免復雜化,我們在模型中假定政府控制部門對專業技術型和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實行統一的工資率。由圖3中可以看出,政府控制部門的需求曲線Dg或工資率wg是處在兩種市場工資率wp和wn之間。由此而引出的問題是,這種情況是必然的嗎?我們的回答是肯定的。這是因為政府控制部門制定的統一工資率既不可能在專業技術人員的市場工資率wp水平之上,也不可能在非專業技術人員的市場工資率wn水平之下。當wg>wn,意味著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工資率遠高于他們的邊際生產率,其差額是政府控制部門難以負擔的。同時,根據我們上面對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市場的分析,工資率wn是不斷下降的,而政府控制部門的工資率是剛性的。因此,即使政府控制部門制定的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初始工資率wg等于wn,只是由于wn的下降也會使得wg>wn。

第二個相關的問題是政府控制部門的統一工資率究竟應該處在wp和wn之間的哪一點上?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將取決于對政府控制部門行為的分析。一般而言,政府控制部門會將統一工資率wg確定在這一點上,使得其從專業技術人員那里獲取的人力資本的收益能夠補償其對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支付的高出市場價格的那部分支付額。換句話來說,統一工資率是根據所有勞動力的平均勞動生產率制定的,而與勞動力內部的勞動生產率的差異無關。

四、進一步修正的模型

在上述模型的討論中,我們隱含的另一個假定是政府控制部門勞動力的勞動生產率是不受其工資率影響的。也就是說同一勞動力不論在政府控制部門就業還是市場主導部門就業,其實際勞動生產率是相同的。顯然,這一假定是與經濟現實有差距的,也是與勞動力的理性行為不符的。因而我們這里將討論這一假定放松后工資率的決定情況。首先討論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情況。如果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勞動生產率對其工資率的反應是敏感的,特別是對其工資率與市場工資率的差額要作出反應,那么他們的勞動生產率可以看作為是這一差額的函數。用上圖來說,LMPp=f(dw),其中dw=wp-wg。從勞動力的理性行為的假定出發,f(dw)應該是一個遞減函數。計劃部門對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工資率壓低程度越高,他們的實際勞動生產率下降的幅度就會越大。這種解釋也是與“效率工資假說”相一致的①。它是“效率工資假說”的一個反論。在圖4中,勞動生產率的下降會使得整個勞動邊際生產率曲線LMPp下移。這樣我們可以畫出一條下移的曲線LMPp’。這條曲線與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供給曲線Sp也有一個交點Ep’。該點所決定的工資率為wp’。該工資率是指專業技術型勞動力在政府控制部門就業時貢獻的勞動生產率的市場價格。在這種情況下,同一勞動力的市場價格與計劃價格的差額dw是由兩部分組成的,一是勞動邊際生產率的價格差異,即圖4中的wp’-wg,二是同一勞動力在兩部門之間的勞動邊際生產率差異,即wp-wp’。用公式表示為dw=wp-wg=(wp-wp’)+(wp’-wg)。

這里我們有必要對dw的兩部分差額進行分別討論。勞動生產率的價格差額(wp’-wg),對于專業技術型勞動力來說,構成了一種價格上的損失。但是對于全社會來說并非是一種損失,因為這個差額被政府部門拿去后,用于支付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高估的工資,實際上是一個收入再分配過程。然而,對于勞動生產率差額(wp-wp’)來說卻有不同意義。政府部門沒有得到這部分差額,專業技術型勞動力也沒有得到這部分差額。實際上對于整個社會來說,這部分差額白白損失掉了②。我們把它稱之為制度效率損失,并且可以知道制度效率損失率等于xp=(wp-wp’)/wp(1)既然“效率工資假說”可以用來解釋政府控制部門中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勞動生產率的變動,那么它是否也可以用來解釋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勞動生產率的變動呢?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對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實行高于市場工資率的工資率就會激勵他們努力提高勞動生產率。如果他們提高勞動生產率后產生的效益能夠補償由專業技術型勞動力降低勞動生產率帶來的損失,那么對于整個社會來說,是有“得”也有“失”,因而上述提到的制度效率損失可能是不存在的。應該說這種情形在完全競爭的勞動力市場中是可能出現的。但是對于我們這里討論的兩部門模型來說它是不可能出現的。理由有兩點。第一,政府控制部門對勞動力進入實行控制,存在著制度上的進入障礙。這樣農村勞動力的大量涌入不會沖擊到政府控制部門的勞動力供給,更不存在對原有勞動力替代的可能性。其次是政府控制部門實行的“鐵飯碗”就業制度。這對于就業于政府控制部門中的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來說,意味著市場工資率不會成為他們現在就業的機會成本,他們現有的工資率也不會成為其將來失業的機會成本①,因為他們失業的可能性幾乎是不存在的。

五、理論模型的經濟含義與結論

根據以上對幾個模型的描述,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經濟含義和結論。

(1)由于政府控制部門制定的統一工資率與兩個勞動力分市場的工資率之間形成兩個落差,這會引起勞動力在兩部門之間的流動,從而進一步引起兩部門勞動力供給的變化。這里勞動力流動的主要特征是專業技術型勞動力受到市場主導部門較高的人力資本收益的吸引,會紛紛從政府控制部門向市場主導部門轉移。相反,政府控制部門中的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則不會流向市場主導部門,因為對于他們來說,市場主導部門中的工資率低于他們已有的工資率。更可能的情況是市場主導部門中的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卻有著想進入政府控制部門的強烈動機。

(2)政府控制部門中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工資率低于其市場工資率的另一個結果是他們在受到流動制度障礙時會降低自身的勞動生產率,從而造成整個社會的一部分制度效率損失。由于這部分損失起因于勞動力流動的制度障礙,因而它的規模和程度是會受到勞動力流動限制條件強弱的影響。具體來說,如果專業技術型勞動力流動受到的限制越大,因此而產生的制度效率損失就越大。

(3)政府控制部門的工資率會直接造成勞動力配置上的偏差。從圖4中不難看出,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工資率低于市場工資率,他們的勞動力供給量會相應地從wpEp降低為0Lp’。這意味著政府控制部門中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就業量低于其在市場規則下的應有水平。相反,對于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來說,他們的工資率高于市場工資率使得他們的勞動力供給量從wnEn上升到0Ln’,這一點表明就業量超出了政府控制部門在市場規則下的需求量。這兩種情況都意味著勞動力資源的配置不當。

(4)由于政府控制部門中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工資率低于其勞動生產率,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工資率高于其勞動生產率,這會激勵政府控制部門去努力發展使用較大比例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資本密集型產業,以獲取較多的財政收入和發展資金。同時忽視那些使用較多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這樣一種發展戰略所產生的消極效應是多方面的。政府控制部門一方面對專業技術型勞動力有著很強的需求動力,另一方面對這部分勞動力進行低效率使用。這不能不說是政府控制部門的一大難題。政府控制部門對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忽視,加上市場主導部門中同類產業的競爭,會使得政府控制部門中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或企業的境況每況愈下,這可以說是政府控制部門面臨的又一大難題。

(5)模型隱含的收入分配的含義是,在現行收入分配政策不變的情況下,與經濟體制轉軌相伴隨的勞動力轉移過程會加速城鎮職工的工資差距擴大的過程。應該指出的是,這一過程是以人力資本收益率的上升為主導因素的。因此,它是對傳統的工資政策和分配政策的一種修正。

六、相關體制和政策選擇的模擬分析

上述的模型分析揭示了這樣一個事實。一方面農村勞動力的無限進入會壓低非專業技術勞動力的工資率,也就意味著拉大了政府控制部門與市場主導部門之間非專業技術勞動力的工資率差異。另一方面政府控制部門的專業技術勞動力不斷地外流。這不僅降低了該部門專業技術人員的比重,也導致了該部門的平均勞動生產率的不斷下降。由于這兩方面的因素,政府控制部門中的平均勞動生產率與平均工資率會分離開來,也就是說在前者不斷下降的同時,后者卻會由于其剛性而保持不變或上升。這在圖4中政府控制部門的勞動力需求曲線和平均工資線不再是一條直線wgDg,而是如圖5所示的那樣,分離為兩條直線wgwg’和DgDg’。

政府控制部門中平均勞動生產率與工資率的分離給該部門帶來的困難是顯而易見的,因為這種分離或者會導致該部門利潤率的不斷下降,或者表現為部分企業的虧損。在后一種情況下,政府為了維持虧損企業的正常運行,不得不拿出一定的補貼。不論是利潤率的下降,還是補貼虧損企業,都會給政府部門帶來財政上的壓力。有了壓力也就有了改革的動力。因而,我們接下來逐一地考察政府部門可能做出的幾種相關的政策選擇。

(1)政府部門采取控制實際工資的辦法,使得工資率的增長不超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這也是目前普遍采用的辦法。這種辦法適用于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的情況,但是對于我們所考察的勞動生產率不斷下降的情況,政府部門是難以下調實際工資的。另外,這種辦法并不能阻止專業技術勞動力的外流和由此引起的勞動生產率不斷下降的趨勢。

(2)政府部門采取凍結名義工資的措施。在通貨膨脹的情況下,凍結名義工資也就意味著壓低實際工資。在上圖它表現為wgwg’和DgDg’兩條直線的不斷接近。這樣做可以減少對虧損企業的補貼,以緩解財政上的壓力。但是它也可能帶來另一個問題,即非專業技術勞動力會對實際工資的下降作出消極的反應,從而會引起政府控制部門平均勞動生產率的下降。此外,它也同樣不能解決專業技術勞動力的外流和由此引起的勞動生產率下降的問題。

(3)政府部門對虧損企業采取積極破產的辦法,以提高整個部門的平均勞動生產率,從而減少政府的財政補貼。這樣一來,破產企業的職工被迫進入勞動力市場或市場主導部門。應該看到,在工資決定機制不進行調整的情況下,這樣一個過程將是長期的。

(4)按照市場工資率的水平,政府部門采取微調的辦法使得專業技術勞動力和非專業技術勞動力各自的工資率不斷地接近于其平均勞動生產率。這在上圖中表現為工資線wgwg’逐步地傾斜,wg端逐漸上移和wg’端逐漸下移,直至與Ep和En兩點相交。這樣做的結果可以抑制政府部門中專業技術勞動力的外流和激勵非專業技術勞動力的自愿流出。同時政府控制部門可以逐步放松對外來勞動力進入的控制,這樣至少在城市經濟中可以形成一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

應該說明的是,以上考慮到的四種政策選擇并非是相互排斥的。在現實中,政府部門完全可以同時選擇四種政策。相比而言,四種選擇的性質是有所不同的。前兩種選擇屬于控制型政策。后兩種選擇則屬于機制調整型。綜合四種選擇來考慮,改革的含義是非常明確的。如果政府控制部門不進行第四種選擇,即按照市場規則確定工資率,那么專業技術勞動力的外流,企業的虧損、破產就是不可避免的。這也就意味著政府控制部門的萎縮是不可避免的。如果第四種選擇能夠得以實施并獲得成功,那么在勞動力資源的配置上政府控制部門也就完成了向市場主導部門的轉軌過程。當然,這并不意味著,隨著這一過程的完成,政府控制部門的低效率問題和規模萎縮問題也就不存在了,因為對這些問題的全面解決并不僅僅是勞動力資源的配置問題。

然而還應該指出的是,不管是哪一種選擇,都是既有收益,有代價和風險的。采取控制實際工資的增長或者凍結名義工資的辦法會影響到職工的勞動積極性以及勞動生產率,同時會加劇國家與職工分配上的利益沖突。采取積極破產的辦法不免會導致失業率的上升,是不利于社會穩定的。采取微調工資率的辦法自然會影響到非專業技術勞動力的積極性,同時也會擴大專業技術勞動力和非專業技術勞動力之間的收入差距,以至于整個社會的收入差距。也許正是由于這些代價的存在,才致使我們在工資制度改革,勞動就業制度改革以及企業改革方面躊躇不前。然而,從長期的眼光來看,一種維持現狀的選擇只能會使得將來的制度效率損失更大,改革的成本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