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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世界人口發展和全面做好新形勢下我國人口工作進行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時提出：抓好人口有序遷移，引導人口有序遷移和合理分布，切實加強流動人口管理和服務，制定引導人口合理流動、有序遷移的政策，把流動人口管理和服務納入流入地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規劃之中，為人口流動遷移創造良好政策和制度環境。因此，現階段，認真研究和解決散雜居民族經濟發展中的新情況和新問題，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構建和諧社會有著重要意義。

一、流動散雜居少數民族現狀

（一）流動散雜居少數民族分布我國第五次人口普查把人口流動的原因分為務工經商、工作調動、分配錄用、學習培訓、拆遷搬家、婚姻遷入、隨遷家屬、投親靠友和其他等9種，其中前4種可合稱為經濟性原因，后5種可合稱為社會性原因。務工經商是全國最重要的人口流動原因，占全部流動量的30.7%。在社會原因中，婚姻遷入在許多少數民族的人口遷移中均占有很突出的地位，如在維吾爾族中占全部遷移人數的26.3%，在蒙古族中占24.0%，土家族占20.0%，均超過全國平均數（12%）。根據上海市統計局公布，截止2011年11月，上海市少數民族已達55個，少數民族人口總數為27.56萬人（不包括其他未識別的民族和外國人入籍中國的人口），比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增加了17.2萬人，增長165.9%，人口數在2萬人以上的有回族（占全市少數民族人口的28.3%）、土家族（12.2%）、苗族（11.4%）、滿族（9.1%）和朝鮮族（8.1%）；人口數在2萬人以下5000人以上的民族有壯族、蒙古族、侗族、彝族、布依族和維吾爾族。少數民族人口中，外來人口占64.4%，高于全市39%的總體水平。與2000年相比，上海的少數民族人口受教育狀況也有長足進步。2010年全市少數民族大學?？?、大學本科和研究生占少數民族人口的比重分別是3.5%、18%和9.8%，分別比2000年提高了2.2個、7.1個和1.1個百分點。在少數民族人口中，大專以上學歷人口比重（31.3%）比全市水平高出8.5個百分點，其中大學本科和研究生學歷人口比重分別比全市水平高7.1個和1.6個百分點。

（二）少數民族人口流動規律英國的E.G.雷文斯坦（E.G.Ravenstein）是公認的最早對人口遷移進行研究的學者。他于1880年發表題為《人口遷移規律》的論文，認為人們進行遷移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改善自己的經濟狀況，并對人口遷移的機制、結構和空間特征分別進行了總結，提出了著名的人口遷移七大定律。[1]如表1所示。根據人口遷移的推拉理論，人口流遷現象是原居住地和新遷入地的推力和拉力共同作用的結果，而推力、拉力作用是受主觀感受和客觀條件的影響。一般地說，原居住地的一些不合主觀感受的因素和客觀條件影響當事人的遷移心愿而形成推力，而新遷入地合乎當事人的一些因素使之決定遷移而形成拉力。人口遷移因人而異，但可以肯定地說人們遷移一般都是為了追求比原來更好的生活環境和生存質量為目的。城市流動少數民族稱為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主要指從農村、牧區、城鎮流入城市且不改變戶籍的、作為民族文化攜帶者，在城市居住并從事各種政治、經濟和文化等社會活動的暫住少數民族。我國城市流動少數民族具有如下特點：[2]少數民族流動落后于漢族；少數民族流動具有鮮明的職業特點并形成一些具有特色的少數民族流動聚集區；西部地區少數民族婦女婚嫁而遷至東部地區的現象較多；少數民族流動中存在的困難更多；少數民族人口流動形式無序多于有序。

（三）少數民族流動地域少數民族流動從總體上遵循一般人口流動規律，但同時也體現出現代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質。從地域上看，少數民族流動規律，通常由農村→本民族城鎮→民族地區大中城市→經濟發達地區。具體表現為：[3]1.流向民族地區城市。少數民族流動時主要考慮到流動成本和流動風險，通常只是在本地區城鎮流動，其中以本地區政治、經濟、文化、交通等中心的自治州首府、地區行署所在地和省城里最為集中。例如，2005年，甘肅省當年外出的勞動力中，在西部地區、東部沿海地區、中部地區打工的人數比重分別為69.61%、24.57%和5.67%。在本省內務工人數161.72萬人，占外出人員總數的50.8%，在省內務工人員中，到省會城市的占26.1%，到省內中心城市的占22.3%，到縣城的占22.3%，到建制鎮的占11.9%，到其他地區的占17.4%。2.流向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和東南沿海地區。經過初步鍛煉后，開始在本地區城鎮流動的少數民族成員把眼光投向外部更大的世界，其流動范圍逐漸擴大到東南沿海地區和北京、上海、廣州、武漢、深圳等經濟文化發達的大城市，我們在這些城市的街頭均可看到經營烤羊肉串的新疆維吾爾族、賣藏藥的藏族和賣銀首飾的西南苗族婦女等。據最新統計，上海外來打工、經商、求學和婚嫁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已達17.75萬。此外，改革開放以來，民族地區少數民族婦女婚嫁到東南沿海地區的現象也比較明顯。

二、流動散雜居少數民族經濟方式

作為以經濟型為主體的流動少數民族與漢族外來人口相比，由于語言、受教育程度、謀生技能等因素影響，難以進入正規的企業、公司就業，只能從事帶有鮮明的民族特色的商業、服務行業，如經營清真食品、民族商品、民族藥品等。經濟方式表現為：特色經營型，普通務工型和外向經濟引導型。

（一）特色經營型。這部分人群主要來自少數民族地區，職業往往帶有明顯的民族特色。1.經營少數民族風味的餐飲業。這種以民族傳統食品為品牌的餐飲業既包括室內餐館酒店，也包括街頭流動小吃攤點，在許多城市已經形成一定氣候。人們隨處可見新疆維吾爾族風味、東北朝鮮族風味、西南傣族、苗族風味、壯族桂林米粉以及土家族經營的土家菜館等民族風味的餐飲業場所。對于回族、維吾爾族、撒拉族等少數民族，由于穆斯林的飲食禁忌，經營多是清真食品。其中，來自新疆維吾爾族大多以經營新疆風味的飯店和燒烤為主，其獨特的風味深受各族群眾的喜愛。來自甘肅、寧夏、青海的回族和撒拉族主要經營“蘭州牛肉拉面”等。2.經營民族特色商品。無論在北京，還是在東南沿海城市和北方城市，都可以看到出售葡萄干、蔗糖、玉器、羊肉串的維吾爾族商販；出售冬蟲夏草、珍貴動物皮、骨等藥材、刀具的藏族商販；出售工藝品、茶葉的苗族商販以及出售毛皮的回族商販等等。由于經營方式是流動攤販、沿街叫賣，少部分以開店方式經營，所以人員流動性較強。3.從事民族歌舞或民俗表演。主要是苗族、納西族、白族以及藏族等從事民族歌舞風情表演。如上海萬體附近的扎西達瓦餐廳，里邊聚集一些藏族演員，為客人進行藏族歌舞表演。

（二）普通務工型。這部分人群以來自散雜居民族地區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居多。他們中有些是在大學畢業后到外地尋求更好的就業機會，有些是中學畢業后離開家鄉到外地打工。具有大專以上學歷的人員，多從事腦力勞動，收入居中等水平；高學歷的專業技術類人才，主要從事研究和管理工作，薪酬比較高。他們在城市中經歷或長或短的“打拼”后，絕大部分會選擇在當地購房置業定居，久而久之就由流動人口演變為常住人口。如果沒有好的就業機會，則會繼續流動到其他城市或是返回家鄉的縣城。學歷較低的人員，多從事餐飲、銷售等服務行業，在完成了一定的財富積累后，有些人幸運地留了下來，有些因婚姻關系定居城市，而多數人則懷揣不多的積蓄和對城市生活的留戀與無望，無奈地返回家鄉。

（三）外向經濟引導型。隨著各地招商引資、發展外向型經濟，國外企業入駐當地，特別是與國外企業具有相同民族屬性，引發相關就業需求。例如，朝鮮族員工利用與韓國人語言相通、風俗習慣相同的優勢，在企業中從事翻譯和管理等方面工作，有的當上了企業的高層管理人員，收入豐厚。在山東省，散雜居流動少數民族經濟主要方式是為韓資企業進行生產加工、勞務服務、中介服務等形式。青島市有1200多家韓資企業和110多家朝鮮族法人企業，有朝鮮族職工4萬多人。威海市共有200多家生產企業，都雇有朝鮮族職員，主要從事服裝、電子、廚房用具、工藝品、小商品等的生產，產品主要出口韓國。在北京望京地區，隨著韓國人大量居住望京，望京朝鮮族群體大體分為三類：一是在韓資企業或其他大公司任職的職員。這類人收入較高，大部分已經擁有個人房產，工作生活基本趨于穩定，呈現出較濃的長期定居傾向，是望京朝鮮族群體中的佼佼者。二是個體經營者，包括餐飲、零售、服務業、廣告咨詢、房產中介等領域，他們在望京經營個體實業，比如望京的典型特色之一———100多家“民泊”旅館幾乎由朝鮮族開辦經營。這些人處境不是很穩，經常變換經營品種，未來趨向表現出視業績好壞而決定自己的去留。三是短期打工人員，這個群體人數不少，他們多在餐飲業、服務業、零售業等技術要求低的部門就業，年齡構成較低，很多人在北京都是短期停留，其中許多人在尋找機會去韓國務工。此外，還有為數不少的朝鮮族保姆。朝鮮族婦女憑借其族緣和語言相通優勢以及勤勞善良的品質受到韓國家庭的歡迎。

三、制約流動散雜居少數民族聚集區經濟發展因素

（一）本民族傳統文化影響流動散雜居少數民族雖然分布在祖國各地，但是傳統的民族文化支撐共同心理素質，影響其價值觀和經濟行為。[4]例如，伊斯蘭文化對回族發展起著關鍵作用，其強烈的民族心理感情，促使其在與各民族的交往中尋找到了發展自己民族經濟的方向，并且引導和鼓勵人們大膽開拓財源之路，要敢為人先，敢冒風險、甘愿吃苦，形成了優良的經營傳統和經營理念。然而，受地理、交通、信息等現代因素影響，傳統文化也產生內陸區域意識、小商小販意識，也影響散雜居回族經濟發展。這種觀念使一些回族穆斯林在經營過程中滿足于“小富即安”，稍有成效便不再增加投入，造成原有的經營優勢形不成規模經濟，部分回民在思想上只想解決溫飽，只求安于現狀，不圖有所作為，貧困山區回族人存在“等、靠、要”的思想。此外，只顧眼前利益，忽視民族的長遠發展，商業經營的范圍也比較狹小，主要集中于回族清真風味與小吃、牛羊肉屠宰加工與銷售等?；刈迦说难酃庵饕性谏唐返牧魍?，而忽視商品的生產，不從事現代加工業和高附加值的行業，所得收入相對較少。

（二）流動民族“居住隔離”文化馬戎先生認為，人口流動、遷移一般會選擇自己所屬族群人口較多、聚居程度較高、本族人口在社會和政府部門里占有有利地位的區域，“以求得族群和文化歸屬感和信息習俗方面的便利”，“遷移后會自發形成本民族相對聚居的小聚集區，使本族的生活習俗、宗教生活得以維持，生活上便于互助，也較易于集體爭取自身合法權益”。[5]由于從民族地區進入東部大中城市從事商業活動的一些少數民族成員，借助少數民族共同語言、共同文化、共同傳統等共同心理，逐漸形成以經營民族特色食品為主干的單一民族相對集中的少數民族聚落，并獲得民族歸屬感、安全感和語言、交流、生活等方面的便利。同時，他們還往往選擇本民族人士取得相對成就（如有本族人或經商或從政，且已取得較大成就的地區）的城市聚集區。如北京魏公村形成維吾爾族聚居的“新疆村”，廣州白云區的維吾爾族、回族聚居區，廈門同安陳塘的回民村，上海浦東區的回族聚居區，閡行區龍柏街道的朝鮮族聚集區等。但這種聚居區也就造成與當地其他民族交往圈和機會的減少，生活與發展空間也相對縮小，易形成“居住隔離”文化。

（三）產業同質性城市流動散雜居少數民族作為民族文化攜帶者，其進入城市不但是就業移民、創業移民，而且是“文化移民”。但就業與創業的復制性，造成行業的同質性。例如，西北地區多數少數民族信仰伊斯蘭教，流動人口在職業選擇上多數與民族身份、民族習慣結合起來，形成了擇業上的鮮明的民族性和集中性的特色。流動人口的從業范圍在餐飲服務上表現出了民族特色，這就是清真食品行業遍布，職業分布集中。在西安市，2.1萬流動少數民族中，約1.7萬人從事清真食品行業。這種方式可以使老鄉之間有經驗可以借鑒，少走彎路，但也造成了過度競爭，使后來者與后來者之間產生競爭，造成利潤減少，有時還帶來各種糾紛。

（四）流入地城市缺乏一定包容性民族關系的好壞將首先在散雜居地區，在城市民族關系中得到充分體現。目前，城市對流動少數民族存在接納和排拒兩種相互沖突的模式。[6]就接納而言，城市對流動少數民族接納有著極大地選擇性，對有利于城市經濟文化發展的流動少數民族會被城市順利地接納，如少數民族的知識階層、干部、投資者等。因為這部分少數民族人口素質較高，適應能力較強，不僅接納了城市的生活方式，也接納了城市生產和生活秩序，也就接納了城市，這種接納無疑會促進城市民族關系的良性發展。就排拒而言，城市排拒的主要是流動少數民族中文化素質較低的一部分人。由于其本身文化素質較低，適應能力較差，生存狀況不理想而產生，被排拒的人在心理上表現出對城市生活秩序、生活方式的排拒。在相當長時間內，這種結構模式難以改變。

（五）流入城市少數民族聚集區缺乏吸引力城市少數民族聚集區具有經濟、文化、教育、民族文化旅游以及政治等諸項功能，特別是以經濟和文化等功能為基礎，對邊遠地區的民族地區的群眾具有示范性、輻射性影響，對聚集區內部同族群眾和聚集區之間不同族群眾的生產、生活具有協調性、穩定性影響。雖然較低的經濟收入限制了人們的發展能力，但由于地段好、生活便捷，而且分享著同源同族的同胞親情和宗教信仰。然而，城市少數民族聚集區對流動少數民族缺乏吸引力。主要原因：一是城市世居少數民族遷入城市年代久遠，與其遷出地的聯系基本疏離，因此與改革開放以后大量涌入城市的流動少數民族之間缺乏親緣和地緣聯系。二是城市世居少數民族聚集區內部市場相對封閉、狹小，下崗群眾務工經商已經能夠滿足聚集區居民的生活需要，聚集區內部市場供求關系的平衡使得流動少數民族難以尋求發展機會。三是城市世居少數民族聚集區的貧困嚴重削弱了其在流動少數民族群眾心目中的示范力與影響力。他們必須面向更廣大的消費群體，以特色民族飲食來開拓市場，以滿足經濟利益。四是對散雜居少數民族發展經濟正確引導不夠，經濟上體現民族特點不充分。

四、流動散雜居少數民族聚集區經濟發展建議

（一）充分發揮少數民族居住地政府職能解決散雜居少數民族經濟發展問題，縮小與經濟發達地區間的差距，需要流出地地方政府一定要高度重視少數民族流動工作。在散雜居少數民族鄉村，由于勞務經濟在當地經濟發展中占有20%－30%比例，外出務工影響和改變了農民的生活習俗、生活方式和價值觀，村民科技意識、市場意識得到認可。為此，當地政府要把勞務經濟工作擺上工作的重要議事日程，與總體經濟工作一并研究、一并部署。同時要配備好領導干部，加強對勞務經濟的協調工作，特別是與流動少數民族輸入地政府、街道辦事處、用工企業的溝通，保障流動少數民族的合法權益。最后，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通過科學規劃當地主導產業，如食品加工業、旅游業、制造業等，采取有序流動，做好人力資源開發、儲備工作，特別是熟練技術工人的培養工作，以為當地今后發展以及流動人口返鄉創業奠定基礎。

（二）圍繞民族特點，發展清真食品業引導流動散雜居少數民族聚集區經濟必須揚長避短，圍繞民族特色做文章，注重依托特色資源、特色產品、特色專業市場，大力發展特色產業，推動特色經濟規模發展、持續發展。清真食品業是回族的傳統產業，也是一大優勢產業。它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產業關聯度高、輻射力強，可以帶動養殖業、種植業、加工業、餐飲業、服務業等發展，提供的就業崗位多。清真食品在縣、鄉、村及周圍有一定的市場需求，能滿足當地信仰伊斯蘭教群眾的、流動少數民族及當地其他民族品嘗不同口味、消費多樣化的需要，從而形成產業規模。因此，我們應該鼓勵清真食品產業的不斷壯大，力促產品上檔次、經濟上規模、效益上臺階、產業成特色。在觀念上，突破把清真食品業僅僅局限于肉類加工業、糕點業、餐飲業的傳統觀念，深化產業內涵，擴大產業外延，細化產品種類和服務門類。在保持清真食品的民族特色、地方特色基礎上，緊隨市場變化和大眾消費潮流，不斷開發新產品。對從事民族貿易經營者給予更多支持，幫助他們拓寬間接和直接融資渠道，繼續執行國家對民族貿易和民族用品定點生產企業貸款貼息的財政政策。還可在少數民族比較集中的地方，逐步完善清真食品的生產、管理、銷售網絡，把民族企業作為重點予以幫扶。要注重提高民族貿易經營者的綜合素質，為他們搭建學習借鑒先進管理方式和經營理念的平臺，樹立競爭意識、品牌意識，培植一批具有一定規模和競爭優勢的清真食品龍頭企業，幫助他們尋找與優秀企業合作合資經營的機會，促進清真食品業的發展，培育經濟自主增長能力，使清真食品產業在市場中做大、做強。

（三）建設功能創新的城市散雜居少數民族聚集區城市散雜居少數民族聚集區雖然都屬舊城區，但其多數處于未來城市中心區域的范圍之內，地理位置優越。一是大批中外游客在此參觀游覽；二是經營民族風味食品，飲食店鋪鱗次櫛比，品種豐富，很受當地各族人民及中外游客的喜愛，前來品嘗、購物者整天絡繹不絕，呈現比較繁華的景象。通常，這類聚集區在當地已經具有一定品牌知名度，影響力較大，然而功能比較混雜。為提高其商業價值，可以對商業服務區進行改造。一方面圍繞人們生活、休閑需要，增加更多的商業、娛樂、交通設施，把當地具有富有民族特色的傳統工藝品和加工技術組織起來，從事民族工藝品生產加工和銷售。另一方面，引導流動少數民族到商業服務區開展民族服飾、藝術品等傳統工藝的加工和銷售，讓各民族群眾共同打造具有民族特色商業一條街。

（四）開展與母體民族區域合作，形成雙贏格局加快散雜居少數民族聚集區經濟發展，要把“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與“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有機地結合起來，一方面運用市場的力量調動散雜居少數民族加快發展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另一方而政府要充分發揮職能作用，做好服務工作，特別是要積極與散雜居少數民族的母體民族有關部門聯系，依托本地交通優勢、信息優勢、市場優勢、銷售優勢，開展經濟區域合作的模式，共同發展，充分發揮資源互補、優勢共享，開創共贏發展之路。例如，青海是我國穆斯林群眾聚居的主要地區之一，有著發展清真食品用品產業的一定基礎，有清真的生鮮食品、清真的速凍食品、清真的乳制品、民族特色商品、保健品、工藝品、服飾、鞋帽及其他穆斯林民族用品和消費品等清真產品。隨著大量西部少數民族人口流動到全國各地，流動少數民族及中東部城市世居少數民族報怨最多就是飲食特別是清真食品不清真，另外，全國各地漢族同胞也沒有享受到正宗清真食品。如果把“兩個市場”有機對接起來，既推動了青海高原動植物特色產業、農牧產業、清真食品用品產業及清真食品用品企業自身發展，也滿足了不同地區不同民族消費問題，加深了民族之間認識，加強了不同民族之間的融合關系。實際上，在散雜居少數民族聚集區和少數民族地區，不同民族在經營活動中，一方面保持本民族最樸素經營理念，另一方面也不斷汲取其他民族的經營理念與方式，在市場經濟活動中，民族關系相互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