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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論文主要從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資源、環境的影響分析；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資源、環境產生影響的原因分析；強化資源環境措施，提高引資質量等進行講述，包括了資源消耗型、污染密集型產業大量聚集我國、別國淘汰的生產設備和工藝流程轉移到我國、污染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區、環境執法不嚴、環境優惠的理念有誤等，具體資料請見：

[摘要]本文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資源與環境的影響，以及造成這些影響的主要原因，認為一些發達國家或地區環境執法嚴格而我國環境執法不嚴是導致資源消耗型和污染密集型產業大量轉移到我國的重要原因，強調要提高引資質量在于強化引資管理的資源、環境措施：即完善與外商投資有關的政策法規；積極引導外資投向；建立高污染密集產業特別控制區；利用清潔發展機制(CDM)，吸引清潔外資等。

[關鍵詞]引資質量；污染產業轉移；資源；環境

有關外商直接投資(FDI)對資金流入國影響的研究成果較多，主要集中在對資金流入帶來的就業機會和技術轉移，促進地區經濟發展，減少貧困等方面，但對外商投資給東道國的資源利用和環境質量產生影響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對較少。本文試圖重新審視我國利用外資對資源與環境的影響，并由此探討提高利用外資質量的若干重要問題。

一、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資源、環境的影響分析

目前，關于外商直接投資對資源、環境的影響主要有兩種觀點：其一，認為外資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采用新技術的動機和機遇，促使他們實現清潔生產，從而進一步促進了全球環境質量和地區可持續發展能力的提高；其二，認為投資會刺激經濟增長，從而導致資源利用強度加大和環境污染加劇。很顯然，第一種觀點是一種純理論思維，在現實中的確有一些外商投資者成為向發展中國家傳播環境友好技術的載體。但大量事實說明，更多的投向發展中國家的外資，則表現為由第二種觀點所描述的現象。據有關人士統計：20世紀60年代以來，日本已將60%以上的高污染產業轉移到東南亞國家和拉美國家，美國也將39%以上的高污染、高消耗的產業轉移到其他國家。目前，我國已經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引資國，難免成了這些轉移產業的落腳點，因而也就被稱為“污染的天堂”或“污染避難所”。

從表1可知，1990-1991年，我國的外商直接投資額還不到100億美元，而隨后幾年，外商直接投資額以倍數增長投向我國，這其中大部分是發達國家轉移出來的污染產業，導致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我國的工業污染陡然攀升。這里僅以工業廢氣排放量為例，1997年幾乎比1996年增加了1倍，達到4922萬噸的峰值，這一污染集中爆發，不能說與1992年以來外資的大量引入無關。

另據第三次全國工業普查資料顯示，在污染密集型產業中，30%的企業是外資企業，在ODS(臭氧層消耗物質)生產與消費中，絕大多數為外商投資企業。據不完全統計，1985-1996年，這類外商投資企業累計達到1004家，投資額達到21.8億美元。

具體來看，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資源、環境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資源消耗型、污染密集型產業大量聚集我國

改革開放以來，化工、石化、皮革、印染、電鍍、殺蟲劑、造紙、采礦和冶金、橡膠、塑料、建筑材料和制藥等產業或項目成為外商在沿海地區投資的“亮點”。但這些產業中有些在污染物排放強度上排列前位；有些是需要大量投入的產業，尤其需要大量的原材料、能源和土地。這些產業被認為是我國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的主要源泉。據《中國經濟時報》報道，1991年外商在中國設立生產企業1.15萬家，協議外資87.71億美元，其中污染密集產業達到0.34萬家，占企業總數的29.12%，協議投資額為32.27億美元，占投資總額的33.68%。到1995年，有50%的外商投資集中污染密集型產業，其中13%是高度污染密集型產業，這些產業到目前為止并未離開我國。

2.別國淘汰的生產設備和工藝流程轉移到我國

由于我國對工業產品缺少環保標準或標準比發達國家低，導致一些外商通過直接投資轉移其被限制的生產設備和工藝流程，有些投資者甚至把一些垃圾轉移到我國境內，進行循環再利用，但由于我們循環再利用技術還很落后，這一類外資企業廢棄物帶來的污染是嚴重的。例如，一些世界知名洗滌用品公司就曾經將在其本國內已禁止或即將被禁止生產和使用的高磷洗滌用品轉移到我國生產和銷售，不僅給城市水質帶來嚴重污染，而且破壞了鄰海的海洋生物資源。再如，我國臺灣原來是美國危險廢棄物的再加工基地，但隨著1993年臺灣當局對廢棄金屬物貿易的禁止，大批臺商將其生產設備布局在沿海地區，如深圳、珠海和常州。他們進口成噸的廢棄物，如使用過的電池、車座底盤、計算機和其他電子電器，由于處理能力和技術的限制，這些進口廢棄物對周邊環境造成了巨大的環境污染。

3.污染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區

沿海地區憑借優惠的政策、區位優勢和雄厚的經濟制度基礎，成為我國吸引外商投資和跨國公司的前沿陣地，但同時沿海地區也是我國污染最集中的地區，雖然這一地區只占全國土地面積的13.5%，但排放了占全國45%的工業廢水和47%的工業廢氣，廢物歷年貯存量達到全國的41%，并且該比重還呈逐年增長趨勢。經濟發達的珠江三角洲，半數以上土壤遭到重金屬污染。

二、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資源、環境產生影響的原因分析

進一步分析外商投資對我國資源、環境的負面影響的原因，主要有：

1.環境執法不嚴

我國雖沒有給外資企業設立單獨的環境標準，但是環境保護法以及外商投資法等都要求外資企業必須遵守我國的法律法規，不得損害我國的社會公共利益。但是，由于有些地方政府迫切希望利用外資來發展經濟，在利用外資與環保發生矛盾時，往往以犧牲環境求得經濟上短期增長。因此，在引進外資過程中環境執法不嚴格，給一些外資企業向我國轉移污染型產品的生產技術和設備提供了機會，使環境污染趨勢無法遏制。

2.環境優惠的理念有誤

我國與周邊國家在引資問題上已經形成了競爭態勢，并且，目前我國政績觀與引資緊密相連，因此，在國內不同地區之間也形成了引資的激烈競爭，各地明著比的是優惠政策，暗著比的是低環境標準。這種獨特的“超國民待遇”，在很多國家都是難以想象的。比如，美國政府對外資實行國民待遇，任何外資企業都不會受到比美國國內企業更為優惠的待遇。英國是歐洲吸引外資最大的國家，主要對大項目采取資金扶助，此外很少有其他的特殊待遇。

3.環境監管不力

我國環境監管的技術、設備均比較落后，致使一些外資企業很容易逃避環境監管而排放污染物。比如，我國對環境污染監測主要采用的是濃度控制，許多外資企業在排放污水前則對之進行稀釋，導致從污染濃度上達標，而總量上卻遠遠超標。另外，外資企業項目審批體制的分權也弱化了環境保護的監測機制。

4.其他國家和地區環境執法嚴格導致污染轉移

有研究表明，1992年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實施較嚴格的環保標準之后，發展中國家的有毒廢棄物密度呈現快速增加，我國也在其中。另外，我國香港政府的水污染管制條例規定：將有害或有毒物質排入公共排水管及香港水域，初犯者可被罰款40萬元及監禁1年，再犯者可被罰款100萬元及監禁2年，若持續違法則可每日加罰4萬元。為此，香港一些污染企業會直接進入內地，以規避相關法律法規。

三、強化資源環境措施，提高引資質量由于長期不合理的資源開發和生態破壞，導致我國目前成為世界上資源消耗最快、污染最嚴重的國家之一，若這種現象再得不到遏制，將可能引發大的生態危機，并導致經濟發展出現倒退。對此，我們必須高度警覺。我們要在提高引資質量的決策中高度重視資源與環境因素，特別要考慮外資如何能為可持續發展服務，做到以外資促環保，以環保促外資，并把提高環境質量作為改善投資環境、提高利用外資水平的重要內容。

1.完善與外商投資有關的政策法規

要在借鑒、吸收國際慣例和其他國家成熟的法律、政策的基礎上，結合本國實際，完善外商投資環境保護法律，用法律杜絕惡意投資現象。印度在50多年的引資過程中，逐步制定并完善了一系列涉外經濟法律、法規和條例，如：《外商投資鼓勵法》、《外資企業管理法》、《外國投資法》、《外國投資促進法》等，這一系列法律法規對外商企業投資印度的途徑和形式、外資企業在印度的權利和義務、外資項目審批的行業規定和股權比例等問題做了具體而明確的規定，為外商在印度投資提供了良好的法律規范和制度保證。

2.提高環境標準，防止污染產業進入

一般來說，依靠低環境標準吸引來的外資是低質量的，吸引來的外資企業也缺乏市場競爭力。雖然提高環境標準會在一定時期內導致外資進入的減少，但是，減少的一般是生產規模較小、生產成本受市場波動比較大的企業投資，甚至會使那些污染處理成本很高的企業轉移走。從長遠利益來看，環境管制可以促進企業創新，提高企業的競爭能力，正如“波特假說”認為的：環境管制壓力就像市場競爭壓力一樣，鼓勵企業進行清潔生產或清潔產品的創新，創新的結果是新的具有商業價值的產品或生產工藝的產生。比如，美國頒布了清潔空氣修正案后，加州則制定了比聯邦法更為嚴格的廢氣排放標準，但這并沒有導致投資和就業機會的遠離。

3.積極引導外資投向，減少盲目引資

首先，要積極引導外資投向高技術行業，這些行業是相對清潔的。韓國鼓勵外資進入部分行業，限制進入其他行業。印度從來都把引進國外先進技術作為利用外資的重點，如鼓勵外資重點投向IT、醫藥、生物工程等知識密集型產業，這也正是印度的引資總量不如中國多，但引資質量卻遠遠高于中國的重要原因之一。印度政府對固守技術秘密或拒絕培訓印度技術人員的外國投資者，責令其停止在印的經營活動。20世紀70年代，可口可樂和IBM等大公司就是因為沒有滿足印方技術轉讓的要求而被迫撤離印度。

其次，要調整外商投資領域的產業與地區導向，從環境保護角度制定鼓勵、限制、嚴格限制、禁止外商投資的領域。對嚴重污染環境目前又無有效治理措施的項目要嚴格禁止引進。對可能造成環境嚴重污染或治理困難的項目要限制引進。對國內需要而又缺少配套技術治理污染的項目，應要求外商必須同時引進先進環保設施。鼓勵外商投資到具有重大影響的能夠促進可持續發展的領域，如環保技術的研究與開發領域，使其在可持續發展過程中獲得應有收益。

4.加強外商投資企業的環境管理

傳統觀點認為，對外商的管理，政府始終處在兩難境地，管理嚴格怕嚇走外商，管理不嚴又怕外商惡意行事，在環境管理和監督方面更是如此。但事實上，監督和管理并不是引資和用資的障礙。巴西與韓國在利用外資上相比，遠遠沒有韓國利用外資的績效高，其主要原因也正是因為巴西的政府干預缺乏效率。印度的經驗也非常值得借鑒，為了防止外國投資申請審批中的隨意性，印度政府設立了外國投資監督局，既提供服務，又實行監督。

我國目前必須強化對外資企業的環境管理，但這種強化管理必須既要體現服務精神，又要體現監督職能。為此，應注意抓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1)狠抓外資項目審批的環境評估，杜絕污染密集型產業的進入。(2)對外資企業進行常規性的環境評估。對經濟效益顯著并且注重環境保護和清潔生產的，進行示范、宣傳和獎勵，對那些環境污染嚴重的，責成其按照我國環境保護法的要求關停、整改。(3)要建立資源節約標準，如建立各種經濟形式的各類企業的耗水、耗能或消耗稀缺原料的技術檔案，用獎優罰劣的措施引導外商投資企業節約資源。(4)鼓勵跨國公司采用母國的環境標準，為國內企業樹立良好的典范，并通過跨國公司生產的前向或后向聯系，幫助國內企業改善環境管理。

5.建立高污染密集產業特別控制區

對我國有能力控制污染的，同時國民經濟發展又必需的一些高污染密集產業，應由政府部門出面分行業建立若干個高污染密集產業特別開發區，如印染、制革、電鍍開發區等，在區內建立“三廢”集中處理設施，對污染進行集中管理與控制，在此基礎上才可以引入此類外資企業。

6.利用清潔發展機制(CDM)，吸引清潔外資

所謂清潔發展機制就是《京都議定書》第12條規定，在2008年—2012年的“第一減排承諾期”內，承擔溫室氣體減排義務的締約方(主要是工業化國家)，通過投入資金和技術轉讓，在尚未承擔減排義務的締約方(主要是發展中國家)投資溫室氣體減排項目，所產生的減排量(CERs)可用于沖抵前者應承擔的減排量。目前，利用該機制吸引清潔外資，已成為發展中國家引資競爭的新焦點。據2004年底公布的數據，目前全球2/3的CDM項目來自印度、巴西和智利，其中僅印度向聯合國申報的CDM項目就占全球CDM項目總數的50%，居于榜首，而我國則暫居第五。這與我國全球引資第二的減排市場潛力落差巨大。因此，我國一定要盡快行動起來，采取有效措施，積極吸引CDM項目投資流入和技術轉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