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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國市場經濟以及金融體系還不夠發達,相對于其他融資方式而言,銀行債務融資對于企業來說依然十分重要。而企業的財務會計信息在銀企之間的業務往來中是不可或缺的。本文討論會計信息透明度對公司債務融資的影響,同時將貨幣政策因素融入其中。本文以2004至2014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采用面板數據并經過多元回歸分析研究發現:貨幣政策緊縮時期,會計信息透明度較差的公司獲得的借款數量較少;現金持有水平較高的公司會計信息透明度較低,并且在貨幣政策緊縮時期依然如此,但在這一時期公司會計信息透明度的平均水平會提高;非國有企業在貨幣政策緊縮時期可能存在盈余管理行為,以爭奪信貸資源。
關鍵詞:貨幣政策會計信息透明度債務融資現金持有水平
引言
貨幣政策是各國政府對宏觀經濟進行干預和調節的重要手段之一。貨幣政策的變化在宏觀層面會影響經濟增長率,在微觀層面會影響微觀經濟主體的經營發展以及企業、股東和債權人的決策行為。就我國目前的金融體系發展而言,銀行仍然占據主導地位,銀行貸款是企業最重要的外部融資來源(陳棟等,2012)。銀行作為貸款方為了資金的安全性要求獲得盡可能充分真實的信息,而企業作為借款人存在隱瞞對自己不利信息的動機。因此,本文從企業會計信息透明度的視角對這一問題進行剖析,研究的主要問題是在不同的貨幣政策環境中,上市公司的會計信息透明度對銀行債務融資的影響。貨幣政策由寬松變為緊縮會增加宏觀經濟的不確定性。在這樣的外部環境中,以下兩種情況可能同時或單獨出現:一是以銀行為代表的貸款者可貸資金數量減少,同時企業信貸需求增加。這將導致信貸供給和信貸需求的錯配;二是貸款方可能要求更高的貸款利率,而企業作為信貸需求方則希望借款利率盡可能低。考慮到上述問題,企業有動機提高會計信息透明度,以降低信息不對稱程度,而且債權人也會提高對會計信息透明度的要求。本文研究發現,貨幣政策緊縮時期會計信息透明度較差的公司獲得的借款數量較少,同時,非國有企業在貨幣政策緊縮時期可能存在盈余管理行為。因此本文的理論意義在于:第一,豐富了貨幣政策對公司債務融資影響的研究;第二,目前,學者們主要關注了股票市場中會計信息透明度的問題,本文從銀行信貸的角度研究這一問題,為此類研究增加了新的視角;第三,有利于完善我國上市公司會計信息透明度問題的研究,完善會計信息披露理論方面的發展。同時,本文具有如下實踐意義:首先,研究不同的貨幣政策環境中企業會計信息透明度與銀行債務融資的關系,有助于了解貨幣政策對微觀經濟主體的作用機制;其次,本文的研究對我國貨幣政策調控有一定的啟示性作用;最后,本文對公司債務融資中會計信息透明度問題的研究,對發揮債務融資治理效應,保護債權人以及公司投資者的利益有著積極作用。
一、文獻回顧
關于信息不對稱與公司融資成本的研究,國外學者Lang&Lundholm(1997)以權益再融資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檢驗了信息披露質量活動及其對股票價格的影響,發現在股票發行之前,公司信息披露得越多越容易引起股票價格上漲;信息披露的改善往往暗示公司以較低的成本發行債券。Sengupta(1998)研究了信息披露質量與債務成本的關系,用財務分析師聯盟(FAF)對公司信息披露的評分衡量信息披露質量,用債務到期收益率和總利息成本衡量債務成本,研究發現在控制了相關變量后,信息披露質量與債務成本呈顯著的負相關關系。Bharath,Sunder&Sunder(2004)調查商業銀行時發現,銀行針對過多地報告異常應計利潤的公司收取更高的貸款利率,貸款期限更短,抵押物更多。Francisetal.(2005)從信息觀的角度考察了盈余質量和資本成本之間的關系,發現盈余質量較低的上市公司債務融資成本較高。Jennifer,Francis,Nanda&Olsson(2007)研究了自愿信息披露、盈余質量和資本成本,發現更多的信息披露與更低的資本成本相聯系,但是一旦控制盈余質量后,信息披露對資本成本的作用會大幅減少,甚至完全消失。Zhang(2008),Ahmedetal.(2002)研究發現,會計穩健性高的企業能享受更低的借款成本。國內學者胡奕明等(2005)從審計的角度以上市公司披露的銀行貸款數據分析了銀行貸款政策與企業財務狀況之間的關系,發現兩者存在一定聯系。孫錚等(2006)研究發現,會計信息與銀行貸款的可能性顯著相關。廖秀梅(2007)實證研究發現,會計信息降低了信貸決策信息的不對稱程度,提高了做出正確信貸決策的機會比率。張純和呂偉(2007)發現,增強信息透明度能降低企業融資約束。葉志鋒等(2008)以1998-2006年中國上市公司為樣本,研究發現上市公司基于銀行借款融資動機而進行了避免虧損的盈余管理。饒品貴和姜國華(2011)發現,貨幣政策緊縮階段企業會計穩健性的提高能使企業獲得更多的銀行信貸。雷光勇等(2015)發現,因官員更替而提高會計穩健性能使企業更容易獲得或獲得更多銀行信貸。綜上所述,現有文獻在這方面的研究分析了信息披露質量或信息透明度對公司融資的影響,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現有文獻多以信息披露質量作為替代變量,而在我國以銀行為主導的金融體系中,會計信息作為銀企之間重要的締結因素,從這一角度出發的研究卻乏善可陳;二是現有文獻的研究大多單純研究二者之間的關系,雖然有文獻考慮到了公司的產權性質因素,但仍不夠全面。例如,忽略貨幣政策這一重要因素可能導致結論出現偏差。針對以上不足,本文對這一領域研究的貢獻主要在于研究設計和研究結論方面:首先,研究信貸市場中銀企關系時以會計信息透明度作為解釋變量,與實際情況比較相符,同時能夠驗證會計信息的有用性;在研究設計方面,本文新加入了貨幣政策變量以及貨幣政策和會計信息透明度的交互項,依據公司產權性質以及借款期限細分樣本,細化了這一問題的研究;在結論方面,本文發現會計信息透明度平均水平較低的公司,會獲取較多的借款,同時借款利率相對較高,可能由于經“粉飾”的會計信息能夠吸引債權人的注意,但同時這一行為也可能被有效甄別而被要求相對較高的借款利率,豐富了這一研究的結論。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從貨幣政策的傳導渠道角度來看主要有利率傳導機制和信貸傳導機制。就利率傳導機制而言,緊縮的貨幣政策會提高企業的融資成本。Zhang(2008)和Ahmedetal.(2002)研究發現,會計穩健性高(即會計信息透明度高)的企業能享受更低的借款成本,會計穩健性能有效地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就信貸傳導機制而言,在貨幣政策緊縮時期,由于存在信貸配給現象(Stiglitz&Weiss,1981),銀行選擇企業的空間更大,而在這種選擇過程中,企業會計穩健性將是最為重要的標準。除上述作用機制以外,本文認為仍存在以下影響機制:緊縮的貨幣政策有“數量”和“價格”兩個層面。在數量層面,緊縮的貨幣政策會減少貸款數量使資金的供求關系變得緊張,為了爭取到貸款而有較為強烈的動機去“美化”其會計報表,這些盈余管理的手段會造成會計信息透明度的下降;在價格層面,緊縮的貨幣政策會使借款利率上升,一方面,貸款人會相對更為謹慎地考察借款人的資信情況;另一方面,借款人為了證明自己的還款能力會有動機去“美化”會計報表以獲得貸款人的信任。銀行作為貸款人會非常重視資金的安全性,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銀企間信息不對稱程度越高,則企業不僅獲得銀行借款的可能性較低或獲得的銀行借款較少,借款利率也較高。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假設1:相對于會計信息透明度較低的企業,會計信息透明度較高的企業在貨幣政策趨緊時的借款利率較低,借款數量較多。企業為了使得資金“充裕”,滿足未來需要,會持有一定數量的現金。在貨幣政策緊縮階段,現金持有量大的企業短期內融資壓力相對較小,那么如果企業這時候的融資需求較低,其會計信息透明度就可能較低;相反,如果企業持有的現金不足,對外部融資的需求就較為強烈,因而有動機提高會計信息透明度以滿足融資需求。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假設2:貨幣政策緊縮階段持有現金量更大的企業會計信息透明度相對較低。由于我國的特殊國情,國有上市公司通常具有“隱性擔保”,同時也會受到政策上的優待,使得其獲得的貸款數量相對較多,貸款利率相對較低。江偉和李斌(2006)考察了我國國有銀行在對不同性質的公司發放長期貸款時是否存在著差別貸款。研究發現,相對民營上市公司,國有上市公司能獲得更多的長期債務融資。陸正飛等(2009)發現,貨幣政策緊縮時,民營企業將受到“信貸歧視”。饒品貴和姜國華(2010)研究發現,非國有企業在貨幣政策緊縮階段受到的沖擊更大。在貨幣政策緊縮階段,一方面,國有企業相對而言獲得貸款較為容易,此時非國有企業為了融資會有提高會計信息透明度的動機;另一方面,銀根緊縮加劇了未來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主體的不確定性,銀行作為貸款方會要求企業具有更高的會計信息透明度以保證資金安全。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假設3:貨幣政策緊縮階段非國有企業的會計信息透明度會提高。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取本文以2004-2014年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剔除金融類上市公司、ST公司以及存在數據缺失的樣本公司后,共2484家樣本公司,對于異常值本文采用Winsorize處理(剔除所有小于1%分位數和大于99%分位數的數值)。本文使用的數據來源于Wind數據庫、CSMAR數據庫以及中國人民銀行網站。
(二)變量選取1.貨幣政策本文依據每年央行對于存款類金融機構準備金率、金融機構的再貸款利率和再貼現率以及金融機構存貸款基準利率的調整情況定義貨幣政策緊縮與否。例如,2004年先后上調了存款金融機構準備金率、央行對金融機構的再貸款利率、再貼現率以及金融機構存貸款基準利率。據此將2004、2006、2007、2010、2011年定義為貨幣政策緊縮時期。選擇虛擬變量MPt為貨幣政策的變量,處于緊縮性貨幣政策時取1,否則取0。2.會計信息透明度本文借鑒代彬等(2011)的方法。該方法源自Bhattacharya(2003)。如果公司的會計盈余被人為地平滑處理,那么會計信息就不能真實刻畫公司在經營狀況方面的變化,減弱了所披露盈余的信息性,加劇了會計信息的不透明程度。借鑒這一思想,本文采用收益激進度和收益平滑度聯合構造的綜合指數作為會計信息透明度的變量。會計信息透明度變量的具體構造過程如下:(1)收益激進度(EA)。盈余管理的手段很多,這里主要討論利用收入和費用的確認這一手段調節會計報表所反映的信息。這種手段主要變現為收入和費用的提前或遞延確認,達到在一定的會計期間內調節利潤的目的。收入部分本文使用應計利潤代替,費用部分用應交所得稅代替。借鑒Bhattacharyaetal.(2003)的做法,計算公式為:ACCit=ΔCAit-ΔCLit-ΔCASHit+ΔSTDit-DEPit+ΔTPit(1)EAit=ACCit/TAit(2)其中,i為第i家上市公司,ACCit為t年的應計項目,ΔCAit為t年流動資產增加額,ΔCLit為t年流動負債增加額,ΔCASHit為t年貨幣資金增加額,ΔSTDit為t年一年內到期長期負債增加額,DEPit為t年折舊和攤銷費用,ΔTPit為t年應交所得稅增加額,TAit為t年期初總資產。式(I)等號右側前五項的計算結果是應計利潤,代表收入部分;最后一項是應交所得稅增加額,代表費用部分。EA值越大說明公司的收益激進度越大,即通過會計手段使得其會計報表反映的信息更符合公司利益的操作空間越大,會計信息的透明度越低。(2)收益平滑度(ES)。借鑒Bhattacharyaetal.(2003)的做法,計算公式為:ESit=|Correl(ΔACCit,ΔCFit-2)|(3)其中,Correl(?)為相關系數,ΔACCit為t年應計項目增加額/期初總資產,ΔCFit為t年經營性現金流量增加額/期初總資產。本文以(t-2,t)期間內ΔACC與ΔCF相關系數的絕對值作為收益平滑度的替代變量。因為經營性現金流=凈利潤+折舊+遞延稅款+應收賬款+存貨+應付賬款+應計項目+其他項目,如果應計項目與經營性現金流的相關性越強,說明公司通過合法會計手段操控應計項目以改變現金流的操作余地越大,會計信息透明度越低。(3)總信息透明度(tran)。盡管上述兩個指標可以直觀地從某一角度判斷會計信息透明度,然而將兩者結合起來考慮更具綜合性。基于此,將EA和ES分別賦予50%的權重來計算會計信息透明度綜合指數,計算公式如下:tranit=(EAit+ESit)/2(4)其中,tran為第i家上市公司第t年的信息透明度,數值越大表明公司會計信息的透明度越低。3.現金持有量(cash)。包括貨幣資金和短期投資(為了消除異方差性做對數處理)。4.借款利率(fir)。等于企業當期的利息支出/前一期借款余額。5.銀行借款融資率(bdr)。等于年末(短期銀行借款+1年內到期的長期借款+長期銀行借款)/年度總營業收入。6.控制變量總資產代表公司規模(ta,為了消除異方差性做對數處理),有形資產比率增長率代表抵押能力(tang),資產收益率代表盈利能力(roa),資產負債率代表財務杠桿(lev),營業收入增長率(growth)代表公司成長能力。各變量名稱及定義如表1所示。
(三)回歸方程考慮到2007年我國實行新會計準則對記賬規則以及會計信息的影響,將2007年作為解釋變量加入到各回歸方程中;另外,饒品貴和姜國華(2011)研究發現,2006年上市公司的會計穩健性較為異常,為消剔除這一影響本文將2006年也作為解釋變量加入到各回歸方程中。檢驗假設1的方程如下:bdrit=α0+α1tranit+α2tranit-1+α3mpt+α4mpt-1+α5mpttranit+α6mpt-1tranit-1+controlsit-1(5)firit=β0+β1tranit+β2tranit-1+β3mpt+β4mpt-1+β5mpttranit+β6mpt-1tranit-1+controlsit-1(6)考慮到借款的時滯問題,解釋變量除了貨幣政策和會計信息透明度變量的當期值,還增加了二者及其交互項的滯后期。例如,公司前一年借款時應當受當年貨幣政策緊縮與否和當年該公司會計信息透明度的影響,借款余額則在下一期體現出來。實證研究之前,本文預期貨幣政策緊縮會導致借款數量減少,借款利率增加;會計信息透明度低的企業平均借款數量較少,平均借款利率較高;貨幣政策緊縮階段會計信息透明度低的企業獲得的借款數量較少,借款利率較高。檢驗假設2的方程如下:tranit=γ0+γ1cashit+γ2mpt+γ3mptcashit+controlsit-1(7)實證研究之前,本文預期現金持有量大的企業平均會計信息透明度較低,并且貨幣政策緊縮時現金持有量大的企業會計信息透明度較低。檢驗假設3的方程如下:tranit=ω0+ω1mpt+ω2mptpoeit+controlsit-1(8)實證研究之前,本文預期貨幣政策緊縮階段公司平均會計信息透明度會提高,并且貨幣政策緊縮時非國有企業的會計信息透明度較高。
(四)描述性統計表2是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特征。可以看出,bdr的均值為0.47,說明公司銀行債務融資占營業收入的比重較高,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別為5.11和0.00,說明有些公司負債水平非常低,有些公司則很可能資不抵債;fir的均值為0.08,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別為0.00和0.75,說明有些公司借款成本很低,有些公司借款成本則非常高。poe的均值為0.57,說明研究樣本中有約57%為國有上市公司;mp均值為0.45,說明樣本的時間跨度近一半為貨幣政策緊縮時期。表3報告了變量間的相關系數。bdr與tran呈負相關,但與mp呈正相關,說明會計信息透明度較差的公司借款數量較少,但貨幣政策緊縮時期公司的借款數量有所增加(此時信貸市場資金為了避險流向了上市公司,下文有進一步驗證);bdr與poe呈負相關,說明非國有上市公司相對來說獲得的借款數量較少;fir與tran呈正相關,說明會計信息透明度較差的公司獲取的借款利率較高;tran與cash呈正相關,說明現金持有量較大的公司其會計信息透明度較低;從上述變量的相關系數角度來看,變量間的關系基本與本文預期相符,同時相關系數的絕對值大小也是可接受的,而且下文的各回歸方程以VIF進行了多重共線性檢驗,結果也顯示VIF值不超過5,表明多重共線性問題并不嚴重影響本文的研究結論。
四、實證分析
表4是貨幣政策和上市公司會計信息透明度對上市公司借款數量及借款利率的回歸結果。在模型(1)中,會計信息透明度變量的滯后期值和當期值均明顯為正值,說明公司的會計信息透明度越低,獲得的借款數量越多,可能原因是企業在獲取貸款之前對自己的會計報表進行了粉飾以增加獲取貸款的可能性,這會導致公司的會計信息透明度下降但獲取的貸款數量卻增加。貨幣政策變量的滯后值與當期值均顯著為正,說明貨幣政策緊縮之后第二年公司借款余額增加,并且如果當年貨幣政策緊縮也會使當年的公司借款余額增加。可能的原因是,這里的被解釋變量bdr是用借款余額除以總營業收入,一方面,(分子方面)本文所使用的樣本公司均為上市公司,相對于非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經營能力通常較強、成長性較好、公司規模較大,同時受到市場各方的監督,因此在貨幣政策緊縮時期,銀行更愿意借款給上市公司以保證資金的安全性;另一方面(分母方面)貨幣政策緊縮可能使公司的營業收入減少,從而表現為正相關。貨幣政策與會計信息透明度的交互項滯后值與當期值均顯著為負,說明貨幣政策緊縮時期,會計信息透明度較低的企業獲得貸款數量更少。在模型(2)中由于被解釋變量借款利率fir是用利息支出與借款余額的比值來衡量,因此同樣需要考慮分子、分母兩個方面。就回歸結果來看,其中一些解釋變量的符號看似有違常理,但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實際情況。這里的解釋本文結合模型(1)一并做出:會計信息透明度變量的滯后值與當期值顯著,但符號卻分別為正和負,對此解釋如下:理論上來說對于會計信息透明度差的公司,如果債權人能有效甄別,即使決定借款給此類債務人也會要求相對較高的借款利率,結合模型(1)來看公司為獲得借款可能存在粉飾會計報表的行為,當期的會計信息透明度較差使公司的當期借款余額增加,但在模型(2)中使公司的當期借款利率也增加,因此印證了前述猜想。
同理,滯后一期的會計信息透明度較差也會使同期的借款數量和借款利率增加,由于借款利率存在剛性,那么這種相對較多的利息支出將持續多期。同時,由于獲得借款與支付利息存在時滯,這使得本來應該表現為相對高的借款利率反而由于當期借款數量增加使fir變量減少。貨幣政策變量不顯著,可能原因是借款利率存在剛性,不受貨幣政策變化影響,或由于上市公司的資信狀況較好,借款成本受貨幣政策影響很小。貨幣政策與會計信息透明度交互項的滯后值與當期值顯著,但符號卻分別為正和負,對此解釋如下:結合模型(1)來看,雖然貨幣政策與會計信息透明度的交互項均與借款數量負相關,理論上公司在貨幣政策緊縮時期同時自身會計信息透明度較差的情況下,獲得的借款利率應該更高,但是在模型(1)中會計信息透明度較差和貨幣政策緊縮兩種情況會使當期借款數量bdr增加。這會使得fir減少(即分母借款數量增加使得fir減少)。因此兩個方向的作用就存在一定程度的博弈。這里,交互項的當期值與本文預期的符號相反可能是上述兩方面作用博弈的結果。就上述結論而言,基本驗證了本文提出的假設1。表5顯示現金持有水平和公司產權性質對上市公司會計信息透明度的回歸結果。在模型(3)中,現金持有水平變量顯著為正,說明公司的現金持有量越大,會計信息透明度越低;貨幣政策變量顯著為負,說明貨幣政策緊縮時期公司的會計信息透明度會提高;貨幣政策和現金持有水平的交互項顯著為正,說明在貨幣政策緊縮時期現金持有量大的公司會計信息透明度較低,上述結論驗證了本文提出的假設2。在模型(4)中,貨幣政策變量顯著為負,說明在貨幣政策緊縮時期上市公司會計信息透明度的平均水平會提高。產權性質與貨幣政策的交互項顯著為正,說明在貨幣政策緊縮時期非國有上市公司會計信息透明度的平均水平要低于國有上市公司。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與國有上市公司相比,非國有上市公司的管理層有更大的自利動機,因而進行了更大程度的盈余管理使得會計信息透明度較低;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與國有上市公司相比,非國有上市公司更加重視利潤這一會計指標,表現為管理者希望通過證明自己的管理才能,同時盡可能向市場傳遞正面信息提高股價,因而對會計信息進行了相對較多的粉飾;此外,已有許多研究表明,非國有企業在信貸市場中會受到一定程度的信貸歧視,因此非國有企業具有為爭奪貸款資源而粉飾會計報表的動機,表現為會計信息透明度較差。
五、進一步的分析
由于我國的特殊國情,相對于非國有上市公司而言,國有上市公司可能獲得的借款數量更多、借款成本更低或二者同時存在。江偉和李斌(2006)的研究結果表明,相對民營上市公司,國有上市公司能獲得更多的長期債務融資。因此,國有上市公司的債務融資對會計信息透明度反應的敏感度會降低,同時非國有上市公司在信貸市場中作為競爭者之一,其債務融資應當對會計信息透明度是敏感的。那么,前文結論的準確性就是值得懷疑的。為解決這一問題,本文進一步考察在不同產權性質的上市公司樣本中,貨幣政策和會計信息透明度對公司債務融資的影響。 本文將樣本分為非國有上市公司和國有上市公司,使用方程(1)和方程(2)進行回歸,回歸結果見表6。限于篇幅原因此處只做簡要說明。表6的結果總體而言與前文結論相呼應,即債務人通過盈余管理使得會計信息透明度下降,從而“美化”會計報表,這一做法雖然有助于獲得借款,但債權人同時也會考慮公司經營風險和甄別會計信息的真實性從而要求了相對較高的利率。同時,在貨幣政策緊縮時期債權人提高了對債務人會計信息的重視程度,使得會計信息透明度較差的公司獲取的借款數量較少。
六、穩健性檢驗
為檢驗研究結論的可靠性,本文運用樣本公司的數據進行了穩健性檢驗。公司借款人往往出于不同的目的與需要選擇不同期限的貸款,同樣銀行作為貸款人具有合理配置貸款期限的需求,因此貨幣政策和會計信息透明度對公司長短期債務融資的影響也可能不同。為此,本文將前述樣本公司的借款分為長期借款和短期借款,將二者分別作為被解釋變量(為消除異方差問題均做對數處理)進行結論的穩健性檢驗。具體回歸結果如表7所示。結論顯示,公司進行較大程度的盈余管理(會計信息透明度下降)能夠“幫助”其獲得借款,并且說明公司在獲取長期借款時粉飾會計信息掩蓋公司的真實信息在一定程度上蒙蔽了債權人。
七、研究結論
本文以2004年至2014年滬深A股公司的年度數據為樣本,實證檢驗了在貨幣政策緊縮階段會計信息透明度的不同表現及其和公司銀行債務融資的關系,定義2004、2006、2007、2010、2011年為貨幣政策緊縮時期。參考Bhattacharya(2003)的方法對會計信息透明度進行計量。研究發現,會計信息透明度較差的公司獲得的借款數量雖然較多,但借款成本也較高;在貨幣政策緊縮時期,資金為避險流向上市公司導致其借款數量有所增加,但此時會計信息透明度較差的公司借款數量會有所減少。另外,現金持有水平較高的公司會計信息透明度較低,并且在貨幣政策緊縮時期依然如此,但貨幣政策緊縮時期公司會計信息透明度的平均水平會提高。最后,貨幣政策緊縮階段非國有企業的會計信息透明度會降低,可能存在盈余管理行為以爭奪信貸資源。本文的研究發現具有以下政策含義:(1)不論貨幣政策如何,會計信息透明度始終與借款數量和借款成本顯著相關,說明信貸市場中信息因素十分關鍵;另外,在貨幣政策緊縮時期,會計信息透明度較高的公司借款成本較低,說明信息透明度的提高有利于降低宏觀經濟政策對公司的不利影響,公司可以借此改善信貸資源的配置效率。(2)現金持有水平較高的公司會計信息透明度較低,可見會計信息透明度與公司的借款動機密切相關,而公司披露的信息能否真實有效地反映公司的經營狀況仍值得深思,未來如果能夠有更加完善合理的信息披露體系,對于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也是十分有利的。(3)在貨幣政策緊縮時期,非國有上市公司的會計信息透明度的平均水平更低,很可能是我國目前信貸資源的配置還未完全市場化,即信貸資源在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之間的分配不夠效率,非國有企業為獲取貸款則存在粉飾會計報表的行為,表現出較低的會計信息透明度。因此,我國信貸市場的市場化水平以及信貸資金的配置效率均存在進一步提升的空間。提高會計信息透明度(采用穩健的會計政策)確實符合債權人對于資金安全性的要求,但如果這種做法使得報表中反映出的公司償債能力較低,則公司為獲取借款有強烈動機粉飾會計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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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翟光宇 張博超