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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經濟的奇跡

林毅夫指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79-1997年18年間國民經濟保持了年均9.8%的高增長速度，如果這一增長速度能夠維持下去，則至遲到下世紀30年代，我國將成為世界上第一經濟大國。改革以來，我國經濟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極大的提高，這一成就舉世矚目。改革為什么能取得成功？

這要從分析我國傳統經濟體制的成因入手。建國初期，為了迅速實現國家的工業化，政府確定了重工業優先發展的趕超戰略。由于資本高度密集的重工業具有投資周期長、作為先進技術載體的機器設備需要大量從國外進口、投資規模巨大等三個特征。而當時我國是以農業生產為主的經濟不發達國家，其特點是：生產剩余很少，資本積累很低，市場決定的利率很高，不利于投資周期長的重工業項目的發展；可以出口的商品很少，外匯短缺，市場決定的匯率很高，不利于發展重工業所需設備的進口；由于剩余主要來自于農業，而千家萬戶的小農生產非常分散，導致資金動員能力很低。這樣，重工業資本密集的特征與當時我國資本稀缺的農業經濟的資源稟賦狀況形成了直接的矛盾，因此就不可能依靠市場機制配置資源推動重工業優先發展，而需要政府出面，利用行政手段扭曲宏觀政策環境，人為壓低利率、匯率、能源和原材料價格以及工資和生活必需品價格，以便一方面降低發展重工業的成本，另一方面動員資源發展重工業；在要素和產品價格被扭曲的宏觀政策環境下，資金、外匯、原材料及生產必需品就需要通過高度集中的計劃渠道進行配置，同時還需要對農產品實行統購統銷政策；為了控制企業剩余的使用和在農村推行統購統銷政策的需要，又分別實行了工業部門的國有化和農業部門的化，對微觀經營嚴格控制。這樣，以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為邏輯起點，相繼形成了以扭曲的宏觀政策環境、高度集中的資源計劃配置制度和沒有自主權的微觀經營機制為特點的三位一體的傳統經濟體制。

事實上，這種傳統的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并不是社會主義的必然產物，而是由在低水平的經濟發展狀況下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戰略所導致的，世界上許多非社會主義的發展中國家在采取了同樣的發展戰略以后，也形成了類似的經濟體制。

這一體制在當時的狀況下能最有效地動員各種資源，使得我國在資金稀缺、物質基礎落后的情況下很快地建立起了一套比較完整的重工業體系；然而這一體制存在著嚴重的缺陷，這在微觀方面體現為工人、農民缺乏生產積極性，工農業生產效率低下，在宏觀上則是產業結構嚴重失調。針對傳統經濟體制下嚴重缺乏活力的微觀經營機制，自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的經濟體制改革就從微觀環節的放權讓利入手，旨在改進微觀激勵機制，激發工人和農民的生產熱情，提高微觀經營單位的經濟效率。微觀單位自主權的擴大打破了傳統經濟結構的整體性，以更具有效率的市場結構代替傳統結構的制度變遷過程就以自我推進的方式發生。在這個過程中，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的成功使農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企業自主權的擴大和來自非國有企業的競爭也提高了國有企業的效率。

18年來，我國經濟保持了平均每年9.8%的高增長速度，絕大多數老百姓是改革的受益者。改革所取得的令世人矚目的成就被認為是繼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之后的又一個經濟奇跡，而且由于我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因此我國經濟持續的高速增長對世界所產生的影響遠大于前兩個奇跡。在為所取得的成就欣慰的同時，令人們更為關注的是我國目前這種高經濟增長的態勢還能維持多久，國外有不少學者認為中國在未來20～30年中還能保持高經濟增長，林毅夫和國內的一些學者也持有這一觀點，對中國經濟的未來充滿信心。林毅夫對中國經濟發展前景的信心來自于以下的分析：在決定一國經濟增長速度的各種因素中，最重要的是技術進步。技術進步有兩種實現方式：

(1)自己投資進行研究和開發；

(2)向其它國家學習、模仿，或者說花錢購買先進技術以實現本國的技術進步。

技術開發研究的特點是成功率很低，一般而言，95%的科研投資沒有取得任何成果，而在取得成果的技術中也僅有一小部分具有商業價值,因此發明技術的成本通常很高；相對而言，模仿和購買技術所需的成本就要低得多。發達國家由于處于技術的最前沿，因此必須通過自己從事研究和開發才能實現技術進步，因而這些國家實現技術進步的成本高、時間長；而象我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由于同發達國家在技術上存在著很大的差距，因此在選擇技術進步的實現方式上就具有后進優勢，可以選擇成本低、時間短的模仿或購買的方式實現技術進步。因此象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由于技術變遷的成本高，如果能長期維持3%左右的增長率就已經很難得了，而技術進步實現方式上的優勢則使我國在未來的一段時期內保持象目前這樣水平的高增長速度并不困難。至于我國能保持多長時間的經濟高速增長，則取決于我國同技術水平最高的國家間的技術差距。

日本在50年代開始經濟的高速增長時，它同發達國家之間的技術差距要遠遠小于我國在79年改革開放之初同發達國家之間的技術差距，而日本從50年代至80年代中保持了近40年的高增長速度，亞洲四小龍從60年代初至現在也維持了近40年的高速增長，因此從技術差距的潛力來說我國大致可以保持50年左右的高速經濟增長，這意味著我國目前的經濟增長速度應該還能夠再維持30年。根據這一分析，對比目前我國與美國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一個簡單的計算就能表明，如果能把我國與美國之間7%的年經濟增長率差距再保持30年，則至遲到下世紀30年代，我國的GDP總值就將超過美國，從而成為世界上最大最強的經濟。以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為例，1993年美國的人均GDP是23400美元，按官方匯率計算，當年我國人均GDP則為470美元，這一數值是美國的1/50，而我國的人口是美國的5倍，因此在93年，我國的經濟規模是美國的1/10，如果我們能保持7個百分點的增長率差距，則大約在35年后即到下世紀30年代我國的經濟規模就將超過美國；因為同樣一美元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所能購買的商品數量是不一樣的，因此較客觀的比較方法是購買力平價法，按此方法計算，我國93年人均GDP為2300美元，則我國的經濟規模大致為美國的1/2,那么在10年后即在下世紀初我們就將達到美國的經濟規模。如果上述分析成為事實，則我國將成為四大文明古國中唯一由盛而衰，繼而又由衰而盛的國家，這將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奇跡。

二體制不配套引發的問題

林毅夫接著分析了中國經濟存在的問題。他指出，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走的是一條漸進的道路，從微觀經營機制出發，然后逐步推向資源配置制度和宏觀政策環境。總的來說，宏觀政策環境的改革滯后于資源配置制度，而資源配置制度的改革則落后于微觀經營機制。宏觀政策環境改革滯后是有其原因的，改革之初，由于作為我國經濟骨干力量的國有企業的特點是效率非常低、缺乏競爭能力、經營能力薄弱，如果象蘇聯和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那樣通過“休克式”療法進行全面的改革，則國有企業必將大量破產，國民經濟就可能處于崩潰的邊緣，社會就可能再次陷入動蕩之中。

因此，為了維持國有企業的存在，為了社會的安定，我國選擇了漸進式的改革道路。這一改革方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然而，宏觀政策環境改革的滯后導致了當前我國經濟體制中微觀經營機制、資源配置機制和宏觀政策環境三者間的不配套，由此產生了一系列非常嚴重的問題，這些問題包括國有企業虧損嚴重、銀行呆帳壞帳問題惡化、地區差別和城鄉差別擴大、周期性的經濟波動以及糧食供求等問題。這些問題如果得不到有效的解決，則勢必會威脅到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安定。

具體分析如下：

1.國有企業虧損。

由于宏觀政策環境方面改革的落后，目前國有企業依然背負著許多政策性負擔，這些負擔包括：

(1)沉重的職工養老負擔和各種福利負擔以及債務負擔；

(2)一部分國有企業產品的價格依然被嚴重扭曲；

(3)有些國有企業的資本密集程度過高，不符合我國的資源稟賦條件。政策負擔的存在使得人們無法評價企業經營機制的高下和經營績效的優劣，國家也缺乏對企業進行監督所需要的客觀指標，國有企業總可以把任何虧損都歸結為政策方面的原因所致，因為政府必須對因政策的原因所導致的虧損負責，因此企業的預算軟無法硬化，當企業出現虧損時，政府就必須給予補貼。

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的自主權越大，企業以各種方式侵吞企業資產和收益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因此在放權讓利的改革提高了國有企業生產率的同時，企業的盈利能力卻在不斷減弱，1996年國有企業的盈利狀況大致是1/3盈利、1/3明虧、1/3暗虧，97年則出現了全行業虧損。

2.銀行業的經營風險。

銀行在收集信息和降低道德風險方面有天然的優勢，因此在解決非對稱信息問題時銀行比其它金融機構要有利的多。因而在全球范圍內銀行在各國的金融體系中都起著最重要的作用，在發展中國家尤為如此。銀行業的經營狀況對整個經濟至關重要，銀行恐慌會引發整個經濟的嚴重衰退，1997年東南亞發生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就是這些國家銀行的壞帳率太高，過高的風險使得公眾對銀行業喪失了信心，由此導致了銀行危機和匯率危機。改革開放以來，隨著金融體制的改革和金融的深化，銀行在我國經濟中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而且今后將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我國銀行業的呆帳、壞帳比例高達25%左右，甚至比東南亞各國的壞帳率還高。

1996年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出現了全行業虧損。如果這一局面不加以扭轉，隨著我國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我國的銀行體系極有可能受到外國投機者的沖擊，由此可能導致我國的銀行恐慌和金融危機，從而威脅到整個經濟的發展。改革所產生的經濟體制的不配套是造成銀行業呆帳、壞帳比例高的主要原因。在實行撥改貸政策以后，國有企業主要是通過向銀行貸款來獲取資金，為了維持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的存在，政府繼續把利率壓低，低利率政策是目前向國有企業進行補貼的最主要手段。以1994年為例，四大國有銀行當年的款額為4萬億元，其中70%以上貸給了國有企業，按70%計算，則銀行向國有企業的款額為2萬8千億元，當年銀行貸款利率為12%,而市場利率為25%～30%,兩者間的差距超過10個百分點，這意味著1994年國有企業從銀行貸款中獲得的補貼超過2800億元，而這一年國有企業的總利潤只有2600億元。

因此，如果放開利率，則將使國有企業的債務負擔大為加重，國有企業在1994年就將全面虧損。正因如此，利率在我國遲遲不能放開。由于四大國有銀行的資金主要是貸給國有企業，而國有企業的主要債務是銀行貸款，因而隨著國有企業經營狀況的惡化，企業還貸的可能性大為降低，從而導致銀行呆帳和壞帳比例的大幅度上升，銀行的經營風險隨之增加。

3.經濟發展中的周期波動。

由于銀行利率仍然被人為壓低，預算約束依然沒有能夠硬化，這使得改革以來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存在著周期性的經濟波動。每當政府放松對信貸和投資的管制以刺激經濟的增長時，企業就會爭相向銀行貸款進行投資，投資的增加拉動了經濟快速增長，與此同時儲蓄并不增加，因此政府只有通過增發貨幣來滿足貸款的增加，而貨幣增加就會引發通膨脹，同時貪污腐化現象也趨于惡化，為了維護社會穩定，政府就不得不推行宏觀緊縮政策，砍投資，砍信貸，結果是在通貨膨脹和貪污腐敗得到控制的同時，經濟增長速度就會減慢。這就是所謂“一放就活，一活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的“活亂循環”現象。令人擔憂的是，這一波動具有周期越來越短、波動幅度和波動頻率不斷增大的趨勢。如果這種狀況趨于惡化，我國經濟就可能因此而崩潰。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方法是放開利率，做到銀行商業化和利率市場化。1994年的五個改革中，把這一點作為主要目標，但至今為止難于實行，原因在于低利率貸款是目前政府補貼企業的主要手段。

4.地區差別和城鄉差別問題。

我國的產業發展具有明顯的地區特點，東部的優勢主要在于制造業，中部適合發展農業，而西部則在礦產品的開采上有優勢。改革開放以來，為了給國有企業提供廉價的投入品以維持國有企業的存在，在逐步放開工業產品的價格的同時，主要農產品和礦產品的價格卻依然被人為壓低，這等于是中部和西部在補貼東部的發展。東部發展越快，所需的農產品和礦產品就越多，因此中西部對東部的補貼也就越多，而東部本來就比中西部富裕，因此東部發展越快，東部同中西部間的差距也就越來越大。

地區差距的擴大引起東部和中西部在對政策的需求上產生摩擦，東部希望更多的自主權和進一步的市場化，而中西部則希望得到更多的財政支持，因此希望中央政府更加集權，所以中央政府就難以制定和實施有關政策。東部同中西部間過大的差距使得許多中西部的農民無法安于農業生產，大量的農民紛紛涌入城市打工，民工的進城與大批城市工人的下崗問題交織在一起，使得就業問題變得十分尖銳。特別是在經濟蕭條時期，大批的民工滯留在城市里，無所事事，極有可能成為社會不穩定的根源。

5.我國的糧食問題。

伴隨著經濟的增長，我國對糧食的需求也將不斷增加，這一增加來自于以下幾方面：

(1)釀造業等行業發展迅速，這些產業需要大量的糧食；

(2)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國居民對肉食品的需求大幅度增加，而肉食品的生產需要耗費糧食，據估計，生產1斤豬肉需要4糧食，1斤雞肉需要2斤糧食，1斤牛肉需要8糧食，因而飲食結構的改善會增加對糧食的需求；

(3)我國人口將繼續增長，預計到2030年時人口總量將達到16－18億人，比目前增加30%至50%，對糧食的需求也將隨之而不斷增加。我國是世界上耕地最稀缺的國家，而人口的增加以及工業和基礎設施的發展都要進一步占用耕地，所以增加糧食供給的主要途徑是提高單位面積產量。這一目標的實現一方面需要政府對農業科研進行大量投資；另一方面，糧食的價格必須足夠高，使農民有采用新技術增加糧食生產的積極性。然而，為了給國有企業提供廉價的原材料，同時也為了保證城鎮居民一定的生活水平，到目前為止我國的糧食價格一直沒有放開，糧食相對價格偏低，農民因此缺乏生產的積極性。如果這一狀況得不到改善，那么我國將來就可能象國外一些經濟學家所預言的那樣出現較大的糧食供求缺口，而糧食危機勢必將威脅到社會的安定。

三結束語：以國企改革為突破口，加快宏觀政策環境改革

林毅夫最后指出了當前改革的途徑。他認為，前面的分析表明，出現在當前我國經濟中的一些問題，是由于我們采取了微觀先行的漸進式改革，宏觀政策環境中還存在著一些扭曲因素，而維持這些扭曲因素的目的是為了維持低效率的國有企業的生存。

因此，改革國有企業，提高國有企業的效率是我國下階段改革的突破口。國有企業問題的根源則是它仍然承擔著由傳統體制遺留下來的各種政策性負擔。這些負擔使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在市場競爭時先天地處于不利的地位，也使國有企業有了向政府要各種政策性補貼的借口，企業預算軟化。在這種情況下，任何微觀的改革措施都難于達到預期的效果。取消政策性負擔，為國有企業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使國有企業的經營績效能充分反映國有企業經營的優劣并根除國有企業預算軟約束的的借口，是克服信息不對稱，使國有企業的管理者和國有企業的所有者－國家－的利益一致起來的必要條件。取消國有企業的政策性負擔，并不會增加政府的支出。因為目前由政策性負擔所造成的企業虧損，最終還是要由政府來承擔。國有企業沒有政策策性負擔，國家也就不再需要給予國有企業政策性補貼，這樣就可以放開銀行的利率，活亂循環現象就能得到根治，加之企業預算約束的硬化以及企業效率的提高，銀行的呆帳、壞帳比例就會降低。同時，也就可以放開農產品和礦產品的價格，地區差別和糧食問題將得以緩解。這樣國民經濟的發展就可以走上穩定、健康、快速的道路，下個世紀初中國重新變成一個世界最大最強的經濟就不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