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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發展循環經濟具有客觀必然性

20世紀60年代,發達國家開始進入后工業化時期。在全世界僅有不到五分之一人口進入現代化社會的情況下,資源的短缺和生態環境問題成為經濟繼續增長的重大約束。20世紀60年代以來,環境污染開始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之一。1970年4月22日美國舉行了“地球日”大游行,標志著人類開始高度關注環境污染問題,1972年6月5日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召開,通過了《人類環境宣言》。1972年羅馬俱樂部發表了其第一份研究報告:《增長的極限》。這份報告首次正式向世界發出了警告:“如果在世界人口、工業化、污染、糧食生產和資源消耗方面現在的趨勢繼續下去,這個行星上的增長的極限有朝一日將在今后一百年中發生”。這份報告被認為是第一次系統地考察了經濟增長與人口、自然資源、生態環境和科學技術進步之間的關系。從此生態環境作為制約經濟增長的要素而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到20世紀70年代,生態環境事實上已從單純自然意義上的人類生存要素轉變為社會意義上的經濟要素。這有兩個層次的含義。

第一,符合人類生活需要的良好的自然生態環境已經短缺,擁有這樣的環境已經成為人類追求幸福的目標之一。第二,從迄今為止人類生產活動的技術特性和生態環境本身的承載能力說,天然的生態環境對生產排放廢棄物的吸納能力已經飽和,甚至超載,要繼續利用它進行生產必須再生產出新的環境容量,需要人類投入資源進行“制造(生態恢復和污染治理)”。即,良好的自然生態環境已成為人類的勞動“產品”。這表明,良好的生態環境已具有明顯的二重性特征。即從生活的角度看它是目標,從生產的角度看,它已變成生產要素和條件。從我國的具體情況看,我國生態環境污染已達到十分嚴重的程度。2000年全國十大地表水系的COD年排放量達1445萬噸,比Ⅲ類水質要求的800萬噸容量高出80•6%;2001年七大水系斷面檢測,達到Ⅲ類水質的僅占29•5%,而劣Ⅴ類水質卻高達44%;全國城市有66•7%缺水;大氣中二氧化硫排放量達1995萬噸,比國家二級標準高66•3%;農田化肥農藥污染,重金屬污染,土地沙漠化和荒漠化,各種持久性有機污染等現象也日益嚴重。從生活的生態環境質量看,這種發展趨勢與我們追求的經濟增長目標相悖。據有關研究機構測算,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國每年生態和環境破壞帶來的損失占GDP的比重達到8%以上。這說明,我們的經濟增長是以生態環境成本為代價的。國內外的實踐已表明,當經濟增長達到一定階段時,對自然生態環境的免費使用必然達到極限。這是自然循環過程極限和作為自然組成部分的人類生理極限決定的。人類要繼續發展,客觀上要求我們轉換經濟增長方式,用新的模式發展經濟;要求我們減少對自然資源的消耗,并對被過度使用的自然進行補償。循環經濟就在這樣一種背景下產生。

二、循環經濟的本質是技術范式的革命

在技術層次上,循環經濟是與傳統經濟活動的“資源消費→產品→廢物排放”的開放(或稱為單程)型物質流動模式相對應的“資源消費→產品→再生資源”閉環型物質流動模式。其技術特征表現為資源消耗的減量化、再利用和資源再生化。其核心是提高生態環境的利用效率,其本質是生態經濟。表面上看,循環經濟只不過是強調“三廢”回收利用,但這是一種誤解。從技術經濟學角度看,循環經濟實際上是一種技術范式的革命。按照著名經濟學家喬瓦尼•多西的定義,所謂技術范式可定義為解決所選擇的技術經濟問題的一種“模式”。這是基于微觀技術的定義。在宏觀上,技術范式可定義為社會生產主導技術體系的基本特征和程序模式。在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同歷史階段,不同社會形態對應不同的技術范式。農業經濟社會的技術范式核心是勞動力與土地簡單結合的以采集、種植和養殖為主,以手工勞動為主要特征的小規模生產。其生產過程基本不產生三廢,產品直接來源于自然。產品消費以后形成的廢物,基本上是對環境無害的有機物,直接返回大自然,自然降解循環。即使是使用燃料,也主要是取自于自然生態系統中的可再生的草木質植物,燃燒后釋放的二氧化碳可進入自然生態系統,通過光合作用循環再生成草木質植物。這是一種低級的循環經濟模式。工業經濟社會的技術范式復雜得多。其技術主體由勞動力與機器設備相結合的大工業體系替代了勞動力與土地的簡單結合。生產過程的基本特征是以能源消耗為基礎,從自然界開采資源和對資源進行多次加工形成各種各樣的復雜產品。

工業經濟社會中,工業技術和產品大規模滲入到農業領域,使農業的技術范式也發生了相應變革,生產過程中加入了化肥、農藥、機械設備等工業品。于是土地和勞動力的生產效率都大大提高了,但同時也給土地和水資源帶來了越來越多的污染。伴隨人口增長和農業機械的使用,人類開墾荒地的能力提高,但自然生態卻遭到日益嚴重的破壞。在工業生產領域,動力主要由能源燃燒來提供。這種以耗散方式消耗、在短期內不可能循環的能源消費,向大氣和環境中排放出各種廢氣、渣屑;各種物理的和化學的生產過程都要用清潔的水作為冷卻劑或有毒有害物質的排放載體,使清潔的水資源日益減少;大量礦山的開采使生態植被銳減;人口的膨脹使城市云集,工廠和住宅不斷侵吞有限的可耕地。循環經濟的技術主體要求在傳統工業經濟的線性技術范式基礎上,增加反饋機制。在微觀層次上,要求企業縱向延長生產鏈條,從生產產品延伸到廢舊產品回收處理和再生;橫向技術體系拓寬,將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廢棄物進行回收利用和無害化處理。在宏觀層次上,要求整個社會技術體系實現網絡化,使資源實現跨產業循環利用,綜合對廢棄物進行產業化無害處理。循環經濟的技術體系以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為基礎,作為科學技術發展方向的高技術發展,關注經濟增長和以資源的再生、循環利用和無害化處理為手段,以保護生態環境為目標,推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這實質上是一種技術范式革命。當生態環境已成為經濟增長的制約因素時,人們才看到了“增長的極限”。于是,恢復生態環境、減少污染排放、保護公共資源等就成為人類生存和社會發展的必要條件。生態環境作為一種具有社會共有性質的短缺要素,利用它所創造的利益必須得到公平的分配,而且必須有保證它的可持續利用。使用這些要素獲得利益的人必須使其他人的利益不受傷害,或者對受到傷害的人給予補償。受益人在使用后應盡可能將其復原,以便其他人能繼續使用。這顯然需要社會做出一種制度安排,迫使生態環境的使用者改變原來的技術范式,采取新的技術體系和生產方式。就私人資本的特性說,如果沒有外力干預,它是不會放棄或減少對利益的追求而投入成本改變技術范式的。從這個角度說,技術范式的改變是制度安排的結果。

制度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產物。對經濟發展直接起作用的主要是基于政治制度的社會經濟制度。它決定了人類生產過程中的資源分配和利益分配形式。在我國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下,不存在私人資本統治國民經濟的制度基礎,但我們在理論上存在著嚴重的認識障礙,使生態環境也處于沒有產權的隨意索取狀態。雖然我們已從制度上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建立健全國家環境保護機構,通過一系列立法,為推進循環經濟奠定了一定的基礎,但總體上,循環經濟機制尚未建立起來。生態環境保護和循環經濟發展的困難,還在于當前技術的成本效益比較。以大規模、高速度為特征的現代生產技術體系使很多原材料開采、加工制造的直接經濟成本日益降低。相比之下,對各種廢舊產品和廢棄物的處理技術發展滯后,在很多情況下,把廢舊產品和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廢棄物變為有用資源的再生成本比購買新資源的價格相對更高,由此增加了推進循環經濟的難度。這源于生態環境等公共資源的“私人”使用與社會付出成本的不對稱性,使初次資源和再生資源的價格形成機制不同。前者用社會成本代替了后者的“私”人成本,在市場競爭中自然處于有利地位。這是市場對經濟增長社會成本的低估。這種低估靠市場自身的力量無法修正。“私人資本(包括所有非社會共有資本)”總是在開采初次資源與利用再生資源之間進行成本比較,總是試圖免費使用生態環境排放廢棄物而節約局部成本。上述原因決定了作為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基本條件———生態環境,必須通過社會經濟制度的變革,才能實現由人類生存要素向生產要素的轉化,才能通過市場經濟體制實現它的保護與可持續利用。

上述分析表明,循環經濟作為一種新的生產方式,它是在生態環境成為經濟增長制約要素、良好的生態環境成為一種公共財富階段的一種新的技術經濟范式,是建立在人類生存條件和福利平等基礎上的以全體社會成員生活福利最大化為目標的一種新的經濟形態。“資源消費→產品→再生資源”的閉環型物質流動模式,資源消耗的減量化、再利用和資源再生化都僅僅是其技術經濟范式的表征。其本質是對人類生產關系進行調整,其目標是追求可持續發展。人類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重新構建一種新的制度框架,對人與自然的關系和人類社會生產關系進行新的制度安排。這種新的制度框架的核心是要將生態環境作為一種生產要素,進行新的規制管理,納入市場運行機制之中。這必將重新構造社會價格形成機制,從而重新調整社會利益分配關系。當前的循環經濟仍然只是在技術層次上的探索,仍然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隨著全球人口和經濟不斷增長,資源制約日益增強,循環經濟必將成為未來人類社會一種新的經濟形態。

三、經濟全球化對發展循環經濟具有重大影響

經濟全球化是當代經濟發展的一個不可阻擋的大趨勢。全球化的基本特征是,跨國公司以成本最低、利潤最大化為目標,在全球范圍內“優化”配置資源。從純粹的技術和效率角度看,全球化加快了發達國家先進技術向發展中國家的擴散,提高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效率,從而也提高了全球的經濟效率,對于世界范圍內的可持續發展將起到促進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發達國家的生態環境保護意識很強,生態和環境已被作為有限資源嚴格納入政府的公共管理和公眾的監督之下,有關生態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和政策十分嚴格,這使開采自然資源和發展污染密集型的產業成本很高,在國際市場上沒有競爭優勢,因此,發達國家采取了向發展中國家采購資源和污染密集型產品的戰略。這顯然是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污染。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些發展中國家接受發達國家對生態污染破壞較嚴重的產業的轉移,使自己的經濟增長狀況有所改善,但其生態環境卻有惡化的趨勢。

從這個意義上看,富國過多地消耗了我們共同生活的這個地球上的資源,釋放了過多的污染,他們對窮國的生態環境質量下降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此,生態環境保護是一個全球性問題,循環經濟作為可持續發展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經濟增長模式,也應成為全球共同發展戰略的組成部分。毫無疑問,在發展中國家,經濟落后與貧窮是生態環境遭受破壞的主要根源。但依靠發展污染密集型產業和以破壞生態環境為代價的經濟增長,不僅不能改善生態環境,反而加重了污染的程度。因此,當前的全球化雖然有限地提高了發展中國家的物質生活水平,但并沒有把發展中國家帶入可持續發展道路。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發達國家把污染嚴重的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另一方面,他們又把環保作為與發展中國家進行貿易談判的砝碼,逼迫發展中國家做出更大的讓步。這表明,生態環境已成為一個嚴重的國際政治經濟關系問題。盡管發達國家排放的污染占世界的絕大多數,但他們并不想放棄高能源密集和資源密集的消費模式,更沒有真正負起全球生態環境保護的責任。在中國確立了到2020年實現GDP再翻兩番、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以后,西方國家開始出現了“中國環境崩潰論”,這一現象值得我們注意。當然,我們也必須認識到,作為一個人口大國,由于地理和氣候的原因,我國的生態系統本身比較脆弱。在發展中我們又處于追趕地位,總體科學技術水平比較落后,環境生產率很低,我國的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變化對世界有著重大影響。生態環境不僅僅是國際關系和國家間政治斗爭問題,它也切實關系我國全體國民切身利益。發達國家制造的環境壁壘也將會從反面促進我國的生態環境保護。我們應借助于經濟全球化和發達國家環境壁壘帶來的機遇和挑戰,在為爭取公平而與發達國家進行斗爭的同時,加強國際合作,加速引進發達國家的環境保護技術和管理經驗,加速推進生態環境的改善,加大循環經濟的發展步伐。這也是我們應對人類發展所作的貢獻。

四、循環經濟———中國新型工業化的最高形式

黨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我國要走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道路。事實上,循環經濟模式正是新型工業化道路的最高形式。循環經濟的技術經濟特征之一是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減少生產過程的資源和能源消耗。這是提高經濟效益的重要基礎,也是污染排放減量化的前提。循環經濟的技術經濟特征之二是延長和拓寬生產技術鏈,將污染盡可能地在生產企業內進行處理,減少生產過程的污染排放。循環經濟的技術經濟特征之三是對生產和生活使用過的廢舊產品進行全面回收,可以重復利用的廢棄物通過技術處理進行無限次的循環利用。這將最大限度地減少初次資源的開采,最大限度地利用不可再生資源,最大限度地減少造成污染的廢棄物的排放。循環經濟的技術經濟特征之四是對生產企業無法處理的廢棄物集中回收、處理,擴大生態環保和資源再生產業的規模,擴大就業。

上述四大特征要求大力發展廢舊的物資的回收處理適用技術;要求大力發展高附加價值,少污染排放的高新技術產業;要求高新技術向污染處理和資源再生產業擴散。它的最終要求是使利用廢舊資源的經濟效益高于利用有限的初次資源的經濟效益。這對科學技術發展提出了新的方向和強大需求,必將改變科學技術發展方向,帶來新的技術革命。新型工業化要求用新的思路去調整舊的產業結構,要求用新的體制激勵企業和社會追求可持續發展的新模式。循環經濟作為一種新的技術范式,一種新的生產力發展方式,為新型工業化開辟出了新的道路。按照傳統的“單程式”的技術范式,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制造業,全面提高資源的技術利用效率,當然也都是新型工業化的重要內涵,但卻不是新型工業化的全部。循環經濟要求在這一切的基礎上,通過制度創新進行技術范式的革命,是新型工業化的最高形式。五、發展循環經濟的若干政策黨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不僅僅是一個經濟目標,而是一個經濟社會綜合發展目標。實現這一目標必須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推進可持續發展。發展循環經濟是根本出路之一。而要發展循環經濟,必須從制度創新入手,實施一系列相互配套、切實有效的政策。

第一,必須徹底轉變GDP至上的政策目標。這要求各級政府切實轉變觀念,在制定“十一五”規劃時,把發展循環經濟,推進可持續發展作為首要宗旨。從國家全局角度看,有必要研究制定區域可持續發展指數,作為對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業績評價的重要參數。建議各省市普遍開展循環經濟區域試點的基礎上,探索發展循環經濟的經驗。第二,要在借鑒發達國家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盡快進行循環經濟立法,明確消費者、企業、各級政府在發展循環經濟方面的責任和義務,明確把生態環境作為資源納入政府的公共管理范疇之內。鑒于我國居民,尤其是廣大農村地區的居民生態環境意識比較薄弱,一些地方政府迫于經濟增長和就業壓力忽視環境保護,甚至對環境污染企業提供保護的現狀,應大力進行生態環境保護和資源管理的制度創新,對目前的環境保護機構進行調整,創造法律、行政法規和市場相結合的新的生態環境保護機制,以提高其權威性。第三,在政策層面上,要建立有利于循環經濟發展的政策體系。一方面要通過政策調整,使循環利用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有利可圖,使企業和個人對生態環境保護的外部效益內部化。另一方面,要大力推進生態環境的有償使用制度,建立污染者治理、受益者補償機制。

例如,一些虧損或微利的廢舊物品回收利用產業,對于污染物無害化處理產業,可通過稅收優惠和政府補貼政策,使其能夠獲得社會平均利潤率。在增加生態、環境(污染排放)、資源使用稅的同時可對企業用于環境保護的投資稅收抵扣。對污染治理、廢舊物品回收處理和再利用技術的研究與開發等公用性事業,政府應加大投入力度。建議專門設立生態環境技術基金,重點支持科研機構和企業進行環保適用技術的研究開發和推廣應用。第四,提高和改進國家生態環境國力水平,建立國家生態環境信息公開制度。國家環保機構應定期進行生態環境巡視監察,建立抽樣調查評估指數,并通過權威媒體向社會公布,以此促進全社會參與生態環境保護。第五,加強對循環經濟理論與政策的研究。目前應重點研究循環經濟發展需要的政策和法律環境、生態環境管理體制與制度創新、生態環境保護的成本與效益等問題。第六、鑒于我國未來20年內生態環境壓力日益增大的時期,一些重點區域和重點污染物排放處于嚴重超標狀態,有必要建立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監測和評估預警系統,為國家進行宏觀決策和制定政策提供科學依據。第七,積極發展循環經濟國際合作與交流,在不斷打破發達國家環境壁壘、爭取相對寬松的國際貿易環境的同時,爭取更多地利用國際援助,大力引進國外先進環保技術和管理經驗。第八,根據我國人口、資源分布極不均衡,各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差異巨大的國情以及生態環境保護必須走全國一盤棋道路的特點,應針對生態環境已成為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要素的現實,對全國經濟發展布局進行大規模統一規劃,對各地區在全國發展過程中的功能進行重新定位。對生態脆弱區域限制發展;對資源豐富、生態環境保護能力較強、潛力較大的區域集中發展;防止落后區域以趕超為目標盲目發展。

因此,有必要對國家經濟、社會、資源、生態環境與人口的發展變化趨勢進行全面的系統研究,在此基礎上,盡快進行國土綜合整治開發規劃。可以結合城市化進程,考慮實行生態環境移民在內的系統的總體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