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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對會計信息失真、特別是違法造假的會計信息失真現象，以四川紅光實業公司的案例為分析對象，從我國現有制度安排的角度進行分析。分析認為，現有的制度安排本身排斥高質量的會計信息，并誘發會計信息違法性失真。本文分析的政策性意義在于：會計信息失真的治理，不僅僅是一部《會計法》或相應的會計技術規范所能解決的，相關的法律制度安排等才是解決會計信息失真的治本之舉。

一、引言為尋求提高會計信息質量

我國政府有關管理部門先后制訂并了數十項相關的法規與制度，如《企業財務會計報告條例》（國務院）、《企業會計準則》、《股份有限公司會計制度》、《會計基礎工作規范》（以上為財政部）、《上市公司財務報表披露細則》（中國證監會）等。1999年10月31日，第二次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會計法》正式，并要求自2000年7月1日起施行。新《會計法》的修訂、頒布與實行，被認為是旨在改善我國會計信息質量、杜絕虛假會計信息。與之相適應，財政部又于2000年12月了《企業會計制度》。所有這些努力，無疑，會在一定程度上促成提高我國的會計信息質量。

但是，會計信息具有經濟后果，已為理論界從多個角度進行驗證。會計信息質量的提高，必將改變原有市場上各利益團體的利益安排。顯然，那些利益受損的團體將不會為追求高質量的會計信息而自愿放棄既得利益。換言之，僅僅依靠會計準則與會計制度本身，應當不會顯著地改變會計信息質量。

如果將現代市場經濟環境下助人和主體一般性地界定為“逐利的理性經濟人”，那么，他（們）的行為模式主要取決于該項行為所可能產生的經濟后果。而某項行為的經濟后果又在相當程度上受當時的制度安排所決定。“制度可以定義為社會中個人所遵循的行為規則”。換言之，是某一時期社會的制度安排，決定了人們的行為方式。將這一基本推論用于會計信息的提供行為與會計信息質量的分析中，可以認為，提供會計信息的行為與當時社會的制度不可分離。如果一定時期的制度安排鼓勵提供高質量的會計信息，并對實施這種行為的主體給予獎勵，則市場上普遍提供的會計信息，其質量應當能令人滿意；反之，如果市場不獎勵、甚至懲罰提供高質量會計信息的主體，那些提供虛假會計信息的主體又能獲得不菲的收益，則市場上普遍流行的會計信息，虛假成份必定居多。

本文將依照這一邏輯展開。其中，第二部分主要討論制度安排對會計信息提供的影響及相關的市場激勵或懲罰，以期構建一個一般性的分析框架；第三部分簡要描述紅光實業案例，為下文的分析與討論，提供基礎；第四部分是本文討論的重心，將以第二部分所形成的基本分析框架為工具，討論紅光實業案例中各行為主體的激勵與約束分布；最后是必要的討論與本文結論。

二、制度安排與個體行為：一個分析框架

什么是制度？經濟學界存在多種解釋。早期的制度經濟學家康芒斯將制度定義為“集體行動控制個人行動”，集體行動包括從元組織的習俗到有組織的機構以至國家，它們對個體行動的控制是通過利益誘導（用康芒斯的話：對個人有益）和禁例的方式進行的（康芒斯，中譯本，第二章）。換言之，制度可以決定（通過誘導或禁止）個人行為。舒爾茨（T.Schultz）認為，制度是行為規則，它們涉及社會、政治及經濟行為。例如，它們包括管束結婚與離婚的規則、支配政治權力的配置與使用的憲法中所內含的規則，以及確立由市場資本主義或政府來分配資源與收入的規則（科斯等著，中譯本，1994，第253頁）。作為制度決定論者，諾斯對制度先后有過多次描述與界定，他在《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一書中將制度抽象為：“是一個社會的游戲規則，或者，更規范地說，是人為設計的約束（vpmdytsomyd），用于界定人與人之間的交往”。

當康芒斯說制度通過利益誘導或禁例的方式影響個體行為時，他已經說明制度對個體行為產生影響的方式：利益。如果將每個個體都視為有限理性的經濟人，那么，他們的行為準則——或者說他們決定采取或不采取某項行為的主要考慮——就是經濟上是否有效。人是社會人，他（們）的各種行為離不開相應的社會制度安排：他們能否獲取報酬，取決于社會制度對其行為是否認可；獲取報酬的高低，取決于社會制度對其行為認可度的高低；社會制度還通過懲罰手段限制或禁止某項行為；等等。換言之，社會制度通過鼓勵或懲罰某一行為，以誘導或禁止該項行為。比如，英國早期保護私有產權制度，使得那些從事各種發明創造以及工商企業的人，獲取了高額報酬，從而有更多的人加入其中，最終，促使英國最先完成工業革命；我國1999年后的國有國營企業組織制度安排下，企業經營好壞與個人的報酬沒有直接關系，這使得企業經營業績普遍走低；我國20世紀80年代開始推行的計劃生育政策，就是通過嚴厲的懲罰措施逐步推行的。

嚴格地說，制度與制度的執行是兩個相對獨立的概念。其中，制度就是指各種成文或不成文的制度安排，比如我國的《公司法》、各種成文的會計準則和中國證監會的信息披露細則；制度的執行更多地體現在相關的法律制度安排以及各種實際的判例上。書面的成文制度是否有效，主要取決于該制度能否真正得到執行。一個無法得到執行的制度，就不具有基本的約束力。

如果將會計信息視為一種相對獨立的“物品”，那么，它也具有相應的“制造者”和“消費者”。從理性經濟人角度來看，任何一個“制造”或“消費”會計信息的主體，都能（至少是期望能）從“制造”或“消費”的行為中獲取收益。這樣，與會計信息的提供、消費等有關的制度安排，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會計信息的提供與消費的方式。質量等行為。

以本文所討論的紅光公司案例發生的時間為基準，上市公司會計信息制度安排至少包括如下一些法律與法規：《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1993）、國務院《股票發行與交易管理暫行條例》（1993）、《中華人民共和國會計法》（1993）、財政部《企業會計準則》和《股份制試點企業會計制度》中國證監會《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實施細則》等。這些法律與法規為上市公司提供真實、可靠的會計信息，提供了技術上的保證。問題在于：上述法律法規中有關會計信息質量的相關規定，能否在實踐中得到有效執行。從事后披露的具體情況來看，這些法律法規沒有得到執行。因而，下文的分析與討論，更多地將側重在制度的執行方面，即：執行與違反制度的成本效益對比問題。

三、紅光實業：案例介紹

1.“紅光實業”的上市過程

紅光實業是成都紅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的簡稱，1997年6月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代碼為600083.其前身是國營紅光電子管廠，始建于1958年，是在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記注冊的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該廠是我國“一五”期間156項重點工程項目之一，是我國最早建成的大型綜合性電子束器件基地，也是我國第一只彩色顯像管的誕生地。超級秘書網

經成都市體改委（1992162號文批準，1993年5月，由原國營紅光電子管廠以其全部生產經營性凈資產投入，聯合四川省信托投資公司、中國銀行四川省分行、交通銀行成都分行作為發起人以定向募集方式設立本公司。成都市科學技術委員會認定紅光公司為高新技術企業（成科工字[1999]019號文），技術中心被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國家稅務總局、海關總署認定為享受優惠政策的企業（集團）技術中心（國經貿技（1995）374號文），1995年12月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川府函[1995]517號文）列為全國現代企業制度試點企業。經中國證監會證監發字[1997]246號文和[1997]247號文批準，紅光公司于1997年5月23日以每股6.05元的價格向社會公眾發行7，000萬股社會公眾股，占發行后總股本的30.43%，實際籌得4.1億元資金。

2.上市前的相關信息披露

目前我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方式與渠道中，“上市公告書”和“招股說明書”是主要部分。此外，相關渠道（從當時來看，主要是證券類報紙和電視、廣播評論）的介紹與評論，也構成信息來源的一部分。但公司能否取得上市資格、公司新股發行價格的確定等，主要取決于由上市公司提供、經相關中介機構認定的財務資料等信息。而這部分信息也構成了“上市公告書”和“招股說明書”的主體。因此，下面對相關信息披露的介紹，主要基于紅光實業上市前所公開披露的這兩份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