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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會經濟地位是影響個體身體活動參與的重要社會因素。通過對國內外相關研究文獻進行分析，檢驗社會經濟地位對不同群體身體活動的影響效應，梳理社會經濟地位影響個體身體活動參與的作用路徑，發現：（1）社會經濟地位對個體的身體活動具有重要影響，但對青少年、普通人群和特殊人群身體活動的影響效應存在差異；（2）社會經濟地位通過社區環境（體育活動設施、社區學校條件）、家庭因素（家庭物質環境、家庭成員身體活動行為）、久坐行為、超重或肥胖、鍛煉動機（鍛煉意圖、自我效能）等因素對個體身體活動產生影響。（3）當前關于社會經濟地位與身體活動關系的研究存在核心概念的界定與測量混亂、社會經濟地位影響身體活動的理論構建缺乏等問題。

關鍵詞：社會經濟地位；身體活動；體育鍛煉；社區環境；家庭因素；個體行為

社會經濟地位是指個體在社會中的經濟及社會地位。個體的社會經濟地位主要體現為個體所可能獲得或控制的社會資源的數量和質量［1］。社會經濟地位也是反映個體所屬社會階層的測量指標之一。在身體活動領域，社會經濟地位是影響個體身體活動的重要因素之一［2－5］，并且會強化不同文化背景的個體在身體活動上的差異［6］。一方面，較低社會經濟地位個體表現出了較少的身體活動和較多的不利于身心健康的行為（暴飲暴食、屏前靜坐）［3－5］。當前一個不容樂觀的事實是，一項針對32個國家的學齡兒童身體活動水平的調查研究結果顯示，幾乎沒有一個國家的學齡兒童的身體活動水平達到美國《身體活動指南》中所推薦的標準。隨著年齡的增長，兒童的身體活動水平呈下降趨勢，并且女孩的身體活動水平顯著低于男孩［7－8］。對成年人的研究也得到了類似的結果。個體都面臨著身體活動缺乏的風險，特別是對那些早期生活在較差社會經濟環境中的個體。另一方面，早期社會經濟環境與身體活動的關系又受到成年階段社會經濟地位的影響，尤其是受教育水平。Cheval等人（2018）［4］對22　846名50～95歲被試進行的為期10年（2004－2013年）的縱向研究發現，早期生活在較差社會經濟環境中的個體在成年階段表現出了更高的缺乏身體活動的風險，女性表現得更加明顯。身體活動對身心健康的積極作用已經得到大量研究證實，研究者從身體活動者自身和環境兩方面對影響個體身體活動的因素進行了系統研究，取得了豐富研究成果。但國內關于社會經濟地位對個體身體活動影響的研究相對匱乏。研究以“社會經濟地位”“身體活動”“Socioeconomic　status”“exercise”“physical　activity”為關鍵詞在中國知網、萬方數據庫、web　of　science、EBSCO、Sportdiscus等數據庫檢索1990－2019年間的相關文獻。對國內外相關研究成果進行系統分析，探究社會經濟地位對個體身體活動的影響及其作用路徑，在此基礎上總結當前研究存在的不足，探討促進低社會經濟地位個體身心健康的身體活動干預措施，為促進國民身體活動參與，提高身心健康水平提供科學依據。

1　社會經濟地位與個體身體活動的關系

目前關于社會經濟地位與個體身體活動的研究根據關注人群的不同可以分為青少年身體活動、普通人群身體活動和特殊人群身體活動等三類。

1．1　社會經濟地位與青少年身體活動的關系

由于青少年群體主要以學生為主，尚未有經濟收入來源，因此其社會經濟地位主要指的是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目前關于社會經濟地位與青少年身體活動之間關系的研究結果并不一致。首先，社會經濟地位與青少年身體活動的關系。有研究認為社會經濟地位與青少年身體活動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高社會經濟地位青少年的身體活動水平顯著高于低社會經濟地位青少年［9－11，7］，尤其是在中到大強度身體活動上兩者的相關性更高［9］。也有研究指出社會經濟地位與青少年身體活動之間存在顯著負相關［12－14］，低社會經濟地位的青少年每周累計身體活動量顯著高于高社會經濟地位的青少年。此外，低社會經濟地位青少年達到每日身體活動指南的比例也更高［13］。而Barr－Anderson（2017）［15］則認為青少年隨著年齡的增長總體身體活動量逐漸降低的現象與社會經濟地位無關。其次，青少年期社會經濟地位與成年期身體活動的關系。Juneau等人（2015）［16］對兒童期社會經濟地位和成年期身體活動關系研究的文獻進行系統分析后發現兒童期社會經濟地位和成年期身體活動之間存在小到中等程度的正相關。此類研究開始關注社會經濟地位對個體身體活動影響的長期效應，進一步驗證了社會經濟地位在身體活動中的重要作用。但這種相關之間的作用機制仍需更多研究進一步檢驗。第三，社會經濟地位對青少年期身體活動和成年期身體活動關系的影響。目前僅檢索到1項對此問題的研究。Brodersen等人（2007）［17］對11～12歲兒童進行的一項為期5年的大樣本縱向追蹤研究發現在青少年身體活動中存在顯著社會經濟地位差異，并且這種差異能有效預測成年階段個體的身體活動水平。但該研究也發現社會經濟地位對青少年身體活動的影響主要體現在11歲的兒童，并不是對整個青少年階段都產生顯著影響。研究發現，通過體育干預，低社會經濟地位兒童的鍛煉意圖、行為規范、主觀行為控制感、對體育鍛煉的態度和鍛煉行為均有顯著改善［18］。通過對低社會經濟地位個體的有針對性的身體活動干預，不僅可以有效提高個體身體活動［19］和健康水平［20］、鍛煉自我效能［21］和身體自我概念［22］，而且可以顯著提高低社會經濟地位學生的學業成績［23］。反之，個體參加身體活動對社會經濟地位的提升具有積極效應［24］。

1．2　社會經濟地位與普通人群身體活動的關系

與青少年不同的是，社會經濟地位對普通人群身體活動的影響在活動水平、活動類型和強度上均表現出了較為一致的效應。首先，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的個體在身體活動行為上的差異。低社會經濟地位的個體在身體活動水平上顯著低于高社會經濟地位個體，甚至低于政府給出的身體活動建議標準。Cleland（2012）［25］調查發現低社會經濟地位的個體（個人和伴侶處于低教育水平且無私人房產）的休閑體育活動時間比政府指導意見所要求的體育活動時間（＞150min／week）低了35％～50％，而低收入家庭和低社會經濟地位社區人群的體育活動時間則降低了40％。最近，Camargo等人（2018）［26］采用觀察法分別對高、低社會經濟地位社區公園人群的身體活動進行測量，每天分別在早上、下午和晚上觀察3次，結果發現高社會經濟地位社區公園每天平均參與身體活動的人數（1　195人）顯著高于低社會經濟地位社區公園（647人）；但低社會經濟地位社區公園男性參與身體活動的比例（70．1％）顯著高于高社會經濟地位社區公園男性（54．2％）。其次，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的個體在身體活動類型和強度上也存在差異。中等社會經濟地位的個體主要從事職業相關的中等強度身體活動，低社會經濟地位的個體主要從事家務相關的身體活動，而高社會經濟地位個體則從事更多的體育鍛煉［27－28］。通過行為改變、認知行為改變、健康教育、健康風險評價、鍛煉處方等形式，在身體活動過程中為個體提供關于身體活動的知識、行為管理技能和克服身體活動障礙的方法等信息，消除個體在身體活動過程中的困難和疑慮，可以有效提高低社會經濟地位個體的鍛煉動機。

1．3　社會經濟地位與特殊人群身體活動的關系

隨著社會的發展，身體活動在特殊人群（老年人、心臟病患者、艾滋病毒攜帶者、糖尿病患者等）康復中的應用也越來越廣泛，探討影響特殊人群身體活動的因素，利用身體活動促進身心康復已經成為醫學、心理學等領域內學者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對低社會經濟地位個體實施的身體活動干預可以顯著改善艾滋病毒攜帶者和產婦的抑郁癥狀［22，29］，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還有研究［4］發現公共衛生政策可以減少老年人缺乏身體活動的現象，并確保最佳的健康老齡化軌跡，尤其是處于早年較差社會經濟環境中的婦女。目前的研究成果總體上支持了社會經濟地位與身體活動對特殊人群身心健康的交互影響效應。一方面，社會經濟地位（家庭收入、教育水平和社會地位）與患者康復期間的身體活動之間具有顯著正相關［30］，高社會經濟地位個體在康復期間表現出了顯著高于低社會經濟地位個體的身體活動水平。高社會經濟地位老年人參與身體活動的頻率（9．5％）顯著高于低社會經濟地位的老年人（5．2％）。Mabweazara等人（2018）［19］對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的艾滋病毒攜帶者身體活動的研究也得出了類似結果。另一方面，患者的運動能力（較低的最大攝氧量和心率儲備能力）和健康狀況（高糖尿病患病率和吸煙率）又是阻礙個體參加身體活動的重要因素［31－32］，但社會經濟地位對健康的影響效應由于受到身體活動水平的影響而減弱［33］。積極參與身體活動的低社會經濟地位的老年人比不進行身體活動的高社會經濟地位的老年人具有更高的健康水平。

2　影響社會經濟地位與個體身體活動關系的因素

2．1　社區環境

社區環境是社區主體生存和活動的自然條件、社會條件、人文條件和經濟條件的總和。當前對社區環境的研究主要針對狹義的社區環境，即把居住在某一特定社區的居民作為主體，研究社區范圍內一切與居民生活密切相關的各種環境因素對社區的影響。社區環境是影響人們身體活動、生活方式和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34］。社區環境越好，居民參與身體活動的意識越強，參加身體活動的頻次越高，身體活動參與者之間的同伴關系也更強，身體活動的組織化程度也顯著高于社區環境差的居民［35－37］。有研究指出寒冷的天氣［38］和居住社區綠地指數［31，39］會影響到個體的身體活動。

2．1．1　體育活動設施

現有研究表明個體在活動場所的選擇上還是以就近原則為主。因此，社區體育活動設施的多樣性和便利性就成了影響個體參與身體活動的主要因素［40］。范卉穎等人（2017）［41］認為在社區體育因素中，社區體育設施情況的影響最大，其次分別為社區內體育組織完善情況、社區體育活動及技能培訓的組織頻率，缺乏體育鍛煉場地和設施則不利于個體身體活動的參與。建立以社區為基礎的團體運動俱樂部，在參與身體活動期間開展身體活動相關教育和指導，可以有效提高個體身體活動參與的積極性［42］。從城市規劃和社區設計來看，高社會經濟地位的人群所居住的環境往往具有更充足的戶外活動空間和更完善的體育設施［43］，而公共體育場地面積、公共體育設施維護修繕以及利用效率是影響個體參與身體活動及其頻率的重要因素［44］。最近，有研究［45］以個體居住地2公里以內的體育設施和公園的數量為標準將身體活動環境分為“不利的身體活動環境”“適度有利的身體活動環境”和“有利的身體活動環境”，檢驗了身體活動環境和肥胖之間的關系。結果發現，相對于“不利的身體活動環境”，“有利的體育活動環境”中個體的肥胖發生率顯著低于“不利的身體活動環境”，但與“適度有利的身體活動環境”中的個體肥胖發生率之間無顯著差異。因此，可以增加低社會經濟地位社區公園的綠地、徒步／自行車路徑和身體活動區域的數量［26］以滿足更多的不同身體活動水平、年齡和性別的人參與身體活動的需要，有效降低居民肥胖發生率，提高居民健康水平。此外，有研究發現媒體信息干預（海報宣傳）也可以有效提高低社會經濟地位社區個體的身體活動參與行為，顯著增加了個體爬樓梯的行為，減少了個體乘電梯的行為［46］。另外，社區體育活動設施的便利性還會影響到個體的生活方式。高社會經濟地位社區由于身體活動的便利性，個體在日常生活中會表現出更高的身體活動行為。研究發現高收入家庭青少年居住社區的徒步便利性與其每天花在交通工具上的時間、看電視時間和久坐時間與之間存在顯著負相關，社區的徒步便利性還與青少年的身體活動時間和積極交通方式密切相關［43］。Eisenberg（2009）［38］認為在寒冷季節增加室內體育活動設施的可利用性可以提高低社會經濟地位人群的身體活動水平。

2．1．2　社區學校條件

社會經濟地位差異也必然反映在社區中學校條件上，而學校是青少年身體活動的重要場所之一。因此，學校條件是影響學生參與身體活動的重要因素［47－48］。研究發現，低收入中小學更傾向于提供單一的體育活動場所、較少的校內活動和外部運動設施。與規模較小的低收入學校相比，學校規模較大的高收入中小學則提供了更多的身體活動機會、更完善的基礎設施和更多樣的體育活動選擇［49］。如果學生認為學校有足夠的身體活動設施和資源可以利用，則更愿意積極參與身體活動，反之則容易退出身體活動［50］。此外，研究發現小學階段的學校規模、課內外身體活動、多樣化的室內設施與學生的積極交通方式之間呈正相關［49］。對于學校而言，開設多樣化的體育健康教育課程，保證體育課的質量與數量，培育學生的體育鍛煉意識、興趣和自律性，可以有效控制其媒介使用時間，督促和增加學生的體育活動參與［48］。

2．2　家庭環境及成員行為

缺乏支持性環境、害怕受傷和危害嬰兒成長、工作等家庭原因而導致的時間缺乏、不清楚如何選擇合適的鍛煉項目以及鍛煉的注意事項等因素是阻礙低社會經濟地位個體參與身體活動的重要因素［42］。首先是家庭物質環境的影響。家庭物質匱乏是阻礙低社會經濟地位群體參與身體活動的主要因素［51］。有研究者指出，社會經濟地位對兒童身體活動的影響主要體現在非身體活動類電子游戲設備的差異上；在具有更少電子游戲設備的家庭中，兒童也更少地坐在屏幕前［9，52］。相比高收入家庭兒童，低收入家庭的兒童的臥室中具有更多的娛樂產品（電視：52％VS　14％，DVD播放器：39％VS　14％，電子游戲：21％VS　9％），更少的便攜式活動設備（自行車：85％VS　98％，跳繩：69％VS　83％）［52］。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低社會經濟地位家庭兒童身體活動參與水平低于高社會經濟地位家庭兒童的現象。Tandon等人（2012）［52］研究指出，移除兒童臥室中的電子產品可以為兒童參與身體活動創造積極條件。其次是家庭成員身體活動行為的影響。班杜拉的社會認知理論認為觀察和模仿是個體習得社會行為的重要途徑。家庭成員的身體活動行為反映了家庭的身體活動氛圍，也影響著家庭成員對身體活動的認知水平［47］。積極參與身體活動的家庭成員為其他家庭成員樹立了榜樣，會影響到其他家庭成員的身體活動行為；反之，消極參與身體活動的家庭成員則容易在家庭中建立消極的身體活動認知氛圍，阻礙家庭成員的身體活動參與。另外，家庭的文化背景也與個體的身體活動有密切聯系［15］。在家庭干預中，家長參與身體活動的榜樣作用、對青少年在校參與身體活動的熱情關注對青少年身體活動參與具有重要影響。范卉穎，唐炎，張加林（2017）［41］研究指出，家長參與身體活動的頻率、陪伴青少年參加體育比賽或表演的積極性、主動關心青少年在校體育學習的程度是影響青少年身體活動參與的主要家庭因素。低社會經濟地位家庭對身體活動有更嚴格的限制，父母和孩子在一起看電視的時間更久。有研究發現高社會經濟地位的兒童平均每日待在屏幕前的時間為1．7h，而低社會經濟地位的兒童為2．4h［52］。雖然不同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父母總體上都對兒童的身體活動給予鼓勵和支持，但在支持方式上存在差異。來自中高社會經濟地位學校的兒童獲得更多的是來自父母的后勤保障和經濟支持，能夠和兒童共同活動并樹立榜樣。而來自低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父母支持更多地表現在口頭鼓勵和要求上［53］。另外，來自中高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兒童報告了更高水平的家庭集體活動。由于經濟花費的原因，中高社會經濟地位兒童比低社會經濟地位兒童參加了更多的運動俱樂部和有組織的身體活動。從現有研究可以看出，家庭物質環境與家庭成員的身體活動行為兩方面因素共同影響個體的身體活動參與度，父母對身體活動的積極參與和關注可以削弱家庭電子產品對兒童身體活動的消極影響。

2．3　個體行為與心理因素

2．3．1　久坐行為

隨著科技進步和人們生活方式的改變，諸如電腦前工作或電子娛樂、看電視、伏案學習等久坐行為（sedentary　behavior）在日常生活中所占時間的比重在不斷提高。現有研究表明，久坐行為對個體的身體［54－57］和心理健康［57－58］具有極其消極的影響，增加了個體產生生理或心理疾病的風險。郭強等人（2017）［59］對我國兒童青少年久坐行為模式特征的研究顯示，兒童青少年表現出嚴重的久坐行為，不同性別個體在久坐行為上表現出了相似的年齡變化趨勢，整體上呈現出波浪式的“S型”的年齡變化特征。研究者探討了社會經濟地位與個體久坐行為之間的關系，但研究結果卻并不一致。針對兒童青少年的研究發現社會經濟地位與個體的久坐行為之間存在顯著負相關，低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兒童青少年每周久坐行為時間顯著高于高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兒童青少年［11－17，52］，但對成年人群體的研究卻得到了相反的結論，高社會經濟地位個體在久坐時間上顯著高于低社會經濟地位個體［12－14，28，60］，并且成年人總體身體活動中與職業相關的身體活動所占的比例與個體的社會經濟地位有密切聯系：高社會經濟地位個體表現出更低的總體身體活動量和較高的久坐行為，而低社會經濟地位的個體則表現更高的總體身體活動量和較低的久坐行為［60］。另一方面，徐霞等人（2016）［61］進行的一項元分析結果發現社會經濟地位與久坐行為之間并不存在顯著性負相關，并進一步指出這種非顯著性相關結果與久坐行為的測量方式及其有效性有密切關系。因此，對于社會經濟地位對久坐行為的影響需要后續研究區分特定研究群體、改進研究工具和測量方式，更科學深入地檢驗兩者之間的關系。

2．3．2　超重或肥胖

首先是低社會經濟地位增加了個體超重或肥胖的風險。研究發現較低社會經濟地位的個體其肥胖或超重的風險顯著高于高社會經濟地位的個體［62］。經濟收入少，就會導致其在飲食上選擇的范圍較小，難以保障科學健康的飲食習慣［63］；此外，低收入也決定了其居住環境難以有良好的鍛煉環境保障［64－67］。這種飲食和生活環境的局限都會增加個體超重和肥胖的風險，低社會經濟地位的學生的體重指數和體質百分數均顯著高于高社會經濟地位的學生，而在運動能力和身體活動水平上則顯著低于高社會經濟地位的學生，同時感知到了更多的鍛煉障礙［68］，表現出更糟糕的心血管健康狀況，在運動后需要更長的恢復時間［69］。最近的一項大樣本（n＝22　889）研究發現“有利的身體活動環境”中個體的肥胖發生率顯著低于“不利的身體活動環境”［45］。其次是體重污名增加了超重或肥胖個體回避身體活動的風險。研究發現，超重或肥胖中學生在受到體重相關的歧視行為之后，由于對體重污名的恐懼和對自己身體活動能力的低感知而使其表現出回避體育活動的行為［70］。那些感受到體重污名的個體比沒有感受到體重污名的個體表現出更低水平的身體活動行為，并且這種關系并不受到實際身體指數（BMI）的影響［71］。

2．3．3　鍛煉動機

鍛煉動機是個體參與或退出鍛煉行為的重要動力。首先，社會經濟地位通過影響個體的鍛煉意圖進而影響其鍛煉動機。合理行為理論和計劃行為理論均認為鍛煉意圖是鍛煉動機產生的重要因素之一。與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個體相比，具有較高社會經濟地位的個體報告了更多的鍛煉和更強烈的鍛煉意圖［72］。一項包括99項研究的元分析結果表明，個體的受教育水平對鍛煉意圖向鍛煉行為的轉化具有重要影響，受過良好教育的個體更有可能將鍛煉意圖轉化為鍛煉行為［73］。其次，社會經濟地位通過改變個體自我效能影響其鍛煉動機。高社會經濟地位個體的運動能力顯著高于低社會經濟地位個體，并且影響效應在家庭收入、教育水平、住房狀況和職業四個因素上依次降低［74］。一方面，低社會經濟地位的個體由于其伴隨的缺乏安全感、較小的社交網絡、對身體活動的負面結果預期而使其表現出較低的鍛煉自我效能［51］。另一方面，收入、教育水平、職業等社會經濟地位還可能通過先前的鍛煉經歷、鍛煉滿意度等因素影響個體的鍛煉自我效能，進而影響身體活動行為［75－76］。

3　研究局限與展望

當前研究者從宏觀和微觀層面對社會經濟地位在個體身體活動行為中的影響效應及其作用機制進行了大量研究，積累了豐富的研究成果，為促進低社會經濟地位個體的身體活動參與提供了科學參考。但從現有的研究成果來看，還存在一些不足，對于全面客觀分析社會經濟地位對個體身體活動參與的影響效應，并在此基礎上制定并實施促進不同社會經濟地位個體身體活動參與措施均會產生不利影響。從現有的研究文獻來看，主要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不足：

3．1　核心概念的界定與測量的科學性較低

核心概念的科學界定與測量是保障研究有效性和科學性的重要前提，也是建構理論和指導實踐的重要參考依據。在研究社會經濟地位對個體身體活動參與的研究中，對社會經濟地位和身體活動的界定與測量是研究的一個關鍵問題。從目前的研究來看，在這兩個概念的界定和測量上均存在不一致的情況。

3．1．1　社會經濟地位的操作性定義不明確，測量指標選取過于隨意

當前對社會經濟地位的操作性定義主要集中在經濟收入、職業和受教育水平三個方面，相應的測量工具也主要包括這三類指標。在測量層面上包括個體層面、家庭層面和社區層面三種類型。對成年人群或職業人群社會經濟地位的測量主要為個體層面測量，對青少年兒童群體的研究則主要通過測量其家庭社會經濟地位［23，53］或就讀學校類型［14，17，49］來評價其社會經濟地位，也有研究［26］將社區經濟水平作為評價所屬社區人群社會經濟地位水平的指標。這種不同層面的社會經濟地位測量方式一方面造成社會經濟地位在測量內容上存在巨大差異，如個人經濟收入、家庭經濟收入與社區經濟水平之間在概念內涵上無法等同，研究之間也難以進行有效比較，造成了不同研究結果之間的差異。另一方面，即使在同一測量層面，也存在測量指標不一致的情況。在經濟收入、職業和受教育水平三個指標上，只有部分研究在測試過程中兼顧了這三個指標［28，33，77］，大部分研究僅選取部分指標來評價社會經濟地位［6，11－13，15，38，52］，甚至有研究僅根據保險付款人的狀態（州或私人）和中位數家庭定義［78］或者學生是否有資格在學校享有免費午餐［68］來判斷個體的社會經濟地位。這種測量指標選取的片面性和不一致同樣降低了研究設計的科學性和研究結果的可靠性與應用價值。Cleland，Ball和Crawford（2012）［25］認為如果使用更廣泛的社會經濟地位指標，綜合考慮個人（教育水平，職業，收入）、伴侶（教育，職業）、家庭（房屋所有權，應對收入的能力）信息以及他們居住社區鄰居的社會經濟地位等指標，則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個體在體育活動中社會經濟地位不平等的現象。英國政府部門制定了一項名為“多元剝奪指數（Index　of　MultipleDeprivation，IMD）”的測量工具，從收入、職業、健康和教育水平四個方面評估個體的社會經濟地位，根據評估結果將個體分為低、中、高三個等級［53］。也有研究［2］（Rimal，2002）綜合考慮測量層面和測量指標的問題，將家庭收入、家庭地理位置、家庭中子女數量和被試的年齡、種族、性別、婚姻狀況和教育程度綜合作為評價社會經濟地位的依據。

3．1．2　身體活動測量方法與手段良莠不齊

身體活動是指導致能量消耗高于休息時新陳代謝水平的人類身體運動。對身體活動的界定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由骨骼肌產生的位移，引起能量由低向高變化的消耗，對體質有積極影響。當前研究中對身體活動的測量方法主要有以下三類。第一，自陳報告測量。此類研究主要通過量表或問卷采用被試自我報告的方法獲取個體身體活動的信息，常用的測量工具包括“每周中到大強度身體活動問卷（weekly　moderate－to－vigorous　physical　activity，MVPA）”［7，28，42］“國際身體活動問卷（InternationalPhysical　Activity　Questionnaire，IPAQ）”［11，34］“休閑時間身體活動量表（Leisure－time　physical　activity，LTPA）”［25］“三日身體活動回顧問卷（thle　Three－DayPhysical　Activity　Recal　questionnaire，3DPAR）”［12］，以及世界衛生組織制定的“全球性身體活動問卷（GlobalPhysical　Activity　Questionnaire，GPAQ）”［19］等。第二，測量儀器測量。常用的測量儀器有Acti－Graph　GT1M單軸加速度計［13］、身體活動記錄儀（在連續7日內每間隔1分鐘記錄1次身體活動情況）［78］、用加速度計［6，9，14－15，52］以及加速度計和GPS傳感器的結合［79］。第三，其他的測量手段。比如調查每周身體活動的頻率［33］、活動時間［17］、使用積極交通方式［27，43］或者過去12個月內參加身體活動的情況［77］。也有研究僅通過觀察從整體上評估某一特定空間范圍內（公園或社區）目標區域身體活動參與者人數來評價群體身體活動水平［26］。自陳報告測量可以進行大樣本調查，施測方便，但在測量過程中不同被試對身體活動包含的具體行為、活動強度的理解可能存在差異，測試的過程和指導語以及被試根據社會期望作答的問題都會影響到測驗結果的準確性。采用儀器測量身體活動相對于自陳報告測量具有更高的客觀性，可以監控個體身體活動的全過程，并且不會受到被試文化水平和認知能力的影響。但這種依據計步結果衡量個體身體活動水平的方法難以體現出身體活動的具體特征，比如活動的強度、時間等信息。其他的一些測量方法則是在更寬泛的層面上對個體的身體活動進行行為學評估，其精確性和有效性較低，多應用在一般描述性研究中。今后的研究可以采用多指標測量方法，一方面在測量儀器上不僅測量個體的計步結果，還可以將心率、血壓、心率變異性等生理指標納入測試系統，以更客觀全面地反映個體身體活動的具體信息。另一方面，將自陳量表和身體活動測量儀器結合，從主觀感受和客觀指標上更全面地評估個體的身體活動行為。

3．2　社會經濟地位影響身體活動的理論構建滯后

全面分析社會經濟地位對個體身體活動影響，在此基礎上制定科學有效的措施以促進低社會經濟地位個體身體活動參與，這是一個涉及經濟學、社會學、教育學和心理學等多學科理論的綜合性問題。但目前該領域的研究大多未提出明確的理論依據，也未見建構相關理論的文獻。最近有研究［80］指出，社會經濟地位低所帶來的壓力對生理的影響可以用適應負荷來衡量。適應負荷是指有機體長期或反復適應壓力情景而付出的生理代價［81］，反映了壓力狀態下個體多個生理系統的綜合變化，這些生理改變的累積對個體身體和心理健康會產生長期的重要影響。研究表明低社會經濟地位的個體具有更高的適應負荷［80－82］。適應負荷理論為理解社會經濟地位對健康的影響提供了有益的解釋。同時，研究認為社會經濟地位對適應負荷的影響受到環境壓力、社會支持、個人特質以及生活方式等因素的調節［80］。今后的研究需要加強該領域的基礎理論研究，全面深入分析社會經濟地位影響個體身體活動行為的發生機制與作用過程，為促進個體身體活動參與提供科學理論依據。此外，目前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檢驗社會經濟地位對個體身體活動的影響效應，但反過來個體的身體活動參與情況是否會對社會經濟地位產生影響？其產生影響的作用路徑是什么樣的？最近國內有學者開始關注這一問題［83］，今后需要進一步拓展研究思路，積極探究兩者之間的邏輯關系，提高研究成果的實踐應用價值。

4　小結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人們健康需求的提高，個體社會經濟地位與身體活動之間的關系也日益密切。社會經濟地位對個體的身體活動具有重要影響，其影響效應與個體生理、心理特點以及外部物質、心理環境有密切關系。當前關于社會經濟地位與身體活動關系的研究存在核心概念的界定不清與測量工具混亂、理論構建滯后的問題，今后的研究需要建立適用不同人群的社會經濟地位和身體活動的測量與評價指標，統一測量工具，提高測量工具的科學性，同時積極建構社會經濟地位與身體活動之間的理論，建立有效的基于社會經濟地位的身體活動促進指導方案，提高該領域研究的科學性和實踐指導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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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祝大鵬  單位：武漢體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