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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風尚指一定歷史時期內的習俗或時尚，具體講，是指一定時期特定區域環境中大多數成員在日常生活中所崇尚的社會意識與行為。一定地域與一個民族的社會風尚，是該地區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較強的地域性與民族性，這主要是緣于其歷史傳承所造成。近代社會轉型期中國社會風尚的顯著變化從地域上來看，基本上是以東南沿海地區為中心逐步向四周擴散。東北作為中國內陸的邊疆多民族地區，在社會急劇轉型的近代，由于地理環境的特殊以及日俄與關內移民的大量移入，其社會風尚的變遷在呈現多元態勢的同時，也保留著自己獨有的民族特色。

一、東北地區少數民族社會風尚變遷的概況

近代以來的東北作為一個典型的移民地區，由于移民的大量進入，本土文化不斷地與外來文化進行交流、融合，使近代東北漸趨形成以漢民族為主體的多民族聚居狀態。據有關統計，“漢族人口約占當時東北人口總數的88.3%，少數民族人口約占東北人口總數的11.5%。東北地區的47個少數民族中，滿族、蒙古族、朝鮮族所占的比例較大。滿族人口約770萬，占當時全國滿族人口的85%；蒙古族人口約為300多萬，占當時全國蒙古族人口的73%；朝鮮族人口約200萬，占全國朝鮮族人口的99%。”[1]（P112）除此之外，錫伯族、回族、鄂倫春族、達斡爾族、赫哲族、柯爾克孜族、鄂溫克族等其他少數民族也以其特有的民族風情生活在東北的大舞臺上。由于與漢族的雜居相處，各少數民族漸染華風。社會風尚在逐漸與漢族接軌的同時也保留著本民族的特色。具體在衣著、飲食、居住以及婚姻習俗、語言習俗等方面表現明顯。

在服飾方面，城鎮的蒙古族服飾漸用染色布，與漢人略同。冬則穿著不上面之羊皮袍，皆袖長幅闊，腰束條帶，以綢為之，類用黃、紫、綠三色。頭戴皮帽或纏巾。牧區則保留了更多的傳統民族服飾。蒙古族牧民一般多穿皮褲以御寒，種類繁多，主要有熏皮褲、熏制去毛皮褲、吊面皮褲與單夾皮褲等。除此之外，蒙古族男子頭頂喜戴“氈笠”，因用毛氈制成，故得名。而其他一些少數民族由于與俄僑接觸甚多，漸漸也受俄國風尚的影響。如“鄂倫春人入俄籍者，盡變俄服”。[2]回族在民國時期，則漸漸被漢族同化，“漸染華風，其衣飾與漢族無異”。[2]男子喜穿白短褂，頭戴白布（或深色料）單層無沿圓帽。此帽亦稱禮拜帽，一般男子都在參加禮拜時戴之。婦女在參加禮拜時有戴“蓋頭”（大頭巾，少女喜綠色，中老年婦女喜黑白色）的習慣，平時則不戴。遷入東北地區的朝鮮族社會風俗也在漸漸發生改變。19世紀末，朝鮮族的男人多戴笠。20世紀以后，則開始穿著西服，頭戴學生帽、鴨舌帽以及西洋氈帽等。20世紀初之前，朝鮮族男女大多穿著草鞋、麻鞋與木屐等，到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開始穿著膠鞋和皮鞋。外衣的顏色也由較單一的白色轉變為開始穿著五彩繽紛的各種顏色。黑龍江下游的赫哲族雖接納了漢族先進的生活方式與生活材料，但其服飾上也保留了自己民族獨有的特色，多以魚皮作為原料，靠打魚為生的赫哲族選用厚大的魚皮，將其煮熟后再把魚皮縫合起來，制成鞋和衣、套褲、腿繃、圍裙、手套、腰帶等生活用品。魚皮具有耐磨、不透水、抗濕、防滑等特點。用魚皮制成的上衣款式基本與漢族的傳統便衣樣式類似，突顯出北方地區簡潔、明了的穿衣風格。

在飲食結構上，各民族的差異性較大。中國素來民以食為天，從中可以看出飲食文化在國民生活中的重要性。清代，在山東人闖關東前，滿族的飲食多以肉類為主，較少食谷米類，在飲食結構上較為單一，且對肉類的加工主要采用原始方式煮、曬、烤等，基本不使用任何工具。在漢人入關以后，漢人不僅把其主要飲食帶進東北地區，最主要的是把食物加工的技藝傳授給了滿人。由于民國初年山東闖關東的人數較多，魯菜在東北有較大的市場，不少名店均系山東人開設或由魯菜的傳人掌作。滿族在漢族潛移默化的影響下，掌握了各種烹飪技術如燒、烤、燉、炒等，飲食結構不斷提升改進，飲食種類逐漸豐富多樣，谷物糧食漸漸代替肉食。《黑龍江外記》記載：“滿洲宴客，舊尚手把肉，或全羊。近日沾染漢習，亦盛設肴饌。然其款式不及內地，味亦迥別，庖人之藝不精也。”[3]（P62）在滿漢飲食文化交流融合的過程中，滿族既保存自己飲食文化，如滿族愛吃用小米、黃米、高粱米和玉米做成的干飯、稀飯、水飯和粘飯。打糕、玻璃葉餑餑、蘇葉餑餑、盆糕、薩其瑪等是具有鮮明滿族特征的點心。同時也借鑒吸收了漢民族的飲食文化，最好的例證就是“滿漢全席”。飲食文化的碰撞融合改變了滿族原有的飲食結構，使飲食種類不斷豐富多樣。此外，其他民族如蒙古族主要以炒米、牛羊肉、牛羊乳為主要生活食品。進入民國以后，城鎮的蒙古族飲食已逐漸與當地漢族趨同，飲食結構也走向多元化。赫哲人在冬季款待客人多做魚菜，過年則會吃獵取的狍子、鹿、野雞等。“鄂倫春人，不解牧畜，以獵獸供食料”。[4]回族“平日飲食尚清潔，供客亦具肉食。教律戒專殺，其牛羊與雞皆購于市，非清真寺掌刀所宰不能用也”。[5]回族日常生活中的主食基本與漢族相近，某些面食與糕點保留了本民族的特色，如油香、洋肉燒麥、五花糕、油炸糕等。朝鮮族則以大米、辣白菜為主食，喜歡吃狗肉、冷面、打糕、泡菜、大醬湯等。

在居住方面，民國時期的漢族多壘墻建屋，安土重遷。而其他少數民族如赫哲人，多住在用木頭搭建的被稱為“馬架”的木屋子里。蒙古人則因游牧，常逐水草而居，轉徙無常，因而都以蒙古包為屋子。蒙古包大小不一，都為圓形。普通的蒙古包，頂高大約一丈三四尺，其圍壁高五六尺，蒙古包內圓徑七八尺至十七八尺不等。貴族的蒙古包比普通人家的要高大，為顯尊貴，在包的頂端有赤黃色絨氈，或黃銅鏡。民國以來，大批漢族入蒙地墾荒務農。在漢族影響下，一部分蒙古人棄牧從農，或半牧半農。因此以土屋為居者逐漸增多。蒙古人的土屋因地區不同而不盡相同。在東北的興安嶺東南地區，“蒙民家屋，純為磚木構造。周圍筑以土墻，繞以柳柵。以白布或赤布細書經文，懸于門前。家畜則圍飼于宅之附近。”[6]在黑龍江省，“蒙人居室多三楹，西室為上，謂西天迎佛也。院中樹長桿，桿頭懸白布小旗。”以上所說的土屋，皆為方形，多受漢族影響，與漢族土屋結構基本相同。房屋四周有用土墻及樹枝圍起的院落，院落內有畜圈與倉房。鄂倫春人，習居山林中，其廬帳率以樺皮為之。冬季復于樺皮之上加蓋獸皮。此種廬帳，普通名曰“窩鋪”。而朝鮮族住宅基本繼承朝鮮半島的居住風格與房屋特點：把房子多建在“背山臨流”，即后面靠著山，前邊有河流的地方。房子的正面朝南，房屋造型和結構基本保持一通間、三通間與拐角房等形式和富人居住的復合形式，受滿族影響，在冬季喜用火炕取暖，至民國時期，朝鮮族的火炕也由滿鋪式低火炕逐漸向疊摞式火炕轉變。

在婚姻習俗方面，滿族的婚姻禮儀，在早期較為樸素簡單。山東人（多為漢人）移民進入東北后，滿族的婚姻習俗逐漸發生改變。首先表現在婚齡上，滿族舊的婚俗提倡早婚，有記載：“滿洲之早婚在全國可居第一，奉天滿族富裕人家男子，生十三四歲即結婚，至二十歲以上方結婚者，俱為貧人”。[1]（P134）民國初年后，伴隨漢族移民的大規模進入，在漢族婚姻禮俗的逐漸影響下，滿族的早婚現象開始減少，并逐漸上升至法規層面而被禁止。婚禮儀式方面，滿族亦吸收了漢族的傳統。漢族早有婚嫁六禮之風俗，即“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滿族雖無六禮之說，但其婚姻傳統也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即必須經過“問名”、“合婚”、“相看”、“放定”、“迎親”等禮儀才能完婚，從中可以看出，此禮儀顯然是受到了漢族婚俗的影響。據記載：“放定之日，女飾盛服出，用旱煙筒與男家來賓以次裝煙，此乃參以滿洲之俗”。[1]（P156）從一定意義上講，婚姻風俗的交流融合使滿、漢之間的通婚往來更加密切，對當時社會環境的穩定起到了重要作用。蒙古族在長期同漢族雜居的過程中，也開始被漢族同化，“其結婚禮，皆供佛獨向之膜拜而已。呼蘭蒙籍甚少，自雍、乾以后編入八旗，多已移其舊俗，漸同化于滿洲、漢軍矣。”[7]（P401）漢人婚禮過程中，新娘要蓋紅蓋頭，“蒙人則無此細節，入門令露頭面，便登床坐帳（滿漢謂之“坐福”），亦不踏紅，即婚始許出房。三朝回門，午前返回。蒙與滿同。”[7]（P170）其他民族在被滿漢同化過程中，一定程度上也保存著自己本民族的特色。“滿、蒙婚禮與漢人同化，惟回民稍異。其定婚各儀節尚無出入，而結婚必用主麻日（即舊歷書牛、婁、鬼、亢四日），請阿訇誦經，用阿拉伯字寫婚書，不與漢族同也”。[8]回族婚禮，既不用鼓樂也不拜天地，而以宗教形式鞏固婚姻關系。另朝鮮族的婚禮別具風采，婚禮分別在女家及男家兩段進行。結婚時概不用鼓樂花轎，迎親男女僅用喜車，少卻了諸多禁忌。

在語言習俗方面，早在清朝時期，伴隨大批漢民進入東北少數民族地區時，漢民族的文化、風尚習慣、價值觀念與語言等也漸漸滲入其中。有些漢族人不僅擁有技術，同時他們能用漢語傳播農業生產技術、進行思想文化交流等。這些漢人是語言與文化的締造者與傳播者。伴隨漢人不斷地進入東北，東北少數民族被逐漸同化的進程也在加快。漢語作為當時的交際語言，傳播的途徑與渠道也在不斷延伸、擴大。至民國，此種變化就更為顯著。滿人中，已有大部分開始改說漢語、使用漢姓。蒙族人也逐漸通曉漢語并認識很多漢字。WalterYoung（美國學者）曾這樣記載：“到了今日，旅行滿洲者，從遼河口岸直達黑龍江，至多只能看見從前游牧人民的一點行將消滅的殘遺物跡而已，他們昔日跨峙塞北的雄威，已經蕩然無存了。現在滿人幾與漢人完全同化：他們的言語，也漸歸消滅，轉用漢語了”。[9]（P52）因此，伴隨漢族移民的進入，東北的語言環境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遷。時至今日，東北各少數民族均已經通曉漢語并將其作為交流的通用語，全新的語言地理格局已經形成。

二、東北少數民族社會風尚變遷的特點

民國時期東北少數民族的社會風尚呈現新舊交替、多元并存的狀態。作為中華民族風尚變遷的一具體分支，變遷的趨勢與全國總潮流保持一致。但是由于當時東北地區經濟、政治、文化環境與全國主流的差異，使東北地區少數民族的風尚變遷也呈現出如下幾方面的等特點：

（一）新舊相雜、緩慢交替在日俄文化、關內文化與東北漢族文化不斷碰撞、交融的過程中，由于不同民族、不同地區的經濟、文化發展并不平衡，不同階層、不同年齡對新、舊、中、西等事物的態度亦頗有差異。相對而言，開放口岸、通都鬧市與民眾社會生活同漢民族文化接觸交流最為頻繁的那些層面變化最大，就東北地域總面積與人數總體構成來講，它們都不占多數。盡管我們可以將這些事象給予它所代表運動主流演變方向的認定，但大多數地區和其他許多生活層面變化不大，也同樣值得注意。從各少數民族對自己民族傳統風尚習俗的保留即可看到，新風尚在民眾間的流傳盛行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如在服飾風尚方面，雖然東北少數民族受漢族服飾影響深刻，但如赫哲族在衣料的選擇上，仍以煮熟的魚皮作為原料。回族在接受漢族風尚的同時，也保留著自己本民族的特色，如男子仍戴白色的單層無沿圓帽。還有在語言風俗上，在滿漢人民和睦相處的過程中，滿語雖在一定程度上被漢語逐漸同化，但漢語也吸收了滿語中的大量詞匯。民國時期乃至現在東北的一些地名、水名、山名以及使用物品中，仍存在一定數量的滿語詞匯。據不完全統計，僅吉林省的滿語地名大約有五六百個，整個東北三省則更多。如：“吉林———吉林省松花江上游邊陲重鎮，滿語‘吉林烏拉’的簡稱，‘吉林，沿江之謂；烏拉，大川之謂’；哈爾濱———黑龍江省省會，滿語意為‘曬漁網的場子’；齊齊哈爾為黑龍江省的主要城市之一，滿語為‘天然牧場’。”[10]（P8）可見，伴隨關內移民的涌入，滿漢民族的不斷融合，漢語借鑒滿語詞匯在量上是比較龐大的。作為日常生活中的方言與地名等，滿語中的部分詞匯被保存下來，為東北各族人民接受，逐漸演變成為東北各族人民生活與交往中不可或缺的詞匯，兩種語言在融合與沖突中新舊相雜、緩慢交替。

（二）復雜多元、交錯變異社會風尚的變遷是外部效應與內部因素的相互滲透疊加，共同制約其基本走向，導致東北少數民族風尚的變遷必然呈現出復雜多元、交錯共生的格局。民國東北少數民族風尚的嬗變，主要源自于日俄等域外風尚的進入與中原移民遷入所帶來的關內風尚的滲透。俄國影響較強的哈爾濱及其周邊以及中東鐵路沿線，風尚俄國化的韻味較為濃重；而在日本文化影響的地區，如南滿鐵路附屬地沿線及沈陽、大連、營口、丹東等，則日本化的傾向較為明顯，彰顯出多元復雜的狀態。在此期間，東北少數民族社會風尚也融合了中原各地如齊魯文化等多種因子。而進入東北地區的移民，本身就是其所在地區風俗文化的典型代表。因而，在某種意義上，人口的流動即代表著文化的流動。中原數百萬移民進入東北后，將其原有的文化不斷地輸入到東北，逐漸在多元文化交錯融合的基礎上演變成一種帶有變異性特征的東北少數民族文化。可以說，各地風尚相繼進入東北地區后，在異質文化的大環境中創造出一個個同質的風尚文化的小環境，以避免區域風尚文化差異而引起的心態失衡與生活方式失調，于是以移民為載體在東北重新找到了滋生之地而日益枝繁葉茂，從而對東北各少數民族風尚造成沖擊與影響。民國時期東北少數民族社會風尚呈現出復雜的變異性，正是由于這種多元文化的并存，主要表現為東北少數民族固有風尚在不斷變遷過程中漸漸適應近現代社會的風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