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證券審計市場審計質量分析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政府主導的改革路徑與制度變遷條件下的市場發展；制度變遷與競爭性市場結構:從無序向有序的轉變；競爭性市場結構與審計質量供給:一個爭論，對證券審計市場審計質量分析進行講述。其中，主要包括：盡管我國注冊會計師制度恢復于20世紀80年代初期,但是早期注冊會計師的業務主要以三資企業為主,業務范圍涉及驗資、查賬、所得稅申報以及外匯收支報告等、與發達成熟證券審計市場所普遍具有的寡占特征不同,我國證券審計市場具有較高程度的競爭性,這可以視作我國區別于發達證券審計市場的又一基本特征、鑒于發達證券審計市場寡占型的市場結構,國內部分研究者將市場集中度的高低與審計質量供給聯系起來(如余玉苗,2001;夏冬林和林震昃,2003;劉明輝等,2003),認為我國審計質量不高的原因在于市場較高的競爭程度，具體材料請詳見：

【摘要】經濟轉型與新興市場的宏觀背景決定了我國審計市場的發展必然伴隨著迅速的制度變更,該特征是理解與此相關所有問題的基本出發點。我國區別于成熟審計市場的另一顯著特征在于高度競爭的市場結構,該結構的形成有其特定的歷史原因,其變化趨勢則與制度變遷條件下的市場發展相聯系。從理論角度看,高度競爭的市場結構并不必然會對審計質量供給產生影響。

【關鍵詞】證券審計市場;制度變遷;競爭性市場結構;審計質量

要把握我國證券審計市場的基本特征,就必須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宏觀制度背景有一個深入的了解。任何拋開我國特殊制度背景及其現狀而對我國證券審計市場特征的認識都只具有階段性,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市場的發展必將喪失其適用性和原有意義。由于我國證券審計市場的形成和發展植根于我國經濟轉型和新興市場的總體背景之下,因此,理解我國證券審計市場的基本特征必須由此入手。將經濟轉型理解為一個制度變遷的過程,新興市場的基本特征決定了制度的匱乏是一種普遍現象,因此,我國證券審計市場最為顯著的基本特征在于其發展必然伴隨著更為迅速的制度變更,這也是理解我國證券審計市場需求和供給等相關問題的出發點。

一、政府主導的改革路徑與制度變遷條件下的市場發展

盡管我國注冊會計師制度恢復于20世紀80年代初期,但是早期注冊會計師的業務主要以三資企業為主,業務范圍涉及驗資、查賬、所得稅申報以及外匯收支報告等(楊時展,1995)。直到1990年和1991年上海和深圳證券交易所相繼成立,在創造了公眾投資者對于上市公司會計信息需求的同時,我國證券審計市場才開始形成。顯然,這與西方發達國家證券審計市場近百年的發展歷史無法相提并論。與我國大多數行業的市場化發展軌跡類似,政府主導型的經濟改革過程決定了我國證券審計市場在發展初期其主導力量也必然來自于政府的行政力量(謝德仁和陳武朝,1999;易琮,2002;韓洪靈,2006)。

謝德仁和陳武朝(1999)較早對我國注冊會計師制度恢復以來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注冊會計師職業服務市場狀況進行了考察,他們認為,我國審計市場發展早期所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就是審計市場的非市場自然細分(行政細分)所導致的無序化問題。這種無序化的行政細分則是經濟體制和意識形態的慣性使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其有關職能部門在注冊會計師服務市場的行政細分中都扮演了一定的角色,由于職業服務需求本身就是由政府創造出來的,因而政府也就是最重要的需求者。盡管他們觀察到市場的自然細分一定程度上在當時我國注冊會計師職業服務市場是存在的,一些具有較好的自我約束機制的會計師事務所建立起了自己的職業聲譽并有較高的市場占有率,但是無疑市場的行政細分抑制了競爭并造成了審計市場的無序化發展。在該研究的基礎上,陳武朝和鄭軍(2001)指出在我國審計市場中,政府部門是審計市場的最大需求者,但這種非市場化的需求和行政細分的結果決定了其不存在對高質量審計的需求。而多數會計報表使用者尚未真正關心審計質量,因而亦不存在高質量審計需求。由此帶來的消極影響是會計師事務所較少或基本不靠質量而是靠其他手段去爭取客戶,同時亦助長了地方保護和行業壟斷。以上研究結論對我國審計市場問題的后續研究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盡管路徑依賴決定了上述影響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圍內會繼續存在,但是,筆者認為上述研究結論顯然不能應用于當前與審計市場有關問題的分析。考慮我國轉型經濟的基本特征,無疑我國審計市場的行政性細分是市場化發展初期過渡性制度安排的結果,而實踐證明這種制度安排顯然是缺乏效率的。1995年6月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和中國注冊審計師協會實現聯合。1997年8月全行業開展了大規模的清理整頓工作,到1999年底,共依法撤銷事務所638家,撤銷濫設的分支機構1474家。1998年啟動的脫鉤改制工作則使會計師事務所成為真正獨立的公司法人,從體制上保證了注冊會計師職業的獨立性,1998年年底首批具有證券執業資格的103家會計師事務所完成了脫鉤工作。2000年,中國資產評估協會、中國稅務管理中心和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合并,最終由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統一管理。從制度變遷的角度來看,以上注冊會計師行業的發展過程可以理解為市場化發展初期制度的匱乏以及過渡性制度安排在市場發展過程中向規范的制度安排迅速演進的過程,也正是謝德仁和陳武朝(1999)研究中所謂的“基礎設施”從缺乏或者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過程。

我國的經濟轉型主要是政府主導的強制性制度變遷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行政力量主導應當指的是政府是規則或者制度的制定者,他既非“運動員”亦非“裁判員”,而是基礎設施的提供者。從這一層意義上講,在我國經濟轉型背景下證券審計市場發展的初期,行政力量主導并沒有問題。據此,筆者并不認同如果存在大量、有效的市場需求,我國注冊會計師制度的發展將會自動選擇獨立化、職業化的發展道路,并將事務所脫鉤改制理解為政府無奈選擇結果的觀點(如劉峰和林斌,2000)。因為本質上講獨立審計是市場經濟的產物(Watts&Zimmerman,1986),而我國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事實就已經決定了,在我國經濟轉型的初期,在相關市場還沒有形成或者有效運轉的情況下,不可能存在大量、有效的對獨立審計的市場需求。因此脫鉤改制不是政府的無奈選擇,而是其培育市場微觀主體,創造公平市場環境的必然之舉。

二、制度變遷與競爭性市場結構:從無序向有序的轉變

與發達成熟證券審計市場所普遍具有的寡占特征不同,我國證券審計市場具有較高程度的競爭性,這可以視作我國區別于發達證券審計市場的又一基本特征。李樹華(2000)最早對此進行了研究,他發現我國證券市場的集中度與國際趨勢存在著巨大反差,1993年至1996年按客戶家數計算“十大”的市場份額分別為51%、48%、44%和35%,市場集中度較低并呈現出顯著的逐年下降趨勢,此外我國“十大”會計師事務所在各年間的排名很不穩定,研究結論認為我國證券審計市場仍然是一個過度競爭和不穩定的市場。此后的研究者從制度變遷的角度對后期我國審計市場的結構變化進行了考察。

吳溪(2001)對我國1997年至1999年的證券審計市場進行了考察,三年間按照股本總額計算的“十大”市場份額分別為44.41%、38.75%和34.93%,仍然呈現出逐年下降的趨勢。不過對于審計意見的考察結果研究表明,在這三年間注冊會計師的獨立性在總體上是逐年提高的,并且規模越大的事務所獨立性越強。研究結論指出2000年我國證券審計市場發生的政府誘致性合并重組有利于我國審計市場的良性發展。易琮(2002)直接使用業務收入數據對1998年至2000年具有證券從業資格的事務所的市場集中度進行了考察,研究發現全行業前“八大”事務所的各年市場份額分別為42.35%、48.07%和53.47%,表現出逐年上升的趨勢。她認為行業集中度的提高正說明行業制度變遷(脫鉤改制和全行業規模化)對市場結構的變化發揮了作用。余玉苗(2001)、夏冬林和林震昃(2003)則同時對我國證券審計市場2000年的市場集中情況進行了考察,前者按照客戶家數計算的“十大”市場份額為31%,后者按照事務所業務收入計算的“十大”市場份額則達到了49.46%,差異來自于比較基準的不同。筆者對股權分置改革前我國證券審計市場2002年至2004年的市場集中情況進行了統計,如表1PanelA所示,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證券審計市場幾乎全部為“八大(或五大、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壟斷,英國的審計市場集中度最高,達到了100%,日本為最低也達到了80%以上。與此相反,如PanelB所示,在2002年至2004年期間我國審計市場中前“十大”(前“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的市場集中度,按客戶家數計算僅為25%(11%),按照客戶資產總額計算則為48%(33%),按照客戶銷售收入總額計算則為53%(39%)。Herfindahl指數也顯示我國證券審計市場具有較高的競爭性程度,根據客戶家數計算,我國證券審計市場約有50家同等規模的會計師事務所,而按照客戶資產總額、銷售收入總額計算,則分別為22家和15家。PanelC反映了國際“四大”中國所的市場份額情況。在2002年至2004年期間國際“四大”所審計的A股上市公司仍不足10%并有下降的趨勢。不過按照客戶資產總額、客戶銷售收入總額計算,國際在“四大”的市場份額有較大程度的提高,分別達到34%和38%,表明國際“四大”在大客戶市場具有競爭優勢。

表1的統計結果表明,與發達國家(或地區)成熟審計市場相比,在2002年至2004年,我國證券審計市場仍然表現出較強的競爭性。不過,與上文所提到的相關研究結果比較,這三年間的市場集中度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高,并且時間序列上相對平穩并未出現明顯下降的趨勢。盡管競爭程度仍然較高,但是以上結果可以說明,我國證券審計市場的發展開始步入相對穩定階段,市場競爭開始向著較為有序的方向發展。

三、競爭性市場結構與審計質量供給:一個爭論

鑒于發達證券審計市場寡占型的市場結構,國內部分研究者將市場集中度的高低與審計質量供給聯系起來(如余玉苗,2001;夏冬林和林震昃,2003;劉明輝等,2003),認為我國審計質量不高的原因在于市場較高的競爭程度。但是,筆者認為該觀點首先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即使是發達市場國家如美國,寡占型的審計市場結構的形成亦經歷了一個較為漫長的過程,總的來說是市場競爭和選擇的結果。而我國目前的審計市場結構的形成有其歷史原因,從1997年深圳會計師事務所脫鉤改制試點算起,到1999年底全行業完成改制,審計市場才真正走出了行政壟斷,開始逐步轉向市場化的自由競爭階段,市場集中度不高是歷史造成的現狀,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易琮,2002),并非市場自然演進的結果。

從理論上來講,國外研究者對于市場集中現象給出了三種解釋。其一,Dopuch&Simunic(1980)和DeAngelo(1981)認為大規模事務所的審計質量差異化以及產品高質量的聲譽能夠解釋普遍存在的市場集中現象,我國部分研究者的觀點正是基于此。其二,Dopuch&Simunic(1980)以及Danos&Eichenseher(1986)認為是由于審計服務生產的規模經濟使得大型會計公司在市場中獲得優勢地位,從而導致了市場集中現象。其三,Doogar&Easley(1998)通過構建了一個無差異化、純價格競爭的理論模型考察了市場集中問題,研究結果表明,既不是審計質量差異化也不是規模經濟,而是訂約活動(Contractingpractices)、客戶規模分布(clientsizedistributions)以及事務所生產效率的差異(differencesinauditorproductivity)聯合決定了會計師事務所的市場份額。結合上述解釋,筆者認為,若將審計質量高低與當前的競爭性市場結構相聯系恐難有說服力,同樣,若將審計質量差異化與此相聯系一樣難以得出正確結論。

那么競爭性的審計市場結構對審計質量研究來說究竟意味著什么呢?在西方研究者看來(如Krishnan&Schauer,

2000;Niemi,2004),由于絕大多數關于審計質量的研究均聚焦于寡占型審計市場,在競爭性市場中是否存在審計質量差異化、審計質量差異化沿著何種維度分割、事務所規模是否如寡占型市場一樣與審計質量保持正相關的關系,這些都是未有定論的研究課題。此外,Simunic(1980)以及Gist&Michaels

(1995)均認為在寡占型市場中,大型事務所收取更高的審計費用可能并不必然與提供了更高的審計質量相聯系,原因在于費用溢價亦可能代表了大型事務所依靠市場勢力所獲取的經濟租。這使得從供給方考察審計質量陷入尷尬境地,而一個競爭性的市場結構應能夠較好地避免該問題。

【參考文獻】

[1]陳武朝,鄭軍.中國注冊會計師行業服務需求的特點及其影響的探討[J].審計研究,2001(1):51-53.

[2]韓洪靈.中國證券審計市場的結構、行為與績效[D].廈門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

[3]李樹華.審計獨立性的提高與審計市場的背離[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0.

[4]劉峰,林斌.會計師事務所脫鉤與政府選擇:一種解釋[J].會計研究,2000(2):9-15.

[5]劉明輝,李黎,張羽.我國審計市場集中度與審計質量關系的實證分析[J].會計研究,2003(7):37-41.

[6]吳溪.我國證券審計市場的集中度與注冊會計師獨立性[J].中國注冊會計師,2001(9):14-16.

[7]夏冬林,林震昃.我國審計市場的競爭狀況分析[J].會計研究,2003(3):40-46.

[8]謝德仁,陳武朝.注冊會計師職業服務市場的細分研究[J].會計研究,1999(8):2-10.

[9]余玉苗.中國上市公司審計市場結構的初步分析[J].經濟評論,2001(3):120-122.

[10]易琮.有關審計市場集中度問題的探討[J].中國注冊會計師,2002(5):34-35.

[11]楊時展.中國注冊會計師制度的沿革和發展[J].財會通訊,1995(2):2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