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媒體關注股權性質對會計信息披露影響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摘要:本文選取2006—2014年股權分置改革后深市A股上市公司的樣本數據，綜合外部媒體關注和內部股權性質雙重公司治理因素，全面檢驗二者與會計信息披露質量的相關性及其對信息披露質量影響的差異性。檢驗結果表明:無論是作為內部公司治理因素中的股權性質，還是作為外部公司治理因素的媒體關注，二者均與會計信息披露質量顯著正相關，而媒體關注對非國有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質量的治理作用明顯強于國有上市公司。

關鍵詞:媒體關注;股權性質;信息披露質量

在信息化、數據化背景下的今天，信息披露制度不僅已成為連接上市公司和投資者的重要紐帶，而且其制定和執行也愈加受到各利益相關方的重視和關注。但不容置辯的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違規事件卻一直與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相伴而生，從較早的瓊民源、銀廣夏到近年的綠大地、萬福生科，再到近期受證監會行政處罰市場禁入的欣泰電氣、大智慧等等。此類事件的頻繁曝出，不但對上市公司聲譽和投資者信心造成了不小的打擊，同時也阻礙了資本市場對資源配置優化功能的發揮和健全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目標的實現。根據深交所2012年、2013年和2014年對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考評結果顯示，2012年，在參加考核的481家主板上市公司中，考評等級為A的56家，B的329家，C的83家，D的13家，等級為A的上市公司占比11．64%。2013年，在參加考核的480家主板上市公司中，考核級別為A的56家，B的334家，C的63家，D的9家，等級為A的上市公司占比14．38%。2014年，在參加考核的480家主板上市公司中，考評等級為A的88家，B的318家，C的59家，D的15家，等級為A的上市公司占比18．33%。以上數據表明，在我國資本市場中起著基礎平臺作用的會計信息披露工作，經過多年的努力和各方共建，雖在披露的質量方面有較明顯的提升效果，但仍尚未實現從披露數量到披露質量的根本性轉變。在大眾傳媒和網絡媒介高度發展的今天，媒體作為外部治理機制對企業信息披露的影響卻日益凸顯。此前學者大多基于內部治理單因素研究信息披露質量的影響因素，而忽視了外部治理機制———媒體關注的影響，為彌補這一不足，本文選取2006—2014年股權分置改革后深市主板上市公司的數據為研究樣本，綜合股權性質和媒體關注內外部雙重公司治理因素，試圖考察二者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質量的影響，并且進一步研究在不同股權性質的上市公司中，媒體關注的治理效用是否存在差異。

一、文獻回顧

(一)媒體關注與信息披露質量Hawetal．(2004)［1］通過對22個國家的實地考察發現媒體關注確能提高被報道公司的信息披露質量。Miller(2006)［2］研究發現，媒體通過對所搜集到的信息進行整理和調查可以使那些操縱會計信息披露的欺詐行為提前被曝光。Fang和Peress(2009)［3］的研究結果表明，那些被媒體大量報道的上市公司其信息披露質量更高，并且能獲取更多的超額收益。Busheeetal(2010)［4］、Engelberg和Par-sons(2011)［5］等的研究發現媒體關注與上市公司信息不對稱程度顯著負相關。國內學者李培功和沈藝峰(2010)［6］探究媒體報道的治理途徑，發現我國媒體監督治理功能的有效發揮主要取決于政府部門的介入，從而敦促上市公司糾正違法違規活動，以使信息披露質量得以提升。權小鋒和吳世農(2012)［7］首次從會計信息披露的角度來探討媒體關注對上市公司的盈余操縱是否存在治理效用，研究結果表明媒體關注能夠顯著抑制上市公司管理層的盈余操縱行為，改善公司信息披露質量。賀建剛和魏明海(2012)［8］認為通過媒體進行報道能夠讓相關的市場參與者有效預估企業運作可能遇到的風險問題，使得信息的透明度有效提升。楊世鑒(2013)［9］同樣研究發現公司新聞報道的次數越多，其業績預告披露越加準確和及時。

(二)股權性質與信息披露質量Rulandetal．(1990)［10］發現，會計信息披露質量同政府持有該上市公司的股權比例呈正比，而同控股股東的持有股權比例則沒有發現顯著的相關性。Eng和Mak(2003)［11］以新加坡158家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發現管理層所持股權越多，信息披露質量越低，而政府持有較高比重的股權有利于改善信息披露質量。在國內，杜興強和溫日光(2007)［12］發現完善的公司治理機制可以有效幫助和改善企業的會計信息披露質量，相較于民營企業，國有企業所披露的會計信息更加準確和及時。伊志宏等(2010)［13］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結論。郁玉環(2012)［14］認為，股權結構作為公司治理結構的基礎，必然會對公司的行為選擇和經營成果產生重大影響，同時影響信息披露的行為選擇。股權性質作為股權結構的重要因素之一，也必然會對企業會計信息的披露質量產生一定的影響。當前已有大量文獻對股權性質和媒體關注同會計信息披露質量的相關性進行過單一層面的專門研究，但卻未有學者將這三者之間的關系納入同一架構進行探討?；诖?，本文在單一分析股權性質、媒體關注對信息披露質量影響的基礎上，試圖探究在不同股權性質的企業中，媒體關注對信息披露質量的治理效用是否有所不同。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股權性質對信息披露質量影響的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理論和信息不對稱理論要求人定期披露會計信息從而減小雙方信息不對稱程度，緩解雙方矛盾，進而減少成本。在兩權分離的環境下，管理層有意愿并且有能力操縱信息披露，尤其是與公司業績息息相關的財務信息。劉鳳委等(2005)［15］認為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經營目標和行為選擇會因上市公司的股權性質不同而產生一定的差異。與民營企業所不同的是，國有企業兼具經濟和政治雙重特征，在承擔經濟責任的同時，還要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而這必然會導致其在信息披露方面產生差異。當上市公司的實際控制人為政府時，由于其不真正享有上市公司的剩余索取權，管理層追求利潤的壓力較小，故其違規披露的動機較小。Ru1andetal(1990)［10］、Eng和Mak(2003)［11］都研究發現政府持股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質量。杜興強和溫日光(2007)［12］的研究表明因國有上市公司擔負著塑造良好的公眾形象，提高公司信譽等社會責任，且具有政府部門的監管，相較于民營企業，其經營和信息披露行為更加規范?；诖?，國有企業往往并不具備操縱會計信息的強烈動機，相反，為了更好地承擔對社會的責任，樹立良好的公眾形象，恪守其政府人的權力和責任，如實履行信息披露義務。而個人或者家族擁有對非國有股權性質企業的絕對控制權，他們是公司的剩余索取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他們的最終目標，具有操縱信息披露的強烈動機，因此信息披露水平較低?；谏鲜龇治?，提出本文的假設1:假設1:與非國有上市公司相比，國有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質量更高。

(二)媒體關注對信息披露質量影響的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網絡的普及和信息化水平的高速發展使媒體逐漸變為信息匯集和傳播的主要載體。根據議程設置理論，媒體報道可以對那些被曝光的公司產生一種所謂的“盯住效應”，即與那些未曾有媒體報道的公司相比，被媒體曝光的公司會受到更多的社會專注和輿論監督。出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固有意識，亦或是為了迎合資本市場的投融資需求，企業管理層通常會萌發出操縱會計信息的意圖從而采取一些違規行為，與媒體關注度較小的公司相比，那些受到較多媒體關注和報道的公司，其違規行為會更大可能的曝光在社會公眾面前，進而受到政府介入調查和法律懲罰的幾率更大。在這種情形下，迫于輿論的壓力和規避行政處罰，以及為避免法律訴訟導致企業聲譽受損，公司管理層會主動進行更為及時和準確的信息披露。同時為了獲取更多積極正面的輿論宣傳，塑造良好的公司形象，媒體報道會激勵上市公司管理層及時、準確的披露會計信息。由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設2:假設2:媒體報道次數越多，公司信息披露質量越高。

(三)不同股權性質下媒體關注對信息披露質量影響的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國內外已有大量文獻證實了媒體關注對于上市公司外部治理的積極效用(DyckandZingales，2004［16］;Miller，2006［17］;Joe，etal，2009［18］;李功培、沈藝峰2010［6］)。然而，受中國市場經濟這一大背景的影響，媒體一方面由于外部經理人市場尚處于發展階段，不夠成熟和完善，運用聲譽機制來進行管理層規范顯得十分困難，另一方面，我國資本市場存在上市公司中國有股權占比過重的情況，這使得公司的運行和管理無法避免政府的干預。正如鄭志剛(2007)［19］所說的那樣，媒體是否有動力驗證其所獲取信息的真實性，以及是否客觀精準報道其所獲取的信息取決于媒體所處的包括對新聞自由保護在內的外部治理環境。為了保證媒體對公司行為監管效用的有效實現，必須警覺媒體市場的過于集中以及某些利益關聯方對媒體的高度控制。Djankov(2001)［20］曾研究多個國家的媒體公司的所有權模式，結果表明基本上所有國家最大的媒體公司都由該國的政府控制。政府介入成為了媒體治理效用能否有效實現的主要因素。本文以上市公司所受媒體報道的次數作為衡量媒體關注強度的指標，由于國有企業更多受到政府介入的影響，從而削弱和制約了媒體關注對國有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治理作用的發揮。由此，提出本文的假設3:假設3:相較于國有上市公司，媒體關注對民營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質量的治理效用更加顯著。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2006—2014年我國深市主板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剔除金融、保險行業類上市公司、同時發行B股或H股的上市公司、ST、*ST公司、當年IPO公司、數據缺失的上市公司。此外，為削弱異常值的干擾，我們對連續變量1%以下和99%以上的分位數采取Winsorize處理，最終得到3275個有效觀測值。本文有關信息披露質量的指標來源于深交所網站中所披露的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質量的考評結果，媒體關注數據取自CNKI中的《中國重要報紙全文數據庫》，財務數據以及公司治理數據主要從CSMAR數據庫中獲得。

(二)模型設計與變量定義

1．模型設計為了考察股權性質與信息披露質量之間的關系，我們構建如下模型(1):Quality=β0+β1State+β2First+β3Board+β4Indep+β5Dual+β6Audit+β7Size+β8Roe+β9Lev+β10Growth+β11Year+β12Industry+ε(1)為了探究媒體關注對信息披露質量的影響，我們構建如下模型(2):Quality=β0+β1Media+β2First+β3Board+β4Indep+β5Dual+β6Audit+β7Size+β8Roe+β9Lev+β10Growth+β11Year+β12Industry+ε(2)

2．變量定義(1)會計信息披露質量(Quality)關于對信息披露質量的度量，依據《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考核辦法》，該辦法基于真實性、準確性、完整性、及時性、合法合規性和公平性等維度，同時考核上司公司被處罰及與深交所的配合情況，將信息披露質量從高到低劃分為A、B、C、D四個等級。本文選用深交所網站上每年公布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考評結果為衡量指標，采用伊志宏等(2010)［13］等學者的做法對信息考評結果進行二級分類，即當公司評級為A級或B級時，信息披露質量取值為1，當評級為C級或D級時，信息披露質量取值為0。(2)媒體關注(Media)當前已有相關文獻大多選用上市公司被媒體報道的新聞數量作為衡量媒體關注強度的替代變量(FangandPeress，2009［3］;李培功和沈藝峰，2010［6］)。本文借鑒李培功和沈藝峰(2010)［6］、朱松［21］等(2012)的研究方法，選取樣本公司在《中國證券報》、《上海證券報》、《證券日報》、《證券時報》、《第一財經日報》、《經濟觀察報》、《21世紀經濟報道》及《中國經營報》這八份國內最具權威和專業性的證券金融類日報上被報道的新聞條數為基準，沿用Chen等(2009)的研究思路，以“1+新聞條數”的自然對數來對上市公司所受媒體關注的強度進行量化。(3)股權性質(State)依據CSMAR數據庫中對上市公司實際控制人的劃分，當上市公司為國有性質時，股權性質取值為1，否則為0。(4)控制變量借鑒Eng和Mak(2003)［11］、杜興強和溫日光(2007)［12］、伊志宏等(2010)［13］等前人的研究，公司治理作為影響信息披露質量的最主要因素，本文選取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董事會規模、獨立董事比例、董事長與總經理是否兩職合一及審計意見類型作為控制變量;同時，對公司規模、公司經營業績、資產負債率及公司成長性等公司特征變量進行控制。

四、實證檢驗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從表2中我們可以發現，Quality均值為0．7441，總體信息披露質量較好。媒體關注的平均值為1.0754，也就是說平均每家上市公司約有1．9312(e1．0754－1)篇新聞報道，其中受到媒體報道最多的公司在2006—2014年間共有64(e4．1744－1)篇報道，當然也存在在研究年限中沒有被媒體報道過的公司。股權性質(state)均值為0．5392，樣本中國有上市公司與民營上市公司的數量總體上相差較小?？刂谱兞糠矫?，第一大股東控股比例(First)平均值高達34，42%，自股權分置改革以來我國上市公司中一股獨大現象并未有所改觀，股權集中程度仍然較高。獨立董事比重(Indep)最小值為0．1111，平均值為0．3672，說明我國上市公司獨立董事比例基本上達到公司法規定的最低要求，但不乏個別公司存在數量不符規定的情形。上市公司董事長與總經理兩職合一(Dual)的平均值為0．1591，表明董事長與總經理兩職合一僅出現在少數企業中。在審計意見(Audit)方面，超過93%的上市公司年報經注冊會計師審計后被出具了標準無保留意見，財務報表總體上可信賴程度較高。

(二)相關性分析為避免多重共線性對研究結果產生干擾，本文對各主要變量進行了Pearson相關性檢驗，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可以發現所有變量相關系數的絕對值均小于0．5，說明各主要變量之間不存在比較嚴重的共線性問題。

(三)多元回歸分析

1、股權性質對信息披露質量的影響為檢驗股權性質對信息披露質量的影響，我們對模型1進行Logistic回歸，實證結果如表4所示。從表4中能夠發現，State回歸系數B為0．545，Sig值為0．000，股權性質與信息披露質量在1%顯著性水平上正相關，即與民營上市公司相比，國有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質量更高，假設1得到了驗證，這與杜興強和溫日光(2007)［12］的研究結論一致。此外，在控制變量中，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First與信息披露質量Quality在1%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說明大股東所持股權越多，企業的信息披露質量越高;董事會規模Board與信息披露質量Quality在5%顯著性水平上正相關，說明上市公司董事會人數越多，信息披露質量越高;審計報告意見類型Audi同信息披露質量Quality在1%的相關性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表明經注冊會計師出具的審計報告類型在很大程度上能夠體現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質量水平;公司規模Size也與Quality在1%水平上顯著正相關，這可能與大公司的管理更加規范有關。此外，董事長與總經理兩職合一Dual同信息披露質量Quality在5%顯著性水平上負相關，說明存在兩職合一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質量較低。

2．媒體關注對信息披露質量的影響為驗證媒體關注是否會對信息披露質量產生治理效用，我們對模型2進行Logistic回歸。由表5的回歸結果可知，媒體關注與信息披露質量的回歸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表明媒體關注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質量。本文的假設2得到了驗證。在控制變量方面，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First與董事會規模Board分別同信息披露質量Quality在1%、5%的相關性水平上正相關，即增加大股東持股比例、擴大董事會規模有利于提高信息披露質量;審計意見類型Audit與Quality在1%水平上顯著正相關，再次證明了審計意見類型確能有效體現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質量的高低;此外，同樣發現上市公司規模Size與信息披露質量Quality正相關，董事長與總經理兩職合一Dual與信息披露質量Quality負相關。

3．不同股權性質下媒體關注對信息披露質量的影響為考察媒體關注在不同股權性質的上市公司中對信息披露質量的治理效用是否存在差異，我們先將樣本數據劃分為國有上市公司和非國有上市公司兩組，然后再將兩組數據分別帶入模型2中進行Logistic回歸，以此來檢驗在不同股權性質的上市公司中，媒體關注對信息披露質量治理效用的差異程度。為了更直觀地看出媒體關注對兩類性質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產生的影響，本文在表6中列示出了兩組樣本的對比結果以及全樣本的回歸結果，從表6中我們可以發現無論是國有上市公司還是非國有上市公司，媒體關注Media與信息披露質量Quality都在1%水平上顯著正相關，但是，非國有上市公司媒體關注的回歸系數為2．916，而國有上市公司與媒體關注的回歸系數為2．308，顯著低于非國有上市公司水平。并且通過對比觀測OR值Exp(B)我們可以發現媒體關注對于改善非國有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質量的作用要顯著強于國有上市公司，假設3得以驗證。究其原因可能是同非國有性質的上市公司相比，媒體在對國有上市公司相關信息進行搜集和報道的過程中更容易遭受到政府干涉的影響，從而制約了媒體關注對國有上市公司外部監督功能的有效發揮。為保證研究結論的穩健性，我們將深圳證券交易所公布的信息披露考評結果的A、B、C、D四個等級依次賦值4、3、2、1，再帶入有序回歸模型中做進一步研究。表7列示了有序變量回歸結果，從中我們可以發現，盡管有些變量的回歸系數及其顯著性水平與二元Logistic回歸結果存在些許差異，但主要結論同前文一致，即由有序回歸結果同樣顯示:(1)國有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質量顯著高于非國有上市公司;(2)媒體關注有助于改善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質量。表明本文的研究結論是可靠的。

五、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研究結果表明，無論是作為內部公司治理因素中的股權性質，還是扮演著法律外公司治理角色之一的媒體關注，二者都與會計信息披露質量顯著正相關。此外，媒體治理作用能否有效發揮取決于外部環境的好壞程度，而政府對媒體的干涉限制了媒體的自由性，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媒體關注對國有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監督作用，媒體關注對于非國有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治理效用要強于國有上市公司。針對以上分析，我們認為，綜合完善公司內外部治理機制、增強信息披露監管;建立健全法律體系，充分保障媒體報道權利;減少政府干預，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等措施可以有效達到提升會計信息披露質量的目的。

參考文獻：

［1］HawJB，HuLS，WangandWWu．UltimateOwnership，IncomeManagement，andLegalandExtra-LegalInstitutions［J］．JournalofAccountingResearch，2004，42(2):423-462．

［2］MillerGS．Thepressasawatchdogforaccountingfraud［J］．JournalofAccountingResearch，2006，44(5):1001-1033．

［3］FangL，PeressJ．MediaCoverageandtheCross－sectionofStockReturns［J］．JournalofFinance，2009，59(5):2023-2052．

［4］BusheeBJ，CoreJE，GuayW．TheRoleoftheBusinesspressasanInformationIntermediary［J］．JounnalofAc-countingResearch，2010，48(l):1-19．

［5］EngelbergJE，ParsonsCA．TheCausalImpactofMediainFinancialMarkets［J］．JournalofFinance，2011，66:(1)67-97．

［6］李培功，沈藝峰．媒體的公司治理作用:中國的經驗證據［J］．經濟研究，2010(04):14-27．

［7］權小鋒，吳世農．媒體關注、盈余操縱與應計誤定價———基于我國股市媒體關注的治理效應及其治理機制探討［C］．第九屆實證會計國際研討會論文，2010．

［8］賀建剛，魏明海．控制權、媒介功用與市場治理效應:基于財務報告重述的實證研究［J］．會計研究，2012(04):36-43．

［9］楊世鑒．媒體報道與分析師跟蹤能夠提高信息披露質量嗎?基于我國上市公司業績預告的分析［J］．中國注冊會計師，2013(07):72-77．

［10］RulandWS．TungandN．E．George．FactorsAssociatedwiththeDiselosureofManagemersForecasts［J］．TheAc-countingReview，1990，65(3):710-721．

［11］EngY，MakT．CorporateGovernanceandVoluntaryDis-closture［J］．JournalofAccountingandPublicPolicy，2003，22(4):325-345．

［12］杜興強，溫日光．公司治理與會計信息質量:一項經驗研究［J］．財經研究，2007(01):122-133．

［13］伊志宏，姜付秀，秦義虎．產品市場競爭、公司治理與信息披露質量［J］．管理世界，2010(01):133-141．

［14］郁玉環．基于公司治理視角的信息披露影響因素分析［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2(08):64-78．

［15］劉鳳委，汪輝，孫錚．股權性質與公司業績———基于盈余管理基礎上的經驗分析［J］．財經研究，2005(06):96-106．

［16］DyckA，ZingalesL．PrivateBenefitsofControl:AnInter-nationalComparison［J］．TheJournalofFinance，2004(02):537-600．

［17］MillerGS．Thepressasawatchdogforaccountingfraud［J］．JournalofAccountingResearch，2006，44(5):1001-1033．

［18］JoeJ．R，H．LouisandD．Robinson．Managers’andInves-tors’ResponsestoMediaExposureofBoardIneffectiveness［J］．JournalofFinancialandQuantitativeAnalysis，2009，(44):579-605．

［19］鄭志剛．法律外制度的公司治理角色———一個文獻綜述［J］．管理世界，2007(09):136-159．

［20］DjankovS，CaraleeM，TatianaN，AndreiS．WhoOwnstheMedia?［J］．NBERWorkingPaper，2001(24):154-165．

［21］朱松，徐浩峰，姚立杰．媒體關注、穩健會計政策與市場反應［J］．中國會計與財務研究．2012(14):56-85．

作者：王素玲1，靳斐1，徐志瑤1，高天惠2 單位：1．安徽大學商學院;2．安徽財經大學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