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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會計準則是否助推了2008金融危機的升級和擴散”是G20華盛頓、倫敦、匹茲堡3次峰會持續關注的議題。本文聚焦G20議題的基礎性問題，即銀行會計制度是如何影響商業銀行資本充足水平核算的?全面認識這一問題對G20議題的解決有借鑒意義。在比較巴塞爾資本框架與商業銀行資產負債構成基礎上，本文鎖定金融資產計量、分類、減值和SPE并表等4個會計制度影響資本充足率的渠道。本文分析基于國際相關制度和市場背景，我國會計制度和資本監管規范與國際趨同，因而研究結論對我國監管機構有參考價值。

關鍵詞:商業銀行;會計制度;資本監管;影響渠道

一、引言

“會計準則是否助推了2008金融危機的升級和擴散”是G20華盛頓、倫敦、匹茲堡3次峰會持續關注的議題。它緣起于銀行會計制度與資本監管的捆綁實施問題，即現行金融監管制度要求商業銀行資本充足水平核算以其財務報告數據為基礎。會計制度與資本監管目標不同，前者致力于市場信息透明、后者聚焦于金融系統穩定;金融危機期間，當金融穩定成為監管機構優先目標時，市場信息透明度常常因此受到一定程度破壞。基于透明度目標，財務報告要反映危機中資產價格持續下跌的情況，但卻引發商業銀行核減資本潮，動搖了銀行系統根基，引起G20高度關注。本文聚焦G20議題的基礎性問題，即銀行會計制度是如何影響資本充足水平核算的?全面認識這一問題對G20議題的解決有借鑒意義。在比較巴塞爾資本框架與銀行資產負債構成基礎上，本文鎖定金融資產計量、分類、減值和SPE并表等4個會計制度影響資本充足率核算的渠道。本文分析基于國際制度和市場背景，我國會計監管和資本監管制度與國際趨同，因而研究結論對我國監管機構有參考價值。

二、監管資本要素與財務報表項目比較

BaselII(2006)①核心內容是資本要求、監督檢查和市場紀律三個支柱。本文重點分析BaselII資本要求(第一支柱)與財務報表數據的關聯度。BaselII資本要求的核心是最低資本充足率，計算該比率分數式的分子是各類符合條件的資本要素，分母是依據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調整確定的風險加權資產。資本要素是依據財務報表數據調整確定的，與財務報表數據直接相關;而風險加權資產是依據BaselII的專門調整比率或方法確定的，與財務報表數據關聯度不大。資本監管主要目的是要求商業銀行保持一定損失吸收能力。一級資本應具有在持續經營情況吸收損失的能力，二級資本應具有在破產清算情況下吸收損失的能力。BaselII(2006)所界定的一級資本要素有:普通股本、股本溢價、永久性非累積優先股、留存收益、一般儲備、法定儲備和少數股權，這些資本要素對應的財務報表項目分別是:實收資本(普通股)、股本溢價、優先股、留存收益、未分配利潤、一般風險準備、盈余公積和少數股權［1］。除優先股外①，BaselII的一級資本內含與商業銀行資產負債表“所有者權益”內容一致，見表1。BaselII(2006)所界定的二級資本有資產重估增值(包括確認和未確認的)、一般準備或儲備(包括公開和未公開的)、混合資本工具(債務和權益)以及長期次級債等4類，對應的財務報表項目是:資產賬戶(如資產重估增值)、資產備抵賬戶(如一般準備)和負債賬戶(如混合工具和次級債)，也包括一些財務報表未列示的項目。不同于集中在財務報表“所有者權益”部分的一級資本要素，BaselII界定的二級資本分散于財務報表資產與負債之中，有一些還游離于財務報表之外③。BaselII(2006)界定的一級資本要素對應財務報表中的“所有者權益”項目，二級資本要素對應財務報表中的部分資產項目、部分資產備抵項目和部分負債項目①。這些財務報表項目可劃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基本穩定項目”，包括:普通股、優先股、股本溢價、少數股權、混合工具和長期次級債等6項，它們屬于長期持有項目，按歷史成本計量，在財務報表上列示的金額保持基本穩定不變，對監管資本的貢獻也穩定不變;第二類是“受損益影響的波動項目”，包括留存收益、未分配利潤、一般風險準備等3項，它們與利潤直接關聯、受其直接影響，在發生虧損時最先被用于吸收損失，短期看損益既受經濟周期、宏觀政策、經營管理能力等因素影響也受會計制度影響;第三類是“受市場影響的波動項目”，包括資產重估增值和貸款損失準備，這些項目既受市場影響又受會計處理方法影響。在這樣分析之后，我們認為可能對商業銀行資本監管產生重要影響、又可能受到會計制度影響的財務報表項目主要集中在“損益”和“資產增減值”兩方面，對這些項目產生直接影響的會計制度包括金融資產計量、分類、減值等相關會計規范。

三、商業銀行會計制度對資本監管影響渠道

(一)金融資產計量會計規范對資本監管的影響商業銀行資產負債表所載的資產和負債項目大多為各類金融工具。統計發現，美國所有銀行控股公司資產負債表上金融資產占總資產比例為90.44%［2］，我國上市商業銀行資產負債表上金融資產占比也超過90%［3］。因此金融工具計量規范成為銀行會計制度對資本監管產生影響的重要方面。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公允價值在金融工具計量使用的范圍不斷拓展，分析會計計量規范對資本監管的影響實質上就是分析公允價值計量對資本監管的潛在影響。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統計結果表明，商業銀行資產負債表上平均有45%的金融資產和15%的金融負債按公允價值計量［4］。畢馬威(KPMG)針對歐洲大型商業銀行的統計結果是，按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占所有金融資產和所有金融負債的比率最高超過70%、最低約為20%［5］。上述統計數據說明，按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資產在商業銀行總資產中普遍占有較大比重。表2整理各類金融工具公允價值計量結果確認位置及對監管資本影響渠道。按照現行會計制度，在每一報告日均需要按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工具項目主要有: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交易性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衍生金融工具、指定為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實施公允價值選擇權)。依據計量結果確認位置的差異，這些項目可進一步劃分為兩組，第一組是計量結果計入損益的項目，第二組是計量結果計入權益的項目。按照當前的資本監管規范，在計算資本充足率時要將計入權益的金融工具未實現利得或損失予以剔除，因此這些項目的公允價值計量結果對監管資本核算沒有直接影響。

對監管資本核算產生直接影響的僅限于公允價值計量結果計入損益的項目，具體包括:交易性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非套期衍生金融工具、部分套期工具、指定為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Song(2011)參照美國十大商業銀行各項資產和負債占比以及相關財務比率編制了一份簡化的商業銀行資產負債表，假設該銀行本期收益為1，350，000元并直接向股東分配該收益且假設沒有稅收負擔［6］。這份資料符合本研究需要，本文稍加調整后予以采用，見表3。從表3可知，該銀行按公允價值計量并將變動計入損益、從而對監管資本核算產生直接影響的金融資產金額為2500萬元，在所有資產中占比為25%。出于簡化分析和突出影響程度考慮，假設該銀行其他資產和負債數據保持不變，僅對“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金融工具”項目設定增值20%和貶值20%兩種情況，觀察這兩種情況下商業銀行會計制度對監管資本核算的影響方式和程度。首先依據該銀行資產、負債和收益的“期初數據”對其盈利能力和監管資本充足狀況進行分析評價，然后依據相同標準分析在金融資產升值和貶值情況下公允價值計量結果的潛在影響。美國商業銀行最低資本充足要求主要關注“全部風險資本充足率”、“核心資本/風險資本比率”和“核心資本/杠桿比率”三項指標，據此將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狀況劃分為五檔:資本十分充足、資本適當充足、資本不足、資本顯著不足和資本嚴重不足。①計算上述三項指標還需要了解該銀行風險加權資產數據，它是各項資產乘以各自風險權重后的總和，本文假設該數據為7500萬元。這樣可依據表3的數據計算“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金融工具”項目升值和貶值20%情況下該銀行盈利能力和資本充足水平變化，見表4。從表4可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金融資產的會計處理結果對商業銀行獲利能力和監管資本充足水平的影響是十分顯著的。

從獲利能力角度看，按期初數和常規盈利水平，該銀行的獲利能力為15%;在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金融資產市值上升20%情況下，這些變動計入損益后該銀行獲利能力為45.36%，上升幅度大于200%;在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金融資產市值下降20%情況下，這些變動計入損益后該銀行獲利能力為－91.25%，下降幅度大于700%。從監管資本充足水平角度看，按期初數和常規盈利水平，該銀行“全部風險資本充足率”是8.6%，“核心資本/風險資本比率”是8%，“核心資本/杠桿比率”是6.19%，屬于“資本適當充足”;在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金融資產市值上升20%情況下，這些變動計入損益后該銀行“全部風險資本充足率”是15.3%，“核心資本/風險資本比率”是14.7%，“核心資本/杠桿比率”是11.3%，屬于“資本十分充足”;在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金融資產市值下降20%情況下，這些變動計入損益后該銀行“全部風險資本充足率”是2%、“核心資本/風險資本比率”是1.3%，“核心資本/杠桿比率”是1.03%，屬于“資本嚴重不足”，該銀行將被接管，面臨破產清算或兼并的命運。SEC(2008)統計表明，25%資產按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是美國商業銀行普遍情況，歐盟大型商業銀行2007年也有20%以上資產按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表3確定的按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規模并非脫離實際。以上分析的金融資產計量規范對商業銀行監管資本影響可總結為三點:(1)使收益大幅度波動;(2)使資本充足水平大幅度波動從而引發監管風險;(3)負面影響遠遠大于正面影響，即在經濟下行、金融資產市值下跌時盈利能力和資本充足水平下降的幅度，遠遠大于經濟上行、金融資產市值上升時盈利能力和資本充足水平上升的幅度。這一結論解釋了為什么銀行家們一直對拓展公允價值應用強烈抵制，因為盈利水平大幅度波動預示風險的存在，會增加資本成本，而由此引發的監管資本違規風險更難以應對。因此，歐洲中央銀行(2004)將拓展公允價值應用所衍生的“收益波動性”問題列為公允價值六大罪狀之首［7］。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金融危機期間公允價值會計會備受關注，因為經濟下行期間其負面影響遠遠高于經濟上行期間其正面影響。

(二)金融資產分類會計規范對資本監管的影響金融資產分類規范對資本監管的影響是通過影響計量規范選擇以及計量結果確認位置而實現的，也是通過影響按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金融資產的規模而實現的。如果商業銀行劃歸為交易性金融資產數量大，則對資本監管影響大，反之則小。從這個角度看，計量規范對資本監管的影響與金融資產分類規范對監管資本的影響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但金融資產分類規范對資本監管的影響具有獨特性，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商業銀行在金融資產初始分類時具有一定選擇空間，二是在金融資產持有期間可行使重分類選擇權。這里有一個說明在金融資產分類時商業銀行非常關注劃分結果對監管資本影響的客觀證據［8］。在SFAS115頒布之前，美國商業銀行金融資產投資組合的未實現利得和損失是納入監管資本核算的。①據此，按照SFAS115劃歸為“交易性”和“可供出售”證券投資的未實現利得和損失都要計入監管資本。但在SFAS115生效9個月后，銀行監管機構突然宣布調整監管資本核算制度，將劃歸為“可供出售”證券投資的未實現利得和損失排除在監管資本核算之外。之后在1995年11月，會計準則制定機構允許商業銀行在1995年12月31日前將前期分類的金融資產投資進行一次性集中調整。這一事件充分說明了金融資產分類會計制度對監管資本核算具有重大影響。在金融危機期間，歐洲商業銀行強烈要求金融資產重分類的案例進一步佐證了金融資產分類對監管資本的重大影響。SFAS115的金融資產重分類規范比IAS39寬松，前者允許對所有類別金融資產進行重分類，后者禁止對劃歸為“交易性”金融資產進行重分類。交易性金融資產在危機期間的價值下跌直接計入損益，對監管資本的侵蝕性最強。在2008全球金融危機期間，金融資產市值大幅度下跌，歐洲商業銀行監管資本面臨很大壓力，它們游說金融監管機構向IASB施加壓力，要求歐盟商業銀行也能向美國銀行一樣可以通過金融資產重分類的方式將未實現損失排除在監管資本核算之外，從而降低監管干預風險。Fiechter(2011)發現，在重分類限制放松后約有1/3歐盟商業銀行實施了對原歸類為“交易性”金融資產進行重分類處理，重分類資產金額約占商業銀行總資產3.9%，占權益賬面價值的131%［9］。這說明金融資產重分類會計規范對監管資本核算的影響是非常顯著的。

(三)金融資產減值會計規范對資本監管的影響金融資產減值會計規范要求商業銀行將所確認的減值損失計入損益，因而對監管資本核算產生直接影響。金融資產減值對資本監管影響可劃分為兩類，一是貸款減值的影響，二是其他金融資產減值的影響。貸款是商業銀行主要資產，該類資產占銀行總資產比例高，減值金額對監管資本充足水平影響大。當商業銀行計提貸款減值準備時，在資產負債表上該準備沖減貸款資產總額，在損益表上該準備沖減稅前利潤，它既影響資產又影響收益。貸款減值準備對監管資本核算影響體現在兩方面，一是會削弱一級資本，是監管資本的扣減項;二是可能計入二級資本，是監管資本的增加項。但由于稅收的存在，扣減項與增加項的金額并不相同。假定某一商業銀行在一個會計年度中新計提貸款減值準備100美元(適用所得稅率是40%)，其稅后利潤減少60美元，即100*(1—40%)，致使所有者權益和一級資本均減少60美元;但因貸款減值準備可計入二級資產，使二級資本增加100美元。此次計提貸款減值準備，不僅沒有侵蝕監管資本總額，反而使其增加40美元。這一例子說明，在沒有其他限制情況下，銀行計提貸款減值準備會提升其監管資本充足水平。但BaselII(2006)限制計入二級資本的貸款減值準備金額，要求不超過加權風險資產的1.25%。在這一限制條件下，貸款減值準備對監管資本影響會出現三種情形:(1)如前期累計貸款減值準備遠低于限制標準、新計提貸款減值準備可全額計入二級資本，則一級資本會受到負面影響，二級資本會受到正面影響，總資本會受到正面影響;(2)如前期累計貸款減值準備接近限制標準、新計提貸款減值準備部分計入二級資本，則一級資本受到負面影響，二級資本受到正面影響，總資本受影響的方向取決于計入二級資本金額是否超過計入一級資本金額;(3)如前期累計貸款減值準備已超過限制標準、新計提貸款減值準備無法計入二級資本，則一級資本受到負面影響，二級資本不受影響，總資本受到負面影響，程度與一級資本相同。

這說明，貸款減值準備對監管資本影響不是開放式的，監管機構為鼓勵商業銀行多計提貸款減值準備而允許部分計入二級資本的政策使兩者關系復雜化，但由于金融資產減值處理涉及估計和判斷，商業銀行利用這種關系操縱監管資本可能性仍存在。這種監管資本操縱的基本規律是，在面臨監管資本壓力情況下，如果新計提的貸款減值準備可全額計入二級資本，則商業銀行會利用超額計提貸款減值準備方式增強資本充足水平，因為這種會計處理對監管資本總額有增量貢獻;如果新計提貸款減值準備無法計入二級資本，則商業銀行會不提或少提貸款減值準備，即使預示貸款減值的事件已發生，以防這類會計處理進一步加劇監管資本壓力。Ng(2014)對金融危機期間美國商業銀行新計提貸款減值準備情況研究發現，前期累計貸款減值準備接近或超過監管限制標準的銀行計提貸款減值準備動機遠低于其他銀行［10］。這一證據說明，商業銀行了解和重視貸款減值準備對監管資本的影響并將其作為應對監管風險問題的重要工具。從表5可知，貸款資產占商業銀行總資產比重很高，美國2008～2010年三年均值是55.06%，歐盟2008～2010年三年均值是43.55%;美國商業銀行計提的貸款減值準備三年均值為1961.6億美元，占貸款總額的2.96%;歐盟商業銀行計提的貸款減值準備三年均值為2137.4億歐元，占貸款總額的1.5%。從這些數據可以看出，美國占貸款總額2.96%的貸款減值準備可能計入監管資本核算，對監管資本產生直接影響;歐盟占貸款總額1.5%的貸款減值準備可能計入監管資本核算，對監管資本產生直接影響;美國商業銀所行計提貸款減值準備對監管資本影響程度較大，約是歐盟商業銀行計提貸款減值準備對監管資本影響的兩倍。Sanders(2010)將金融危機期間美國主要商業銀行支付股利數據與計提貸款減值準備數據對監管資本影響進行比較研究，發現貸款減值準備對監管資本的負面影響是－15.36%，支付股利對監管資本的負面影響是－6.15%［11］。貸款減值準備的負面影響超過支付股利影響的兩倍。

這進一步說明貸款減值準備會計規范對監管資本核算影響是非常大的。除貸款之外，其他涉及減值問題的金融資產有: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持有至到期投資和無報價權益工具投資等。在這些金融資產中，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按公允價值計量，其價值變動計入權益，由于審慎過濾器作用，這些變動不影響監管資本核算;但如果商業銀行確認這些金融資產發生了減值(在美國這些減值還要是“非暫時性的”)，相關減值損失要從權益中轉入損益，對監管資本核算產生負面影響。持有至到期投資和無報價權益工具按攤余成本計量、不確認價值變動，但如確認減值則要將其計入損益，也對監管資本核算產生直接負面影響。與貸款減值不同的是，上述三類金融資產投資如確認發生減值，均直接將該減值計入損益，只會對監管資本產生負面影響，而不會對其產生正面影響。與貸款減值相同的是，這些金融資產減值的會計處理也主要依據估計和判斷，因此商業銀行也可能利用相關減值操作影響監管資本充足水平。表6是2008～2010年歐盟商業銀行合并報表中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持有至到期投資和無報價權益工具投資的金額及其減值數據。在這三年中歐洲所有商業銀行平均每年持有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持有至到期投資和無報價權益工具投資的平均金額分別為16428.5、2601.8、1732億歐元，所確認減值損失平均金額分別為125.4、2.8、4.8億歐元，減值損失所占比率平均值分別為0.77%、0.1%、0.28%。從這三年數據看，歐盟商業銀行在2008年對這三類金融資產確認的減值損失較多，其后在2009和2010年逐漸減少，這與歐洲金融市場在2008年步入深度危機，其后逐步恢復的基本經濟形勢一致。三類金融資產每年合計的減值金額分別為248、110.3、41.2億歐元，遠遠小于對應三年的貸款減值準備金額;三類資產每年計提減值比率平均為0.67%、0.35%、0.13%，也遠低于對應三年的貸款減值比率1.37%、1.56%、1.57%。這說明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持有至到期投資和無報價權益工具投資三類金融資產合計減值金額對監管資本的影響遠低于貸款減值準備的影響。隨著經濟形勢趨好，三類金融資產減值對監管資本影響還有進一步減小的趨勢，但貸款減值的這種趨勢并不明顯。

(四)SPE并表會計規范對資本監管的影響除了金融資產會計處理規范之外，另外一些對資本監管產生重要影響的會計規范是與“特殊目的主體”(SPE)并表相關的會計規范。這些規范界定商業銀行的某些表外業務是否應并表列報，進而確定它們是否應納入監管資本核算之中。在商業銀行各類表外業務中，資產證券化業務對資本監管核算的影響是最大的，在某些時期，這種影響還可能是持續性的，因而受到廣泛關注，焦點是商業銀行為資產證券化之目的而創設的SPE是否應并表。BaselII(2006)要求的最低資本充足率是8%。通過使用SPE進行資產證券化操作，商業銀行能夠將一些風險資產出售給名義上的獨立主體，從而將風險資產轉化為無風險資產。在會計規范允許上述業務表外處理情況下，這一操作會大幅度提高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水平。Jack等(2010)在分析美國相關會計規范變更對商業銀行監管資本管理影響時所列舉的例子生動地描述了上述情況，本文予以引用［12］。表7是樣本商業銀行資產證券化操作之前的財務狀況，下面是該銀行利用SPE進行資產證券化操作的步驟以及完成后資本充足水平變化情況。第一步，該銀行設立一家SPE。在本例中，該銀行向SPE注入37億美元資金，其中:0.5億美元以權益投資方式出資，36.5億美元以短期借款方式提供;這些資金的來源是:15億來源于自有資金、22億來源于聯邦基金借款;另外，依據2008全球金融危機之前的美國相關會計準則，如果權益資本的10%來源于非發起銀行的投資方，則在財務報告日發起銀行不需對SPE并表操作;為此目的該銀行為SPE融得第三方權益資本800萬美元(第三方權益投資為權益資本總額的13.7%)，使其成為了“符合條件的SPE”，無需并表操作。第二步，該銀行將36.5億美元貸款出售給SPE，對方以自有資金支付相關款項。第三步，SPE以貸款資產為基礎發行過手型債務抵押證券，完成整個資產證券化過程。第四步，SPE用發行證券獲得收入償還該銀行的短期借款，該銀行在收到該筆資金后償還聯邦基金借款(22億美元)并新發放貸款(36.5億美元)。

在創設SPE之前，樣本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為8%①，達到資本監管的最低資本充足率指標要求。在創設SPE之后，該銀行資本充足率下降為5.8%，因為對SPE進行權益投資和發行短期貸款，增加了風險加權資產總額(增加的金額為37億美元)。但當該銀行完成向SPE出售36.5億貸款交易之后，其資本充足率又上升至7.9%，基本恢復至最初的水平，因為這一操作使加權風險資產總額減少了36.5億美元。在完成貸款出售交易之后，SPE可發行基于貸款資產現金流量支持的債務抵押證券，完成資產證券化的最后一個環節，回籠資金，有能力償還創設銀行的短期借款。樣板商業銀行因出售貸款現金資產大幅度增加情況，可以償還聯邦基金借款并再次放貸，假設此次放貸量為36.5億美元，現金余額再次下降為11.74億美元。在二次放貸之后，樣本商業銀行因風險資產增加而導致資本充足率下降至5.8%。但這種資本充足水平惡化的情況在樣本商業銀行再次向SPE出售貸款資產(假定金額與二次放貸量相同)后恢復正常，見圖1。理論上講，在商業銀行創設SPE之后，通過“出售貸款資產→回籠資金→發放貸款→出售貸款資產”的循環無限制地擴充社會信用，而由于相關會計規范允許某些符合條件的SPE進行表外處理，使商業銀行的上述行為不會因資本充足水平監管限制而受到影響。這一情況說明，會計制度通過影響資本監管核算間接地影響著商業銀行的決策行為。 已有研究文獻(JalalandJack，2004)在分析商業銀行創設SPE的目的時，重點關注隔離風險資產和獲取流動性兩個方面［13］。事實上，對于商業銀行而言，隔離風險和獲取流動是緊密相關的。通過創設SPE并出售貸款資產，商業銀行在剝離風險資產的同時回籠了資金，為進一步放貸提供了資金保障，但如果會計制度不允許對SPE進行表外操作，則商業銀行會因資本充足水平限制而無法進一步放貸，獲得額外流動性的意義也大打折扣。因而，在2008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如何通過完善企業合并財務報告相關會計規范以限制商業銀行資產剝離行為，進而約束商業銀行肆意擴充社會信用，成為金融監管與會計制度關注的焦點。

四、結論

在現行監管制度框架內，商業銀行受會計制度與資本監管雙重約束。會計制度能夠通過金融資產計量、分類、減值和SPE并表等渠道對資本監管產生實質性影響，這種影響在金融危機期間演變成市場順周期性的一種推動力量，因而成為備受關注的熱點議題。理解和認識會計制度影響資本監管的渠道不僅能幫助我們厘清這些熱點議題的實質，而且也能為監管機構設計有效應對策略提供借鑒。2008金融危機以來會計制度方面的改革主要針對金融資產計量、分類、減值和SPE并表等方面，如FASB放松公允價值計量標準、封殺符合條件SPE(QSPE)的表外操作;再如IASB放松金融工具重分類標準、基于未來預期損失的貸款減值操作準則等。這些會計制度改革背后的推動力，除了某些會計規范存在的缺陷在危機期間充分暴露急需調整之外(如允許SPE表外操作)，主要源于危機期間這些會計制度對銀行資本的負面影響遭到銀行業和銀行監管機構詬病，它們游說政治家強迫會計準則制定機構做出一些應急反應，從而減輕或終止這一負面影響。但政治家們把會計制度視為金融市場救助工具的做法是否恰當值得深思。雖然銀行資本充足率核算基于財務報告數據，但銀行監管機構有許多靈活手段對這些數據進行篩選，如使用審慎過濾器等。為什么監管機構不在監管資本規范方面做出應急調整而將矛頭對準會計制度呢?另外，會計制度有廣泛的應用價值和多重經濟后果性，監管機構僅為穩定銀行資本之考慮而推動會計制度調整是否會傷害其他財務報告信息使用者，從而影響市場資源配置功能的有效發揮?這些問題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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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永生 單位：浙江財經大學會計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